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中國震撼》真能震撼中國嗎？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書，被認為是對「中國模式」的最強有力的理論總結，該書在4月11日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得到數位專家學者的認可推薦。張維為的「是時候用我們自己的話語，講述中國的故事了」激起了許多迴響。

　　由於對中國問題的關注，我自己特別收集了大量的「外國人或海外華人論中國」方面的書，我發現這些書可以從三個維度進行分類：一是「親共」和「反共」的維度，二是「唱衰」和「唱盛」的維度，三是「學術派」、「政論派」、「新聞派」的維度。在我看來，《中國震撼》屬於「親共-唱盛-政論派」一類。我這裡感興趣的不是該書的「親共」和「唱盛」特徵，「親共」的個人觀點和傾向無可非議，「唱盛」方面的信息大家也都已經熟知，所以，我感興趣的是該書「政論派」特徵中的「學術含量」，特別是考慮到「政論派」本身就是規範色彩較強的「半學術」、「半新聞」的類型。

　　我的觀點是，該書對「文明型國家」、「中國模式」、民主和人權等三個最重要方面的分析存在極其嚴重的邏輯問題（第三至第五章的「三個崛起」），這些問題極其嚴重地影響了該書的「學術含量」，從而極其嚴重地削弱了該書在「政論」和「新聞」兩個層次的價值。《中國震撼》顯然根本無法「震撼」具有獨立思考和懷疑精神的中國人。

　　1，中國是唯一的「文明型國家」嗎？

　　《中國震撼》提出，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中國的崛起是一種「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文明型國家」的八個特徵包括「四超」和「四特」，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並由此衍生出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

　　眾所周知，「文明」一詞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常識含義，一是接近於「文化」的含義，如歷史哲學家湯恩比所討論的世界各種「文明」；二是與「現代性」對應的含義，接近於西方話語中的民主化和工業化的社會。該書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定義，它從中國文化傳統去定義「文明國家」，從西方現代特徵去定義「民族國家」，然後說，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把「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兩者融為一體的「文明型國家」。

　　張維為的「文明型國家」定義，同英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馬丁o雅克的「文明國家」定義一樣缺少「學術含量」。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馬丁o雅克認為，文明國家的標準是「一國多制」，民族國家的標標準是「一國一制」。這兩位作者顯然都在濫用「文明」一詞，因為對不作深究的一般讀者而言，「文明」一詞喚起的是對「現代性」含義的聯想，與之相對的則是「傳統性」或「非文明」的含義，根本不是什麼「民族國家」。所以，用「文明型國家」或「文明國家」來指認中國，就是在「政論」中訴諸於嘩眾取寵的「新聞」，而不是訴諸於本質確定的「學術」。

　　在「學術派」之外的「政論派」和「新聞派」的「中國讀本」中，以亮麗性感的辭彙代替對問題本質的究詰，這其實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最典型的是約翰·奈斯比特的《中國大趨勢》）。如果「文化傳統」加上「現代特徵」就是「文明型國家」，那憑什麼說中國就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呢？現在世界上哪一個大國沒有「文化傳統」與「現代特徵」的結合？如果硬要說中國的這個「結合」跟別國不一樣，那在張維為歸納的「四超」和「四特」的八個特徵中，到底是由於這些特徵的「規模」還是「獨特」造成了中國的唯一呢？

　　按照常識，用「傳統性」和「現代性」中的「獨特」是根本無法得出「世界維一」的結論的，因為任何國家的「傳統性」和「現代性」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獨特」的。因此，「世界維一」的結論必然更多地依仗於那些中國特徵的「規模」。而用國家各種特徵的「規模」去定義「文明型國家」，這恰恰就是一種「新聞性」十足的「非學術定義」，也是毫無實質意義的「形式性定義」。出於中國的人口規模、疆域規模、歷史悠久、文化積澱等等，就說中國是「文明型國家」，那其他國家是什麼類型的呢？是「民族型國家」還是「非文明型國家」呢？

