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變三百年的感悟
一個人心裡想著功名，還是想著功課，往往折射其工作觀、事業觀和政績觀，決定其能行多遠。
追求功名無可厚非，但不能貪圖功名，忘記功課。須知，功名由多做功課而得，非徒好而自至。只想追名逐利，不做功課，無疑捨本逐末；迷戀昔日輝煌，停滯不前，終成無源之水。所以胡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諄諄告誡我們，「決不能也決不會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只有少想功名，多做功課，才能不斷創造新業績，贏得身後名。
《顏氏家訓》有言：「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歷史上因陶醉於功名，導致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闖王李自成的敗亡，太平天國的隕落，與一些領導人貪戀功名是分不開的。我黨牢牢記住歷史的教訓，無論是毛澤東「進京趕考」「兩個務必」的提醒，還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都警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應兢兢業業、踏踏實實，但求事功、不事張揚。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把功課做到極致，功名不請自來。相反，如果心裡想的全是名利，必不能醉心於本職業務，只能是荒了自己的田，落得一時虛名，甚至因求虛名而得實禍。
歷史是最公正的裁判。那些追名逐利、夢想美名遠揚之人，往往得不到人們認可；而那些俯首為民、不計得失、淡泊名利的人，反倒容易讓群眾傳頌，留下口碑豐碑。黨的優秀代表楊善洲、沈浩、吳孟超等，把功名利祿全拋下，一心做好為民服務這門功課，最終把功名刻在群眾的心坎上。
實際生活中，卻有少數黨員幹部追求「窗戶上掛喇叭——名聲在外」，事情沒做多少，或者工作剛剛開了個頭，便「拉長、吹大、墊高」，熱衷於在媒體上「精心包裝，隆重推出」。在他們眼裡，只有成績，沒有不足；只見彩頭，不見問題。這樣的浮躁心態、飄浮作風，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於己有害。
「名是實之賓，無實何能名」。所謂實，就是多想事業，多干實事，多解決問題。就軍人來說，最重要的是練好打贏本領，視勝利為最大的功名，在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的偉大實踐中主動作為，不辱使命。具體到每名黨員幹部，則應干一行、愛一行、精一行，自豪而不自滿，昂揚而不張揚，以過硬的能力素質為黨工作、為國奉獻、為民造福
讀《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一九四四年，是明朝滅亡後的第五個甲申年。是年春天，為了紀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勝利三百周年，郭沫若寫下了這篇為後世所傳誦的史學佳作《甲申三百年祭》。時值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光明前途和國民黨所代表的黑暗勢力的激烈較量，郭老的這篇萬餘字的作品無疑在紛爭的年代引起了軒然大波。國民黨御用文人的口誅筆伐，共產黨和無黨派人士的大加讚譽，一篇史論史無前例的帶來了政壇的震蕩。歷史的塵埃早已落定，前人的論斷已無需評判。近日拜讀了老校長的這篇《甲申三百年祭》，跟隨郭老追尋了明朝滅亡的軌跡，探究了李自成農民起義的發跡與敗亡，我從字裡行間感悟到的是對「責任」的闡釋。
（一）明亡：愛民之責的缺失
從屢擊倭寇到征服高麗，從鄭和七下西洋到解縉修編永樂大典，一系列史實無疑在向世人昭示著大明王朝的強大富庶。就是這麼一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王朝，也難逃歷史的輪迴。
明王朝從一三六八年朱元璋開國以來，經過兩百多年的統治，內憂外患都發展到了極點。到了甲申年，形勢已極為嚴峻。一方面滿清的軍隊已經完全佔領了山海關以外的廣大土地，雖然山海關有明軍扼守，一時攻不下來，但清兵繞到察哈爾，侵入了長城以內，已曾屢次竄擾到北京附近。另一方面，由於各地飽受饑荒的農民彙集而成的起義部隊已經聲勢浩大，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已經由湖南湖北進入了四川；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隊伍則由河南破潼關而佔領了西安，並以之為根據地，制定了行軍規則，成為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了。到了這般田地，就算是唐宗宋祖在世也無法讓偌大的一個王朝起死回生了，也難怪朱由檢同學急的只想自我了斷。
