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為何當選？

——關於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歷史反思[①]

王希

《美國研究》2017年第3期

〔內容提要〕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是近年來爭奪最激烈、火藥味最濃、政治分化最嚴重的一次大選。特朗普作為一個「圈外人」，在選前並不被媒體和民意測驗看好，但卻意外地贏得了大選。促成特朗普當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總統選舉進程的「專業化」與「精英化」操作、極化政治的發展與體制僵局的常態化、全球化時代美國價值觀的分離與對峙，以及由「權力重組」和「權利重組」衍生而來的「選民重組」。這些因素深刻地影響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並給21世紀的美國民主政治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關鍵詞: 美國政治 總統選舉  2016  特朗普  極化政治  反建制  選民重組 價值觀分離

2016年11月9日凌晨2點，在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後，美國總統大選終於塵埃落定：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擊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柯林頓，當選為第45任美國總統。在全國538張總統選舉人票中，特朗普贏得了306票，比希拉里贏得的232票多出74票，這雖然不是一種壓倒性勝利，但超過了當選需要的270票。美國主流媒體和民意測驗事先預測希拉里將大勝特朗普，但選舉結果卻將這個預測變成了美國總統選舉史上最大的誤判。消息傳來，聚集在紐約市曼哈頓特朗普競選總部的支持者們先是難以置信，繼而欣喜若狂。希拉里的支持者則是哀聲一片，許多人倍感震驚，頓時陷入失語之中。大選前夜，無數的民主黨人曾經期待，在他們於2008年選出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總統（奧巴馬）之後，他們要在2016年選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續寫美國民主的「奇蹟」。然而，在參加投票的1366.69237萬美國選民中，有46%的人並不想分享這一期待。的確，就普選票而言，希拉里是贏家，她贏得了全國48%的選民的支持，贏得的普選票比對手足足多出286萬張，但因為總統選舉程序規定只有贏得超過半數的選舉人票才能當選總統，她最終未能衝破美國政治中最高和最後一塊「玻璃天花板」。[②]對這位在美國政壇拼搏了30年、具有豐富的從政經驗、擔任過聯邦參議員和國務卿等職務、收穫過無數榮耀、同時也飽受過無數攻擊的女政治家來說，2016年大選帶給她的是一場傷痛，並且是一場將「延續許久」的傷痛。[③]

希拉里的傷痛也將是她的支持者的傷痛。後者感到傷痛，並不一定是因為希拉里落選——即便在她最忠誠的支持者中，也有許多人並不認為希拉里是一個無懈可擊的總統候選人。人們感到傷痛是因為他們必須接受一個現實：一個在他們看來最不適合做總統的候選人居然經過民主程序而當選總統。大選結束的第二天，《紐約客》雜誌主編戴維·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發表專論，用「一場美利堅的悲劇」的醒目標題來形容特朗普的當選。在他眼中，特朗普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騙子」，粗俗不堪，淺陋無知，蔑視少數族裔和女性，無視事實與科學，靠煽動仇外主義情緒和鼓吹白人至上主義思想而當選，一想到他要進入白宮，人們無法不感到「噁心和深深的憂慮」。他宣稱，特朗普的當選對於美國國內和國外的「本土主義、威權主義、貶損女性行為（misogyny）和種族主義」來說是一場「勝利」，但對於美國憲法和自由民主體制來說則是一場「悲劇」。[④]《時代周刊》雖然將特朗普選為2016年「年度人物」，但給出的理由卻是特朗普在競選中利用蠱惑人心的方式操縱了選民的絕望感，動員起一支「隱秘的選民隊伍」（a hidden electorate），將他們的憤怒活生生地傾瀉到選舉政治之中，並不惜「以摧毀昨日的政治文化」為代價來「建構明日的政治文化」，從而在選民中製造「我們vs. 他們」的深深裂痕。所以特朗普應該獲得的更為合適的頭銜不是「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而是「美利堅分裂國（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總統」。[⑤]

歷史的詛咒與魅力皆來自於它的不可預測性。也許要等到若干年之後，學者們才能掌握所有的關於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信息。也只有在那個時候，他們才能真正透徹、準確地解讀2016年大選日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這次大選對於美國政治、美國民主和美國歷史的意義。但是，有兩點是清楚的：一是特朗普贏得了大選；二是特朗普創造了歷史——他以一個「圈外人」（outsider）的身份，在黨內初選和總統大選中戰勝了眾多的「建制派」競爭者而當選。

特朗普贏在何處？如果將2016年與201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民主黨和共和黨對全國50個州中的44個州的政治分割基本相似。換言之，44個州的政黨歸屬在兩次大選中並沒有發生變化。唯一發生變化的是位於中西部「銹帶」（Rustbelt）地區的五個州——衣阿華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南部的佛羅里達州。這六個州在1968年以來的總統大選中曾反覆為民主黨和共和黨贏得過，其政黨歸屬並不穩定，俗稱「搖擺州」（swing states）。六個州總共擁有總統選舉人票99張，它們在2008年、2012年大選中為奧巴馬所贏得，是當時民主黨建構的選民聯盟的關鍵部分。[⑥]在2016年大選中，如果兩黨能夠像2012年大選那樣繼續保持對其他44州的分割，希拉里只需贏得這六個州中任意四個州的普選票並進而贏得它們的總統選舉人票，就能贏得大選，但她沒有做到。特朗普卻在上述六個州成功「翻盤」，贏得了這些州的普選票多數，進而贏得了它們的總統選舉人票，破解了奧巴馬和民主黨人在2008年、2012年建構的選民聯盟。[⑦]這些州的普選票結果顯示，除俄亥俄州之外，特朗普與希拉里的得票十分接近，在最接近的密歇根州，特朗普僅以1.0704萬票的多數獲勝。[⑧]從這一角度看，特朗普之所以贏得了2016年總統大選，關鍵在於他贏得了上述六個「搖擺州」中足夠數量的「搖擺選民」的支持。

有幾個明顯的理由可以解釋特朗普的勝利。首先，「搖擺州」的選民給了特朗普最關鍵的支持。他們當中不乏曾在2008年、2012年大選中支持過奧巴馬的人，但他們覺得在奧巴馬執政的八年中，並沒有分享到他所承諾的改革的好處，故而轉向支持共和黨——這可能是特朗普獲勝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其次，共和黨黨內一開始競選者眾多，且都有各自的勢力範圍，但在特朗普獲得黨內提名之後，這些人的追隨者群龍無首，被迫「歸順」特朗普，使他能夠整合原本分崩離析的共和黨派別。譬如為了贏得原來擁護泰德·克魯茲（Ted Cruz）的宗教保守派選民的支持，特朗普向他們承諾，當選後要提名一名保守派大法官來填補著名保守派大法官安東寧·斯卡里亞(Antonin Scalia)去世之後在聯邦最高法院留出的空缺。這個承諾對宗教保守派選民很重要，因為他們希望借最高法院之手推翻關於婦女墮胎權的「自由派」判決[⑨]。再者，對手的「帶病」參選給了特朗普原本並不存在的機會。希拉里雖然擁有傲人的資歷，競選中所表現出的沉穩、大度和不卑不亢也可圈可點，可以說是「政治正確」的典範，但因為她在擔任國務卿期間曾使用非官方的電子郵件系統，聯邦調查局對她是否泄密展開過調查，「郵件門」事件令她的競選從一開始就蒙上了揮之不去的陰影。另外，在她擔任聯邦官員期間，她和丈夫比爾·柯林頓創辦的柯林頓基金會曾接受過國內外富豪的捐款。為了籌集競選經費，她又與華爾街的大資本勢力頻頻接觸。所有這些都給對手留下了把柄，成為她濫用公職和進行利益交換的證據。這種指責也嚴重影響了許多選民尤其是白人女性選民對她的信任。[⑩]最後，在競選的衝刺階段，雖然奧巴馬及其夫人米歇爾積極為希拉里助選，希拉里曾經的黨內對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努力說服自己的支持者改變立場，但他們都未能成功地將自己的政治感召力轉化成為支持希拉里的力量。此外，少數族裔（包括非裔、拉美裔和亞裔）曾經在2008年、2012年極為熱情地支持奧巴馬，但這次他們沒有給予希拉里一個至少同等的支持率。

