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視界】 我們如何應對美國加息三階段衝擊？

　文眼

　　美國自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後，花八年時間用多種手段向其他國家轉嫁了這場危機。在此過程中美國已部分修復了嚴重失衡的本國經濟。現在，美國開始調整它的貨幣政策。這又是一次剪羊毛活動。美國此舉會給世界經濟造成哪些新的衝擊？如何化解這些衝擊？這是必須要研究的問題。

　　——亞夫

　　美聯儲於2015年12月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美國的貨幣政策正常化將大體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主要通過提高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以及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隔夜逆回購利率等短期利率促使利率水平上升至合意的區間。加息初期仍將維持對到期國債的展期投資，以及對政府機構債券的本金再投資。

　　第二階段，以漸進的、可預測的方式停止對各類政府機構債券的本金再投資以減少美聯儲持有的證券規模。

　　第三階段，長期來看，美聯儲將大幅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僅持有實施貨幣政策所必需的證券數量，且主要是國債，從而最小化美聯儲所持資產對信貸資源在不同經濟部門間配置的影響。

　　受美國的影響，中國將面臨新的挑戰。積極方面，美國經濟穩健增長有利於增加中國對美出口。消極方面，一是中美貨幣政策背離令我國宏觀調控政策難度加大；二是我國金融部門將面臨少有的外部衝擊；三是人民幣國際化將受到強勢美元的影響；四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加大。

　　中國應內外兼修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深入推進金融體系改革，增進金融體系防風險的韌性，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積极參与國際治理體系改革。

　　□樊志剛 王婕

　　美聯儲在2015年12月FOMC會議上終於落下了懸置已久的「加息靴子」，決定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水平從已執行整七年的0-0.25%升至0.25%-0.5%，標誌著美聯儲貨幣政策開始走向正常化。美元、美國經濟的獨特地位決定了美聯儲政策轉向從來都會對未來若干年的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當前，中國經濟正經歷「三期疊加」下的轉型升級，金融改革開放正在加快推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高度融合是前幾輪美國加息周期中所未有的。因此，我們應從歷史與當前環境的比較中深刻認識美國再度步入加息周期後對全球市場、對中國經濟的多重衝擊，以未雨綢繆、妥善應對。

　　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風格——溫和漸進

　　美聯儲啟動加息，本質上是對美國經濟穩健增長趨勢的政策確認。根據IMF的預測，2016年美國的產出缺口將連續第七年下降，首次低於1個百分點，並將於2017年正式消失。這意味著，美國經濟正在逐步接近潛在經濟增速，而寬鬆貨幣政策理應隨之逐漸減輕力度直至最終徹底轉向。但由於美國當前並不存在現實的嚴峻的通脹壓力，且美國的中性利率正處於長周期下行階段，本輪加息周期的風格將會是溫和漸進的。

　　正如美聯儲理事Lael Branard所言，美聯儲貨幣政策已進入一個「新常態」，其核心特點是較危機前更低的長期利率水平和更加謹慎、漸進的貨幣政策調整路徑。從FOMC成員利率預測點狀圖來看，2016年末目標利率水平中值介於1.25%-1.5%，對應可能加息3-4次。

　　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將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通過提高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以及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隔夜逆回購利率等短期利率促使利率水平上升至合意的區間，加息初期仍將維持對到期國債的展期投資，以及對政府機構債券的本金再投資；第二階段，以漸進的、可預測的方式停止對各類政府機構債券的本金再投資以減少美聯儲持有的證券規模；第三階段，即長期來看，美聯儲將大幅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僅持有實施貨幣政策所必需的證券數量，且主要是國債，從而最小化美聯儲所持資產對信貸資源在不同經濟部門間配置的影響。

　　美國加息周期的三階段衝擊

　　回顧美聯儲歷史加息周期，因加息而引致的全球衝擊基本可劃分為三個階段：靴子落地前的醞釀衝擊、靴子落地後的中短期衝擊和整個加息周期的積累衝擊。在不同階段，衝擊的特點和表現形式各有不同。本部分將重點結合前兩個經濟周期中首次加息階段，即1994年2月至1995年2月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來分析國際市場在三個階段不同的表現特點。