很多人都會把明朝的滅亡歸結為明末政治的腐朽不堪，這點當然是無可厚非的。宦官當道，錦衣衛橫行，難道還會有人誇它的政治清明嗎？不過簡單的一句政治腐朽似乎忽略了太多的人為的因素。從形態意識層面來講，明朝走向滅亡不能不說是愛民之責的嚴重缺失所導致的惡果。
從臣子的角度講，位居人臣，上當直言敢諫，對皇帝負責；下應體恤百姓，對廣大平民負責。可看看明末的那幫臣子都幹了些什麼勾當。首先是天啟朝的宦官魏忠賢和奉聖夫人客氏，這兩個人在明末可是曾經權傾朝野的角色。客氏與魏忠賢「私為夫婦」，利用皇帝不理政務之便，把持宮內大權，然後網羅親信，結黨營私，蒙蔽皇上，誣陷忠良，這就是他們對皇帝所負之責；利用東廠大肆擾民，假公濟私，甚至利用皇帝的名義頒布禁令拆毀全國書院，對民間疾苦則不聞不問，這就是他們對人民所負的責任。有如此不知愛民之官，明焉能不亡？到了崇禎朝，「閹黨」雖被剷除，然而身披官袍的那些人又為民謀了些什麼福利呢？「年年歲歲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災、蝗災」，百姓衣食無著，甚至有「煮人肉以為食」的現象發生，然而卻是「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完全不顧百姓死活。有一位武生向崇禎提議搜刮臣宰助餉，可是卻遭到了以錢士升為首的大臣的極力反對。群官不思為民請命，民焉能不反？明焉能不亡？
國家興亡，匹夫尚且有責，一國之君豈能逃脫干係？昏庸如萬曆、天啟者，就無需多說什麼了。且談一下頗具爭議的崇禎皇帝。在歷代改朝換代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崇禎帝卻是個例外，他很博得後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極詔》裡面也說：「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然而事實真的這樣嗎？我們只能說崇禎太擅長演戲了。他是最喜歡下《罪己詔》的皇帝，但總是申說愛民卻口惠而實不至。他還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卻不肯把國庫裡面的錢拿出來助餉賑災，以至於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國庫「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我們著實不能隨意就把昏庸的帽子扣給朱由檢，但是如此沽名釣譽、空談愛民之心卻不肯肩負愛民之責的皇帝又能比昏君好到哪裡去呢？民心已失，悔之晚矣。
這樣看來，明朝的滅亡其實就是自上而下一種責任的缺失。當統治者們忘記了自己肩頭所扛負的造福萬萬百姓的責任時，這個統治階級遲早是要垮掉的。
（二） 李興：匹夫之責的覺醒
農民出身的李自成最初也是以流民寇首的身份登上歷史舞台的。但是他又與其他「流寇」首領們大有不同。李自成為人「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他很能禮賢下士，以致李岩、牛金星、宋獻策等在闖王事業上發揮重要作用的賢人能士前來歸順；他又能聽取建議收攬民心，以致百姓傳唱「迎闖王，不納糧」，爭相歸附：同時他還以軍紀嚴明著稱。作為一個起於草澤的豪雄，李自成的思想覺悟或許沒高到「為人民服務」的境界，但他造福百姓，為了讓萬萬平民都能吃飽飯穿暖衣而推翻腐朽沒落的明王朝的行動確實是那種匹夫之責的體現。郭老在文章里對李自成也多是褒獎之辭，大概是他老人家也看到了李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責任感與使命感。
談到李自成的起義成功，不能不提李岩。在《甲申三百年祭》里，郭老給李岩以很高的評價，對李岩的評述之多為全文之最。李岩素有「好施尚義」的性格，在他歸附李自成之前，「多次指斥官吏，責罵豪家，要求縣令暫停徵比，開倉賑饑」。後來，李岩被逼上了梁山，郭老對此給予高度評價:「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郭老之所以這麼說，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李岩歸附李自成之後，極力幫助李自成嚴明軍紀、整頓作風，使原先散漫的農民隊伍儼然成為令官兵聞風喪膽的紀律之師。他還強調民心的重要性並深諳收攬民心之道，以致出現百姓熱切盼望李自成軍「剿兵安民」的怪異現象。或許這些事情不是李岩一個人完成的，但是至少他在這些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尤其是在後來攻克北京之後，當眾多將領都沉浸於勝利後的淫樂之中時，也唯有李岩兄弟還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並告誡大家要以民為本、勿失民心。這樣看來，李岩算是一個盡心盡責的人。他時刻以百姓的福利為自己的責任。也正是有了這些責任感覺醒了的有志之士，李自成才得以在眾多農民起義軍中脫穎而出並取得極大勝利。
