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女性文學「身體敘事」的價值前提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自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1994年)開始，「身體敘事」成為了當代女性文學的一個寫作熱潮，陳染的《私人生活》(1996年)、衛慧的《上海寶貝》(1999年)、綿綿的《糖》(2000年)等相繼問世，緊接著朱文穎、周潔茹、戴來、魏微、趙波，以及更年輕的春樹、張悅然等也以身體題材相繼出現在文壇上。評論界對女作家「身體敘事」的否定性評價佔大多數，如「濫用身體的權利」、「隱私展覽」、「精神的滑落」、「倒退」、「低俗」、「歧路和墮落」、「妓女文學」、「脫衣舞」、「敗壞文壇風氣」等，這些看法主要是受中國傳統文化中反生命、反身體的非人性觀念和陳舊的二元對立思維導致的落後身體觀念的影響，以及男權社會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形成的「男性閱讀」導致了對女性文學「身體敘事」的曲解與偏見。如果要對女作家的「身體敘事」做一番較恰當的評說，那麼，我們需要樹立正確的文學身體觀，擁有「女性閱讀」視角，了解90年代女性文學「身體敘事」現象出現的種種緣由，在此基礎上，我們有可能弄清楚當代女性文學「身體敘事」存在的某些價值。

　　一文學身體觀

　　歷史車輪駛入消費主義時代，身體成為這個時代的重要主題。身體被現代傳媒手段製作出了明星崇拜、選美比賽、時裝秀等文化潮流；身體還成了這個時代重要的產業，保健、醫學美容、健身等行業構造了巨大的市場；服飾文化對身體暴露的禁忌越來越淡薄，迷你裙、弔帶裙、比基尼等等展示著身體的自由。這是一個身體獲得極大自由的時代。

　　然而身體在中國的文學領域還未取得合法的地位，這從人們對待當代女性文學「身體敘事」的態度就一清二楚。身體關係到文學的本體，因為文學要求表達人性，身體就是文學進行人性表達的基礎，是呈現生命本質的文學主體。如果文學排斥身體，抽空身體，停留在道德文化、社會理想、精神烏托邦的想像中，其實文學也就異化了。

　　中國傳統文化是「身體」缺席的文化，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範式、政治範式的文化對生命、慾望、軀體等人本體範疇持否定態度：中國人將身體與靈魂對立，貶斥身體崇尚靈魂，抽象的靈魂常被賦予道德、倫理、家國利益、政治理想的內涵。在中國傳統文化里，身體從來沒有獲得恰如其分的位置，身體總是被置於低賤的從屬的地位，為國家、民族、家庭犧牲才是身體唯一的用途。中國傳統文化否定身體的觀念造成了傳統文學生命意識不濃，即使涉及到身體與慾望，都是以訓誡為寫作目的。中國人的身體被封建專制文化捆綁、禁錮、懲罰了幾千年。

　　「五四」新文化時期，在西方現代文明的影響下，中國作家開始了對生命的表達，開始了對身體的書寫。在中國文學史上首開身體寫作的應該是郁達夫的《沉淪》。《沉淪》表達了生命的慾望與傳統禁慾道德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導致了生命的病態與扭曲，從而揭露了傳統文化否定身體、生命的非人本質。「人」的意識普遍覺醒的新文化時代也是「女人」意識覺醒的時代，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凌淑華的《酒後》、蕭紅的《小城三月》、《生死場》、梅娘的《魚》、張愛玲的《金鎖記》等，一大批女性作家通過身體探索生命，通過身體挑戰男權的家庭倫理，通過身體揭示女性的悲劇性命運，通過身體遭遇揭示女性異化的根源。女性文學在新文化時期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了。但由於歷史原因，在此後的中國文學中，中國人的身體再次陷入黑暗。歷史進入新時期，中國作家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又開始了對生命的探索。在眾多文學創作的浪潮中，衝擊力最大、審美價值最卓越的是生命思潮，以莫言的《紅高粱》、劉恆的《伏羲伏羲》為代表的生命思潮宣告了當代文學真正擺脫政治的桎梏而復活。《紅高粱》充分肯定人的生命原欲，是一曲讚美人類祖先野性生命強力的頌歌。莫言將身體作為文學之本體，從而創作出了具有人類學、文學、心理學價值的當代經典。

