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俄調查門：民粹風暴下的特朗普親俄外交

5月1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辦公室剛剛會見完俄國外長拉夫羅夫，就與一向主張親俄的前國務卿、大外交家基辛格舉行了會晤，並諮詢他關於「關於美俄關係」如何推進的建議。這實際上顯示出這位美國總統從來改變過與俄羅斯交好的初衷，儘管他本人屢次因這一外交政策而面臨著政治對手和專欄作家們所製造的嚴峻考驗，而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的解職，更讓通俄門有進一步發酵的風險。

作為一位崇尚黎塞留和俾斯麥的政治家，基辛格這樣的人，永遠不可能理解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們的思維方式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認為特朗普是普京的狗

事實上，儘管特朗普以"不靠譜"著稱，但他對俄羅斯的親近政策，與那些瘋狂反俄的美國專欄作家相比，實際上孕育著相當的合理性，因為：

隨著俄羅斯實力的急劇衰落，俄國越來越難對美國構成實質上挑戰；與之相應的是，中國的崛起，逐漸對美國超級強國地位構成競爭，而伊斯蘭極端主義則取代了傳統衝突成為西方面臨的首要安全威脅；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地緣力量，俄羅斯的完整存在，本身就是舊大陸地緣均勢的重要存在，也是美國離岸制衡優勢的現實基礎。

況且，俄羅斯的崩潰對美國毫無益處，它只會極大地加劇中北亞、高加索等地區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泛濫，並形成一個遼闊地緣真空。對於俄羅斯價值的奧妙，前美國國務卿、大外交家基辛格（Kissinger）在2016年初的評價，可謂再恰當不過，"俄羅斯應該被看做是（美國）新的全球（舊大陸）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對美國的主要威脅。"

不過，這種合乎地緣現實的聯俄政策，從一出現，就遭到了美國國內外的猛烈阻擊，而這一政策也很快就成為特朗普政治上的阿喀琉斯之踵。

勝選之初特朗普就被對手與"俄國干涉美國選舉"聯繫起來，這造成了潛在的總統合法性危機；隨後，特朗普的前國安顧問弗林（MikeFlynn）與司法部長塞申斯（JeffersonSessions）先後因與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SergeiKisliya）私下接觸而被調查，前者甚至因此被迫辭職；更有甚者，特朗普女婿庫什納（Kushner）也因"通俄"而遭到調查。與之相應的是美國輿論則將特朗普親俄政策視為對美國的背叛，《紐約時報》撰文《特朗普是普京（putin）的哈巴狗》，將其視為俄羅斯的傀儡，老牌媒體CNN炒作特朗普在俄國"招妓門"，將特朗普打造成俄羅斯滲透美國的間諜。這種情況下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JamesComey)也開啟對特朗普是否通俄的調查,而科米的隨後被免更讓特朗普政府面臨著更多因「通俄」而引發的煩擾。

更糟糕的是隨著特朗普修改奧巴馬（Obama）醫保法案的失敗，其民調出現大幅度下滑，蓋洛普4月初的民調顯示，其支持率已經下降38%，反對率上升到57%。民意的變化情況表明特朗普已經喪失了藉助民意力量為其政策背書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屈服於建制派和輿論的壓力，調整對俄政策已經成為特朗普政治生存的必須選擇，其親俄政策也陷入了困境。

實際上特朗普對俄政策調整的失敗不僅僅反映了其政治基礎的虛弱，也映照出美俄緩和外交的困難。

一方面美俄雙方在當今世界多項重大國際議題中存在著深刻且難以彌合的分歧。在烏克蘭克里米亞問題上俄方堅持克里米亞乃是俄聯邦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而美國不但在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中支持反對派，且受限於1994年三方協議確保烏克蘭領土完整的諾言，雙方在這一議題上幾乎無法達成共識。與此同時俄羅斯支持的東烏軍事組織與親西方的烏克蘭之間接連不斷的衝突，更讓美俄關係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鴻溝越來越深。此外，在對待敘利亞不得人心的巴沙爾政權問題上，美俄之間的分歧也難以彌合。

令人難堪的是，無論是烏克蘭問題還是敘利亞戰爭，都是長期、痛苦、難解的低烈度衝突，這種漫長的爭鬥將為美俄雙方釀製足夠的偏見，給輿論操控政策提供豐富的題材，並使得雙方向和緩邁進的每一步都遭到了無窮無盡的阻撓。