（三） 李亡：責任的迷失
就像一群探險者在一片不曾涉足的區域里沿著正確的方向即將走向終點站時突然停滯不
前，原地打轉，轉到最後竟迷失了方向一樣，李自成和他的部下「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里去了」而把曾經對百姓的承諾和責任忘得一乾二淨，漸漸地開始迷失。進了北京以後，李自成便住進了皇宮，開始享受皇帝的待遇。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則是拶夾降官，搜括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囤積在京城裡面享樂。儘管平時的軍令是怎樣嚴，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時候，竟弄得劉將軍「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搶掠民財者也」。更為可笑的是劉將軍竟然把吳三桂的父親綁了起來，追求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不得，拷掠酷甚」。最後得到了陳圓圓，但逼反了吳三桂。最終的結果是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將山海關拱手讓與滿清八旗兵，並與之共同進攻根基未穩的大順政權。李自成親自出征，倉皇而去，倉皇而敗，倉皇而返。更為可怕的是四十四天紙醉金迷的京城生活讓百姓對大順政權喪失了信心。民心已失，這註定李自成農民起義將以悲劇的結尾完成它在歷史舞台上的表演。
倘若初進北京之時，李自成和各位將軍能夠牢記自己對人民的責任，戒驕戒躁，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壞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拉攏政策，清人斷不會那麼早便入了關，也就不會這麼早就上演那悲劇性的一幕。歸根結底，責任的迷失使得李自成農民起義註定將成為一場悲劇。
（四）反思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三百年前的甲申風雲，我們應該明白，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每個人都不能忘記自己身上所肩負的責任。偉大領袖毛澤東拿這篇文章來告誡共產黨人要戒驕戒躁，這是不忘對人民負責任的體現；江澤民從這篇文章里讀出了「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的教訓，在黨內實行反腐倡廉，這也是對人民負責任的體現。
當今國際形勢雲波詭譎，國內建設雖取得極大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這就要求我們黨時刻牢記對人民、對國家的責任，繼續秉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我們個人則要時刻謹記匹夫之責，以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為重，不做危害人民的事情，積極為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只要每個組織和個人都牢記自己的責任，我們中華民族必將永遠繁榮昌盛！
人心·歷史·生存之道
--讀《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說過的那樣，「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歷史的選擇總是有原因的，她不會無緣無故的青睞誰，也不會無緣無故的將歷史的「毒蘋果」送到誰的嘴前。