　　關鍵還是在於：哪一個大國沒有「文化傳統」與「現代特徵」的結合呢？有多少大國不是多民族的呢？顯然，張維為的的國家分類標準是混亂和隨意的，它根本就不包含任何「學術理性」。「文明型國家」一說根本就是硬編出來的「新聞性辭彙」，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性辭彙」。說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和國家的認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強烈，中國的國家體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中華文明已經在總體上優於任何一種類型的資本主義文明，即便如此，這些與「文明型國家」也毫不相干。張維為最多只能說的是，中國是與眾不同的「文明型國家」之一。從全書的分析看，他確實只是在論述中國「是與眾不同」並「應該與眾不同」。

　　所以，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中國的崛起是一種「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兩個命題都是極不嚴謹的虛假命題。《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個書名的「中國震撼」部分已經是常識，剩餘部分所表達的核心結論則完全無法成立。如果中國只是「文明型國家」之一，說中國是「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恰恰表明該書未能看到「中國崛起」的真正本質（我的觀點可參見本文末尾的「作者文集」）。

　　但更加重要的是，這麼簡單的邏輯破綻，為什麼那麼多的專家學者就是看不出來呢？是我們中國人笨嗎？當然不是，是我們中國人沒把聰明用對地方，是「感性而非邏輯」在作怪，是「認同所以正確」在作怪，是我所說的「立場套牢智商」 在作怪。實際上，這種問題發生在不滿現實的中國人那裡，也發生在維護現實的中國人這裡。立場即便不毀人，也必定毀人的理性。

　　2，「中國模式」的八個特徵對嗎？

　　張維為在討論「文明型國家」時過分側重於「八個特徵」的羅列，而忽視了「文明型國家」內涵的本質規定，結果造成了關於「文明型國家」的判斷無法成立。這是一種「羅列型學術」壓倒「邏輯型學術」的典型表現。不幸的是，在討論「中國模式」的八個特徵時，張維為的「羅列型學術」缺陷進一步暴露無遺。

　　「中國模式」的八個特徵，指的是「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等八個方面。張維為特彆強調，這些特點是對過去3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其基礎是中華文明，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超級因素」，這些因素規定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規範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依賴，規範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而且，一旦我們不照這個「基因圖譜」生長和發展，中國的發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敗。

　　在「中國模式」的八個特徵中，實踐理性指的是：判斷真理的最終標準不是東方或西方的意識形態教條，而應該是事實，通過對事實的檢驗，中國得出了結論，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個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在我看來，把實事求是的實踐理性當成「中國模式」的特徵，是一種典型的「文不對題」。很簡單，「中國模式」是一種「制度模式」，不是一種「工作模式」或「領導作風」，實事求是可以是一種「工作模式」或「領導作風」的特徵，卻不是一種「制度模式」的特徵。「中國模式」的確立有賴於鄧小平的實踐理性，這是領袖人物對制度發展的關鍵作用。領袖的作用確實是「中國模式」確立的特徵，卻不是「中國模式」本身的制度特徵，只有保證實事求是得以延續的「制度安排」，才是「中國模式」本身的制度特徵。說實踐理性是「中國模式」的特徵就是一種極不嚴謹的「張冠李戴」。

　　張維為的強勢政府指的是：中國有一個比較中性、開明、強勢的政府；中國政府能夠推動形成關於改革和現代化的廣泛共識，能夠實現比較艱巨的戰略目標，這個特點源於中國源遠流長的儒家強勢政府觀，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組成的基礎是「選賢任能」。在我看來，確實可以把強勢政府當成「中國模式」的一個特徵，但這種描述過分籠統、流於一般。開明和強勢是中國歷史上任何「盛世」的特徵，以此來定義現在的「中國模式」能夠說明傳統的延續，卻不能說明現在的制度有何不同。應該把重點更多地放到「制度安排」上（張維為提到了「有限任期制」，但制度分析明顯不足），不能僅看表面的現象。另外，「中性政府」一說是一種錯誤判斷（經濟學教授姚洋也有類似觀點），任何政府政策都有「社會性」和「歧視性」的兩面，中國政府「社會性」的一面並不必然更多，相反，由於「官本位」、「關係文化」和「特殊政策」的普遍存在，中國政府政策的「歧視性」正在滋生出嚴重的「權貴資本主義」。所以，即便吉拉斯說過的壟斷了權力、財產和真理的「新階級」已經弱化，奧爾森所描述的「泛利集團」在中國也根本找不到對應的現實。

