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興亡，與匹夫無關

05-30

「匹夫有責」一解

安立志

春節期間翻看閑書，讀到一則清末怪人辜鴻銘的段子，內容比較深刻，性質與蘇聯的政治笑話有些近似。為不失原味，照錄如次：

光緒壬寅（1902年），張文襄（之洞）督鄂，時方舉行孝欽（慈禧）萬壽，各衙署懸燈結綵，費巨萬，柬請各國領筵宴，並奏西樂，唱新樂國歌。酒闌，某忽語梁某某曰：「滿街都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梁曰：「君胡不試編之？」辜鴻銘略一佇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願聞之否？」曰：「願聞。」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坐客嘩然。（《清稗類鈔·譏諷類》）

從表面看，這是清代「公知」「呲必中國」的典型惡例，矛頭甚至指向了最高領袖老佛爺。從深層看，這個段子，實際上提出了一個人們不及深思的問題——「愛國」與「愛民」是什麼關係？

按照通行的說法，國家是由領土、國民、主權這三個要素構成的。在國家這個根目錄下，領土、國民、主權（政權）都是子目錄，而子目錄是平行的。按照現代政治理論，「主權作為一種權力只能屬於國民」（《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P215），任何權力的設計都不應被用於控制國民並受國民膜拜，而「只是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眾福利。」（《洛克談人權與自由》，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P283）由於權力本身具有自我放縱的特性，因此，所有權力都應當接受國民的監督。在這個段子里，慈禧太后作為主權的象徵，手握最高權力，在皇權專制之下，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但她並不等於國家。也就是說，愛國並不等於愛慈禧，反之，不愛慈禧也不等於不愛國。懸燈結綵，耗費公帑，豪華祝壽，巴結慈禧，不僅不是愛國，而是害國。而辜鴻銘對此提出批評，不僅不是抹黑中國，「呲必中國」，而是愛國的體現。

在上面的論述中，引用了兩位西方學者的意見，但這些意見不等於西方價值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關於「國」與「天下」的看法，就體現了相似的觀念。蘇東巨變後，經常有人為蘇聯的垮台發出「亡黨亡國」的哀鳴，其實，蘇共變成了俄共，聯盟發生了解體，物質不滅，亡從何來？在中國的皇權政治中，歷代帝王都以自我為圓心，自己登基了，叫做「當國」、「坐天下」；自己垮台了，叫做「亡國」、「失天下」。皇上下台後，從不承認無德、無能和無道，反而讓國民背黑鍋，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一個顯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字，其實出於梁啟超100年前的《痛定罪言》，文末確有「斯乃真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飲冰室文集》卷三十三，P9）

然而，顧亭林（炎武）到底說了些什麼呢？「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P756-757）顧炎武這段話里，有兩個概念，其中的「天下」，與今之國家相近；其中的「國」，則相當於今之政權。在他看來，改朝換代，政權更替，不過是李唐、趙宋不同當權者的「易姓改號」而已，確切地說這是政權換班，而非亡國。二十四史里「走馬燈」式的朝代輪換不就是這麼過來的嗎？這樣的政權能否不被更換，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的責任，與「匹夫」沒有什麼關係，如果硬說有關係，無非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那麼，何謂「亡天下」呢？照其字面來理解，就是公平正義喪失，官員壓榨百姓，彼此你死我活，社會分崩離析，這種局面才被稱為「亡天下」。人們為了生存，只能奮起自救，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關乎「國家興亡」，才能說「匹夫有責」。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字，並非顧炎武的原話，而由梁啟超所概括，但他在理解上並無曲解與歧義。他的那篇《痛定罪言》，寫於1915年，正值中日和議之後，因此，文中特別談到愛國問題。在梁啟超看來，中國人的愛國心是毋庸置疑的，「大抵愛國之義，本為人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飲冰室文集》卷三十三，P5）他在文章中，以「今中國猶是中國人之中國也，未嘗受統治於他國人也」為前提，設計了一組質疑問答題，「吾民曾有參政權否？」「曾否有法律以為吾生命財產之保障？」「吾民之受掊克於官吏者果何若？」等等，他的回答是無可奈何的——「余愀然無以應。」（同上，P5）在他看來，國民的愛國熱情之所以受到傷害，「國民而至於不愛其國，則必執國命者厝其國於不可愛之地而已。」（同上，P5）他甚至提出這樣一個思路，「國如當愛也，則愛之者其請自當道有司始。」（同上，P6）也就是說，愛國請先從高級幹部做起。他在文章中引用一些國民對一些愛國的高調提出質疑，「濅（jìn）假吾民真輸其愛國之誠，安知不反為當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遂其私也？」（同上，P6）梁啟超的話並非沒有道理，先不說「人民教育人民辦」、「人民城市人民建」里的貓匿，一些將軍高調廉潔，貪污國家財產黃金玉石鈔票竟以噸計；一些文痞高唱愛國，竟然將妻子兒女送往敵國；一些高官滿嘴馬列，竟然擁有成班成排的二奶三妾。正是在他們這裡，愛國與愛民發生了對立。

不過，從顧炎武、梁啟超的議論里，總感到國民地位的被動與無奈。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權為民所賦，人民才是權力的主人。為防止委託的權力發生腐敗與墮落，要有充分而健全的監督、制約等制度設計，而不致於非待「亡國」或「亡天下」之後，再來追究責任，分攤責任。要改變「匹夫」在「天下興亡」中的被動處境，必須保障「匹夫」在制度體系中的主動地位，而不能總是被代表、被管理，一旦出了問題，非要從國民中找出某個「敵對勢力」？

其實，品評梁啟超的論述，讓我想起了陳垣先生的話來，「恩澤不下於民，而責人民之不愛國，不可得也。夫國必有可愛之道，而後能令人愛之，」（《通鑒胡注表微》，商務印書館，2011年，P278）假如我們模仿央視記者滿大街追問「幸福」的模式，問那些遭遇強拆的拆遷戶、討薪跳樓的農民工、生活無著的失業者、開胸驗肺的傷殘人、城管暴打的小商販、雪地露宿的上訪者，三聚氰胺的嬰幼兒父母，「你們愛國嗎」？那將是一種怎樣尷尬的情景？陳垣先生接下來這句話，「天下有輕去其國，而甘心託庇於他政權之下者矣。」我總感覺應是反問句。近年來，我國的一些高官、富豪紛紛將妻兒、財富轉移國外，這些裸官與「外商」卻在國內大言煌煌，標榜愛國，然而，這些對國家已經失去信心、根本不愛國的人們，讓他們愛人民，「豈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