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陳寅恪杜詩觀之異同

05-30

吳宓（圖源網路）

　　吳宓與陳寅恪分別在比較文學與史學研究方面建樹頗豐，二人之間真摯的友誼更被譽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除了在各自的學術領域中卓越超群外，他們在詩學理論與舊體詩創作方面也都造詣匪淺。杜甫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在他們的詩歌活動中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由於吳宓與陳寅恪經常在詩學上互相切磋，二人的杜詩觀既有相近之處，又各有特點，仁智互見。

　　均推杜甫為「第一詩人」

　　吳宓和陳寅恪都十分熱愛杜詩。吳宓八九歲時隨繼母學詩，繼母授以《唐詩別裁》，對其影響甚深。吳宓曾言：「宓於詩之根柢實植於是。」在清人沈德潛所編的《唐詩別裁》中，杜詩佔250多首，居全唐之冠，這是吳宓接觸杜甫的開端。青少年時期的吳宓「讀《杜詩鏡銓》，多共仲侯兄講論切磋」。其間，吳宓還從姑丈陳伯瀾學詩，「姑丈為詩，取法盛唐，直學工部，參以玉溪」。《吳宓日記》中也多次提及杜詩，如1919年8月24日的日記：「杜詩云，」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然不特詩人文士為然，凡居高位，辦大事者，皆患孤獨。」抗日戰爭期間的日記顯示，吳宓逃難途中仍一直隨身攜帶《杜詩鏡銓》，不時翻閱，甚至有疑難事時用杜詩占卜。從1944年3月28日至6月28日整整三個月，他更是將《杜詩鏡銓》從頭至尾重讀了一遍。1945年8月31日的日記亦云：「連日惟讀杜詩。」

　　陳寅恪除撰有《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後》、《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迹詩》三篇論文外，還在《柳如是別傳》等著作中多處提及杜詩。如《柳如是別傳》涉及杜詩40多首，並詳細考證了錢謙益與朱鶴齡注杜詩之公案。《元白詩箋證稿》涉及杜詩者5首。此外，《韋莊秦婦吟校箋》、《論再生緣》等文也皆有涉及。而其詩歌中用杜典處有40多處，並常以杜甫境遇自況。

　　對於杜甫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吳宓與陳寅恪都推杜甫為中國第一詩人，在措詞上極為類似。吳宓：「杜工部為中國第一詩人，而以」詩史「見稱。」陳寅恪在《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後》中也說：「少陵為中國第一詩人。」

　　在1919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吳宓記錄當日與陳寅恪縱談中外文化時插有按語：「即以中國之詩與英文詩比較，則中國之詩，句句皆關於人事，而寫景物之實象，及今古之事迹者。故杜工部為中國第一詩人，而以」詩史「見稱。」時吳宓25歲，陳寅恪29歲。對杜甫的這一評價既是吳宓受陳寅恪談話啟發的結果，又成為此後二人杜詩觀的核心。

　　詩尊子美本是中國古典詩歌史的主流觀點，但在現代白話詩日興的文學背景下卻顯得有些突兀。可以說，吳、陳的觀點是對古典詩歌傳統饒有深意的回歸，同時也是杜甫「超越了評判」的經典性的最好證明。

　　詩意闡釋與詩史互證

　　在闡釋杜詩上，吳宓與陳寅恪同秉儒家實用主義詩學理念，具體角度、方法和目的則大相徑庭。

　　大體來看，吳宓與陳寅恪都著重於詩人的人格精神。陳寅恪曾說：「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這說的雖是治學之道，但在闡釋杜詩方面也同樣適合。吳宓亦云：「故學一人之詩，必先學其人格，學其志向，則詩成乃光芒萬丈。」

　　但作為比較文學研究者，吳宓對杜詩是從詩學角度闡釋的，適當借鑒了現代西方文藝理論，情志與技巧兼重。而作為歷史學家的陳寅恪，充分運用了其史家專長，從史學角度考證杜詩，用的是以史注詩、詩史互證的方法，重點關注杜甫詩史結合的詩學特徵。從目的上看，吳宓旨在為現代中國詩歌確立標準尺度；陳寅恪則是為了建立一種詩史互證的研究範式。

　　吳宓認為，杜詩是貴族派與平民派詩歌的完美結合。關於杜詩的藝術特徵，吳宓認為主要表現為「切摯高妙」。在《詩學總論》中，吳宓認為「切摯高妙」正是詩歌的本質特徵。可以說，杜詩是吳宓詩學建構的主要論據。杜詩也是吳宓維護舊體詩、反對白話詩的重要工具。在文言白話之爭中，吳宓認為詩歌改革應以杜為師。

　　陳寅恪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受到錢謙益治杜方法的影響。在《柳如是別傳》中，陳寅恪說：「可知牧齋之注杜，尤注意詩史一點，在此之前，能以杜詩與唐史互相參證，如牧齋所為之詳盡者，尚未之見也。」通過對歷史事實的考證來闡明古詩的思想內容，可以說反映出中國古代知人論世、比興說詩的詩學傳統在現代的復甦。

　　陳寅恪在《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中考證「雜種胡」為「中亞昭武九姓胡」。《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後》考證「朔方健兒」一詞所指對象為「同羅部落」，由此出發，認為該詩「綜合八句，其文理連貫，邏輯明晰，非僅善於詠事，亦更善於說理也」。《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迹詩》中則「以杜解庾」，比較了庾信的《哀江南賦》與杜甫的《詠懷古迹》。

　　杜詩歷來被譽為詩史，是因其在寫個人遭遇的同時，真實地記錄了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歷史。陳寅恪的杜詩研究，所關注的正是「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即「種族」與「文化」。陳寅恪雖然所論不多，但史學家淵博的史學知識和獨到的史識，使其對現代杜詩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作者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註：本文摘自和訊新聞，原發中國社會科學在線，作者：孔令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