　　在其他的六個特徵中，穩定優先指的是：中國傳統的觀念是「太平盛世」，「盛世」與「太平」總是聯繫在一起的；過去的30多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長度的持續穩定的發展，這才使中國奇蹟成為可能。民生為大指的是：把消除貧困作為頭等要事來抓，糾正了西方人權觀念中政治權利總是高於其他權利偏見。漸進改革指的是：「摸著石頭過河」， 鼓勵各種改革的試驗，拒絕了「休克療法」， 避免了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的癱瘓和解體。順序差異指的是：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為主後政治，先進行相對容易的改革，後進行相對艱難的改革；這種方法的背後是中國人整體思維的傳統，這種跨長度的整體思維能力與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內民粹主義和短視政治盛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混合經濟指的是：中國力求把「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有效地防止市場失靈，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沒有陷入亞洲金融危機和成功度過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對外開放指的是：中國人沒有傳教的傳統，但是有很強的學習傳統；中國始終堅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間，自己來決定取捨，絕不盲從，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

　　在我看來，這六個特徵無一不是一種政策取向，根本不是一種政治制度特徵。其中的「混合經濟」確實是一個經濟制度特徵，但哪個國家不是「混合經濟」？中國的獨特之處是前面已經提到的「強勢政府」。更重要的是，只有某種「制度安排」能夠保證這六個特徵得以延續，這種「制度安排」才是「中國模式」本身的特徵。張維為眼中的「中國模式」顯然是「領導作風」和「政策取向」意義上的「中國模式」，根本不是使這些「領導作風」和「政策取向」得到「制度保障」的「中國模式」，而這種「制度保障」必定是政治的「制度保障」。

　　如果回到最原始的出發點，那麼「中國模式」指的應該是一種「工作模式」、「發展模式」還是一種「制度安排」呢？是領導人的「發展理念」還是總體的「制度安排」更能揭示「中國模式」的本質呢？在我看來，從毛澤東的「中國道路」到鄧小平的「中國模式」的過渡期，鄧小平及其「發展理念」確實起了關鍵的作用；可「中國模式」一旦開始發展，起關鍵作用的就變成是保證「發展理念」得以持續的「制度安排」。實際上，鄧小平的「發展理念」最關鍵的部分，就是「以制度確保政策延續」的理念，只有制度才是使好政策得以重複的保障。這個「制度安排」就是我一直強調的「高層憲政化」，即包含「首腦限任制」、「條塊代表制」和「梯隊接班制」在內的「非中下層」性質的法治化安排（這裡不討論這個已經存在的「高層憲政化」對誰好對誰壞）。

　　只有從「制度安排」而不是「政策取向」或「發展模式」看問題，「中國模式」的本質才能得到最徹底的理解，改革開放的成就才能得到最本質的理解。如果局限在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超級因素」上看問題，那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同樣是以這些「基因圖譜」為基礎，中共的前三十年卻完全沒有後三十年成功。就是說，最重要的其實根本不是「傳統」，而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創新」；而這個「創新」中最重要的不是「政策創新」，而是確保政策得以延續的「制度創新」。

　　現在每個人都在談「中國模式」，但這個每個人都可以談的問題卻包含了一個巨大的「邏輯陷阱」，它涉及到現代經濟學中最高深莫測的「發展原因」問題。如果對這個「發展原因」沒有認識，可以說任何人只要一談「中國模式」就會馬上出錯，最典型的就是只談「發展策略」、「發展模式」、「經濟體制模式」等等。現在幾乎所有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都是在談隨意的「新聞性定義」或表象的「形式性定義」，根本談不到制度的「實質性定義」。