上述這一切對解釋特朗普的獲勝都是重要的，但仍不足以說明特朗普為何初次參選就能夠獲勝。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許多人對他作為政治人物並無好感，認為他並不具備美國總統應具有的品質、素質、能力和操守，也有支持者對他的「政治不正確」言行極為反感，但當他們站在投票機前時，仍然選擇了他。的確，在參選和當選之前，特朗普是一名毀譽參半的地產商人，一直在追求自身商業利益的最大化，也曾涉足影視界和大眾娛樂文化，從未擔任過任何形式的公職，也沒有從政經驗，對國際事務更是知之甚少。與20世紀後期競選成功的總統候選人相比，他既沒有艾森豪威爾的資歷、肯尼迪的魅力、約翰遜的經驗、尼克松的深沉、里根的口才、卡特的質樸、比爾·柯林頓的圓滑，也沒有喬治·布希的家族背景，更沒有奧巴馬的理想主義激情。從大選一開始，他似乎就要做一個極為異類的候選人，執意要挑戰「建制派」的規矩。他不按常理出牌，拒絕公開個人的財產信息，拒絕對過去的錯誤行為表示歉意（即便在他2005年侮辱女性的言論被曝光之後也依然我行我素），時常口出狂言，大肆攻擊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言他人之不敢言，甚至拒絕承諾接受敗選的結果。即便有這樣的表現，特朗普仍然在大選中獲勝，這是為什麼？特朗普用什麼「法術」贏得了選民的支持？是選舉制度造就了他，還是他利用了選民？位於「搖擺州」關鍵位置的選民為什麼放棄希拉里這樣一個既熟悉國內外政治又有豐富經驗的資深政客，而將希望寄托在一個不靠譜的「圈外人」身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誠然，近期美國政治的發展對2016年大選的結果有直接的影響，但特朗普的當選並非是一種因為選民的失誤而偶然取得的成功，而是因為更久遠、更深層的原因所致。筆者希望從歷史的視角來觀察美國選舉制度的演變與運作、現代政黨政治文化的演進、不同美國價值觀之間的內在衝突以及全球化時代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狀態，並探討它們與特朗普當選之間的微妙關係，以此來更好地理解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更深入地思考美國民主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挑戰。

一   精英化的政治運作與「反建制派」的政治

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特朗普始終以「圈外人」的身份來標榜自己，將自己與黨內黨外的「建制派」候選人區分開來。事實證明，這是一種用意頗深的競選策略，目的是利用「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和「反精英主義」（anti-elitism）的口號來迎合選民對現行官僚體制的不滿和不信任，激活「沉默的大多數」的參與感，打造一支「建制派」不屑一顧的新的選民隊伍。初選是黨內選舉和贏得黨內提名的必經程序，只有贏得初選，才能進入大選，然後才有贏得總統職位的希望。與其他所有的競爭者一樣，特朗普想要贏得大選，必須遵循和使用選舉體制，但他的做法是利用體制來反體制。

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最初是在1787年制憲會議上制定的。其基本程序是，總統選舉分兩步走，先由各州選民選舉總統選舉人，再由選舉人選舉總統。經過二百多年的演變，這一制度的實際運作已經與原始設計相去甚遠。19世紀上半葉政黨政治介入總統選舉之後，兩黨制逐漸形成，「團體制」（unit rule））和「贏者通吃」（winner-take-all ）的規則在各州得以實行，將總統選舉人變成了政黨意志的代言人，主要政黨控制了總統選舉的程序設置與運作。[11]20世紀初，黨內初選製作為「進步時代」的一項政治改革措施得以啟用，改變了總統候選人的提名程序，將政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從原來由政黨大佬在全國黨代會上通過幕後交易來決定，改為由本黨基層選民通過初選來決定。這本身是一項「去精英化」的政治改革，但也拉長了競選周期，迫使競爭者至少提前一年半進入競選，因為初選是一種自由競爭，參與者眾，競爭十分激烈。漫長的競選周期和廣泛的選民動員（包括在競選中採用收音機、電視等新型傳媒技術來動員）都大大增加了競選的花費。所以，從初選開始，競選者必須全力以赴，籌集競選資金，並與黨內各種派別和選民利益集團進行周旋，以獲得它們的支持。競選者尤其必須力爭在最初的幾次初選中取得勝利，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吸引到後續的競選捐贈。所以，初選的競爭時常變成一種黨內同仁在籌款能力方面的競爭。

為了贏得初選，黨內競選者建立起專業班子，負責籌款、動員選民、傳播政策主張、開拓公共關係等工作，打通各種關節，在聯邦和州的政黨體系中設立聯絡人負責關乎利益的談判。久而久之，總統選舉變成了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程序清楚、操作專業的商業化運作模式，擁有一批負責籌劃、設計、諮詢和操作的專業人才，並建構起一個範圍廣泛、盤根錯節的人脈網路。這個網路對於一個主要政黨的生存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捲入其中的人往往被視為「建制派」的一部分。「建制派」的核心層應該包括政黨的資深領袖人物、國會議員、聯邦政府官員、政黨全國委員會和州委員會成員、州議會議員和州政府官員等。新聞界、學術界、文化界、軍界和商界與政治權力關係密切並掌握了實質性話語權的人，可以被視為「建制派」的外圍。「建制派」是一種定義模糊的概念，也是一種「利益共同體」，捲入其中的人分享本黨的基本理念，負責為本黨設置政治議程，化解黨內異議，並在國會和總統選舉中施加影響，決定本黨候選人的選擇和競選資金的分配。

初選制的實施改變了政黨全國委員會的功能，使它不再控制候選人的提名，而成為為候選人提供服務的一種機制。1971年通過的《聯邦競選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及其後來的修訂法對總統競選的個人捐款數額做出限制後，政黨全國委員會開始負責接受來自其他渠道的捐贈。政黨也將從各種名目的政治行動委員會那裡接收的捐贈分發至州和地方黨組織，用於選民動員或建構基層網路。同時，政黨動員和接觸選民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傳統的基層選舉動員包括政策宣講、選民與候選人互動等，在現代政治體制下，選舉方式發生了改變：電腦程序根據選民參加選舉的歷史對選民進行識別和排序，以區別對待；要求捐款的群發信件取代了傳統的社區動員。選民因此失去了他們曾經擁有的與政黨之間的情感和社會聯繫，政黨也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動員那些有捐款能力或有意參與選舉的選民，對普通選民及其關心的問題逐漸喪失了興趣。^[12]政黨競選綱領的寫作成為一個由專家和精英掌控的過程，普通選民與政黨上層之間的政治紐帶和意識形態情感發生斷裂。在這種情況下，政黨上層成為一種特定的「圈子」，「圈外人」難以進入，「圈內」人則變得越來越依賴黨內網路來獲取權力。在精英設計的選舉程序中，普通選民仍然行使投票權，但他們只能在一個議程被設定、話語被精英分子設計的框架中按既定程序投票，參與性民主中的「民主性」被稀釋，選民的參政熱情受到極大的打擊，普通選民對「建制派」的反感與不滿由此而生，並與日俱增。特朗普打出「圈外人」的旗號、明確提出反「建制派」的做法，極大地迎合了基層選民的「造反」心理。