　　我國從古到今的文學事件揭示出一個真相：每當身體、生命作為文學本體時，文學就是人學，就能發展繁榮；每當身體、生命在文學中失去地位，文學就成了抽象道德與政治的讀物。西方文學的繁榮，大師與經典不斷，與身體介入文學密切相關，杜拉斯的《情人》、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等都是身體在場的經典。這些文學事實昭示了身體與文學不可割捨的血肉般的聯繫。

　　二女性閱讀

　　不論男女，中國讀者對男作家的「身體敘事」比對女作家的要寬容，這是因為男權文化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形成的「男性閱讀」視角造成的。「男性閱讀」是以彰顯男性特質、褒揚男性品格、尊崇男性意願而遮蔽女性本真生命、扼殺女性慾望為性別前提，「男性閱讀」中存在著性別歧視以及由性別歧視形成的陳舊的道德立場，所以，用「男性閱讀」視角閱讀女性文本帶來的閱讀效果只有誤讀，以「男性閱讀」視角形成的批評一般是對女性文本的道德批判。從「男性閱讀」的視角來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女性文學的「身體敘事」，無疑是「低俗」、「墮落」等否定性的道德判斷。然而女作家是將「身體」作為女性主義寫作的理論立場，試圖從女性身體中發掘出不同於男性話語的女性話語，以此構建女性自己的文化。顯然，女性作家的「身體敘事」動機和「男性閱讀」視角的嚴重錯位，造成了對女性文學「身體敘事」文本的誤讀。

　　美國學者喬納森·卡勒倡導一種「作為女性的閱讀」的理論立場。在男權文化中，女人們一直沒有作為女人去閱讀。作為女性的閱讀就是要避免男性的閱讀視角，就是女人要以女性的女性經驗和基本慾望去進入女性作家的文本，就是「識別男性閱讀中特殊的防護及歪曲並提供修正」①。女人作為女人去閱讀女性文本，必然導致一種新的閱讀經驗的產生，那就是發現女性本質，重新認識女性自我，對固有的來自男權社會的思想意識提出質疑。隨之而來的是改變女性心靈生活，並作為一個真正的人創造自己的現實生活。

　　男性也可以用「女性的閱讀」的閱讀視角來解讀女性文本，這對於理解女性寫作，尤其是女性文學的「身體敘事」文本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男性要真正理解女性作家的表達，首先要拋棄陳舊的女性觀，拋棄男權文化針對女性的特殊的道德立場，將女性作為「人」平等對待，並以「人」的基本慾望為起點去閱讀女性文本。其次，放棄「男性視角」，以超驗的女性進入文本。放棄「男性視角」就是放棄作為男人對待女性文本的閱讀期待，取消觀賞心理和窺視心理，設身處地地換位思考，讓閱讀成為自然而然的交流。這樣一來，男性讀者將獲得全新的閱讀經驗，就能理解女作家的性描寫意圖不過是繞開男權文化話語，從而找到女性自己的話語；就能見到被男權歷史文化遮蔽了幾千年的女性真面目，引發對生命的敬畏與尊重，思考男權文化的弊端，創造新的人性的文化。

　　「女性閱讀」視角的擁有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讀者的觀念與意識改變的過程。隨著觀念與意識的改變，閱讀女性文本就成為了生命個體之間真正平等、真誠的交流與理解，女性文學，特別是「身體敘事」文本的價值就有可能被發現與肯定。

　　三女性文學「身體敘事」出現的緣由

　　萬物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我們明了了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女性文學「身體敘事」文學現象出現的種種緣由，那麼我們對待女性文學「身體敘事」定能多一點理解與支持。

