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最好的作家走了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主任、文學博士 付如初 為《觀察家》撰稿

書與人的命運感

陳忠實先生因舌癌不治於2016年4月29日去世，農曆三月二十三。在《白鹿原》中，他不止一次描寫過農曆四月前後白鹿原上的景象：「那是麥子揚花油菜乾莢時節」，「大地呈現出類似孕婦臨產前的神聖和安謐」。而巧合的是，他在小說的開篇不久，也曾把一次重要的死亡放在了春夏之交，即白嘉軒的父親白秉德的死。

此時的白嘉軒已經死了四個女人，他的父親白秉德正在幫他張羅第五個。正在籌辦的緊要關頭，父親突然暴死，害的是「瞎瞎病」（即絕症），原上最著名的醫生冷先生也無力起死回生。因為父親的死，白嘉軒不僅「頭一回經見人的死亡過程」，還要開始執掌白家的未來。

如果說幾個女人的死只是這個小說為閱讀效果而先聲奪人的話，那白嘉軒父親的死才是這個小說真正的開頭。一如陳忠實的離去，會開啟《白鹿原》這個小說一個新的開始一樣。這種新的開始，當然不是對《白鹿原》的評價會出現戲劇化逆轉，而是說一部作品要脫離作家的影響力而獨自面對進一步經典化的征程——對《白鹿原》的歷史價值和美學價值的闡釋，還可以很長很長。

《白鹿原》是五十多歲的陳忠實用五年時間創作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它幾乎第一時間就得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通知。而且，從1993年出版，1997年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以及迄今為止幾百萬的銷量看來，《白鹿原》已經經受了專家和普通讀者、意識形態和藝術手法等諸種考驗。甚至可以說，它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完成了經典化的過程，因而戲劇性經歷將註定與這部作品的價值認定無緣——如果說有戲劇性經歷的話，那可能就是它先被列入茅盾文學獎的獲獎名單，然後再修改，從而使它獲得了歷史性的轉機。

眾所周知，陝西文壇的另一部著名作品《平凡的世界》，迄今為止還走在「不確定」的路上，因而作家之死、出版波折、以及專家和普通讀者評價的兩極分化等等諸種因素就註定了它的戲劇性和話題性的命運。

有的時候，書與人一樣，命運感揮之難去。

《白鹿原》好在哪兒？

《白鹿原》在坊間流傳，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性描寫」的尺度和頻率；而在文學界，則因為它在現實主義道路上企圖記錄歷史、尤其是近現代革命史的蓬勃「野心」。從某種角度而言，近現代革命史是創作的雷區，如何認識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一直是關鍵性的問題。

《白鹿原》有一個題記，引用的是法國大作家巴爾扎克的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可見陳忠實寫這部作品，是以「時代的書記官」自我要求的。小說出版以後，評論界也給了它「民族史詩」和「農村畫卷」的評價。並且，因為它在50萬字的篇幅內，在白鹿原上的「仁義村」，濃縮了古代傳說、儒家傳統、宗法社會和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社會政治演變史和黨派政治發展史，也使得白鹿原獲得了文化地理學的地標價值。跟威廉·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馬爾克斯的馬孔多鎮和莫言的高密東北鄉一樣，也不斷有評論從各種角度來闡釋《白鹿原》的歷史認識價值和文化標本價值。

此外，也有研究者從文學傳統的角度進行闡釋，說它既有十七年期間（當代文學的一個劃分時期，1949年至1966年，編者注）著名作品《紅旗譜》里設置的「國」、「共」、「祠堂」、「富」、「貧」、「士」的傳統模式要素，同時又有第一次寫長征期間湘江之戰兵敗的「新歷史小說」《靈旗》式的氣韻。（詳見許子東的相關論文）這個角度，實際上強調的還是它的歷史認識功能。

文學對歷史和現實的認識功能，其實一直是中國文學的特色，甚至是中國文學揮之難去的使命。所謂「文以載道」和「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於時序」，都是講文學的這種功能和使命。而所謂「新歷史小說」，更多的是歷史觀念的革新，主要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伴隨著文學反思而進行的一種歷史重述。具體來說，就是歷史本身，從真實的對應物變成了一種敘事，敘事就會因立場和角度而變化，甚至有虛構。這種革命性的觀念變革帶來了隨之很多改變，比如：集體主義退場個人主義抬頭；階級觀念退場人性觀念抬頭；民族歷史讓位於家族歷史；歷史的必然讓位於歷史的偶然；精神和意志的決定性作用讓位於慾望的驅動作用等等。

