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從龍：中國式「掃黃」的前世今生路

 　　「掃黃」一詞，大約是近世中國的獨創。如果想要找一個與其高度匹配的辭彙，可能就是「禁娼」。「禁娼」之說古已有之，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也依舊在沿用。但是，八十年代之後，這一術語便悄然退出了官方語系，代之以「掃黃」。

 　　此前，北京對封閉妓院這一重大事件進行了周密的統一部署，決定成立封閉妓院總指揮部，由公安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長羅瑞卿擔任總指揮，副總指揮為北京市公安總局副局長張明河、民政局長董汝勤、婦聯籌委會副主任楊蘊玉、北京總局治安處副處長武創辰等。總指揮部下設行動指揮部，地點位於北京公安總局，由賀生高、張洪烈分別擔任指揮和副指揮，李仰岳、單兆祥分別擔任辦公室主任和副主任。為了確保行動萬無一失，總指揮部在全市各個系統內抽調了2400多名幹部以及5個連的武裝兵力共同參與行動，與此同時，又對行動紀律做了嚴明，規定行動中不得與妓女調笑，不得諷刺、看不起妓女，不得接受賄賂和款待，不得私自拿取妓院財物或假公濟私，否則軍法從事19。 　　11月21日下午6時，全市封閉妓院命令正式下達，警方隨即展開了史無前例的封閉行動。首先，警方以開會方式將所有妓院的老闆、領家集中了起來，並控制了其人身自由，切斷了其與妓院的聯繫。其次，從晚上8點開始集中所有妓女，對茶房、跟媽進行集中管制。妓院內一切財物都不許帶出，由警方負責看守20。儘管這是一場籌劃已久的行動，但在執行過程中依然受到了一些抵制。以北京市外二分局為例，該局所轄地區為聞名中外的前門外八大胡同，當警方宣布當晚封閉妓院時，立即遭到了妓女們的群起反對。一名妓女赤裸著身體當眾撒潑，聲稱自己哪裡也不去，還有一位妓女將痰盂從卧室中扔出來，以示抗議。更多的妓女則結伴起鬨，有的說：「政府這也管，那也管。今天來封妓院，給我們找個對象管不管？」有的說：「我不從良，從良只能和一個男人睡覺，在這裡多風流啊。」有的說：「共產黨共產共妻，早晚把你們配給煤黑子，送前線勞軍，送大西北開荒種地。」更有意思的是，在眾多妓女被驅趕上車的時候，有一位妓女試圖調戲警方人員，伸出手對一位年輕警察說：「拉我一把」。好在這位警員臨陣不亂，只給她搬來了一把長板凳，叫她自己爬上去21。         可以想見，11月21日這天晚上，北京各大妓院內的情形是多麼地熱鬧和緊張，對於大多數妓院來說，這是個非常突然的行動，事前沒有任何徵兆，最重要的是，妓院老闆、管家等人的財物在這一夜間都被悉數控制，這令他們極度恐懼，而妓女們則像失去了頭領的羊群一樣被驅趕進另一番她們完全不曾想過的生活中去。根據統計，截止22日清晨5時許，北京市224家妓院被全部封閉，集中妓女1268人，加上後來陸續收容的48人，共1316人22。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娼妓制度，一夜之間，就這樣被廢除了。 　　封閉妓院的消息一經傳出，輿論立即呈現出了一邊倒的支持態度。11月22日，央廣和北京數家報紙都競相報道了這一事件，社會各界都對此事表示支持，《北京日報》、《新民報》等都用了大篇幅對封閉妓院進行報道，北京84歲的前朝遺老潘齡皋獲知此事後，激動地說：「封閉北京的妓院，是一件大喜事，過去做不到，現在經我們代表會議一通過，北京市人民政府馬上就辦了，這就是新民主的好處。」23可見，當時的社會各界，對禁娼一事普遍都是支持的。 　　禁娼硬仗：改造妓女  

  　　對共產黨來說，封閉妓院並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他們最終想要的，是通過社會教化，讓大量妓女重新做人，獲得社會認同，融入到新的生活中，使娼妓這一社會現象失去合法性。這是一場硬仗，遠比一夜之間封閉妓院要艱難得多，其成敗與否，直接關係到禁娼的最終結果。 　　妓院封閉之後，北京公安總局就地辦公，將位於八大胡同韓家潭的「春艷院」改為「北京市婦女生產教養院」，專門用於收容和教化妓女。教養院下設8個所，每個所大約能容納140人，都位於韓家潭附近。此時，被集中起來的妓女有了一個新的稱呼：學員，學員之間以姐妹相稱24。 　　起初，學員們想盡辦法抵制集中教養。