特朗普要反的實際上是多個「建制派」，既包括共和黨「建制派」，也包括民主黨「建制派」，同時還包括那些在媒體、學界、文化界和商界由精英分子組成的「建制派」。一句話，他要反的是包括聯邦政府在內的整個官僚機構以及由此構成的統治體系。在競選中，特朗普刻意將各種「建制派」不加區分地混為一談，將他們籠統塑造成一種無視普通人的基本利益和基本訴求、只樂於彼此間進行利益交換、不惜損害美國國家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成員。基於這種立場，他在初選階段著力強調自己的「反潮流」特徵，將黨內競爭對手斥為「建制派」，抱著毫不在乎的賭一把的心態，刻意在初選辯論中以出格甚至橫蠻無理的表現挑戰對手。

特朗普進入初選之後，刻意扮演了一種攪局者的角色，採用了一種出其不意的極端做法，不按秩序出牌，無視媒體，肆意表現「政治不正確」，經常口出狂言，顛覆了傳統的選舉規範，也破壞了媒體與競選者原有的交往規則和基本禮貌。他在第一次公開辯論中，便以咄咄逼人的態度回應福克斯新聞電視台女記者的提問。雖然他的表現引起了媒體人的憤怒，但選民對他的歡迎程度不降反升。特朗普應對媒體的技能十分嫻熟，以肆無忌憚甚至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對待一向自以為可以呼風喚雨的媒體，不斷製造轟動新聞和轟動效應，結果是有效地利用媒體為他做了免費廣告。他不期望媒體對他進行公正的報道，更不指望媒體說他「政治正確」。他需要的是借用媒體為他造勢，將媒體變成他的競選工具和最有力的助選助手。[13]與此同時，他也藉助推特等新傳播技術，不斷發布消息和意見，從而建構起一支由支持者構成的網路選民隊伍，並通過他們傳遞消息。

特朗普的16名黨內對手雖然精明老道，志在必得，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因受「建制派」文化的約束，仍然希望通過穩妥、中庸的政策設計和循規蹈矩的競選表現來博取選民的好感與媒體的支持，特朗普的異類表現令他們陣腳大亂，應對不及，接連敗下陣來。特朗普直截了當地將埋藏在其他共和黨人心底的話講了出來，雖然極富爭議，但卻產生了轟動效應。最終，特朗普贏得媒體的高度關注，始終佔據著共和黨競選消息的頭條，吸引了共和黨選民的注意力，在初選中製造了「漣漪效應」，並很快脫穎而出，最終在2016年7月共和黨全國大會召開之前將對手一一逼退——包括最被看好的強勁對手傑布·布希（Jeb Bush），提前鎖定了共和黨全國大會的總統候選人提名。[14]在初選初期，一些共和黨「建制派」大佬對特朗普十分反感，但隨著其他競選者一一退出，「建制派」已經無力阻止特朗普的崛起，因為他贏得了黨內民意的支持。根據共和黨的規定，獲得初選勝利的競爭者不僅將獲得本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而且將成為黨的領袖。這樣，特朗普就從對共和黨「建制派」的批判開始，借用共和黨初選的程序，成功地「劫持」了共和黨，讓共和黨變成了幫助他贏得大選的工具。[15]

二   極端政治的常態化與民主的變異

「極端政治」（extreme politics）是特朗普競選的一個特徵。所謂「極端政治」，即在政治競爭中採取不妥協的立場，追求一種極端化的目標。如果兩黨均採取不妥協的態度，「極端政治」便有可能演化成為「極端化政治」或極化政治（polarized politics），並導致憲政體制的低效和癱瘓。

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對美國政治史做過一個十分著名的觀察，即美國歷史上的政治精英群體無論在意見和立場上如何相左，實際上分享著一套共同認可的信仰。他們尊重財產權，信仰經濟個人主義的哲學，欣賞競爭，並將資本主義文化所包含的經濟美德視為人的必備品質。這些基本信仰最終轉化成為美國政治意識形態中的核心原則，即捍衛私有財產的神聖性，尊重個人處置自己財產的權利，強調機會的價值，允許個人利益和獨立自主在法治範圍內的自然生長，並最終發展成為一種具有仁愛之情的社會秩序。[16]雖然這一觀察在後來受到批評，但「共識」之說卻不是沒有道理的。縱觀美國政治發展的歷史，保障美國政治體制有效運行和穩定的是兩種共識：一是「意識形態共識」（ideological consensus）；二是「體制共識」（institutional consensus）。前者凸顯美國人對美國政治的基本原則的認同和支持，後者則強調美國人對共同認可的憲政程序的尊重。美國總統每四年選舉一次，眾議院每兩年選舉一次，無論競爭多麼激烈，兩黨都會遵循同樣的規則，合法競爭，輪流執政。不僅在總統和國會層面如此，在州一級政治中也是如此。因為存在這種共識，所以競選失敗的政黨始終懷有在下次競選中獲勝的希望，並且會積極通過憲政體制中的「談判」與「妥協」機制來推進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兩種共識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有助於避免「分裂政治」（divisive politics）的出現——至少可以遏制其蔓延和深化。如果兩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勢不兩立，則很可能會在實際政治中濫用體制，使其原本具有的妥協功能喪失效力，導致美國政治陷入僵局。而體制僵局一旦形成，就難以破解，政治便會走向極端化，極化政治便會取代「妥協政治」。

無論是哪一種共識，都需要得到承認、培育和維護。共同分享的價值觀、運作有效的政府體制以及具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斡旋能力的領袖人物，對於意識形態和體制共識的建構至關重要。憲政的功能之一是建構和維繫共識，而民主政治（包括選舉政治和政黨政治）則是建構共識的手段和程序。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建制派」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政治共識的產物，他們之間存在默契，維護著共同遵守的原則。除了程序上的共識製造和共識維繫之外，共識文化也滲透到美國政治的行為規範與實踐之中。有的時候共識會遭遇危機，變得非常脆弱，甚至會崩潰，但如果核心共識的機制能保持穩定，新的共識仍然可以被建構。反之，如果核心共識變得脆弱，重大危機便不可避免。