　　1．靴子落地前的醞釀衝擊：資本迴流美國，市場敏感度提高，隨加息預期而震蕩頻繁

　　從前兩個周期來看，靴子落地前的醞釀衝擊集中表現為加息預期引領下的資本迴流美國，同時受預期變動影響市場震蕩加大。1994和2004年加息前半年，國際資本流入美國月均凈額分別為102.83億美元和846.98億美元，較加息前一年流入月均凈額分別增長55.56億美元和96億美元。受此影響，兩次加息前半年主要反映美元對發達經濟體貨幣匯率走勢的狹義美元指數（以下簡稱「美元指數」）分別上漲4.6%和2.07%，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分別上升63和33個基點，新興經濟體貨幣對美元呈現不同程度的貶值。

　　儘管加息前資本加速流回美國，但市場流動性依然充裕，因此兩次加息前半年全球股市仍主要呈現上漲態勢，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分別上漲4.6%和2.81%，MSCI新興市場指數分別上漲20.06%和小幅下跌2.39%。但隨著加息臨近，市場震蕩明顯加大，以1994年為例，標普500指數和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標準差分別從加息前6-12個月的3.87和12.02擴大到加息前6個月的5.40和50.0。

　　2．靴子落地後的中短期衝擊：流動性逆轉開啟，美元指數短期見頂，國際金融市場在快速調整後，繼續享受資本盛宴

　　一旦加息啟動，市場緊張情緒反而得到釋放，整體呈現兩大特點。一方面，市場流動性開始逐步收緊，反映短期資金價格的LIBOR隔夜利率和6個月利率均快速上行，同時，資本仍持續迴流美國。 1994年加息周期中美聯儲一年之內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從3%快速提高至6%，國際資本流入月均凈額持續跳升，從加息前的102.83億美元增至加息後半年的165.61億美元，進而又增至加息後3年內的171.74億美元。而2004年的資本迴流雖然總量高，但速度則相對平穩，維持在750億-850億美元之間。

　　另一方面，加息啟動後的中短期內國際金融市場並未立刻下行，反而持續走強。首先，美元隨加息實現而階段性見頂，美元指數在加息半年內快速回落，前後兩次跌幅分別為6.7%和9.31%，主要新興經濟體貨幣在2004年加息後也對美元不同程度升值。其次，儘管流動性邊際上在收緊，但總量依然充裕，尤其是2004年加息周期，2002-2005年，美國經歷了近三年的實際利率為負的超寬鬆狀態。第三，兩個加息周期的前三年國際金融市場整體呈上漲趨勢。尤其是2004加息周期，恰逢新興經濟體加速增長階段，充裕的流動性和大宗商品價格的快速上漲掩蓋了美聯儲加息對新興經濟體對外償付能力的侵蝕，加息後的三年內，MSCI新興市場指數累計上漲145%，主要新興經濟體貨幣亦對美元大幅升值。

　　3．加息周期的積累衝擊：加息外溢效應集中爆發階段，經濟基本面決定衝擊差異

　　美聯儲進入加息周期後的行動往往是根據對美國經濟走勢的判斷有節奏地進行連續加息。1994-1995年的一年內，美聯儲連續加息7次，將聯邦基金利率從3%快速拉升至6%；2004-2006年的兩年內，又連續加息17次，將聯邦基金利率從1%升至5.25%。

　　正所謂聚沙成塔、水滴石穿，多次加息帶來流動性收緊歷經幾年從量變到質變，最終刺穿資本市場的巨大泡沫，集中爆發於自身存在嚴重結構性問題、未能及時加以應對調整的經濟體中。1997-1999年陸續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和巴西債務危機是1994加息周期中長期衝擊的集中爆發，而2007年始於美國本土的次貸危機則是2004加息周期持續衝擊的集中爆發。