　　首先，「身體」在哲學界取得了合法的權利和顯著的位置，這是女性文學「身體敘事」出現的哲學基礎。身體是「自我」的物質實體，一般指涉著軀體、肉體、本能、慾望、快感等感性事實，是每個人生命的首要表徵。因為身體的存在，人的自我就有了堅實可感的具體形象，所以，身體是認識自我、認識他人、認識世界的根本前提。隨著文明的進步，人的自然性身體逐漸喪失而成為社會性、文化性身體，現在，身體成了體現社會文化的綜合物，是反映社會的鏡子，所以，身體是私人性的又是社會性的。

　　身體曾經在觀念世界經歷了漫漫長夜。由於二元哲學世界觀形成的狹隘的二元對立思維，致使身體以及人類生命面臨無數的問題與災難。將身體與靈魂對立起來而貶斥身體的觀念從柏拉圖開始到尼采終結。尼采是第一個為身體正名的哲學家，他提出了「要以肉體為準繩」衡量世界的原則，認為身體比陳舊的靈魂更富於新鮮的思想，將身體的位置提高到超越精神的高度。在尼采之後，關於身體的新的思想如雨後春筍。弗洛伊德主義從身體的遭遇發現靈魂的創傷；薩特、海德格爾將身體的存在作為存在主義思想的首要範疇；福柯將身體作為研究來源的譜系學的重要對象；女性主義者將身體作為寫作的立場。總之，「身體與靈魂二元論以及蔑視身體的傳統逐漸式微，身體作為一個不可化約的物質浮現在理論視域。『身體』這個範疇開始與階級、黨派、主體、社會關係或者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這些舉足輕重的術語相提並論，共同組成了某種異於傳統的理論框架。」②從此身體開始充分顯示出自己本身的力與價值。理論界對「身體」範疇的新觀念和超二元論的新思維，影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對世界女性主義文化發展影響頗大。中國當代一些敏感的女性主義作家藉助理論界新觀念新思維，反對傳統的身體觀，反對陳腐的男尊女卑的觀念，開始用身體的遭遇呈現靈魂的疼痛，用身體的舒展表達靈魂的呼喚，用身體的細節展示世界。林白、陳染、海男、衛慧、棉棉以先進的身體觀進行的女性主義文學創作，給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灌注了勃勃生機。

　　其次，西方女性主義思想對中國女作家的影響，這是中國女作家獲得的世界性的思想資源。最早倡導身體寫作(或身體敘事)的是法國女性主義作家學者埃萊娜·西蘇，在她看來，女性的命運史是身體遭受壓抑和剝奪的歷史，當身體被壓抑的同時，呼吸和言論也就被壓抑了。所以，身體寫作是開創一種新的反叛的寫作。她在《美杜莎的笑聲》(1967年)中呼籲道：「寫你自己。必須讓人們聽到你的身體。只有到那時，潛意識的巨大源泉才會噴涌。我們的氣息將布滿全世界，無法估量的價值將改變老一套的規矩……這種行為同時也以婦女奪取講話機會為標誌，因為她是一路打進一直以壓制她為基礎的歷史的。寫作，這就為她自己鍛制了反理念的武器……只有通過寫作，通過出自婦女並且面向婦女的寫作，通過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統治的言論挑戰，婦女才能確立自己的地位。」③「身體寫作」是女性主義寫作崛起的必然選擇，因為男性文化在性的問題上給女性灌輸了種種非女性自身所需要的觀念，女性最先和最多受壓制的也正是和性相關的軀體，所以「身體的就是政治的」，身體寫作是女性主義的出發點。埃萊娜·西蘇認為，書寫曾經被收繳、被壓抑的身體，就是爭取自由的呼吸和言論，通過肉體表達自己的思想。軀體寫作難於抽象的靈魂等寫作，因為身體是有靈魂的身體，身體聯繫著歷史與潛意識場景。西蘇的身體寫作思想在女性主義理論中獨樹一幟。露絲·伊利格瑞在《兩性差異》里認為：女性慾望很可能操著不同於男性慾望的語言。她試圖從女性身體，特別是性方面，尋找到不同於男性文化的女性語言，由此來構建女性主義文化的基礎。法國女性主義對身體寫作的倡導，給中國當代女性主義作家打開了一個新的寫作世界。衛慧的《上海寶貝》、棉棉的《糖》和後來更年輕的一批女作家將「身體敘事」引領到令許多人側目的程度。她們筆下的女主人公的性生活、性感覺得到了自然真實的描寫，她們塑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女性形象。也許「用身體去感知，用身體去發現，用身體去創造」④是中國女性文學唯一的出路，正如林白所說：「在這個時代里我們喪失了家園，肉體就是我們的家園。」「身體敘事」是女性文學在匱乏中的別無選擇的選擇，是女作家勇敢的探險。正因為林白、陳染、衛慧、棉棉的勇敢寫作，「身體敘事」文本中飛揚著女性意識和生命意識，她們用身體陳述了豐富的女性主義思想，使當代女性文學得以長足發展。