共識的消失將導致極化政治的產生和生長，其特徵是政黨的「黨派性」（partisanship）取代「公共性」成為權力政治的遊戲規則，並滲透到包括最高法院在內的聯邦政府三權之中。國會的權力分配（包括重要委員會成員位置的安排）與一個議員的「黨派性」有著密切的關係。「黨派性」要求議員在立法表決時對政黨的立場做到絕對忠誠，要求議員即便在本黨利益與本選區選民利益發生衝突的情況下也要以黨的意志為重。這樣的要求便產生出一種憲政悖論：國會議員的代表性發生了轉向或變異，他不再代表本選區所有選民的利益，而只代表他所屬的政黨的利益，或只代表那些同黨選民的利益。「黨派性」對選民利益的分割是對原始憲政設計中的民主性和地方性的背叛。極端政治或極化政治的出現，意味著妥協空間的縮小乃至消失。政黨政治中的「黨派性」與民主政治中的「人民主權」原則發生了衝突，導致民主體制中的代表性發生變異或斷裂——議員聽命於政黨，而不是選民。這種情形會使選民對選舉體制的公正性喪失信心，使選民動員變得更加困難。當投票人數減少時，政黨會加強對所謂「積極選民」的控制，控制手段也不斷改進，基層黨工幹部與選民的親密接觸被事先製作的電視競選廣告所代替，而競選廣告又是政黨或與之相關的利益集團出資製作的，其結果是選民與選舉程序變得更加分離。

極化政治的發展要求政黨從長計議，提前布局，製造和維護對本黨有利的國會選區，從政治分割的角度減少乃至消滅兩黨競爭，不給對手在本黨控制區域內組建有效選民聯盟的機會。換言之，就是將反對派選民當成一個不確定因素，在大選來臨之前將其消化掉，以確保本黨能始終控制某國會選區乃至某州的總統選舉結果。這樣做的結果導致了一種情況的產生，即越來越多的州在總統大選中連續為某一政黨（民主黨或共和黨）所贏得；或者說，越來越多的州的大選結果為某一政黨連續鎖定，這些州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一黨州」（one-party states）。當一個政黨能夠比較長期而不間斷地連續贏得某州時，反對黨一般不太願意在這些州投入過多的競選人力和財力來動員選民「翻盤」，因為這樣做需要大量資源，而且往往是得不償失的，在大州尤其這樣。譬如，共和黨對得克薩斯州的「鎖定」和民主黨對加利福尼亞州的「鎖定」，都屬於這種情況。下表顯示的是1968年以來所謂「一黨州」的數量逐漸增加的情況。

表1     在總統大選中連續為同一政黨所贏得的州的統計

資料來源: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U.S. Electoral College, Historical Electoral Results, Electoral Votes, by State,」 available at: http://www.archives gov/federal-register/electoral- college / votes /votes_state.html.2017.1.7。.

從表中可以看出，自1968年開始，「一黨州」的數量逐年增加，從1968年的九個州[19]增至1988年的14個州。[20]到2008年民主黨人奧巴馬參加總統大選時，50個州中有22個州長期為共和黨所贏得，成為所謂的「紅州」（red states）；另外21個州長期為民主黨所贏得，被稱為「藍州」（blue states）；除哥倫比亞特區（屬於「藍州」範圍）以外，全國50個州中只有八個州繼續處於兩黨競爭的「搖擺州」的位置。[21]在2012年大選中，奧巴馬丟掉了二個州，印第安納州和北卡羅來納州從支持民主黨轉向支持共和黨。到2016年大選開始的時候，兩黨的政治分割基本不變，兩黨的競爭則集中在中西部「銹帶」地區的「搖擺州」和南部的佛羅里達州，而幫助特朗普贏得大選的正是這些州。如果兩黨競爭能夠在更大範圍內展開，結局可能會有所不同。

極化政治也嚴重影響了國會的立法效率，經常性的體制僵局則進一步打擊了選民對政治體制的信心。黨爭壟斷了近年來美國政治的運作，兩黨能達成共識的立法問題越來越少，具有重大改革意義的公共政策的推動變得越發困難。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下，兩黨之間的合作（包括理解、默契與相互妥協）是非常重要的，不同權力機構（包括立法、執法和司法機構）之間的合作與默契也非常重要。在國家遇到重大危機（如戰爭、經濟危機或恐怖主義襲擊）的時候，這種合作比較容易進行。當一個政黨要推行一種貫徹自己理念的改革時，必須首先擁有體制資源的保障和支持，也就是說，需要在較長的時間內同時佔有總統職位和控制國會兩院的多數席位。從1932到1968年，民主黨對總統和國會的同時控制長達26年，而共和黨在其間只控制了二年，另外八年為兩黨分治（divided control）的時間，即兩黨分別控制白宮或國會或國會中的一院，而未能完全掌控立法權和執法權。這一時期是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和約翰遜的時代，民主黨人利用這種體制上的機會推動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包括羅斯福新政和「偉大社會」），創建了「新政自由主義」(New Deal Liberalism)的政府治理模式。在1969年到2008年的40年內，兩黨單獨同時控制白宮和國會兩院多數席位的情況不多，分別為六年左右，而兩黨分別控制白宮和國會的時間則長達28年。[22]所以，自1968年之後，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沒有足夠長的時間和足夠多的體制資源來建立和維繫一個長期性的政策模式。這一段時間也正是美國和世界的形勢發生急速變化的時期，各種需求和要求增多，國家需要在內政和外交上採取較為統一、長期和具有延續性的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持續不斷的黨爭對建立具有前瞻性和長期性的國家發展框架構成了障礙。

奧巴馬於2008年勝選之後，一度擁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他以365張總統選舉人票大勝麥凱恩，後者獲得173張選舉人票)，眾多選民對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同時，民主黨人控制了國會兩院的多數席位（但不是絕對多數），他自己也表示要進一步推動「新政自由主義」政府模式的計劃，但最終他未能做到這一點。在奧巴馬任期內，嚴重的黨爭導致立法機構幾近癱瘓，兩黨達成共識的話題越來越少，各自推動的利益都無法有效地轉化為政策。奧巴馬力圖推動醫保改革，但最終做出了巨大的妥協，而他所推行的醫保法案目前正面臨被廢止的危險。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面對國會共和黨人的黨派政治帶來的壓力，奧巴馬只好藉助行政命令來推動他的其他改革，包括移民政策的改革和「跨太平洋貿易協定」（TPP）的推進等，但這種做法反而加劇了極化政治。總統與國會的對峙幾乎成了奧巴馬總統執政時代的同位語，黨派情結大大超越了國家情結，黨派性成了主導的意識形態，超越了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奧巴馬有改革的意願，但他沒有足夠強大的政治資本和恰當的歷史機會來構建兩黨共識。對共和黨保守派來說，奧巴馬政府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及其對美國未來的設想是一種極為「清楚而現實」的威脅。在他們眼中，奧巴馬是一個「並不美國化的」美國總統，他的膚色是黑的，他的名字中帶有穆斯林的味道。在普通白人眼中，奧巴馬不過是「肯定性行動計劃」((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的受惠者，而他的成長經歷又顯示他是美國精英階層的一分子。奧巴馬本人無疑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但他缺乏羅斯福曾經擁有的利用危機來整合政治力量的能力和資源。他受到的牽制太多，無法給選民帶來他們需要的改革。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他在「銹帶」地區的支持者在2016年大選中選擇離開民主黨，轉而把選票投給特朗普。賓夕法尼亞州盧塞恩縣（Luzerne County）的例子可以生動地說明這一點。