　　導致這種加息末期危機魔咒一次又一次發生的核心原因在於兩方面：一方面，這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日趨強化的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深刻矛盾，由於美元在各國外匯儲備、國際支付、國際債務、外匯市場交易中都佔據絕對優勢，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也基本都以美元標價，導致各經濟體貨幣政策被動隨美國貨幣政策而走，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尤其是部分對美國經濟、美元外債存在高度依賴的新興市場經濟體。

　　另一方面，新興市場經濟體是否會爆發金融危機，除了受外因影響，自身的經濟基本面、風險抵禦能力、及時的應對調整則是更重要的內因。

　　對比歷史上爆發國際支付危機或金融危機的經濟體，它們都具有以下特徵。

　　一是在匯率制度僵化、國內金融制度不夠完善、市場深度不夠的情況下盲目開放資本項目，這樣的市場高度脆弱，極易成為跨境資金的攻擊對象。

　　二是經濟增長過於依賴高槓桿融資，尤其是外債佔比過高，且短期外債佔比過高，外匯儲備不足以償付到期債務。以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起點的泰國為例，1990年代，泰國的外債激增，年均增速從初期的20%以上躥升到1995年的超過50%，到危機爆發時，泰國短期外債占外匯儲備的比率一高達100％。

　　三是經濟結構過於單一，高度依賴資源出口。多次爆發債務危機的俄羅斯、巴西即是此中代表，一旦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暴跌，這些國家的經常賬戶赤字快速飆升，加之其資產以本幣計而債務以美元計的特點導致貨幣錯配問題嚴重，債權人的集中索償會迅速引發連鎖反應。

　　四是從政府到企業未能抓住有利時機推進改革，扭轉結構性矛盾。美聯儲加息的外溢效應存在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從開始加息到爆發危機大致有三至五年的積累期，爆發危機的經濟體都未能把握這一過渡期有效解決上述深層次結構問題。

　　本輪加息周期環境與過往加息歷史的比較及市場走勢判斷

　　1．本輪加息周期環境與過往加息歷史的比較

　　美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穩健，經濟持續向好依然是美聯儲做出加息決定的核心原因，但本次美聯儲開啟加息行動所處的內外部宏觀環境與前兩次加息周期相比確實存在顯著差異，可能直接影響到整個加息周期外溢效應的傳導。

　　第一，雖然當前美國經濟持續復甦，但並不存在現實的通脹壓力，本次美聯儲動手明顯早於前兩個周期。前兩輪加息周期中，美聯儲分別在1994年和2004年加息啟動後的一年加息300和200個基點，而這一次根據FOMC成員預測，可能會增加100個基點。在無緊迫通脹壓力的環境下，美聯儲有更大的彈性空間來循序漸進地加息，有助於緊縮效應在更長的時間內予以分散釋放。

　　第二，本次貨幣正常化轉向所處全球經濟環境較前兩次加息存在兩大差異，恐進一步增大全球經濟復甦的不平衡性。第一個差異是當前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速普遍回落，而前兩個周期時新興市場經濟體卻處於加速增長期。第二個差異在於當前恰處於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長周期底部，尤其是國際原油市場供需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轉變，而前兩個周期大宗商品牛市正如火如荼。

　　在當前發達與新興經濟體走勢相左的環境下，美國經濟走強和逐步加息給全球經濟帶來的外溢效應將更加複雜化。雖然很多新興經濟體已具備更富彈性的匯率制度、更充足的外匯儲備以及更靈活的外部融資模式，從而極大增加了抵禦外部衝擊的韌性，但全球流動性趨向收緊與經濟減速二者疊加仍不可避免地加重新興經濟體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和深層次改革的難度，加重全球經濟復甦的不平衡性。

　　第三，本屆美聯儲高層對市場溝通的重視是前所未有的，通過引導市場預期加大了加息前階段的市場衝擊，一定程度上促使風險提前釋放。從2013年5月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首次公開討論縮減QE到宣布加息的兩年多時間裡，美聯儲藉助公開演講、調整前瞻指引措辭等多種方式引導市場預期，發揮了明顯的警示作用。