風雲變幻，潮起潮落。當回憶360多年前的甲申年，我們不禁會為一個吊在樹上的身影所扼腕嘆息—他就是崇禎帝。血色夕陽使得他的身影顯得無比的凄涼，就是入主北京的李自成也會有一絲哀嘆，「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然而，不久之後，闖王的部隊潰於清兵的鐵騎之下，還沒立穩足的大順朝轟然倒下，中原便從此奴役於外族的統治之下。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悲劇的延續？帶著些許悲傷與疑惑，我們來到60多年前的甲申年。郭沫若先生於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民心所向，事可成矣！
「君非亡
流寇之潮，有人脫穎而出，便是闖王李自成了。他與許多起義領袖有所不同，「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收攬民心，禮賢下士，於朱元璋等起於草莽的英雄們相比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麾下謀士李岩，勸自成好善樂施，體恤民眾，為闖王贏下了「迎闖王，不納糧」的稱號。這無疑是將李自成塑造成為大明王朝統治下的百姓們翹首期盼的救世主了。單從民心這一點，大明王朝就敗給了李自成。
可惜的是，英明一世的闖王也難逃厄運。大順軍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里去了。進了北京以後，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夾降官，搜括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是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被大順逼反的吳三桂引狼入室，而軍心渙散，百姓大失所望的大順軍則千里潰敗。說快也快，轟轟烈烈的起義軍就這樣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一個救世主的失誤，一個歷代王朝頻繁上演的最後一幕。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秦國統一了六國，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的一個偉大的王朝。然秦朝統治以法家為重，思想上對人民的禁錮最終釀成了悲劇—焚書坑儒。而建朝以後，秦皇大興土木，以求建固若金湯之豪城，傳千秋萬代之偉業。統治階層派別之爭，謀權篡位亡公子扶蘇。達官貴人坐享其成，燈紅酒綠奏亡國之音。正如《阿房宮賦》中所描述的一樣：「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華麗的阿房宮，伴隨著窮苦人民的血淚，見證了秦朝的興盛，然為之滅亡埋下了伏筆。
無獨有偶。短命的隋王朝也葬送於大興土木，勞師遠征之上。宏偉的京杭大運河，日日以流水悲訴著這一段人民的血淚史，而也以其濤聲警醒著世人。反觀漢朝盛世，文景之治，休養生息，民心歸順。國內太平，經濟、政治、文化穩定發展，為武帝朝的豐功偉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這似乎是一個「歷史的周期律」。秦隋未能跳出去，自成也深陷其中。然而輝煌的漢唐二世則以史為鑒，跳出了怪圈。究其原因，莫不是「民心」使然。一個新王朝建立之前，領袖能屈尊下士，身先士卒，與將士同甘共苦。殊不知王朝的建立是立足於多少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的奉獻與犧牲之上的啊。從政治上說，戰爭過後，對官吏將領而言需要做的是獎勵與反腐，否則身居高位者居高自大，貪污腐化，極易造成日後朝政的不穩定；從軍隊上說，大戰之後，將士們需要的是安撫與整頓，軍隊得以休整，軍心不得渙散，才能與危機時刻抵禦外敵；從百姓層面上講，戰爭使得生靈塗炭，和平的到來使得他們能夠休養生息，緩輕戰亂之苦，也有利於農業、經濟、文化的長期穩定發展。這是人心所向。但因思想利益衝突，或因驕傲享樂，或因急於求成，失敗的君主們忽視了「民心」這一片汪洋，最終被其所吞沒。這不是歷史給我們的最好的教訓嗎？而如今「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這也無不讓人感到欣慰的啊。
左臂右膀，缺一不可。屈尊下士，穩定將心。