奧巴馬在2008年、2012年的大選中贏得了賓夕法尼亞州，但在2016年的大選中，特朗普以四萬普選票的多數贏得了該州，打破了共和黨自1988年以來從未贏得賓夕法尼亞州的紀錄。盧塞恩縣有5644名民主黨人在2016年改換了黨派身份，在選民登記時從民主黨人變成了共和黨人，這樣他們便可以參加共和黨的初選。相比之下，該縣只有1000多名共和黨選民改變身份，變成民主黨人。從2008年到2014年，該縣的拉美裔人口增加了一倍，達到了人口的9%。當地原住居民多為白人和老人，他們認為外來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搶走了工作機會，並帶來了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該縣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普通白人生活貧困。該縣的貧困率高於州的平均水平，有1/5的帶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處在貧困之中。另外一個問題是失業率高，當地製造業的工作機會自2009年以來已減少了10%。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地居民非常歡迎特朗普提出的對移民實施嚴格控制、強制遞解非法移民出境、反對全球化、反對美國工廠搬遷至海外等主張。當地人希望特朗普能夠給他們帶來工作機會，阻止非法移民大量進入美國。在聽了奧巴馬的八年說教之後，他們不再相信「體制內」的人，也不相信全球化會給他們帶來好處。在他們眼中，希拉里是擅長說教的「圈內人」，而作為商人的特朗普則善於解決實際問題。^[23]

由此可見，選民們希望改革，不喜歡固守陳規，而「建制派」的「圈內人」在他們看來是固守陳規的政客。希拉里在競選戰略上強調候選人的資格、資歷和品質，但選民需要的是改朝換代，解決失業、工資下降和經濟停滯不前等現實問題。儘管他們並不認為特朗普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但他們認為特朗普能夠幫助他們解決問題，至少可以讓他試一試。據《時代周刊》報道，賓夕法尼亞州的小城市南特庫克（Nanticoke）的市長約瑟夫·多爾蒂（Joseph Dougherty）曾是一名民主黨人，他在2016年大選中改變立場轉而支持共和黨，理由是當地人不再只希望「勉強地活著」（surviving），而希望能夠獲得機會過更好的生活，「外出度假，翻修住房，換一輛更好的車，為自己孩子的未來投資。」他認為他的轉向代表了一批「勤奮工作的藍領工人」的行動，大家都在尋找「能夠支撐家庭的工作」，而民主黨似乎對此視而不見，所以「我們並沒有拋棄民主黨，而是民主黨拋棄了我們。」^[24]

三   價值觀的分離與選民重組

盧塞恩縣和南特庫克城民主黨選民的立場變換一方面反映出民主黨忽略了基層選民（尤其是中下階層白人）所關心的就業和移民問題，另一方面反映出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全球化、移民開放、稅收政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公民權利（包括持槍權、墮胎權、隱私權、同性戀者權利等）等問題的處理上存在巨大分歧。實際上，對不同政策的選擇反映出美國選民對美國價值觀的認知發生了分歧。

當代美國社會針對核心價值觀產生的分歧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改革。新政是為了應對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而進行的經濟改革，但它開啟了聯邦政府對國家經濟生活的深度干預。它將公民的經濟安全與保障納入到聯邦政府的保護範圍之內，改變了傳統的政府職能，擴大了政府的權力，增加了政府的責任，創造了一個能動主義（activist）的政府模式，奠定了美國式福利國家的基礎，帶來了美國自由主義的重要轉型。根據「新政自由主義」（New Deal Liberalism）的理念，政府需要對普通公民的生存和幸福負責，需要為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包括養老金、失業救濟和貧困救濟等。在20世紀60年代，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改革進一步擴展了聯邦政府的這種功能和責任，將反貧困、都市改造、擴大福利保障、提高公民的生活品質、反對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等作為改革內容，並在羅斯福總統提出的「社會保障」計劃的基礎上加入醫療保障和醫療補助等新的社會立法項目，鞏固了美國式福利國家的基礎。「新政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國家治理模式，是在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國際背景下產生的。這種特殊的國際環境，尤其是西方與共產主義世界的競爭，幫助美國塑造了全民的政治共識。此外，20世紀50、60年代的民權運動、女權運動、權利革命全面挑戰了美國生活和法律中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推動了移民政策的改革。所有這一切催生了20世紀60年代末出現的一種新的美國價值觀。這種新價值觀在政治上主張更具包容性，更提倡民主參與；在經濟上強調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利用稅收槓桿對社會財富進行更為合理的再分配，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扶持和機會；在文化上鼓吹包容性、多元性和相互尊重。這些價值觀對以「瓦斯普」（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清教徒，WASP）傳統為基礎的美國傳統價值觀做了很多修正，也引發了「權力」重組和「權利」再創。最重要的是，在「新政自由主義」的旗幟下，民主黨人建構起一個由工人階級、少數族裔、婦女、具有批判思想的自由派學界和城市中產階級選民組成的政治聯盟，這為其長期控制聯邦政府提供了政治保障。

在「新政自由主義」的推動下，美國作為一個能動主義國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政府的社會開支大幅度增加。根據研究，非國防開支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例從1954年到1975年持續上升，從5.7%上升到15.7%，增加了三倍。政府的花費主要用於覆蓋社會立法項目，包括醫療保障、醫療補助、殘障人士的醫療補貼、食品券，以及聯邦政府對貧困地區的教育補貼等，但最大的政府開支是社會保障體系的花費。法律要求政府支付的強制性開支的數額遠遠超過了預期。政府的經濟管制範圍也大大擴展，從商業競爭規範的管理擴展到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以及工人的工作環境、健康和安全等領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1世紀初的60多年裡，美國通過了大大小小330部管制性法律，其中主要的管制法是在20世紀60、70年代通過的。管制力度的加強帶來了政府官僚機構的擴張。在「權利再創」方面，除了《1964年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5）和《1965年選舉權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之外，聯邦政府還在20世紀60、70年代通過了關於公平住房、高等教育、殘障兒童教育、反對教育領域的年齡歧視等方面的公民權益法律法規。1964年至1976年，國會通過了11部與公民權利相關的法律。聯邦最高法院對「權利」案件的審理數量也大大增加，1933年審理的案例中只有9%是與權利相關的，到1971年時65%被審理的案例都與權利相關。^[25]聯邦政府針對種族、性別、教育和司法正義等敏感問題實施的集中化全國性統一立法管理，極大地擴展了聯邦政府對公民個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干預。聯邦政府還通過控制稅收來製造各種補貼，以管制公民的個人收入和納稅標準。這種「大政府」模式改變了美國政治運作的傳統模式，帶來了政治力量的重組。