由此，當時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除了陳忠實的《白鹿原》，還有莫言的《豐乳肥臀》，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余華的《活著》，阿來的《塵埃落定》等等。

今天看來，《白鹿原》真正的與眾不同之處，並不在於它寫了黨派政治的「翻鏊子」，以及個人在加入黨派政治時的「拋銅元」這種挑戰性的歷史觀念——這幾部作品中幾乎都有這樣的內涵，對革命「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試探性反思也是所有這些作品的立意所在；而唯有《白鹿原》，寫足了對革命「合情性」的認識，進而，它為儒家文化、並為這種文化所建構的鄉土中國唱了一首深情的輓歌。

革命在打破舊世界的同時也打碎了人們賴以生存的傳統價值依託和精神原鄉，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越來越證明這種摧毀之後的重建之艱難——甚至，幾十年過去了，重建依然漸行漸遠。因而，這首輓歌，既是歷史認識上的，又是情感依託上的。尤其是後者，更體現了一部文學作品之不可替代。

小說區別於歷史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在於情感保存功能。它的歷史理性有可能會過時，但它所記錄和保存的人的情感，則會跨越時代和種族。「文學即人學」，說的也是這個道理。而很多記錄大時代的作品，輓歌品質幾乎是決定其優劣高下的分水嶺。因為它的歷史觀最接近普世的歷史觀，而不是黨派的和階級的。

應當說，《白鹿原》當年之「石破天驚」，如今之不可替代，之暢銷不衰，都跟它的輓歌品質密不可分。而且，這種輓歌，不僅伴隨著對「革命」的反思，對時代發展進程中，傳統倫理秩序和精神價值認識的困惑，也包含著對建設困局的思考——《白鹿原》的時間跨度很大，很多人物的命運都被寫到了「文革」期間。

如今，幾十年過去了，傳統意義上的中國鄉土社會的巨變日甚一日，甚至，青山綠水和鄉愁，都變成了國家層面思慮的問題，更足見這部文學作品的價值——它的認識功能和闡釋價值有時候會超出作者的歷史認識和創作初衷，獲得永恆的生命力。所謂經典作品價值的闡釋不盡，也是這個道理。

「性描寫」和作品的命運

當然，縱觀古今中外的文學發展史，凡是歷史觀上有進步的文藝作品都不可能一帆風順。換句話說，「《白鹿原》是改出來的名著」這一點為很多人所知。

據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回憶，《白鹿原》當時的主要爭議有三點：一、白嘉軒和長工鹿三的關係，模糊了地主和長工的階級界限；二、書中有關革命歷史和政治鬥爭的描寫，有歷史傾向性的問題；三、性描寫的分寸把握欠妥，有些地方的性描寫顯然與表現思想主題無關。

第一條，用階級立場衡量文學作品的價值，曾經是文壇通行的標準，而且延續了很多年；當然，在《白鹿原》出版的1993年，它已經不足以構成詬病作品的根本性因素；而第二條和第三條，則稍有含糊，就會決定作品、甚至作家的命運走向。

君不見，同年出版的、陝西另一位著名作家的《廢都》，就因為第三條，遭到了被禁的命運。有讀者回憶，因為《廢都》被禁，大家轉而去讀同樣有性描寫爭議的《白鹿原》，一時間形成了「此消彼長」的格局。16年後《廢都》解禁時，賈平凹說《廢都》帶給他個人的災難是最多的，「一夜之間我成了流氓作家、反動作家、頹廢作家,帽子戴得特別大」。而1995年，著名作家莫言發表的《豐乳肥臀》，也是因為第二條和第三條而命途多舛，儘管也有徐懷中等老作家的力挺，但作家還是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陳忠實當時也承受了一定的壓力，然而作家的運氣和作品的際遇有時候是千差萬別的。他在散文《釋疑者》中說：「關於《白鹿原》存在『歷史傾向性問題』，幾年來我自信屬於某種誤讀或誤解，然而也沒有超脫到不受困擾；我相信這種誤讀或誤解終究會得到匡正解釋的，只是沒有料到會在一九九七年內發生，況且是由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陳涌完成的。」

