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拍片：中國電影如何借力打力？

  近年來，在華語電影以及東亞區域合作熱之後，中美之間已然掀起了「合拍熱」。所謂「合拍」，簡單地說，就是內地和美國製片公司共同投資、拍攝，版權共有、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合作形式。我國出於振興文化產業的要求，將合拍片視為國產片，不僅沒有配額的限制，而且分賬比例高達30%。也就是說，合拍片形式，給境外電影公司提供了一個繞開貿易壁壘、獲得更大利益的契機。

中美合拍以及相關活動之所以在近年大熱，離不開中美雙方的一拍即合：對中國來說，藉助與世界電影霸主的美國合拍的契機，擴大自身的文化影響，走上開拓海外市場之路；對美國來說，原因不外是中國於2012年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合拍不僅分攤資金風險，還能賺得更大的收益。因此，中美合拍片對本土市場萎縮的美國電影不啻是一劑強心針，無怪乎好萊塢巨頭們精神振奮，紛紛來中國設立機構，謀求發展。

中美合拍片的票房錯位

表面上看，中美合拍就是雙方互利的經濟現象。從在商言商的角度說，這種跨文化傳播的影片能賺錢嗎？現實情況是，能夠通吃中美市場的合拍片尚未出現，海內外之間存在顯見的票房錯位。

贏得北美市場的，如《功夫夢》（北美票房高達1765萬美元）、《功夫之王》（北美票房5207萬美元），然而，在國內市場卻波瀾不驚；在國內市場驚人的，又往往難以引起北美市場的興趣，這以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為代表，在國內斬獲6.4億人民幣，成為年度票房冠軍，在北美票房卻不過區區31萬美元。當然，兩頭不討好的合拍片更是屢見不鮮。如2008年的《北京等待》，儘管製片人兼導演張倫（Alan zhang）否認投資過大而遭美國黑幫背景的人追債，但海內外票房不佳是難以掩飾的事實。2007年約翰·卡蘭執導的中美合拍片《面紗》，所講述的純粹是西方的愛情故事，倒也切中愛情肯綮；但是，中國元素浮於表面，流於桂林的自然風光、上海殖民地背景，中國演員為了構成「合拍」的形式，點綴在費恩夫妻的故事中。此片在國內「日均放映不足兩場」，以異常慘淡的票房收場。

《北京等待》劇照

好萊塢準備「內外通吃」

中美即便合拍，雙贏的情況絕少出現，這意味著合拍的「共同」性存在相當的虛妄。進一步追問，既然雙贏難以產生，那麼怎樣的合拍對我們有益？這個問題至關重要，是因為在這一輪合拍熱中，好萊塢電影已然把准了中國市場的命脈。

可以說，國內電影市場的特徵一目了然。進口影片總是《阿凡達》《復仇者聯盟》《變形金剛》《泰坦尼克號》等「票房炸彈」的「高概念」電影，盤踞在票房榜前位。相形之下，國外的藝術片（也包括華語電影中的藝術片）沒有任何位居上游的機會。《美麗人生》、《天使愛美麗》等歐洲電影，在北美數千部外語片票房排行榜中都是名列前五，但在娛樂化甚囂塵上、觀眾心理浮躁、票價高企的國內語境中，即便贏得口碑也難以在票房上有所突破。此外，古裝片、武打片等在北美市場雖然存在一定市場，但對中國來說，由於「武俠文化」經驗根深蒂固，就算是成龍、周潤發、李連杰等「東方三俠」主演的那些漂浮在文化土壤之上、不符合這一類型要求的武打合拍片，也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卧虎藏龍》就是典型案例，雖然以1.2美元至今都佔據著北美外語片票房榜首，在國內市場卻只有1000萬人民幣。