伴隨新政自由主義而來的是當代保守主義。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戴維·法伯（David Farber）所指出的，當代保守主義並不是突然爆發或一蹴而就形成的，而是在抵制和反對「新政自由主義」的過程中通過吸收不同的思想和勢力而逐漸形成的。最初的保守主義主要反對「新政」的經濟政策，力圖恢復傳統的「經濟自由」。到了冷戰初期，保守主義陣營開始反對共產主義——雖然「新政自由主義」者也是反共的。保守主義將共產主義與宗教面臨的威脅結合起來，從而贏得了宗教選民的支持。在隨之而來的民權運動中，保守主義者又將美國南部那些反對聯邦的民權立法、捍衛「白人至上」統治模式的州權主義者納入其陣營之中，組建起反對聯邦政府插手南部種族關係的保守派政治力量。這支力量最終成為幫助尼克松贏得1968年大選的「沉默的大多數」的組成部分。共和黨也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成為當代保守主義代言人的轉型。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白人女性中的激進保守力量和新的宗教右派加入到保守派陣營中，對抗由女權主義者和少數族裔權利提倡者構成的自由派改革力量。宗教右翼對當時最高法院做出的關於公民權利的一系列決定表示強烈反對，認為這些決定廢止了中小學的宗教祈禱儀式，放鬆了政府對淫穢作品的限制，允許銷售避孕產品和墮胎，給予犯罪嫌疑人過多的權益保護，引發了美國社會的道德衰敗。經濟保守派則希望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管制，並降低稅收。這些不同派別分享的共識是，美國需要建立一個反共的、軍事力量強大的政府，以反對任何形式的針對美國的國際威脅，並通過減稅來克服滯漲危機。它們認為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運動和文化變革將國家引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1980年里根當選為美國總統，這為保守主義整合不同派別的力量提供了一個機會。里根憑藉自己的演講才能把保守主義變成了一種正面而樂觀的意識形態，將「自由」的話語權從民主黨人的手中奪了回來。他提出美國要恢復市場資本主義的秩序和活力，恢復州權的尊嚴，減少聯邦政府的社會立法和對公民生活的干預。[26]里根結束任期時，冷戰行將結束，保守主義獲得了嶄新的生命力，變成了與新政自由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正面對抗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對抗在政治上的反映是「權力重組」（reconfiguration of power）和「權利重組」(reconstitution of rights)以及從兩者衍生而來的「選民重組」（realignment of voters）。在權力組合方面，因為總統同時是執法者和立法者，對總統職位的爭奪變得非常激烈。同時，聯邦最高法院在公民權利的裁定方面也擁有極大的權力。它對同性戀者權益、「肯定性行動」政策、總統競選中的金錢捐贈等做出的裁決引發了大量爭議。大法官的任命與批准充滿了權力鬥爭，讓普通選民在選舉政治面前深感無力。這些都加劇了國會參議院席位的競爭。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多元文化主義和保守主義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多個領域展開了持續的交鋒。[27]九一一事件之後，保守主義政客重新啟用強硬的民族主義和傳統的愛國主義話語，主張在外交上實行單邊主義，強調文明的衝突不可避免，並將伊斯蘭教視為美國文明潛在的敵人。[28]此後，反恐戰爭的失利和巨大花費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美國帶來了多重打擊。冷戰結束後，全球化的速度加快，在21世紀初尤其是奧巴馬執政期間達到一個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美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不斷受到新興經濟大國的挑戰，世界經濟格局在新技術的推動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雖然美國仍然在其中佔據重要的位置，但它同時面臨著國內外的嚴峻挑戰。在國際上，美國需要保持技術開發、市場佔有和資金使用的優勢；在國內，美國需要通過稅收和其他政策維繫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不斷激發市場活力，保證普通美國人也能分享到全球化的好處。事實上，全球化加深了利益分配的不平等，那些沒有搭上全球化快車、沒有分享到紅利、短時間內也無法指望從中受益的人因此表現出了強烈的焦慮、失落和憤怒。這批人為保守主義帶來了新的血液，並帶來了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選民的重組。

隨著共識消失和價值觀的對抗加劇，選民們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進行了重新站隊。特朗普通過初選整合了共和黨黨內的不同派別；而在民主黨陣營，希拉里卻未能吸引到足夠多的女性支持者和年輕選民。不僅如此，她還失去了白人群體中的藍領工人階級支持者。所以，特朗普的勝利絕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原因。在某種意義上，2016年大選展示了一個核心價值觀存在深刻裂痕的美國的焦慮，反映了不同的美國經驗和美國想像之間的碰撞。在共和黨內部，基層選民發動了一場「內部反叛」；在全國層面，白人社會的相當一部分中下層選民針對「建制派」精英政治發動了一場「公開反叛」。這種反叛是半個世紀以來「新政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發生的最為激烈的一次公開較量，是保守主義對多元文化主義主流價值觀的一次「清算」，也是保守派選民對未來美國的走向做出的一種憤怒的選擇。

四   特朗普的話語與被焦慮困擾的選民

在上述背景之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有效地利用了美國人的焦慮與恐懼。他以白人工人階級代言人的身份，講出了「銹帶」地區白人工人群體礙於「政治正確」而不敢講也沒有機會講出來的話。特朗普話語的核心思想是民族主義，而不是民粹主義。更準確地說，這是一種「白人民族主義」（White Nationalism）的話語。它以「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號為旗幟，提出要恢復傳統美國的榮耀與力量，恢復白種美國人在美國生活中理所當然的優越感和主導地位，恢復美國在國際秩序中不能被撼動的地位，保持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例外」特質。這種話語在意識形態上與共和黨「建制派」的保守派思路是吻合的，所以許多共和黨人雖然不喜歡特朗普，卻不願意站出來批評他的話語，有的人甚至為此感到釋然，因為特朗普講出了他們想講而不敢講的話。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共和黨開始對多元文化主義持懷疑態度，對「政治正確」大加譴責，認為它限制了言論自由。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敢說大話和狠話，並不僅僅是為了展示其「強人政治」的風範和敢於蔑視「政治正確」的勇氣，也是企圖重新界定美國的民族性。他用「美利堅主義」（Americanism）的邏輯包裝了對民權運動成果的挑戰，重新將「美國人」定義為一個從文化、膚色到觀念都和諧一致的民族整體，從而否定了多元文化主義和民權運動問世以來形成的新美國價值觀。他要傳遞的信息是：美國已經到了一個十分危險的時刻，傳統美國價值觀的純潔性已經受到玷污，並正在迅速消失。

特朗普表達的正是中下層美國白人的焦慮。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冷戰的大環境中，美國人（尤其是白人）享受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經濟繁榮和高品質生活。但是，進入新世紀之後，隨著全球化速度加快、人力成本提高和經濟發生轉型，中西部和南部地區的「去工業化」現象十分嚴重，傳統的工業格局被打破，中產階級的收入和家庭生活開始受到影響。在失去原來唾手可得的工作機會的同時，他們還面臨著外來移民的工作競爭，加上實際工資水平下降，父輩的美國夢在新一代身上變為泡影，由此引發的焦慮在中產階級選民中迅速瀰漫。特朗普將自己說成是這些「被遺忘的」中下層白人的代言人，將中下層白人的痛苦歸咎於「建制派」政治精英對美國人的欺騙，將全球化視為對美國利益的出賣和犧牲。他聲稱，全球化或全球主義（globalism）不僅沒有使美國人受益，反而使受到傷害的美國人越來越多；國門大開的結果是許多歷史上並不夠資格進入美國的人長驅直入，將美國逐漸變得「非美國化」。

特朗普在競選中反覆使用「我們 vs. 他們」的語言模式。雖然他並沒有說明「我們」是誰，但他的聽眾一聽就十分明白。在特朗普的語言中，經過民權運動和多元文化主義洗禮的美國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包容、寬容和多元化根本就不是美國價值觀的一部分。對於「銹帶」地區的白人失業者來說，敢於挑戰「政治正確」和「多元文化主義」的特朗普成為了他們的英雄。在這些選民眼中，「全球化」就是美國的資本、工廠和工作機會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同義詞。特朗普將奧巴馬總統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與柯林頓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相提並論，將它們說成是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同流合污、忽悠民眾的產物。許多出生於傳統的產業工人家庭的美國人感到，他們的父輩曾經擁有的中產階級地位正在消失。他們的父輩曾經是民主黨人，曾經在20世紀30年代、60年代站在「新政自由主義」一邊，但今天，他們發現被精英政治控制的民主黨如今已不再重視他們，而共和黨「建制派」也不理睬他們。特朗普準確地抓住了這個機會，給他們的憤怒火上澆油。