　　這種對市場預期引導的重視和嫻熟的溝通技巧是前兩輪加息周期時的美聯儲所不具備的。2013年5月至加息前，MSCI新興市場指數、CRB大宗商品指數、JP Morgan新興市場貨幣指數已分別累計下跌25%、39%和30%，較早形成一致預期確實起到了促使市場主體提前加以應對的效果，新興市場的風險一定程度上被提前釋放。

　　第四，跨境資本尚未大規模迴流美國，加大未來資本迴流的潛在衝擊。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顯示，從2013年5月到2014年末QE結束，國際資本累計凈流入美國2159.35億美元，但2015年1-9月又轉為凈流出美國444.17億美元，說明QE停止後資金再度流向國際市場。

　　總體來看，這一資本迴流規模不僅和危機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超過3萬億美元的擴張規模不相匹配，也遠小於上一輪加息周期的資本迴流體量。2004加息周期，自加息前半年到加息結束的兩年半中，國際資本共計凈流入美國2.29萬億美元。因此，跨境資本大規模迴流美國的浪潮可能尚未到來，未來幾年資本迴流美國的規模恐持續擴大。

　　2．美聯儲加息後國際市場走勢

　　基於前述加息周期對比及當前國際形勢特點總結，我們對本輪美國加息周期中全球市場走勢判斷如下：

　　首先，美聯儲整個加息進度將顯著慢於前兩個周期，恐需三年以上時間達到利率峰值，不排除經濟形勢惡化美聯儲再重新轉向寬鬆的可能。同時，歐日的超寬鬆政策有助於對沖美國貨幣政策收緊的影響，近兩年內全球流動性整體仍將較為寬鬆，收緊節奏將明顯慢於前兩個周期。

　　其次，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速下滑、大宗商品處於長周期底部盤桓、資本將大規模迴流美國的現實環境預示前兩輪加息後的資本盛宴可能會缺失於本輪加息周期，再度出現各板塊集體單邊牛市的概率極低。歐元、日元將接棒美元成為主流融資貨幣，跨境資本在主要流回美國的同時，亦將隨熱點而加快在不同市場間流轉，國際金融市場震蕩趨向加大。短期內美元指數將沖頂後回落，但在資本逐步迴流美國和外圍經濟相對較弱等因素支撐下，本輪加息周期美元有望整體保持強勢，從而使新興經濟體貨幣持續面臨貶值壓力。

　　第三，全球經濟能否擺脫危機魔咒有賴於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能否成功推進，以及新興市場經濟體能否把握時機解決內部結構問題。

　　一方面，美國能否成功實現貨幣正常化的關鍵在於使貨幣政策契合美國經濟增長和通脹壓力需要，通過漸進的節奏、更清晰的市場溝通明確引導市場預期，避免政策的反覆和突變，引導流動性穩定收緊和風險溢價平滑抬升，使經濟增長的正溢出效應充分吸納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

　　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能否把握未來幾年流動性漸進收緊的時間窗口，有序、平穩地去槓桿，實現國際收支大體平衡亦是重中之重。未來幾年不同新興市場經濟體將因自身經濟模式、去槓桿進展而呈現分化走勢。部分經濟結構單一，過於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經常項目快速惡化，外債佔比過高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應高度警惕未來爆發債務危機的風險，其中南非、阿根廷、土耳其、馬來西亞等國短期外債和外債總額占外匯儲備比重同時過高，將是本輪加息周期中最脆弱的新興經濟體。

　　目前，新興經濟體已在主動自救，自2014年以來俄羅斯、印尼等國已在著力削減對外債務，同時2013年以來的跨境資本流出和匯率大幅貶值已經促使部分風險提前釋放，高槓桿經濟體應把握未來兩年全球流動性仍保持整體寬鬆的時間窗口，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著力降低外債負擔。

