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葉利欽辭職演說中充滿懺悔

    事實上，正如你所指出的，激進的自由主義者確實犯了以理想主義的「想當然」的錯誤。我指的不是現在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主流的溫和派，而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到九十年代初期的自由主義激進派。

    在我看來，中國的激進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從理想主義的原理出發，提出某種先驗的原則。（例如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人權」、「議會民主」或新左派的「平等」。  「公正」等等。）並根據這些抽象原則，確定了某種能體現這種抽象原則或至高價值的制度，然後運用某種政治方法，或者是從自上而下的政策創新、群眾運動，或者是革命性的社會重建，來迅速地、外科手術式地取代傳統的制度。以為這樣就可以實現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目標，實現他們心目中的價值理想。

    自由與民主是好東西，但那種完全不考慮一個後發展國家本身特點，以為用休克方式就可以實現自由民主的想法則很有問題，以休克療法式的政治選擇的結果則肯定很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激進自由派具有以社會工程來建構「新社會」的特點。在這封信里，我主要想談談激進的葉利欽式的自由主義者所犯的這種類型的錯誤。以後，也許我會專門再寫信談談我對新左派的理想主義性質的看法。

    葉利欽無疑就是這樣的一位「建構主義」的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我讀了他的辭職演說以後，感到很欣慰，我對這位我從來不看好的俄國總統的印象一下子好了許多。其原因就在於他在最後能向俄國選民公開地、坦誠地承認了他的理想主義政治的失敗。讓我們看看他在最後的去職聲明中對俄國百姓是怎麼說的吧：

    「我要求你們的原諒。原諒我們分享的許多夢想沒實現這個事實。原諒本來似乎對我們很簡單的事情，結果卻困難得使人痛苦這一事實。對於那些相信我們以舉手投足之勞，就可以從灰暗、停滯的極權過去，一躍而進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來的人，我要求他們原諒我不再為他們的這種希望進行辯護。我自己相信過這點，即舉手之勞就可以克服任何屏障。結果發現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問題看來非常複雜。我們是在錯誤和失敗中強行前進，很多人在這困難時期遭受到衝擊。我要讓你們知道，你們每一個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內心的痛苦。我以前從未說過的這些話，今天重要的是把話告訴你們。多少個無眠的夜晚，我懷著摧心的憂慮：到底需要怎麽做，才能使人民活得安好？對於我來說，再也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任務了。現在我要離開了。我已經盡我所能，不但是盡了我的健康所能，而且是在所有難題上，我都盡了我的所能。……  」

    這是一個失敗了的政治家的內心獨白與誠實的懺悔。也許俄國是一個充滿東正教贖罪精神的國度，深受宗教精神影響的政治家會以這種我們國人很陌生的方式，來向自己的國民作辭職告別。

    我覺得葉利欽式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經濟市場與民主體制決定論者」，即認定，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市場經濟與政治體制，是理想的，符合人的本性的，因而如同數學公式一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因而也就如同數學或幾何公理一樣，是在任何時空條件可以推行的。這種思想態度在近百年中國知識分子與變革精英中非常流行。孫中山在一九0 六年就說過，中國同樣要造「火輪車」，那就用人家已經發明的「最新式的火輪車」即議會民主，來作為自己的政治制度。

    在中國八十年代後期改革過程中，一些激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以同樣明確的語言表達過同樣的意思：「自由、民主、人權如同科學一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正因為基於這一認識，他們認為，只要通過革命的方式，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實踐中證明行之有效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直接搬過來，一切問題就解決了。這正是激進自由派在政治與經濟領域的「休克療法」的思想基礎。這就是為什麼葉利欽過去總會以為，似乎通過「簡單的舉手之勞」，就可以「從灰暗、停滯的極權過去，一躍而進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來」的原因。

    為什麼這種簡單的「制度決定論」是錯誤的？因為，西方的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社會實際上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在長期經驗中逐漸形成的一整套約定俗成的制度與習俗。其中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思想價值等各種因素極度複雜的關係中相互依存，互為前提，只有在所有這些因子在歷史經驗中長期相互作用的條件下，某一種被人們認為的「好的」制度或因子（如議會政治等等），才能產生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因子的存在，是每一個因子發揮正面的積極作用的社會前提。

    當年嚴復批判簡單的西化論者所犯的思想錯誤時，曾用了「牛足裝馬蹄」的生動比喻，我們正好可以用這個比喻來說明問題。中國與俄國的激進自由主義的最大的思想誤區在於，他們以為因為馬之所以比牛跑得快，就是由於前者有良好的蹄，於是自由主義正是通過外科手術式的休克療法把西方的「馬蹄」裝到中國或俄國舊體制社會的的「牛腿」上，以為這樣牛就可以跑得和馬一樣快了。然而，馬蹄要發揮正常的作用，必須以馬的骨架為支撐條件，而以此類推，馬的骨架又必須相應以馬的肌肉系統、血液系統、循環系統、內分泌系統、乃到基因結構作為條件，所有這些系統都是互為條件的。於是人們終於最後發現，除非人們把「舊體制」社會這一頭「牛」，瞬間地全部地變成一匹「馬」，否則就無法解決問題。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當人們通過休克療法把西方市場經濟規則與民主政治的制度這些「馬蹄」裝到原先屬於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社會的「牛」身上去以後，牛不但沒有跑得象馬一樣快，而且連自己原來具有的負重能力與自然生存能力也由於新舊制度因子之間無法結合而失去了。整個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這就是為什麼葉利欽所說的，「結果發現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問題看來非常複雜。我們是在錯誤和失敗中強行前進，很多人在這困難時期遭受到衝擊。」這也是為什麼葉利欽會常常在深夜中內心充滿痛苦。在「多少無眠的夜晚，摧心地憂慮著」的原因。