在競選風格上，特朗普也是標新立異，特立獨行，利用聳人聽聞的言論和肆無忌憚的表現，將競爭對手一一逼退。與他同台競爭的體制內候選人（包括在職的參議員、州長等）在選舉中都有所顧忌，基本不敢破壞「政治正確」的行規，即便是克魯茲這樣的極端保守派，在競選時也仍然恪守政場規矩，而不敢像特朗普那樣有恃無恐、恣意妄為、肆無忌憚地講話和做事。特朗普熟諳「建制派」候選人瞻前顧後的心態，以極為出格的風格將極端政治推向民眾和選民心理承受的極限。特朗普其實並不是美國總統選舉史上使用「極端政治」手段的第一人。20世紀30年代的休伊·朗（Huey Long）和20世紀60年代的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都曾經扮演過極端民粹主義領袖的角色，用過激的政治語言直擊選民的恐懼，點燃他們的憤怒，將他們被壓抑的感情激發出來。但是，他們都不如特朗普做得成功，原因之一在於共和黨「建制派」的無序與無奈——在建制派競爭者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特朗普已經將他們逼出初選；原因之二在於特朗普擁有對「建制派」政治、精英政治和全球化極度反感和失望的一批選民的支持。正如歷史學家梅森·威廉斯（Mason Williams）指出的，政黨「建制派」在從前完全可以通過黨的組織來阻止像特朗普這樣的人物從預選中崛起，但如今由於「政黨和意識形態的極端化」，「參與預選的選民——而不是政黨的大佬們或黨內那些更傾心於意識形態的積極分子——掌握了提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權力。」[29]

在過去幾十年里，美國的政黨體制、政黨體系和媒體建構已經成長為一個利益體制。從初選到大選，人脈、金錢、資歷和利益牽扯等已成為民主體制的一部分。若要贏得選舉的勝利，必須要在這些方面積累資本。競選變成了這些「非民主」程序與設計之間的較量。同時，候選人要獲得權力，必須贏得選民的支持，於是攻克選民便成為選舉政治的目標。這樣一來，選舉政治變成了一種本末倒置的政治，選民意願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動力和源泉，而是為了掌握權力需要清除的障礙。所有圍繞選舉展開的政治活動，其目的都是為了得到選民的選票。民主、權利和政治訴求都被工具化了，成為權力追逐者用來進行利益交換、追求個人成功的籌碼。為了獲得意想中的選舉結果，候選人及選舉機器（包括黨內的各級委員會和特意安排的媒體訪談等）努力影響選民，左右選民，對選民進行操縱。雖然選民仍然按自己的意願投票，但他們的意願已被設定在特定的政治環境、議題和候選人當中。特朗普的異軍突起提供了一個不同的選項，具有強烈的反建制、反精英情緒的選民打算利用這個機會來做出一個具有風險的決定——擯棄「建制派」，擁抱「造反派」。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2016年的美國大選是一場針對民權運動成果和多元文化主義價值觀的全國辯論，是美國人關於兩種美國歷史敘事、兩種美國願景的競爭。用美國作家戴維·羅森（David Rosen）的話來說，也是美國的一場「文化戰爭」（culture war）。[30]希拉里和特朗普分別在兩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對兩種敘事和願景做了生動的描述。希拉里描述的是一個崇尚多元價值的、具有包容性的、將繼續開放的、充滿活力的、富有創新精神的美國。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來，這也許的確是一個美好的、令人嚮往的願景，但它是一個陌生的、昂貴而遙遠的夢，享有它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包括持續地接受政府的干預，付出昂貴的經濟支出。這是精英階層的夢，不是普通人的夢。特朗普在提名演講中描述的美國則處於危險的邊緣，傳統社會面臨重重挑戰，美國價值觀受到攻擊，內部面臨著危險。他所描繪的夢是「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這是一個現實的、熟悉的、觸手可及的夢，讓人感到安全和舒適。人們希望在這個夢中重新找回父輩曾經享有過的特權與優越感、中產階級生活的舒心以及作為一個美國人的驕傲。由於總統選舉制度的安排和選舉文化的緣故，希拉里和特朗普最後變成了兩種唯一的選擇的化身。對他們的選擇與每個選民的階級、種族、性別、族裔、宗教、出生地、意識形態和文化習性糾纏在一起，這使大選的整合變得極其困難，選擇也變得很受局限。當特朗普道出「山裡人」的憂慮和失落感的時候，他看準了這些選民為了挽救正在消逝的傳統而孤注一擲的心理。

當選民們感覺到在自己的祖國正在變成異鄉人的時候，他們會陷入一種深深的恐懼。他們為傳統和價值觀的消失而感到痛苦，既無法搭上全球化的快車，也不願意全力擁抱多元化。眼看著後來者和外來者源源不斷地超越他們，他們的失落感和恐懼感更加強烈。這種失落感與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經描述的「社會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有相同之處，但特朗普的支持者想要表達的不光是冤情和憤怒，他們也希望找回失去的「美國夢」。[31]所以，《時代周刊》提到的「隱藏的選民」是存在的，但他們並不是隱秘的。這些選民過去只是沒有機會發出聲音而已，特朗普的出現給了他們一個選擇和表達的機會。他們的人數並不多，正好大都分布在搖擺州，所以在大選日他們給了特朗普一個具有「臨界數量」（critical mass）意義的選民支持，並且喊出了「還我祖國」(I want my country back)的口號。

王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文責任編輯：羅偉清)

[①] 感謝《美國研究》匿名評審專家對本文提出修改意見，文中如有疏漏，由筆者負責。

[②] 2016年11月8日大選日的計票結果顯示，特朗普在30個州獲勝，贏得這些州總共306名總統選舉人（electoral votes）的選票；希拉里·柯林頓在其餘的20個州獲勝，贏得這些州總共232名總統選舉人的選票。在2016年12月19日總統選舉人的投票中，有七名總統候選人改變了選前承諾，將選票分別投給了其他人。特朗普最終得到的總統選舉人票為304票，希拉里·柯林頓得到227票。在普選票（popular votes）方面，特朗普總共贏得了6298.4825萬票，佔全國普選票總數的46.09%；希拉里·柯林頓贏得了6585.3516萬票，佔全國普選票總數的48.18%。關於2016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結果，參見：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ficial 2016 Presidential General Election Results,」 January 30, 2017,available at: https://transition.fec.gov/pubrec/fe2016/2016presgeresults.pdf, pp. 1～10.2017.2.1.

[③] Hilary Clinton』s Concession Speech, November 9, 2016, available at: http://edition.cnn.com/2016/11/09/politics/hillary-clinton-concession-speech/index.html. 2016.11.9.

[④] David Remnick, 「An American Tragedy,」 New Yorker, November 9, 2016.

[⑤] Nancy Gibbs, 「The Choice,」 Time, December 19，2016, p. 45 and cover page.

[⑥]在2008年總統大選中，奧巴馬不僅贏得了上述各州，還同時贏得了印第安納州和北卡羅來納州。而在2012年連選連任的競選中，他輸掉了這兩個州，但仍然贏得了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衣阿華州、威斯康星州和佛羅里達州。

[⑦]六個州的總統選舉人票數分列如下：衣阿華州6票，威斯康星州10票，密歇根州16票，俄亥俄州18票，賓夕法尼亞州20票，佛羅里達州29票。

[⑧]在上述六個「搖擺州」里，特朗普與希拉里所獲的普選票數的差距分別是：衣阿華州14.7314萬票；密歇根州1.0704萬票; 賓夕法尼亞州4.4292萬票; 俄亥俄州44.6841萬票; 威斯康辛州2.2748萬票; 佛羅里達州11.2911萬票。參見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ficial 2016 Presidential General Election Results,」 January 30, 2017, pp. 2, 6；David Lauter, 「Clinton Won As Many Votes As Obama in 2012: Just Not in the States Where She Needed Them Most,」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9, 2016.