　　再次，「身體敘事」的出現是當代女性文學發展規律的表現。新時期之初，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同主流文學一道，在不斷突破禁區中前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人道主義思潮中，女性作家們開始思考女性身份、愛情與婚姻、女性地位與社會價值。如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探討了愛情和婚姻在女性生命中的位置，張潔否定了無愛的婚姻對女性生命的壓抑，肯定了愛對女性生命自主的重要性，愛成了女性生命的精神性體現，這種精神生命的自主性掙脫了男權社會的婚姻制度，是女性意識覺醒的體現。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強調了事業對實現女性生命價值的重要性。張潔、張辛欣的寫作預示了楊沫式的化裝成男人的女性寫作的終結，標誌著當代女性文學的開端。但在這個人道主義剛剛復甦的年代，張潔所肯定的愛和張辛欣所描寫的婚姻還是抽象的、空洞的，身體、性愛被排斥，女性生命未能得到完整的表現。80年代中晚期，在文壇的生命思潮的涌動中，女性文學開始觸及千年禁忌———女性慾望與性，震撼了文壇，如王安憶的「三戀」和《崗上的世紀》，鐵凝的「兩垛」和《玫瑰門》等。王安憶、鐵凝等女作家在關注女性生存的同時，女性的生命慾望與性開始出現在她們筆下。然而，女性的性與慾望是以女性問題被提出來思考的，女性身體、女性慾望並沒有被充分肯定。在王安憶的「三戀」之《小城之戀》里，性成了考察女性生命困境的因素；在《荒山之戀》中，王安憶一方面展示了女性美麗的性魅力，另一方面又通過女主人公在社會壓力面前自盡，表達悲觀與失敗主義思想。鐵凝的「兩垛」描寫女性用性換取生存的可悲的命運。《玫瑰門》里，司漪紋頑強地迎著歷史的災難與文明的暴力，試圖擠進歷史以便把握自己的命運，卻被歷史一次次踢出。雖然80年代中晚期的女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比前一個時期的豐富一些，生存方式具體一些，但是，作家多停留在社會文化的層面，以女性的悲劇命運來揭示男權的罪惡，以女性反抗的失敗來發泄女作家的焦慮、自卑情緒。當代女性文學的發展到了一個關鍵的瓶頸階段，急需獲得新的堅實的思想資源做支撐，並找到一個獨特的立場與視角，方能走出女性文學的悲觀主義情緒定勢。90年代的女作家陳染、林白、海男、衛慧等在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和西方現代生命哲學、現代心理學的啟發下，確立了「身體」的寫作立場，開始了從女性的生命本體出發的「身體敘事」。她們試圖從原初的女性身體來確認女性自我，感知被千年歷史遮蔽了的真實的女性人性；試圖從女性私人性的身體感覺中去尋找不同於男性的女性話語；從女性生命慾望出發，改寫陳舊的性別關係場景，從而書寫女性自己的歷史，構建女性自己的文化。可以說，「身體敘事」是女性深入認識自我的體現，是當代女性文學深入發展的標誌性文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