據《白鹿原》首版編輯何啟治回憶，著名的馬列主義文學理論家陳涌當時在茅盾文學獎評獎的會議上發表看法，認為，《白鹿原》不存在「歷史傾向」問題，性描寫也大體在文學允許的範圍內。此後，就是作者和出版方做出了適當的修改。據陳忠實介紹，主要是「刪去田小娥每次把黑娃拉上炕的動作、以及鹿子霖第二次和田發生性關係的部分，關於國共兩黨『翻鏊子』也刪掉了一些，總共兩三千字。」

《白鹿原》出版那一年的故事

文學史研究界有一個觀點，那就是1993年是當代文學發展進程中的關鍵節點。這一年發生了很多對後來文學發展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很多也是後來看來很有意味的事件。

這一年，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廢都》出版，形成了著名的「陝軍東征」文學現象，同時，因為幾部作品都涉及性描寫，也引發了文學作品寫性對人性蘇醒和個性解放到底有多大的功能、分寸把握的分界點在哪裡等問題的討論；這一年，余華的《活著》出版，並引發了有關先鋒文學轉型的討論；這一年，王朔走紅，並引發了有關「人文精神」的大討論；這一年，顧城殺妻，有關「詩人之死」的話題也繼海子1989年自殺後重回人們的視野。

聯繫所有這些文學現象，會發現一些有關文學的潮流性的東西。那個時候，全面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伴隨而來的是理想主義的失落和商業化寫作的勃興，而價值觀最激烈的衝突也往往通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性描寫」幾乎是文學商業性傾向的首當其衝的選擇。同時，讀者對先鋒小說從新奇到看不懂的抱怨；轟轟烈烈的「尋根文學」，尋到的都是民族劣根和國民性劣根等困境；新歷史小說因改編影視而屢屢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以及整個社會對現實主義題材的重新需求等等，也都是《白鹿原》應運而生的歷史契機。同時，還有一個不應忽視的「人」的因素——陝西評論家群體，尤其是在京評論家群體的集體崛起，作為「鄉黨」的合力推介和助推，為陝西作家走向全國、走向領獎台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然，所有事情的歷史契機其實都是事後總結的，置身其中的時候，誰也沒有自信能夠準確把握，尤其是質樸而謙虛的大作家。據陳忠實回憶，他當時不知道自己花費了五年光景搞出來的厚厚的一沓子是否能夠得到出版社的認可，他甚至跟自己的鄉下老婆說：成了，我帶你們去西安過城裡人的生活；不成，我跟你去養雞。

而據當年去拿稿子的、我的同事洪清波回憶，陳忠實都是在他和高賢君上火車之前，才把稿子交給他們的，以免遭到路遙那種被當面退稿的尷尬。而多年之後，陳忠實告訴何啟治：「那時突然涌到嘴邊一句話：我連生命都交給你們了。最後關頭還是壓到喉嚨底下沒有說出，卻憋得幾乎湧出淚來。」

柳青傳統和陝西三劍客

陳忠實是農民出身的作家，一開始是業餘寫作，被作協發現後，納入專業體制。比陳忠實小七歲的路遙在陝西文壇嶄露頭角，並以《人生》蜚聲全國，尤其是《平凡的世界》在1991年獲得中國長篇小說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之後，陳忠實說，自己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因為，當時已經寫了近一百萬字、在陝西被稱為「小柳青」的他，一時間成了個「問路的」。不斷有人到作協來，問：「路遙在哪兒？」於是，他下決心寫《白鹿原》。

然而，誰都知道，只有決心並不能成就寫作。寫記錄時代的長篇小說，除了決心，還要有才華、有毅力，更重要的是，要有生活積累，有深入生活和提煉生活的能力。

那時候的陝西文壇，自柳青用14年的「田野實踐」寫出《創業史》之後，就形成了一個深入生活的、鄉土文學的傳統，也有一個聖徒般的對待文學的傳統。路遙「文學苦行僧」式的成功，顯然更加深了這個傳統。當然，後來的陳忠實、賈平凹在文壇上的赫赫影響力，既得益於這個傳統，又充實了這個傳統。因為他們，三秦大地的豐厚文脈在當代文學界得以傳承。甚至有評論者說：陝北是路遙的，陝南是賈平凹的，而關中，是陳忠實的。