[⑨]該判決指1973年的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該案判決結果准允婦女在受孕和胎兒成長初期做出墮胎的決定。

[⑩]根據愛迪生研究中心(Edison Research)的出口民調結果，希拉里贏得了54%的女性選民的選票，特朗普贏得了42% 的女性選民的選票。但是，在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女性選民中，有64%的人選擇支持特朗普，同一類別的黑人女性和拉美裔女性對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別為3%和25%。在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中，非白人女性對希拉里的支持率達76%，白人女性的支持率為51%。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女性對特朗普的支持率達45%，同一種類的非白人女性的支持率是19%。換言之，少數族裔女性對希拉里的支持率要遠遠高於白人女性對她的支持率。參見Aamna Mohdin, 「American Women Voted Overwhelmingly for Clinton Except for the White Ones,」Quartz, November 9, 2016,available at:https://qz.com/1012607/ubers-ceo-was-brought-down-by-a-god-complex-and-that-should-scare-the-rest-of-silicon-valley/ 2016.11.09.

[11]「團體制」和「贏者通吃」兩項規則在19世紀上半葉的採用徹底改變了最初的總統選舉程序，賦予了政黨組織總統選舉、左右總統選舉結果的極大權力，也改變了總統選舉人的功能。如今，除緬因州和內華達州兩州外，美國其他48州和哥倫比亞特區都採用「贏者通吃」的方式來決定本州總統選舉人的政黨歸屬。關於美國總統選舉制度的演變，參見王希：《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十章第一節。

[12] Andrea Louise Campbell, 「Parties,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and Shifting Voting Blocs,」 in Paul Pierson & Theda Skocpol,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Activist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8~102, esp. 73.

[13]在201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特朗普曾就如何處理與媒體的關係寫過一段話：「我不怕媒體攻擊我。我對付媒體的方法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吸引眼球。只要我獲得了關注，我就會按自己的方式用它來為我揚威造勢。如果你的做法與其他人稍有不同，譬如說一些冒犯他人的話，並且敢和它們打嘴仗，媒體會被你牽著鼻子走。所以，有的時候我想提出一個觀點，我會講一些讓人感到很受不了的話，主要是讓讀者和聽眾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我是一個商人，我的目的是要推銷我的品牌產品。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一版廣告的花費超過十萬美元，但當媒體把我的思想寫成一篇報道時，我不用花一分錢，而且還得到了更重要的曝光度。」參見Donald J. Trump, 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15), pp. 10~11。

[14]當傑布·布希在2016年2月宣布退出共和黨預選之後，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將他和特朗普的競選做了比較，認為布希是共和黨「建制派」選中的候選人，但在風格上遠沒有其他候選人那種親民作風，精力不足，能量不夠。他採用的競選班子都是「建制派」成員，只知道遵循過去的競選模式，完全不能適應新型政治，尤其是不能像特朗普那樣有效地使用新的電子傳媒手段。參見Sam Sanders, 「Why Did Jeb Bush Fail? There Are Many Theories,」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February 22, 2016,available at:http://www.npr.org/2016/02/22/467651227/why-did-jeb-bush-lose-there-are-many-theories,2016.02.22。

[15]梅根·麥凱恩是200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的女兒，也是福克斯電視台的共和黨評論員，她對特朗普使用的攻擊少數族裔的競選言論非常反感，認為特朗普破壞了該黨在過去力圖吸引少數族裔選民的努力。她在報紙上撰文，稱「特朗普劫持了我的政黨，將它變成了一個我無法辨認的陰暗的東西。」參見Meghan McCain, 「Donald Trump Is Destroying My Party,」 March 14, 2016, available at:http://www.cosmopolitan.com/politics/a55208/donald-trump-destroying-republican-party-meghan-mccain/. 2016.03.14。

[16]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c1948)(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xxxvii. 

[17]內華達州實施的是選區制，該州五名總統選舉人票中的三票始終為共和黨所贏得，另外二票為獨立或「搖擺票」。

[18]包括哥倫比亞特區的投票結果。緬因州實施的是選區制，其中四名總統選舉人票中的三票始終為民主黨人所贏得，另一票是獨立或「搖擺票」。

[19]有九個州從1968年到2016年始終在大選中為共和黨所贏得，包括愛達荷州、懷俄明州、北達科達州、猶他州、內布拉斯加州、堪薩斯州、俄克拉何馬州和阿拉斯加州。

[20] 1988年，共和黨連續贏得的州在1968年的九個州的基礎上增加了五個州，包括得克薩斯州、南達科達州、密西西比州、亞拉巴馬州、南卡羅來納州。連續為民主黨所贏得的州或地區共有七個，包括華盛頓州、俄勒岡州、明尼蘇達州、紐約州、馬薩諸塞州、羅德島州、哥倫比亞特區。

[21]這八個州包括衣阿華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威斯康星州、印第安納州、佛羅里達州和北卡羅來納州；此外，還有緬因州的一個選區。緬因州的總統選舉人票數按國會選區分配，不實行「贏家通吃」的規則。在該州擁有的四張選舉人票中，有三票始終為民主黨人所贏得，第四票則屬於獨立票或「搖擺票」。

[22]Paul Rosenberg, 「This Is How a Political Party Dies. . . ,」 available at:http://www.salon.com/2016/02/06/this_is_how_a_political_party_dies_donald_trump_bernie_sanders_and_the_collapse_of_our_failed_political_elites/.2016.02.06.

[23] Josh Saul, 「Why Did Donald Trump Win? Just Visit Luzerne County, Pennsylvania,」 Newsweek, December 5,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newsweek.com/2016/12/16/donald-trump-pennsylvania-win-luzerne-county-527861.html 2016.12.10.

[24]Michael Scherer, 「The Person of the Year,」 Time, December 19，2016, pp. 58, 72.

[25]Paul Pierson, 「The Rise and Reconfiguration of Activist Government,」 in Paul Pierson & Theda Skocpol,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Activist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sm, pp. 23, 25, 27~28.

[26]〔美〕戴維·法伯：《美國保守主義：政治進程而非固有觀念》（焦嬌譯），載《美國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1～125頁。另參見Julian E. Zellizer, 「Seizing Power: Conservatives and Congress since the 1970s,」 in Paul Pierson & Theda Skocpol,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Activist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sm , pp.105~134。關於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早期起源，參見 Daniel Bell ed., The Radical Right (c1955)（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especially chapters 3, 5,7, 11。.

[27]王希：《多元文化主義的起源、實踐與局限性》，載《美國研究》，2000年第2期，第43～80頁。

[28]〔美〕戴維·法伯：《美國保守主義：政治進程而非固有觀念》（焦嬌譯），第121～122頁。

[29] Thomas B. Edsall, 「The Apotheosis of Donald J. Trump,」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 2016, Opinion Pages.

[30]David Rosen, 「The Culture War and the 2016 Election,」 Counterpunch, August 5, 2016, available at: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6/08/05/the-culture-war-and-the-2016-election/ 2016.08.06.

[31]關於「status politics」的討論，參見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pp.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