自成入主北京之後，李岩曾提議招撫明朝舊將，封侯論賞。此意針對吳三桂等問題。然而李自成非但不聽，他手下大將劉宗敏還綁吳之父，奪吳之姬，逼怒了吳三桂，為日後吳勾結清兵埋下了禍根。非但如此，在大順朝危急時刻，李自成聽信了牛金星的讒言，殺死了李岩，失去一員得力助將，且使得將心渙散：宋獻策不知所蹤，劉宗敏率部離開。闖王孤身一人食下敗果，黯然退出歷史舞台。這不得不說是忽視「將心」而導致的悲慘結局。其實在這之前，崇禎帝就犯下了類似的錯誤。當年崇禎帝調遣袁崇煥督師大明軍的遼東勁旅抵抗皇太極率領的後金軍。然在己巳之變，北京吃緊的關頭，崇禎帝聽信讒言，臨陣調帥，以莫須有之罪名使袁崇煥鋃鐺入獄。大敵當前，豈能無帥？從此，遼兵對此深感不滿，明朝從此失去了抵禦後金軍的一大利器。失去將心的大明王朝危在旦夕了。
日後的太平天國的失敗中也唱有「將相離心」這一曲。天京事變中，洪秀全密詔北王韋昌輝除去東王楊秀清，這給天國事業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慘重損失，迫使太平天國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天京事變後，洪秀全重用石達開卻又猜忌石達開，派自己兩個昏庸無能的哥哥牽制他，最後為了鞏固洪氏集團的統治逼走石達開，造成天國力量的又一次大分裂，破壞了剛剛扭轉的大好形勢。天京事變和石達開出走，洪秀全沒有從中得出教訓，相反，他對周圍的許多人都覺得不信任，因而滋長了任人唯親的惡劣傾向。他的兩個哥哥雖然庸碌無能，但被封為安王、福王。他的十個兒子也都受封為王。洪仁玕初到天京未立寸功，反被封為干王，顯然是洪姓一家人的緣故。和陳玉成、李秀成同時從下層提拔起來的蒙得恩，因為善於逢迎，受天王寵愛，其地位還高於戰功卓著的陳、李二人。總之，在太平天國運動後期，洪秀全任人唯親，組織洪氏集團，結黨營私，排除異己，貪圖享樂，奢侈腐化，使天國內部上下離心。
為何歷史常常會上演君主「殺」功臣這一幕？其實這是「帝王心」的一種體現，它與「將心」時常處於一種對立面。君主「殺」功臣的第一層原因是害怕權力受到威脅，於是對下屬稍有疑慮，真偽未辨，便「殺」之以為安。然而這「殺」字並非僅指殺掉，它也可以降級為「排斥」，「流放」等一類字眼。第二層原因是因為打天下時，君主一般活動在基層，對各將領的情況了解十分真實，不易受流言誤導。而一旦坐天下時，便難以深入實際，再加以帝王之心的滋長，決策錯誤的時候不免就增多了。第三層原因是封建制度上的「世襲制」導致的原因。君主往往會考慮後代即位後能否順利駕馭朝政的問題。這樣一來，殺掉功臣，排除絆腳石，也就成為了帝王的慣常手段。於是，君主在「帝王心」的驅使下，很難達到「收斂帝王心態」與「穩定將心」間的一種平衡。這樣一來，身為臣子，是依然方正不阿，還是搖身一變，成為佞臣，便成為一個艱難的選擇。縱觀歷史，還是覺得范蠡的「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是一句警示名言。或許「功成身退」是在封建社會，封建制度下的一種最佳選擇，也是「帝王心」與「將心」的最佳折中點吧！
鄧小平曾在1980年提出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其中明確指出：「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等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看來，國家領導人早已看出了這一問題。如今社會，推行民主化建設，避免權力過分集中，人力資源優化分配，發揮出最大的效率，有利於我國長期穩定的發展。
以史為鑒，譬如明鏡。迎得人心，生存之道。
幾年前，央視熱播了一部以歷史為主題的電視劇《雍正王朝》。其片尾曲唱的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今這首歌的旋律依舊能清晰地縈繞在我們耳邊。並不是歌的旋律本身有多麼的悅耳，只是在於其主旨引起了我們內心的共鳴。當今社會，一個團體，大到國家，小到企業甚至是個人，建立好一個交際網路，迎得周邊的人心顯得至關重要。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是生存之道嘛！
試看我國的外交政策，平等互利和平外交，在第三世界中享有盛譽。尤其在於中國對非洲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幫助。無償的貸款，基礎建設方面的投資，醫療衛生、教育方面的人力與技術支持，使得西方國家那些帶著有色眼鏡的冷嘲熱諷黯然失色。中國在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與聲望便不言而喻了。