與以往中美合拍不同，在這一輪中美合拍熱中，眼熱中國市場的好萊塢真正動了起來，準備拍攝「內外通吃」的大片。美方不再是美籍華人，也不再是邊緣的資金，而是華納、福克斯、派拉蒙等大製片廠的好萊塢核心力量。合拍片是《鋼鐵俠3》《星艦奧羅拉》《雙刃》等投資巨大的「票房炸彈」，合作者是如《碟中諜4》《2012》等的製片人、《木乃伊3》的導演以及《鐵甲鋼拳》等編劇以及007系列的男一號皮爾斯、《超級戰艦》的男一號泰勒·克奇，等等。顯然，所謂「中美合拍」，即是美國在強調視覺奇觀、未來科幻等最擅長、也是最主流的商業題材中，給予國內演員參與的機會。

站在全球高度看，如果說先前的合拍不過是海外華人與文化母國之間的「自娛自樂」，是邊緣與邊緣的「弱弱合作」，那麼，現在則是好萊塢從自身核心的文化資源（如題材系列、文化邏輯、集體記憶），在已然佔據全球優勢資源（如編導演等人才資源、影視技術、發行渠道）的前提下，對中國市場進行強力的整合，即是一種「強強聯合」。這種整合在「票房炸彈」已經高企的票房基礎上，勢必進一步拉升中國市場。可以說，美國好萊塢在合拍重點上已然改弦更張，放棄本土市場所熱心的小製作類型，而是強調與中國在商業大片上的合作，即，讓中國演員參與先前不能參與的「票房炸彈」，既能滿足中國觀眾對中國演員的心理期待，最大限度地拓展、挖掘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的票房份額，同時，這種影片仍然屬於大投入、大製作的「高概念」電影，絲毫不影響在其他國家的電影票房。說到這裡，如此熱衷合拍的好萊塢電影，其目的是赤裸裸的，它準備賺誰的錢？答案不言而喻。

客觀地說，好萊塢電影的這種策略無疑是對路的。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在第十五屆上海電影節上說，參與這類以美國為主的大片就是幫助好萊塢佔領中國市場。的確，在好萊塢電影核心力量（在全球範圍內所擁有的無與倫比的技術優勢與行業經驗）面前，哪怕「不差錢」的中國在資金方面不處下風，但也註定了難以有所作為。因為這種好萊塢大片、高概念電影已經在表裡之間形成了一種非常牢固的結構單元。就故事的訴求/外在形式而言，在於影視高科技所製造的奇觀，就故事內在的價值觀來說，強調自由、平等的西方文化觀。經過好萊塢長期的重複與熔鑄，兩者天衣無縫地鑲嵌在一起。說得苛刻點，這種形式與內容如此銜接緊密的好萊塢故事，缺乏其他文化元素涉足的空間，或者說，都是中國電影力量不可能發揮作用的地方。

中方缺乏明確的合拍戰略

反觀中國立場，與美方的合拍就缺乏明確的戰略。如上所說，合拍片的理想狀態應是：既能因自身的元素整固本土市場，又能利用他國力量在海外市場開疆拓土，但重點在於後者，因為整固自身市場主要力量還是本國電影。在中美合拍片中，中方更應該思考打開對方市場的策略。我們看到，在這輪中美合拍熱潮中，國內一方面出現為好萊塢大片邀約中國而歡呼的聲音，另一方面，對中國電影未來憂心忡忡的抱怨也不絕於耳。但是，通觀目前以中方為主的合拍片，對怎樣運用合拍片借力打力的問題上，至今仍然缺乏深入的思考。

一類是模仿美國大片、強調視覺奇觀的合拍大片，如今年4月北京第二屆電影節上宣稱合拍3D電影《孫子兵法》、《封神天下》，在第十五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國影基金準備斥資20億，拍攝十部中美合拍片，如《成吉思汗》《重慶大轟炸》《龍捲傳奇》《藏地密碼》等。

不可否認，在引進美國電影技術、組織、管理等力量方面，這類大片在電影形式、視覺外觀上肯定會大為改善，但此類影片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西方文化卻難以在中國故事中得到展示。換言之，中國故事所固有的道德、倫理、價值觀、理想精神，在這種高度西方化的大片形式中不可能得到合理的演繹。從某種程度上說，《唐山大地震》儘管不是中美合拍片，但在拍攝思路上與如上影片極為相似：利用外國技術力量講述中國故事。然而，和馮小剛其他電影一樣，這部狂攬6億人民幣、雄霸中國票房、引起社會熱烈爭論的影片在北美市場卻僅僅收穫6萬美元，連國內票房的零頭都不到。