另一方面，美俄之間的主流政治力量存在著互為威脅的意識形態衝突。

平心而論俄羅斯作為一個急劇衰退的大國，除了核武以外其在經濟、科技、軍事和文化等各個方面都不可能對美國的地緣優勢構成威脅。那麼，美國主流政治力量為何執著於對抗戰略，而非採取基辛格契合現實的建議，採取相對和緩的對俄政策？

關於這一點，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任期內最後一次白宮記者會上的講話中闡述得非常明確："俄羅斯無法對我們構成威脅，它實際上是一個弱小的構架。除了石油、天然氣和武器，他們的經濟產出不了任何有吸引力的東西，他們一點進步都沒有……但是，如果我們（西方）的價值觀不堅定，那麼俄羅斯很可能（侵蝕）成功。"

奧巴馬講話實際上透露出美俄地緣博弈的一個真正關鍵所在：在奧巴馬這樣力主對俄強硬的西方主流政治家看來，美俄關係不僅僅夾雜著現實利益糾葛，更包含了意識形態的衝突。即，作為兩個同屬白人基督教文明圈、且善於輸出意識形態的地緣對手，俄羅斯普京政權所奉行的保守東正基督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西方主流政治力量奉行的多元文化價值觀，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換言之，普京政權輸出的意識形態，正在威脅到西方主流政治力量生存的根基。

瑞典著名極右翼成員布雷維克（Breivik），就曾在自己的《2083—歐洲的獨立宣言》一書中猛烈抨擊把歐洲文明"出賣"給伊斯蘭的西方主流政客，並極力表達了對普京政策的欽佩，聲稱後者捍衛了基督教的文明。

事實上西方當前主流政治力量的最大國內對手：法國極右翼陣線領袖勒龐（Lepen）、義大利五星運動、德國極右翼PEGIDA，美國另類右翼等，在激烈反對本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同時都對標榜民族主義的俄羅斯抱有相當強烈好感。就像奧巴馬所言，俄羅斯基督教民族主義式的意識形態伴隨著難民危機的愈演愈烈，對西方主流政治力量的權威也構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威脅。

這種對自身政治利益的侵害直接威脅到政治存在的合法性，某種程度上使普京的俄羅斯成為西方主流政治力量眼裡必欲拒之而後快的大敵。而特朗普與國內民主黨之間愈演愈烈的分歧，並發展到否定對方政治合法性基礎，本身就是雙方意識形態鬥爭的體現：特朗普力主美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於立國之初的基督教文明之上，但他最激烈的反對者顯然認為文明的多元化才是相關政策的標準——雙方各自抽取了美國立國之初先賢的某些言論作為自己合理性的支撐。

19世紀中期，奉行君主正統原則的東歐三國（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同盟，與奉行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法國之間的劇烈衝突

所以，儘管美俄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現實利益契合，但美俄之間未來關係能否按特朗普與基辛格的設想走向接近甚至合作，恐怕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轉變。

畢竟，對於西方來說黎塞留和俾斯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就像在阿拉伯之春和難民危機中所看到的那樣，這是一個專欄作家主宰西方外交的時代。

針對默克爾拒絕巴勒斯坦女孩永久居留的言論，德國輿論界予以猛烈抨擊。左翼評論員薩莎·魯博發推稱：「如果你覺得安格拉·默克爾是個好人，就看看這段視頻好了」；反對黨綠黨青年陣線負責人楊·施諾亨博也表示：「對著攝像頭告訴一個小姑娘她的命運與你無關？丟人」；該黨高級律師卡廷·戈因艾卡德轉發並評論說：「政府在難民政策上犯的錯不是摸摸頭就能摸沒的」；網民傑夫·曼恩稱：「面對痛哭的小難民，默克爾拍拍頭後讓其滾蛋。真是無語」；馬提亞·格蘭蒂斯更指責說：「默克爾，一個基督徒，竟沒有同情心，對現實世界也不了解。心碎。」

「德意志外交成功的最大危險從來不是德意志的敵人，而是在座的三百位傻瓜（指德意志議會議員，他們很多出身報界，屢次借用報紙輿論的力量抨擊俾斯麥的現實外交）。」——1885年德國議員抨擊俾斯麥的親俄政策，俾斯麥予以回擊。歷史驗證了他的先見之明，俾斯麥的繼任者們，任憑好戰的輿論操縱德國的外交，最終使得德國陷入了英法俄三大強國的圍攻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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