為了能想辦法逃出教養所，學員們想了各種辦法，比如有組織的在教養院內鑿磚掘洞，試圖逃跑，或者以赤裸的身體相逼，趕走警衛人員。還有的甚至想要上吊自殺25。這些辦法無一得逞，學員們又在伙食問題上大肆挑刺。教養院每日為學員們提供的伙食是小米飯、煮白菜以及饅頭小米粥，這一待遇立刻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對。一位三等妓女26說：「我們原來吃什麼，我們吃雞鴨魚肉，白面大米。想吃什麼寫下來讓夥計去飯館子里叫，拿提盒提回來。」27很多學員吃不下去，便將飯菜當著教養員的面倒掉，並大聲罵道：「誰他媽能咽下去這個！給我到外面叫飯去！」教養員對此則毫不客氣，態度強硬地說：「你們不要這樣，糟蹋糧食是有罪的！」學員一聽馬上回嘴：「有罪就有罪，這罪我受夠了，大不了一死！讓我死了吧！」還有的學員則直接辱罵教養員：「你厲害什麼呀！小嫩的！共產黨的窮幹部，能把老娘怎麼樣呢？瞧那副模樣，頭髮剪得那麼短，不男不女的，衣裳更難看，整個一大棉花包！恐怕連好日子是什麼味兒都沒有嘗過，就來管教起姑奶奶來了！」一些年輕而沒有工作經驗的教養員終於受不下這口氣，還以更為歹毒的辱罵，於是學員和「棉花包」之間的矛盾就沒完沒了28。也有一些年紀小、長期被妓院欺壓的學員想對教養員表現出好感，但這一念頭迅速遭到其他姐妹地回擊：「別做你娘的春夢了！咱們又不是一個兩個，聽說都上千啦，共產黨窮八路，能白養這麼多廢物在這兒白吃白喝？」29於是她們紛紛確信，共產黨打算把他們拉去東北開荒，嫁給挖煤工人，或者拉到戰場上去堵大炮眼。 　　謠言，起鬨，學員們習慣性的驕縱，使得最初的教養工作進展十分緩慢，但教養員們依舊信心十足，她們耐心地向學員講述政策，並煞費心機的拉攏、分化一些長期受到欺凌和虐待的學員，關心她們的生活，與她們談心，這一招很管用，一段時間後，一些曾在妓院中長期受欺負或身患性病的學員，很快就被教養員們的真誠感動，進而向後者訴說了她們的遭遇30。 　　幾天之後，教養院做出了一個決定：用大卡車載著所有學員重回被封閉的妓院，取回屬於她們的財物。這一行為令很多學員難以置信。更令她們難以置信的是，當她們回到妓院時，發現除了插在花瓶里的幾束鮮花枯萎了之外，其他的東西分文未動，她們私自積攢下來的衣裳、金錶、鐲子、戒子等財物都靜靜地躺在原地31，這令她們大為感慨：「要是日本鬼子和國民黨的軍隊，早他娘搶個一乾二淨了！咱還敢取？」32可以說，教養所的這一決定使學員們安全感徒增，一下子拉近了她們與教養員的心理距離，教養工作也隨之向前推動了一大步。緊接著，在11月28日，由北大醫院、性病防治所等6個單位的57名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隊開始陸續進駐教養院，對1300多名學院進行全面的性病檢查與治療。這一行為同樣令大量學員感到詫異，她們紛紛懷疑共產黨這一做法的真正目的：「自古以來哪朝哪代都有妓院，不信到共產黨這兒就能斷嘍！瞧，查上病了吧？那是看看誰不能接客了，先領出去做苦工！」「哎喲喂，我的傻妹妹！指望人家白花錢給你瞧病？美得你！你算算打一針得幾袋面？正經那些有頭有臉的人都打不起呢，咱們算哪一路的貨？共產黨的票子沒地方扔啦！」33 　　事實並不是學員們懷疑的這樣。經過醫療隊全面的檢查，發現在1300多名學員中，患病率高達98%以上，最嚴重的4人下身已經潰爛流血，當即入院治療，其餘嚴重者1068人，多患梅毒、淋病和第四性病等，輕微病症者208人，包括一些尚未成年的孩子。此外，還有肺結核、心臟病、疥瘡和毒癮等，有一個學員在醫院小產後，6個月的嬰兒全身都被梅毒侵蝕。在充分了解情況後，北京市政府決定為這些學員免費進行治療，僅購置治療梅毒等性病的盤尼西林（當時中國還不能自行生產，只能依賴蘇聯進口--筆者注）就花去了1億多元34（摺合當時2萬斤小米）。這些措施，極大地感化了學員，最終促成了學員與教養員之間的情感和解。 