可以預想，這些影片在跨文化傳播中必然面臨文化的不適，一方面，就視覺奇觀而言，即便存在好萊塢技術力量的參與，但囿於資金，仍然不可能與好萊塢重金打造的「票房炸彈」相提並論，另一方面，在這種形式框定下的中國故事，缺乏特色的（「出人意料」）、合理的（「情理之中」）文化邏輯，簡單重複西方價值觀，必然導致故事漏洞百出、缺乏文化個性，仍然很難滿足北美市場的心理期待，甚至對本土市場也是一種傷害。從根本上說，這種類型和好萊塢大片屬於同質競爭。

此外，國內也出現投資較小的商業合拍片，如青春喜劇片《21歲派對》、定位於「心理諜戰片」的《青盲》，雖是「積極響應中美電影民間合作新政」的第一部電影，但這種題材與主題仍然限定在國內市場，所謂「合作」，不外乎請某個美國演員，不僅難以引起國外的觀影興趣，就連國內市場都很難保住。

怎樣合拍對中國有益？

在如此語境中，以中方為主的合拍片要想在海外市場上獲得較高的收益，迫切需要摸准北美市場的特徵，拍攝具有針對性的影片。我認為，以下五個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北美市場具有謹嚴的法律與行業管制，中美合拍片應當充分尊重併合理利用美國相關法律的引導與規範（如美國電影協會（MPAA）的定級標準），在不同要求的題材領域或深入挖掘或合理規避。如利用美國對言論自由的放鬆，積極從中國角度設置相關國際政治議題，以此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再如，避免拍攝類似可能被定為NC-17等限制級電影， 如果不能進入美國主流影院，就註定了票房慘淡、慢性死亡。

第二，北美市場與娛樂媒體間存在關聯互動的機制，不僅《紐約時報》《好萊塢報道》《綜藝》等權威影評對票房具有相當的引導功能，而且，影片的集束性宣傳活動的作用也是非常顯見的，這要求中方必須提煉出明確的、易於操作的觀眾訴求，並以一系列主題相關、時間相連、演員相似的影片迅速而持續地投放市場，形成觀影熱點。

第三，北美市場具有基於文化親緣基礎上的封閉性、排他性等傾向。如果存在已經融入美國本土或者與美國文化相關、相似或相近的元素，電影往往就能順利打開市場；否則，即便是合拍，其文化區隔性難以消除，北美票房會受到極大影響。中方應當充分利用、發揮對北美市場具有號召力的影人及其他電影資源（尤其是需要重視「第二代」美裔華人的電影力量），而非目前僅僅從拓展國內或港台市場的角度思考問題。

第四，北美市場長期以來存在「外語片即藝術片」的欣賞傳統，以中方為主的合拍片應當充分利用這一傳統，打開北美市場不能單純依靠拍攝「票房炸彈」的高概念電影，而應把重點放在體現自身文化邏輯及其個性的藝術片上。

第五，北美市場具有相對獨立的藝術標準，政治因素（如所謂的「政治禁片」往往只是營銷噱頭）與國際電影節獲獎因素（但美國著名電影節除外，金球獎、奧斯卡獎對北美票房的影響很大）對票房的增值並不明顯。所謂獨立的「藝術標準」，是指「最小空間」（影片不要求展現宏大的場面、重大的歷史人物及事件，而強調落實到具體人物及微觀心靈）與「最大可能」（微觀的人物表現出的社會思考、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等，需要特殊的文化邏輯予以堅實的支持）兼具並存。這實則表明：即使是合拍片，也應當執守自身的文化立場，但這種文化個性及立場特徵，絕非是靜止的抽象，而必須落實到個體的微觀世界，成為一道建構人生世界的邏輯力量。

（作者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本文發表於《社會觀察》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