　　中國應把握時機、內外兼修以有效應對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帶來的衝擊

　　1．美聯儲貨幣正常化給中國帶來的影響

　　對中國而言，美國步入加息周期同時存在積極和負面兩方面影響。從積極方面來看，美聯儲啟動加息，本質上是對美國經濟穩健增長趨勢的政策確認。美國經濟穩健增長、美元保持相對強勢將有利於增加美國對全球市場的需求。截至2014年末，按單一國家來看，美國依然是中國最大的貨物出口市場，占我國貨物出口金額的18.23%，美國經濟保持強勁增長對於穩定我國出口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經濟的負面衝擊也不容忽視。過去幾年中，我國金融領域中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資本賬戶放開為重點的對外開放步伐正在加大，人民幣國際化亦取得突破性進展，可以說當前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融合度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的，這也意味著美聯儲加息對全球市場的中長期外溢效應向中國的傳導亦將是前所未有的。總體來看，中國經濟仍將保持中高速增長，充足的外匯儲備、平衡的國際收支、有限開放的資本賬戶以及足夠的內部流動性對沖手段使我國具有堅實的應對外部衝擊的防火牆，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極低。但以下幾方面風險仍需高度防範：

　　首先，中美兩大經濟體貨幣政策背離存在矛盾，令我國宏觀調控政策難度加大。美聯儲進入加息周期將抑制我國貨幣政策的作用發揮，不僅降息空間受到抑制，而且為補充市場流動性而採取的措施亦可能壓縮中美利差，導致跨境資本流動更趨頻繁，降低貨幣政策有效性。同時，我國地方債務居高不下與全球市場利率中樞上移的疊加將加劇我國推進財稅制度改革的難度，並限制地方財政政策的發揮空間。

　　其次，中國加快金融改革開放恰與美國加息周期相疊，我國金融部門將可能迎接多年來少有的外部衝擊。一是人民幣對美元面臨階段性貶值壓力將加大資本外流壓力，這對我國政府協調推進金融改革提出更高要求。二是中國經濟的槓桿率自危機以來快速上升，私人企業部門將面臨較大的外債償還壓力。雖然我國整體外債風險可控，但企業部門的債務水平在過去幾年中增長過快，整體負債率已達到115%，遠高於OECD國家90%的水平，其中外債增長尤其明顯，銀行業、房地產業及鋼鐵業外債規模較大，合計占我國企業總外債的近五成。當前房地產市場調整和鋼鐵行業去產能的環境下，部分行業內企業未來將面臨較大的償債壓力，一旦爆發局部債務風險，將可能引發連鎖反應。

　　第三，人民幣國際化將迎接強勢美元周期的不利外部環境。一方面，人民幣對美元存在階段性貶值壓力，導致短期內國內投資者換匯意願增強而國際投資者持有人民幣資產意願下降；另一方面，為應對美國加息的潛在衝擊，部分外債償還壓力較大的新興經濟體很可能調整外匯儲備構成，增持美元資產，減持人民幣資產。上述情況將使未來一段時間的人民幣國際化面臨強勢美元的影響。

　　第四，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風險加大。過去幾年中，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其中亞洲和拉丁美洲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集中的地區，佔比超過80%。而亞洲和拉美地區一直是美聯儲加息後期債務危機的高發地區，尤其存在較大的貨幣貶值壓力。這將給中國企業的海外資產安全帶來嚴峻挑戰。

　　2．中國應內外兼修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有效應對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引致的全球變局

　　（1） 大力推進經濟轉型和結構改革，固本是應對外部衝擊的基礎

　　儘管當前內外部形勢複雜，對內有「三期疊加」的攻堅戰，對外有美聯儲加息的累積衝擊，但中國是發展中大國，具有廣泛的內外部市場和政策施展空間，做好自己的事情，平穩進入新常態，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是中國應對一切外來衝擊的根基所在。

　　對內，一方面應堅定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方針，推動落後過剩產能的市場出清，靈活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的政策環境，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平衡發力來增強產業資本的內生增長動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整固國家資產負債表，扭轉債務水平過高局面。應著力改善融資環境，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為企業和地方政府降低債務負擔，優化債務結構構建有利的基礎設施環境。

　　對外，應協同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和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引導產業資本投向最有效率、回報最高的領域，實現優勢產能的對外輸出，並藉助人民幣國際化有效降低中國企業對外發展中的貨幣風險。