 　　接下來，學員們被組織起來聽課學習，開始進入較為規律的教養生活。早晨8點學員準時起床，輪流打掃內外衛生，管理茶爐，然後開始上課，掃盲識字，學習共產黨的政策。伙食供給每天摺合小米2-3斤，每天保證吃一頓細糧；晚上通常組織小型娛樂會，唱歌念報，9點統一休息35。一段時間之後，學員們又被授以秧歌等舞蹈，並編排《千年的冰河開了凍》、《姊姊妹妹站起來》等歌曲互相傳唱，夜間則去觀看話劇《日出》等，以激發學員對悲慘命運的感同身受。此後，教養院又組織了各種形式的「訴苦會」，學員們先前的種種顧慮在此時已一掃而光，轉而爭先恐後地傾訴在妓院中所受到的各種非人道待遇，一些真正欺凌過學員的妓院老闆、領家以及混在教養隊伍中的管事被相繼揭發出來，受到了不同程度地懲戒。如黃樹卿、黃宛氏夫婦就是被學員揭發出來的妓院老闆，根據一名叫翠蘭的學員傾訴，黃氏夫婦的罪行之一是將一位身患重症性病的下等妓女小紅逼死。還有一位叫尹金花的妓女也身患重病，黃氏不予治療，導致金花膝蓋以下的部位潰爛至露出骨頭，黃氏見狀，便操起大面仗向金花露出骨頭的部位打去，一連打斷了三根棍子，接著又用皮帶抽打，直至被攆出妓院。不到十天，金花就死在了路旁，死後一按肚子，七竅直往外流紫水。這些傾訴，令在場學員無比憤怒和悲傷，有人激動地甚至要衝上前去撕咬黃氏。1950年4月6日，北京軍管會軍法處最後裁定，給予二人死刑並即刻執行。36根據統計，在教養期間，對於妓院老闆和領家，北京共處死刑者2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9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74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1260人，課以罰金與勞役者4人，緩刑、警誡、教育釋放者20人。妓院老闆和領家所獲財產予以罰沒，共沒收房產168處總計1824.5間37。 　　禁娼成功，立威於人民  

 　　1950年元旦來臨之際，教養院的學員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根據當時的《新民報》所作的特稿《韓家潭變樣了》記載，這一年元旦，「每一個走過這裡的人，都可以看到路頭樹立著的，用彩花搭成的美麗的燈火輝煌的對聯牌坊，上面寫著：『全國解放普天同慶，軍民歡樂，共享太平。』……院中是『千年的冰河開了凍……挺起胸膛向前進』的歌聲。這一群曾為人所不齒、被剝削被壓迫、蹂躪得失了生之願望，忘記了人的感情的煙花女兒，在慶祝翻身後的第一個新年了。」38與此同時，社會各界，尤其是工廠、學校的女性組織也開始來到教養院，以各種方式慰問和鼓勵學員自新39。學員們則除了積極投入到熱情似火的教養生活中，還開始憧憬未來的日子，有人說：「我得找個好對象，跟上他，一輩子不愁吃穿」。也有人說：「別的不說，能看上咱就行，懂得心疼人，還有兩把子力氣。」40到了1950年3月，有的學員開始進入工廠工作，有的跟隨家人回家，有的則找到了對象嫁人。一位叫玲芳的學員在妓院未封閉時就喜歡上了天津某工廠的一個技師，妓院封閉本人被教養後，一度擔心誤了終身大事，便跟教養幹部大吵大鬧，甚至吞金自戕，最後，經過教養員的耐心說服，她才平靜了下來，答應接受教養。教養員則設法找到了那位技師，最終成全了他們的愛情。在舉行婚禮時，玲芳邀請教養院的領導做證婚人，一時傳為美談41。 　　北京市政府為了確保學員走出教養院後能重新生活，一方面歸還了妓院從她們身上直接掠奪的部分財物，另一方面實施了嚴格的出院手續。比如若有學員選擇回家，則必須由家人親自來接回，或需要有學員戶籍所在地政府開具證明，教養院一併提供回家路費等，並規定務必確保學員婚姻自由，不得再有變相買賣婚姻行為，不得再次從事明娼和暗娼42。這些措施，確保了教養院後期工作的順利開展，也為學員正常回歸社會掃清了障礙。 　　截止1950年6月底，在1316名學員中，有596人與工人、農民、店員、攤販等結了婚，379人被親屬領回家，62人參加了劇團和醫務工作，8名被送進安老所，62人被查出為妓女兼領家被另案處理，最後剩下209人，由政府安排成立新生織布廠，自食其力。對於因各種原因而生活在妓院未成年的孩子，年齡稍大的被送入工廠學習技術，另外43人被送進育幼所，20人隨母親新生，3人被農民撫養，共計94個孩子各得其所43。至此，北京婦女生產教養院的歷史使命正式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1316名學員中，有相當多數人都在日後進入了不同的社會崗位，有的人還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學員唐再美離開教養院後考入了京劇研究院，後又被送到中央文化部改進局京劇研究院學習，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毅然參軍入朝44。學員周淑萍報考了衛生部門，後來參加防疫隊到黃泛區工作，並榮獲勞模稱號45。