　　如果一定要說張維為的「八特徵論」是對「中國模式」的「最強有力的理論總結」，那隻能說它僅僅是一種隨意的「新聞性定義」或表象的「形式性定義」的「最強有力的理論總結」。 關鍵在於，「中國模式」根本不是一種「發展模式」，而是使一種「發展模式」有所保障的「政治模式」（這裡不討論這個已經存在的「政治模式」對誰好對誰壞）。

　　3，民主和人權的分析

　　儘管張維為對「文明型國家」和「中國模式」的分析是完全錯誤的，但他的一個目的卻在於論證中國政體的「合法性」。在他看來，一個政治體制的品質及合法性來源，不能只是程序的正確，更重要的是內容的正確，這個內容就是要實現良好的政治治理，並要以人民的滿意度來檢驗；就是說，「良政還是劣政」遠比「民主還是專制」更重要。

　　張維為沒有深入討論「不能只是程序正確」中的「中西程序差別」問題，但他強調的是中國傳統的「績效合法性」，而為了否定西方的「選舉合法性」，他還特意引入了一個「歷史合法性」的討論。

　　張維為說：我曾遇到過美國學者質疑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問他為什麼不首先質疑一下他自己國家的合法性，你佔了別人的土地，通過殖民、移民、滅絕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國，我請他給我解釋這樣的國家合法性從哪裡來。按照中國人的政治理念，侵略和種族滅絕是不能產生合法性的；按照現代國際法，這樣做也是不能產生合法性的。如果你連國家的合法性都沒有，你政權的合法性從哪裡來？最後他只能跟我說，這是歷史。縱觀人類歷史，最常見的合法性就是歷史合法性。一個「文明型國家」數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歷史傳承是最大的合法性來源。中國合法性的論述關鍵是兩點：一是「民心向背」，二是「選賢任能」。這是中國在數千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遠遠領先西方的關鍵所在，也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體現。中國政權合法性形成的時候，今天西方的絕大多數國家尚不存在。在今天對外開放、大規模國際互動的情況下，這種源遠流長的合法性來源仍然是中國超越西方的核心競爭力之一。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用中國「選賢任能」的理念來質疑西方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沒有「選賢任能」的理念，一個政權怎麼能有資格執政？這樣的政權能對國民負責嗎？能對世界負責嗎？「與西方相比，中華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傳統。西方沒有這種傳統，而更多的是"三人行，我必為師"的傳統」。中國現在力求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這比光靠「選舉」的西方制度更有競爭力。「沒有一個非西方國家取得過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

　　張維為當然不僅是為了「現實主義」地說「歷史就能產生出自己的合法性」，他要突出的是中國的「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好，或中國的「選拔加選舉」比西方的「多黨選舉」好。在這裡，我不想簡單地肯定或否定這個「績效結果論」的觀點，我暫時對現實的好壞不作評論，但我想指出的是：張維為的論證無法說服一部分「只想要民主程序」的中國人。

　　這裡的要點是：如果你承認了「人民當家做主」，那為什麼非得搞「選拔加選舉」而不是「多黨選舉」呢？在我看來，張維為在「績效合法性」和「歷史合法性」上繞了那麼大的圈子，追求的就是觀點的「政論性」而不是「學術性」，他要的效果必然是「辯護」而不是「邏輯」。「邏輯」的要求是誠實，在「政權合法性」問題上誠實，就是要從「歷史合法性」的討論引向「強權合法性」的討論（儘管「強權合法性」這個詞表面上很矛盾），就是要承認不搞「多黨選舉」的道理是「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人民當家做主」。實際上，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矛盾，就是實際的「強權合法性」與口頭的「人民當家做主」之間的矛盾，援引傳統的「績效合法性」更多的只是意識形態的需要。

　　我的觀點很簡單，在中國的「政權合法性」問題上，要麼就「你知我知」別勉強辯解，要麼就承認「強權合法性」確實在起作用，因為「績效合法性」根本無法說服一部分「只想要民主程序」的中國人。一不小心的不誠實，就會無端地誇大「績效合法性」，並把中國的政治傳統簡單地歸之於「績效合法性」。而實際上，中國的政治傳統是「恩威並用」，是「績效合法性」與「強權合法性」的結合。中國人的學術為什麼老走不出「低水平循環」呢？因為有不誠實，因為有一些話老不能說；結果，當有能說話的條件時，不誠實已經變成了慣性，即「奴性的慣性」。