　　（2）深入推進金融體系改革，增進金融體系防風險、抗衝擊的韌性，確保金融穩定安全

　　在中國加快融入全球市場的大背景下，我們必須增強金融體系改革的緊迫感，把握美國加息周期前半段國際市場流動性相對平穩的時間窗口，深入推進金融體系改革。

　　一是要進一步增進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疏通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傳導之路。央行有必要充分靈活運用總量與定向相結合政策操作方式，尤其應強化流動性管理，以對沖因資本外流等引致的國內流動性被動收緊，並通過各種創新工具提升寬鬆政策的精準度，抵消經濟下行周期貨幣政策效果傳導不暢的影響。

　　二是要加快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完善外匯管理體制。一方面側重加大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的雙向波動，把穩定人民幣匯率落腳點轉向覆蓋更全面的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同時加快推進外匯市場建設，以有效承載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對市場廣度深度的要求。另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外匯管理體制，在簡政放權、便利投融資外匯使用的同時亦強化對違規用匯的嚴格管理，減少跨境資本套利套匯引發的無序波動。

　　三是審慎推進資本項目開放，減少短期跨境資本套利套匯的資金通道，應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測和預警，充分做好各種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工具的研究和準備工作。

　　（3）把握美元流動性趨緊的窗口期，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戰略目的之一在於為中國企業海外發展營造貨幣優勢，減少貨幣風險。雖然人民幣國際化會受到強勢美元的抑制，但還應看到，美聯儲貨幣正常化將在中期促使美元流動性趨緊，美元也非只漲不跌，而人民幣相對多數貨幣仍是強勢貨幣。增加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使用將有助於補充國際市場流動性，增加各國對外負債和對外支付的幣種選項，分散貨幣風險。

　　接下來，人民幣國際化應側重區域貨幣合作，把重點放在中亞、東南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著力增加與這些國家在雙邊貿易投資中對人民幣的使用，為這些國家補充美元流出帶來的資金渴求，突出人民幣是強勢貨幣的效應。同時應加快人民幣資產的產品創新，特別是在岸和離岸的債券市場業務和可用於對衝風險的人民幣衍生產品，以切實滿足國際投資者對衝風險的需求。此外，我國政府應高度重視與簽有人民幣互換協議和持有人民幣外匯儲備的國家央行溝通，著力避免因其拋售人民幣資產置換美元資產而可能給人民幣匯率造成的波動。

　　（4）積极參与國際治理體系改革，維護全球金融穩定

　　隨著人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以及中國在IMF投票份額的增長，中國已不僅是世界第二大債權國，也將是新興經濟體在國際治理體系中最具分量的代表國。積極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是中國應盡的國際責任。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對全球市場的潛在衝擊很可能將再度燃起國際市場對改革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激烈討論，中國應積极參与其中。

　　一方面應與IMF等國際組織一道敦促美國在實施貨幣政策正常化過程中承擔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國應有的責任，充分考慮對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溢出效應；另一方面應繼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積极參与國際金融監管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共同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

　　（作者單位：中國工商銀行(601398,股吧)城市金融研究所）

　　部分經濟體國際收支和外債負擔

　　經常項目差額/GDP 外債/GDP 短期外債/外匯儲備 外債總額/外匯儲備 2013年5月以來兌美元匯率變動

　　中國 2.1% 15.9% 32% 46% -4.23%

　　巴西 -4.2% 18.6% - 95% -47.01%

　　印度-1.4% 23.0% 29% 162% -19.56%

　　俄羅斯 2.7% 47.5% 13% 140% -55.21%

　　南非 -21.8% 44.4% 68% 301% -37.78%

　　土耳其 -7.9% 50.3% 99% 291% -30.17%

　　馬來西亞 2.7% 67.5% 90% 205% -28.43%

　　印尼 -2.1% 38.7% - 297% -29.78%

　　墨西哥-9.8% 35.4% 47% 224% -28.45%

　　阿根廷 -1.4% 25.0% 75% 439% -46.70%

　　數據來源：根據Bloomberg、Wind資料庫相關數據整理計算得出。上海證券報 樊志剛 王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