學員李惠英在1956年被評為北京市勞模，出席了全國紡織系統勞模代表大會，並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的接見46。根據80年代一位叫吳恵英的學員回憶：「當時的209名姐妹，後來分到了三個工廠。到我們廠的有56人，入黨的有12人，有的後來還當了黨支部書記，被評為優秀黨員。有3人被評為市級勞模，5人被評為公司先進生產者，9人評上廠先進。其中，兩個姐妹還當上了區和市的人大代表。」在眾多學員中，還有一位年僅12歲的日本戰爭遺孤小金子，曾被稱為「中國最年輕的妓女」，也得到教養院的妥善照顧，最後被河北邢台專署的一位工作人員領養47。 　「北京禁娼」運動肇始於1949年3月，實際開展時間不到半年，禁娼之徹底，方法之周全，效果之明顯，不得不令人讚歎。回顧這段歷史，筆者認為，「北京禁娼」運動對於建政之初的共產黨來說，政治意義巨大。首先，在極短的時間裡，共產黨以摧枯拉朽之勢徹底廢除了在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娼妓制度，使其失去合法性，從而樹立了執政威信，贏得了更為廣泛的民意支持。其次，禁娼極大地提升了女性社會地位，推動了社會進步，維護了社會治安，營造了建政之初穩定團結的社會秩序。再次，北京禁娼為全國性的禁娼樹立了榜樣。從1950年開始，全國各大中城市相繼禁娼，做法大致都和北京一樣，從而確保了這項工作由點到面的成功開展。第四，禁娼增強了共產黨的執政自信。多年以來，禁娼、禁毒、禁賭、破除包辦婚姻一直是共產黨極力對外宣稱的「新中國形象」之一，禁娼尤其令其自豪。據說，周恩來曾被記者問到，中國現在還有妓女嗎？周聽後果斷地回答「有」，但那是在台灣。這很可能是後人的杜撰，用以神話周的智慧，但從中也不難看出，禁娼一度曾多麼地讓人提氣，因為兩千年來都無法根除的痼疾，卻讓共產黨一夜之間給消滅了，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中國式「掃黃」，何時可止？ 　　不過，這個奇蹟並沒有持續多久，相反卻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了質的改變。根據當代兒童文學作家柯岩的回憶，1986年她在墨西哥參加一個會議時，有人問她：「中國有妓女嗎？據我們不少從中國回來的朋友說，中國目前，確有這種現象存在的。」聽到這個問題後，柯岩做了這樣的回答，她說：「也許你的朋友是對的，也許他確曾遇到過這種令人痛心的狀況，但你們的提問是誠摯的，中國這麼大，儘管法律不允許，一群一夥地賣淫現象也許確實星星點點的存在。但和資本主義制度不同，它在我國是不合法的。因此，貴國可以有公開的『紅燈區』，而在中國，妓女，只能偷偷摸摸的。」48也許柯岩認為她的回答是富於技巧的，但實際上，她也從側面承認了彼時中國社會存在妓女賣淫的事實。從建國初年禁娼到80年代，短短30年間，娼業就捲土重來，有人本能地疾呼，娼妓等「資本主義腐朽思想、頹廢文化趁機而入，封建主義毒素沉渣泛起，毒化社會風氣，腐蝕人們思想，危害社會主義文化」，這確實令當政者淬不及防。 　　唯一的手段就是強力禁止和打擊。1989年8月底，中共中央宣布成立全國整頓清理書報和音像市場工作小組，9月份，第一輪「掃黃」打非行動在北京拉開序幕。從此之後，中國大地上幾乎每年都會上演類似的活動，年復一年，及至當下，東莞「掃黃」也算是其中之一。所不同的是，從1989年之後，「禁娼」被「掃黃」取代，因為早在50年代，政府已經公開宣布廢除了娼妓制度，此時再提「禁娼」，顯然有些冒犯政治忌諱。此外，從1989年之後，歷次「掃黃」運動再也沒有了建政之初的人道作風，而是代之以粗暴、野蠻的抓、罰、游、判等手段，視娼妓如草芥，目法律為白紙，「掃黃」不僅對維護社會治安、糾正社會風氣見效甚微，反而在民眾心中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印象。 　　這種惡劣印象日積月累，終於在2009年出現了一次井噴。這一年10月底，鄭州市出動300餘名警力突擊檢查全市涉黃涉賭場所，在行動中，一名便衣警員揪住一位小姐的頭髮問話，該場景被在場記者抓拍到後傳到了網上，畫面中民警手段兇狠，小姐渾身一絲不掛，驚恐的用雙手擋在胸前。照片迅速引起輿論公憤，網民紛紛譴責警方的粗暴與野蠻，同情無助的賣淫女。更有好事者，居然連當事警員的詳細身份都「人肉」了出來。