酒，填滿理性和荒謬之間的空白

　　叔本華是所有好酒之人的知音。這位每天都要喝上兩杯的哲人說，從一個人的酒量能夠看出他的意志力。這話有些半開玩笑，但是也的確頗有道理。因為喝酒本來就是七分酒意，三分借酒撒瘋。不撒瘋的人拒絕酒精的慫恿，意志力當然是很強的，但也顯得有些無趣。

　　叔本華還說過一句話：人生乃是理性與荒謬之間的空白。他自己每天準時到家附近的一個小酒館咪兩口，這是他對付空白的一種方式。他喝得比較節制，很符合一個哲學家的身份。但是這至少也說明了喝酒的確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酒，它是天國的瓊漿，也是撒旦的毒汁，它是為數不多的能夠對抗無趣而有序的世界的方式之一，到了中國古代文人這裡尤其如此。叔本華關於人生空白的論述翻譯成中國文言式的表達就是：風起天末，雪落人間。茫茫身前身後事，拿什麼來填充，又有什麼才能填得了？酒本是實物，指向的卻是虛無縹緲的感性。拿它來填補空白也許正合適。

　　因此，翻開中國的史料典籍和詩詞歌賦，一個「酒」字就使著勁地往目光里鑽。用詩人艾青的話來說，中國是一個慕古文化的國家，「詩酒聯姻，源遠流長」。詩酒撞擊的燦爛火花，一直照耀著中國文化漫長的畫卷。「杯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無論怎樣，人在社會生活中都會直接或間接地與酒搭上關係。

　　詩酒文化甚至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文化體系。從宮廷到民間，酒與詩甚至已經成為人們精神生活的需要。蘇東坡曾經寫：「要當立名字，未用問升斗。應呼釣詩鉤，亦號掃愁帚」。酒既能掃除憂愁，又能勾起詩興，使人產生靈感，這麼好的東西，當然風行於世。那也就很好理解中國歷代的文人墨客們為何都很享受飲酒的快慰了。所謂杯中乾坤，皮裡陽秋。高興時要喝酒，鬱悶時也要喝酒，得意了把酒言歡，失意了借酒澆愁。酒後寫詩著文本是中國的文人傳統，這時候看起來卻倒像是為酒助興了。喝酒有滿杯痛飲和淺斟慢酌的區別，文章詩詞也便有了激昂慷慨和纏綿悱惻之分，同一個人，若是喝酒狀態不同，是很會影響到他隨後寫下的文章的。縱觀中國的詩酒歷史，酒醉詩情，詩美酒醉；詩借酒神采飛揚，酒借詩醇香飄溢。詩與酒，相映生輝。所以，中國的傳統文學，不論感時傷懷還是春風得意，通通是滿篇酒氣。

　　飲酒和姿態

　　古代飲酒誦詩，是非常注重禮儀的。《詩經》說「飲酒孔嘉，維其令儀」，飲酒當然是美好的享受，但是也要注意保持高雅的風度。所謂酒品即人品，也就是說從喝酒時的姿態神色，待人接物中能夠看出一個人的個性。

　　因此，喝酒便不再是單純的牛飲鯨吸，而附加了一種文化的姿態。謹慎規矩的人，惟恐喝酒時露乖出醜，而那些腦後生了反骨的人，偏故意撒酒瘋，以此對抗他們所不滿的世界。

　　竹林七賢，是中國古代最為放曠不羈的文人群體。他們常於竹林下酣歌縱酒，衣衫不整甚至赤身露體。其中最為著名的酒徒是劉伶。劉伶自謂：「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他經常隨身帶著一個酒壺，乘著鹿車，一邊走，一邊飲酒。他的僕人帶著掘挖工具緊隨車後，因為主人說了，什麼時候他喝酒醉死了，可就地埋之。阮咸飲酒更是放浪，每與宗人共飲，他總以大盆盛酒，不用酒具，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豬群來飲酒，不但不趕，阮咸還湊上去和豬一同飲酒。