    我的觀點其實一點也不複雜，以上運用嚴復的比喻。實際上已經能相當充分地表述我想表述的基本旨意。在八九年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前，我就在一次蘇聯學者參加的改革學術討論會上，把我的那篇批判自由派的理想主義改革觀的文章送給一位蘇聯學者，希望他能轉給蘇聯的決策者們。可以說，當時我就多少有點意識到，蘇聯人與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一樣，似乎當時很可能無法避免這思維方式上的錯誤。後來，蘇聯巨變之後上台的葉利欽，只是在這種「制度決定論」的激進理想主義錯誤道路上走得更遠、更為變本加厲而己。我常常在想，為什麼當時那麼多人，無論是中國人、俄國人，包括那些自認為好心的西歐人、美國人，都會入了迷似的相信，以為簡單地仿效西方制度，就能使中俄一步到位實現經濟改革與政治進步？為什麼以天下之大，居然在當時就沒有多少人認真想過這個問題？更何況，中國近百年歷史，如民國初年的議會政治的失敗，等等，實際上已經為這種思想支配下的政治失敗提供了生動具體的前車之鑒，為什麼人們還是那樣漫不經心？

    從八十年代中期我與一些激進派進行論戰以來，我就是以反對這種簡單化的「制度決定論」作為批判自由派經濟與政治休克療法的主要依據的。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我的「新權威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思想主張的。在我看來，對於中國這樣的缺乏承載議會式民主政治的國家來說，「循序漸進，穩札穩打，步步為營，緩進待機」是逐漸實現中國的民主與自由的基本途徑。為此，我沒有少受到人們的誤解。

    葉利欽的辭職演說可以說是政治史中一個頗有歷史意義的文獻，它不僅僅是葉利欽本人對俄國民眾的懺悔，而且，是在全能體制改革中的激進「休克療法」宣告失敗的總結髮言。它充滿悲情與失落。實際上，當下中國的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已經從八十年代的激進「休克療法」思想誤區中擺脫了出來。他們意識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只有在社會內部的經濟多元化、社會多元化、契約觀念、法制意識與市民社會逐步得到發展的基礎上，才能漸進地實現。那種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以為只須「畢其功於一役」「快刀斬亂麻」，就能建立政治多元化，就能實現民主社會的想法，已經越來越沒有人接受。這種在政治上的溫和化，正是從理想主義向成熟的現實主義進步的表現。

    最後，我還想談一下政治中的理想主義的問題。記得你說過，「一般稱得上」主義「的社會思想，我以為，從方法論上講，都在不同程度是理想主義的，都有至善至美的訴求傾向。」此話我卻不以為然。

    作為一個新保守主義者，我心目中的主義，就是以反對政治上追求「盡善盡美」為基礎的。我主張在尊重現存秩序與經驗的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通過漸進的方法，在現實經驗中尋找可以接納外部先進文明的「中介」，並運用這一中介作為載體，來誘發傳統社會內部的、內源性的現代化因子的生長與發育，並使之漸進地、步步為營地與外部引入的新制度相結合，這樣就可以在改革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始終保持有效的有序的整合狀態，形成內源性的發展機制，從而就可以避免自由主義者在變革過程中推行的休克療法引發的嚴重脫序與動蕩。也可以避免新左派式的變相的復舊。最終實現中國向自由民主與發達的市場經濟的「軟著陸」。  這就是我的新保守主義改革觀。

    這裡的所謂「保守」就是對傳統中的中介的尊重，這裡的「新」就是政治目標模式是現代化的，與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潮流相一致的。記得去年在北京時，我曾把嚴復所說的那句至理名言「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抄給你，這句話可以說是新保守主義的座右銘。

    我在思想方面是深受嚴復啟迪的。嚴復在其《政治學講義》中有一段話十分深刻，他說：「乃先之以導其機，必忍焉以須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不敢存，夫而後有以與時偕達。有以進其群矣。噫！此輕迅剽疾者之所以無當於變法，而吾國之所以待命者，歸於知進退存亡之聖人也。」在這裡，他把一個國家的變革看作是如同生物有機體的生命發育的漸進過程。他還特彆強調，一個社會的發展應該是「相其宜，動其機，培其本根，衛其生長。使其效不期而至。」嚴復是一個真正的天才，近百年來的中國人還沒有什麼人能象他那樣，竟在二十世紀之初，就如此深刻地透徹地洞察到中西文明的差異，以及中國現實進步所需要走的切實道路。以往人們對嚴複評價有的不可謂不高，但卻往往把他庸俗化為一個西化的自由主義者，另外有的人則以革命為標尺，把他說成一個日趨守舊的時代落伍者。讓我們在重新認識嚴復的深刻思想中，變得更為成熟起來吧。我們在現代化追求中渡過了整整一百年，難道還不應該變得更成熟一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