這是迄今所見的第一起互聯網和輿論大規模反擊官方「掃黃」的公共事件，從這次事件來看，社會輿論對「掃黃」的關注點已經從「娼妓合不合法」轉向「」掃黃「合不合法」了。這是一個質的轉變，幾十年來，民眾都認為娼妓有傷風化，腐蝕公德，必須剷除之，但今天卻突然轉向對官方行為的質疑，這或許是當政者沒有想到的局面。 　　鄭州事件之後，社會輿論「反」掃黃「」的勢頭一浪高過一浪，但凡媒體報道某地開展大規模「掃黃」，都會引來網民的一片噓聲和嘲弄，更有人開始嚴厲地批評政府監守自盜，一邊參與和充當黃賭毒的保護傘，一邊又賊喊捉賊，禁娼再也無關道德，而是關乎社會公正。另一方面，面對公權領域窮奢極欲的權色腐敗，人們更加覺得「掃黃」是在打壓底層社會，轉移公眾視線。在他們看來，「領導玩女人叫生活腐敗，草民玩女人就叫嫖娼」49，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區別？而另外一些人，則開始通過行使代表、委員權利，公開提議娼妓合法化。這一倡議從者甚眾，直到今年2月10日，東莞拉開「掃黃」序幕，有關於「掃黃」與娼妓合法化的各種話題再次如潮水般洶湧而來，與以往任何一次不同的是，這一次，除了寥寥可數的幾家央媒之外，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對這種運動式的「掃黃」發出了質疑之聲，網民更是對中國式「掃黃」窮追猛打，恨不能除之而後快。有學者分析，在經歷了東莞事件之後，人們對中國式「掃黃」的反對首次形成了真正的共識，娼妓合法化或非罪化也許將是政府今後不得不去面對的一個問題。 　　社會共識為什麼厭棄和反對「掃黃」呢？其主要原因或許是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公眾的民權意識逐漸覺醒，人人平等的民權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這使得人們開始重新評估社會道德體系，妓女作為社會人的一部分，依靠自己的身體賺取生活，並不像偷盜搶掠那樣損害他人的利益，因而她們的權益必須得到保護，這是民眾在社會認識上的必然。此外，長期的公權腐敗和巨大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嚴重損害了政府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進而引發了持久的信任危機。這種危機導致政府在做出任何一項決定的時候，都可能會面臨無處不在的反對之聲，人們或許並不反對某項政策本身，但卻反對它的執行者，就像東莞「掃黃」一樣，很多人都認為，東莞「黃流」之所以泛濫，與警方和政府的監守自盜不無關係，這些勢力與當年盤剝妓女的妓院老闆、領家、地痞、流氓又有什麼區別呢？可是，為什麼同樣的人民警察，60多年前禁娼大家拍手歡迎，今日「掃黃」，反而同聲反對呢？很顯然，人們覺得，衝進洗浴城的「掃黃」大軍，與那些監守自盜的警員其實是同樣一張面孔。 　　政府又為什麼要堅持「掃黃」呢？上文說過，建國初年的禁娼運動對於新政權有著巨大的政治意義。60多年後，政府依舊持此觀念，並無太多改變。這或許是政府堅持要「掃黃」、從來不對娼妓合法化或非罪化做出正面回應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政府眼中，賣淫嫖娼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賣淫嫖娼的存在，是對社會制度的嚴重挑釁，因而必須堅決予以反擊。仔細分析這一觀點，就會發現它是多麼地陳舊和落伍，其一是該觀點帶有濃厚的專政意識形態色彩，與今天包容、開放、社會事務去政治化的價值觀念格格不入；其二是如果以此區分社會制度，那麼當下存在的權力集中、貧富分化是否更值得當局去戮力解決呢？其三這一觀點單純而自私地服務於政治需求，卻忽視了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現象和新問題，比如娼妓與公共衛生安全、社會就業、人口流動、司法救助、公共犯罪等問題都有密切聯繫，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但政府僅從政治出發，將複雜的社會問題抽象為生硬的政治需求，是何等的粗暴和不負責任。 　　