而更有意思的是，仔細思考這四位作家的作品，會發現他們恰恰建構了一部完整的20世紀中國歷史。《白鹿原》是寫辛亥革命後到建國前的歷史，《創業史》是寫建國後到「文革」前的歷史，而《平凡的世界》則是寫「文革」結束後到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廢都》則寫改革開放後的歷史和現實。不知道這樣的寫作分工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是相互之間自覺的優勢互補還是無意的選擇。總之，陝西作家能夠在當代文壇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能夠為當代文學提供如此豐厚的資源，跟陳忠實、路遙、賈平凹三位大作家的創作實實績是分不開的。

尤其是《白鹿原》，目前看來，它幾乎已經成為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基本達成共識的最具影響力的標誌，不折不扣的當代經典。

《白鹿原》手稿版的故事

我和陳忠實老師打交道，開始於《白鹿原》手稿的出版。

現在這個年代，在出版社做編輯，除了抓書的內容，也要想書的出版形式。自從看到我們出版社出過的《駱駝祥子》的手稿，還講了關於尋找這個手稿的故事之後，我就在想，當代作家的哪一部作品，還有完整的手稿，還值得出手稿，還有故事可講，出了之後還能夠得到讀者認可。這幾個標準篩選下來，就是《白鹿原》了。

然而，雖然《白鹿原》的小說版權在我們社，但畢竟不是我直接聯繫，而且，作為出版社的年輕人，貿然與大作家聯繫，說自己嘗試性的想法，還是心有怯怯。於是我找到了《教師報》的雷電，陳忠實老師多年的文友和助手。

得到雷老師支持之後，事情就順利了。還記得我第一次給陳老師打電話的時候，他用永遠不變的陝西腔給我講了這個手稿的故事。他說，當年這個書獲了茅盾文學獎之後，就有一個企業家找到他，要用一百萬買這個手稿，他真是很動心、很猶豫。上世紀九十年代，一百萬是天文數字，但後來想想，還是婉拒了。一方面是怕不值那麼多錢，賣給人家坑了人家；另一方面想，還可以給子孫後代留個念想。陳忠實去世後，很多文友回憶他更重情義不重錢的君子風範，回憶他講義氣重然諾的長者風範，我想，這也算是一個小的旁證。

對出手稿，陳老師當時說了兩點擔心：一、手稿上有修改痕迹，原樣出版合適嗎？二、讀者會買嗎？會不會讓我賠錢？我說，出版手稿就是為了保留修改痕迹，供研究者進行版本研究和收藏者原樣收藏；而限量編號出版，不會有太大的市場壓力；同時，這套手稿的出版，會創造當代作家第一次出手稿的出版記錄，進一步推進《白鹿原》的經典化。於是，《白鹿原》手稿版在2013年面世，它和《白鹿原》的20周年紀念版，以及《白鹿原》的電影一起，一起見證了《白鹿原》出版20周年的慶典。現在，沒有幾部書，值得為出版20周年做一個慶典。

之後，我又編輯出版了陳忠實的短經典《釋疑者》，跟他的聯繫也多了一些。他不會發簡訊，每次我的信息，哪怕只是一句節日的問候，他也會很鄭重地打電話回來，致以同樣的問候——我聯繫過很多大作家，如陳忠實者，不多。

陳老師患病之後，我給他打過兩次問候的電話，每次他都說：「好著哩好著哩。」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一下子想起在做完《白鹿原》出版20周年的慶典回賓館的路上，大家都很高興，也很放鬆。我逗他，如果由他參演電影，他希望演哪個角色。他笑笑說：「我希望演鹿三。」

在《白鹿原》中，鹿三終於等到了兒子黑娃的浪子回頭，白嘉軒和朱先生給田小娥造塔而不是立牌坊的舉動，也徹底解了他殺人之後的心結，之後，他安然去世。陳忠實說：「白鹿原上最好的一個長工去世了。」

而同樣的句式，也被陳忠實用在了白鹿原的精神領袖、農耕文明價值根基的代表人物朱先生身上，他說：「白鹿原最好的一個先生謝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這樣好的先生了。」

世界再無陳忠實……

刊於經濟觀察報《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