然而此次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氣候峰會上，我們看到了多少讓人有些失望的場面。西方發達國家與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的互相指著責，使得這次以「和平發展，共同解決氣候問題」為主題的峰會略顯尷尬。而氣候變暖的第一受害者—一些小島國的生存利益（其實這也是全球各國的根本利益）淹沒於這場口水戰中。在政治利益的衝突下，各國維護自身的利益是必要的，然而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此次峰會的主要目的是什麼，什麼才是人心所向。這當然不是「該由誰來承擔全球氣候變暖的首要責任」這種焦點，而是「世界各國應當如何攜手共度難關」，「如何開展技術、資金、人力上的合作」這些問題。我們希望世界各國弄清楚大局當前人心所向是什麼，不應該糾結於一些政治立場問題而致使談判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違背人心所向，只會帶來歷史性的失敗。
危難當頭，什麼是人心所向？或許這是在近幾年，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很多次的思考過的問題。98年的洪水，03年的非典，08年的雪災與地震。自然災害一次又一次地考驗了我們中國人。在風風雨雨中，我們的經歷告訴了我們一個真理，道德上的榮辱觀是災難中的人心所向。或許我們會驚嘆於01年「9·11」中危急中的美國人仍能井然有序的從世貿大廈中撤離，但我們也可以挺直腰板說我們也能行。即使不說洪水猛獸中的解放軍戰士，也權且不說病魔中的白衣天使，只是那普通的平民教師，以其平凡的身軀挺起了中國的脊樑就足以讓我們聲淚俱下啊。但我們不否認自己會有像「范跑跑」這樣的自私的念頭，只是在兩相對比下，我們更應該明白我們需要的是什麼精神，什麼精神是「人心所向」的。而這便是新時代下的榮辱觀。出生於和平穩定的90年代的我們可能如上一代的人們說的那樣「你們沒經歷什麼」，但這近二十年的經歷讓我們深深的領悟到了，正確的道德榮辱觀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準則，災難當頭時的「人心所向」。
而作為一個企業，尤其是一個服務型行業，迎得市場人心是它謀生的必須手段。我所了解的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企業文化就是「成人達己，達己為人。」不得不說這是一個由奉獻達雙贏，贏得人心的一個很好的例子。然而，去年三鹿奶粉的曝光引起牛奶市場的一片嘩然。
受利益驅使而置消費者的權益於身外的賭博式做法是極其不道德的，受人們唾棄的，永不得人心的。這樣逆人心而為的企業如何能夠長青下去呢？
同時作為個人，以德服人贏取人心也是我們必備的素質。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當懂得感恩；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要學會寬容。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我們深知團隊合作的意義。
而團隊是用人心凝結而成的。「有矛盾能忍下，有誤解能溝通，有共識能讚揚。」恐怕這三步如今沒有多少大學生能全部做好吧！這是我們許多人恥於臉面而不能做好的，卻又能深得人心的交往方式啊！放寬度量，不斤斤計較；樂觀開朗，不消極萎靡。這樣的為人處世方式，是我們應該從匆忙的學習中，閑暇的遊戲中抽出時間來好好培養的，為的是作為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21世紀的領航人。
然而，迎得人心不是一種為了得到支持而顯露出來的屈服。它是一種基於平等互尊基礎之上的感化的力量。對於有能力的人，迎得人心是一門藝術，而對於缺乏能力者，它則是一種羈絆，一種不敢發表個人見解的拘束，一種人性上的壓抑。
人心也不是靠騙取得來的。它是人與人發自內心的一種共鳴，是精神層面上一種純潔無瑕的交流。04年陳水扁3·19槍擊案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愚弄人民的人最終是被人民所愚弄的。「人心」的這一反作用力的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參考文獻：
《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著
《甲申三百年祭風雨六十年》 郭沫若紀念館 中國郭沫若研究會 四川郭沫若研究學會合編
《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 樊樹志著
《蒼茫隋唐路》 韓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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