這些因素，政府未必不懂得，但在實際決策中，政府仍然表現出一貫的傲慢與冰冷，有人說，東莞「掃黃」更像是一場政治運動，「掃黃」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對筆者而言，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無休止的中國式「掃黃」之後，被車裂的官民信任與社會共識要靠什麼來黏合？「一將功成萬骨枯」，累累白骨，堆砌的太高，終有一天，再踩上去的時候，會轟然倒塌。（完，2014-2-16） 　　注釋： 　　1、互聯網資料：http：//club.women.sohu.com/shilin/thread/241osquwhex 　　2、百度百科。 　　3、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封閉妓院紀實》，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7月，第208頁。 　　4、互聯網資料：http：//bbs.tiexue.net/post2_3908347_1.html 　　5、彭建新：民國廣州時斷時續的禁娼，《民國春秋》，1997.5 　　6、互聯網資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4158b0100bjy0.html 　　7、同6。 　　8、互聯網資料：http：//roll.sohu.com/20140213/n394882917.shtml 　　9、同8。 　　10、互聯網資料：http：//phtv.ifeng.com/program/fhdsy/detail_2013_11/16/31311657_1.shtml 　　11、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封閉妓院紀實》，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7月，第2、3頁。 　　12、同11。第4頁。 　　13、同11。第5頁。 　　14、同11。第7頁。 　　15、同11。第8頁。 　　16、同11。第15、16頁。 　　17、同11。第17、18頁。 　　18、同11。第25頁。 　　19、同11。第27、28頁。 　　20、同11。第27頁。 　　21、同11。第28-42頁。 　　22、同11。第47頁。 　　23、同11。第48頁。 　　24、同11。第49、51頁。 　　25、同11。第52頁。 　　26、民國時北平娼妓分為明娼和暗娼，明娼具有政府頒發認可的營業執照，妓院按照其房屋、規模、妓女年齡、容貌、嫖客身份等條件，分為四等。一等妓院稱為「一等小班」或「一等清吟小班」，房屋整體，寬大，設備華麗，妓女年輕貌美，穿著講究，多才多藝，嫖客多為中上層軍政官商、名流士紳、富商子弟等。二等妓院稱為「茶室」，房屋稍遜一等，妓女年輕，體態勻稱，嫖客多為中等工商業者、地主、中下級軍官等。三等妓院稱為「下處」，房屋偏下，陳設簡單，妓女年齡較大，容貌一般，嫖客多為小經營者、店員、手藝人、跑單幫的生意人等；四等妓院稱「老媽堂」或「窯子」，房屋極陋，室內多土炕，妓女年齡偏大，長相不好，身價低廉，俗稱「瑤姐」，嫖客多為三輪車夫、菜販等苦力為生者。（根據《北京封閉妓院紀實》中《中國娼妓史探》一文整理。） 　　27、同11。第53頁。 　　28、同11。第54頁。 　　29、同11。第59頁。 　　30、同11。第61頁。 　　31、同11。第63頁。 　　32、同11。第64頁。 　　33、同11。第64、65頁。 　　34、同11。第68、69頁。 　　35、同11。第70、71頁。 　　36、同11。第98、99頁。37、同11。第315頁。 　　38、同11。第90頁。 　　39、同11。第93頁。 　　40、同11。第91、92頁。 　　41、同11。第103、104頁。 　　42、同11。第101頁。 　　43、同11。第105頁。 　　44、同11。第107頁。 　　45、同11。第107、109頁。 　　46、同11。第113頁。 　　47、同11。第111、119頁。 　　48、同11。第121、122頁。 　　49、參見潘綏銘文章：禁娼究竟為誰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