　　所以，當張維為引證說，東亞和美國民眾社會價值認同中的優先順序為：「東亞：1.社會秩序，2.和諧，3.政府問責制，4.接受新思想，5.言論自由，6.尊重權威。美國：1.言論自由，2.個人權利，3.個人自由，4.公開辯論，5.生存， 6.政府問責制」，這種社會價值排序的巨大差別，根本無法否定「一部分人只想要民主程序」的合理性，除非你用「強權合法性」或「全民公決」的結果來否定它。服人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用別人的道理來服人（「全民公決」是別人的道理，「績效合法性」是自己的道理），另一種就是以強力來服人（別人不服也得服，但自己就別太顧面子了）。

　　另外，張維為還認為，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優質民主才是真正的好東西」；所以，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的民主不是普世價值，西方多黨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經演變成了一種平庸化和劣質化的「遊戲民主」，而比較理想的民主應該是「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結合。「實質民主」就是民主的內容和價值在於實現國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質的生活，而「程序民主」則應由各國根據自己的民情和國情來探索。在這裡，張維為對「多黨民主」的批評也許是中肯的（另見該書的第六至第八章對印度、東歐、東亞民主的批評），但由於對「強權合法性」的羞羞答答，對「優質民主」的討論就難免有強詞奪理之嫌。例如，說「根據自己的民情和國情來探索」，是那個探索主體到底是誰呢？

　　張維為還批評了西方人權體系的四個缺陷：一是無法在政治公民權利與經濟社會權利之間取得一種平衡，美國人權概念中就沒有後者；二是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權問題才算人權問題的法條主義；三是個人權利超越集體權利的困境；四是人權體系中優先順序的概念。這種批評當然是有道理的，但這個道理還是模糊了「政治權利」這個核心問題，所以還是無法說服一部分「只想要民主程序」的中國人。

　　應該指出的是，論證「政治權利」的缺陷是無法服人的，我自己也這麼論證，但我的論證不是為了主張「不給政治權利」。因為，要「政治權利」的人的邏輯很簡單：「政治權利」再怎麼不好、再怎麼有缺陷他們也要，要不要是他們的問題，給不給是強權的問題。所以，只有「強權合法性」能堵他們的嘴，用「政治權利不好」去堵他們的嘴根本就文不對題。

　　4，結語：曲筆還是迎合？

　　我的觀點很明確，敢不敢討論強權是檢驗中國學者是否誠實的重要標準。張維為在這個問題上顯然得了不及格。當然，為了在中國出書，有些話是沒法說的。但被動曲筆是一回事，主動迎合則是另一回事。張維為對後進民主的有力批評，不幸因為其「不誠實」而價值大減。仔細想想，一個政治學者不敢討論強權，這其實是很可憐的。

　　總體而言，那些對現狀滿意的中國人，不用聽張維為的道理也能感覺中國發展的好；而對那些不滿現狀的中國人來說，他們遵循的不是參照自己過去的縱向對比，也不是張維為強調的「向下的」橫向對比，而是對內對外的「向上的」橫向對比。在國內，「向上的」橫向對比觸及的是令人憤憤不平的「權貴資本主義」；在國外，「向上的」橫向對比觸及的是「自由、平等、人權」。對這些人來說，經濟福利和「政績合法性」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本文的結論是：要真正理解中國，就必須徹底擺脫「親共」或「反共」的「立場陷阱」，「親共者」和「反共者」都受到「實利主義」和「觀念偏見」所困，任何政治立場的「規範衝動」都會因為願望而犧牲認識。這個道理如此簡單，以至於有太多的學者都不可能做到，《中國震撼》只為我們增加了這樣一個新例證而已。

　（方紹偉：「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專欄作家；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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