　　他的叔叔阮籍飲酒同樣狂放不堪，但阮籍最著名的酒事還是以酒避禍，開創了醉酒掩蓋政治意圖的先河。晉文帝司馬昭欲為其子司馬炎向阮籍之女求婚，阮籍既不想與司馬氏結親也不願得罪司馬氏，只得稱醉，一連60多天不和司馬家族見面。這堪稱歷史上為期最長的醉酒了，結果親事沒有答應下來，也沒有惹上禍端，酒也難得地為人逢凶化吉了一回。

　　魏晉文人的酗酒，與其說是道德失范，還不如說是生存哲學和文化姿態。劉伶曾寫下《酒德頌》一首，大意是:自己行無蹤，居無室，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不管是停下來還是行走，隨時都提著酒杯飲酒，惟酒是務，焉知其餘。其他人怎麼說，自己一點都不在意。別人越要評說，自己反而更加要飲酒，喝醉了就睡，酲過來也是恍恍惚惚的，於無聲處，就是一個驚雷打下來，也聽不見，面對泰山視而不見，不知天氣冷熱，也不知世間利慾感情。劉伶的這首詩，充分反映了那個時期文人的心態。社會動蕩不安，孔融既能被曹操所殺，那麼刀口完全有理由架在自己脖子上。如此說來，還是遠離政治是非，莫談國事。喝酒的狂放，已經是這些有抱負的文人最後的個性彰顯了。

　　喝酒，雖說不需要跪的姿態，但是在竹林中撫竹節而歌詠，乘酒興而揮毫的時候，酒對落魄文人們來說，何嘗不是苦澀難以入喉的呢。

　　豪飲和豪文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聖賢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鬥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

　　這首強詞奪理的詩也只有出自李白之手才顯得自然貼切，因為他的酒名和詩名相比毫不遜色。作為一個終生酗酒的狂人，李白真正是豪飲著豪文的代表人物。他曾經有一次進入權力中樞的機會，那就是「醉草答番書」。乘著酒意，手中一枝筆，堪當百萬兵。但就連這政治生涯的頂點也顯得醉醺醺的不夠真實，難怪後來總不得志。

　　李白的酒癮之大在他給妻子的《寄內》詩中寫得明白：「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喝酒也就算了，還每天爛醉如泥。可以假設認為李白的妻子肯定不像後來的文學批評家那麼喜歡他喝酒。

後來，他又在《襄陽行》詩中做了一個乘法：「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在《將進酒》詩中還說：「會須一飲三百杯。」動不動就要喝上三百杯，還讓人家牽出五花馬，取出千金裘，給他換酒。也沒有人考證過那時侯酒杯的大小和酒精含量的高低，但是估計李白的酒量肯定沒有他自己吹噓的那麼厲害。

　　也難怪李白狂放，盛唐時期的詩人，幾乎個個都是詩酒狂客，這個精英薈萃的創作群體，用酒與詩把時代的精神和民族的心態表現得瀟洒狂放，樹立了詩酒的高峰。

　　唐代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庫有餘糧則釀酒業發達，酒已不算是奢侈品。所以詩人又把飲酒聚會、吟詩作賦兩項活動融為一體，文人們常常集體酗酒，集體激發詩歌創作熱情。詩酒最相連，真正做到了詩酒交融，形成了無酒就無詩，有詩必有酒的獨特文化，讚美酒的詩歌更是不計其數。

　　「李白斗酒詩百篇」，這個名句被引用最廣，也最令人讚賞。後世文人既讚賞李白的才氣，也羨慕他總能開懷暢飲，似乎從不用擔心酒錢。但這就是李白，就是謫仙人，不囿於世俗，三百杯之後直通天界。杜甫就要可憐得多了。他寫李白的豪飲和豪文，一半親熱一半眼熱。「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他雖說也寫豪文，卻很少能夠豪飲，只能寫下「酒渴思吞海，詩狂欲上天」這樣的詩句過過乾癮。到了晚年，甚至「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連杯濁酒也喝不起了。

　　所以，後世之人崇敬李杜，但羨慕的卻只是李白。能敞開喝酒，不管塵世紛擾、庶務繁雜而一醉了之，到底還是率性洒脫的。歐陽修道德文章為當時楷模，他卻也是個婦孺皆知的醉翁。他那篇著名的《醉翁亭記》，從頭到尾一直「也」下去，酒氣如虹貫穿全文。天地山水之樂，皆因有酒。無酒不成樂。「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

　　人之樂，其實就是豪飲為媒，豪文為體，仰星漢燦爛，俯纖塵悲欣。一管三寸狼毫在握，一樽般若湯入喉，以大智慧得大歡喜。

　　小酌和小品

　　蘇東坡也是著名的酒徒。「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從他嗜酒如命的神態，可以尋到李白和白居易等人的影子。評論家們說，他的詩，他的詞，他的散文都有濃濃的酒味。正如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大多數傑作一樣，假如抽去酒的成分，其色香味都為之銳減。

　　按理來說，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蘇東坡應該被歸入豪飲豪文的門類之中，但是他酒量不行。他自己就很豁達地表示，他的確是喝一點就醉的。但是他又辯解說，我喝一點而你喝很多，既然效果一樣是醉，那又何必要比較酒量大小呢？

　　更重要的是，中國古代文學中從來不缺少雄奇的文章，與之相比，靈動的小品則是太少了。蘇東坡小酒微醺時候的小品和情態實際上更加迷人，正如《菜根譚》中所謂「花看半開，酒飲微醺」的趣味。在被放逐黃州時期，他常於月色中放舟江上，飲酒作樂。回家晚了，還時常進不了門。這些經歷想必在大學時候半夜翻過圍牆的人都能會心一笑。「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喝酒錯過了門童的作息時間，既然進不了門了，那就索性聽江水滔滔，這是多麼好笑但又多麼優雅的詩篇！閑暇好景，酒意溫軟，心中一片祥和。

　　蘇東坡還寫過一篇絕世的妙文，《承天寺夜遊》。大概是某夜喝了一些酒，本來已經躺下準備入睡，偏偏酒意闌珊，見窗外月色清涼，便披衣出門往承天寺找朋友散步。「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文章總共才兩三百字，但這樣瞬息間動人的快樂，這月色下寧靜閑適的心境，這酒精浸潤下如此協調的感性和理性，曠古少有。

　　今人若設想蘇東坡的樣子，那還是酒後寫小品的蘇東坡更加可愛些吧。喝過酒了，甚至教育孩子也變得弔兒郎當起來，說希望兒子不要聰明要糊塗才能保平安。大概自己聰明絕頂卻並不順心，故此也常需要喝點酒變得糊塗些吧。

　　東晉的陶淵明比蘇東坡早想通了幾百年。他在《責子》詩中寫道，「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教訓孩子的時候和蘇東坡一個論調。陶淵明對酒的喜愛毫不遜色於任何人，他當彭澤令，其時衙門有一點公田。他下令悉數種粳以便釀酒，連吃飯都顧不上了。還是他夫人力爭，才分出一半公田種穀米，為稻糧謀。棄官之後沒有了俸祿，再想喝酒，錢就成了問題。然而回到四壁蕭然的家，最初使他感到欣喜的是「攜幼入室，有酒盈樽」。但以後的日子如何，可就不管了。

　　他的詩中有酒，酒中有詩，這二者對他來說完全是生活的情趣所在。所謂田園詩人，若是沒有了自己釀製的米酒和自己妙手偶得的佳句，也就混同於一般的田野村夫了。所以，他會在詩句中喜滋滋地說，今天又在哪個村子裡喝了些酒，回來時在橋邊摔倒了。索性就不起來，躺一會兒等酒醒些了再繼續往家走，農人見了也並不取笑他。附近的農人大概都知道先生的大名和逸事吧。

　　陶淵明寫《歸去來辭》，是不肯為那釀酒的公田和五斗米的俸祿折腰，酒固然重要，卻也不是什麼酒都喝的。所以說，看似好酒的這些文人，最終卻能「不為酒困」，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酒喝到這個份上，人做到這個份上，真的是瀟洒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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