抨擊學術抄襲等於鑄廢錢,這位思想界大拿憑什麼讓梁啟超最敬慕?
亭林故里·千燈古鎮
清代學術以考據見長,近人梁啟超認為「言清學之祖,必推亭林」,而後世學人只學得「半個亭林」,失去了經世致用的精神。錢穆則進一步指出,同時代學人對亭林思想的闡發,「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近代學術巨擘們共同推尊的「亭林先生」就是顧炎武。
顧炎武,字寧人,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學者尊其為亭林先生,江蘇崑山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 ( 1613年) ,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 。明清鼎革之際是一個風起雲湧、大儒輩出的時代。顧炎武一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廣泛涉足於多個學術領域,對整個清代學術文化的發展,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被譽為一代學術的開派宗師。
明末清初三大儒: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
落落不苟於世
顧氏本為江東望族,民間素有「江南無二顧」之說,但至顧炎武祖父輩後,家世漸微。顧炎武叔父顧同吉英年早逝,聘妻王氏未婚守節,將顧炎武過繼為嗣。王氏受過良好教育,顧炎武六歲時,王氏就給他講授儒家經典《大學》,還經常給他講說劉基、方孝孺、于謙等人的忠義故事。嗣祖父顧紹芾則重視對顧炎武學風的訓導和學德的培養,教導顧炎武「士當求實學」。
顧炎武故居·大門
顧炎武少時落拓不羈,鄉里以為「狂生」。與人多不相合,唯與同邑歸庄友善,人稱「歸奇顧怪」。歸庄與顧炎武同年出生,是明代著名散文家歸有光的曾孫,為人豪邁尚氣節,不以浮名苟得為務。歸庄有詩云:「同鄉同學又同心,卻少前賢唱和吟。他日貢王今管鮑,不須文字見交深。」足見二人之高誼。
崇禎十二年(1639年),顧炎武參加科舉考試再次落榜。他沒有繼續蹉跎於舉業,而是正式開始從事經世致用的學術研究。他不願做一個吟風弄月、尋章摘句的文人,不屑於過「注蟲魚,命草木」的腐儒生活。他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通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立足時代潮頭,他的選擇一開始就飽含大抱負、大志向。
顧炎武故居·貴廉苑
馬背上的學者
顧炎武認為做學問有兩種方法,一是「采銅于山」,即博覽群書、實地調查、大量收集原始資料,然後去偽存真、去蕪存菁,用自己的目光加以認真選擇,以形成獨特的見解。另一種是「廢銅鑄錢」,也就是抄襲別人的材料,甚至剽竊前人的學術成果,據為己有,看起來容易出成果,實際上卻是既鑄出了廢錢,又把古錢毀了。真正要做學問的人,是不能鑄廢錢的。
順治十四年(1657年)秋,四十五歲的顧炎武離鄉北游,往來於魯、燕、晉、陝、豫諸省。途中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遍歷關塞,實地考察,搜集資料,「九州登其七,五嶽登其四」,潛心於「采銅」之業。旅途中有時也非常艱苦,他在《答人書》中說:「啟途淮北,正值淫雨沂沐,下流並為巨浸。跣行二百七十里,始得干土,兩足為腫。」跋涉之苦,可以想見。但流落天涯,意常自如,顧炎武依靠的是「以學術興天下」的信念,所謂「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後可以考古論今。」
顧炎武故居·致用閣
顧炎武以「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自期,《日知錄》洋洋八十萬言,《天下郡國利病書》煌煌百二十卷,「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他以精衛填海式的執著與堅持,「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孜孜向學,至老不倦。
經師與人師
不唯學問廣博,顧炎武在道德修養上也足為後世法。梁啟超自言,「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為人」,「我深信他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
顧炎武教人做人、治學,特標「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兩語,強調「學」與「行」的統一。而為學首在為人,律己律人,尤重知「恥」。
顧炎武故居·清廳
嚴於律甥。顧炎武有三個外甥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三人皆榮列鼎甲、同朝為官。作為徐氏三兄弟的舅舅,顧炎武對他們教育嚴格。外甥徐乾學曾設夜飲招待賓客,先生慍怒道:「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唯淫奔、納賄二者,皆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外甥「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
心憂黎民。「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顧炎武輾轉一生,不變的是對百姓的赤誠之心。即便風餐露宿,居無定所,他在給身居高位的外甥的信中,反覆叮嚀的還是民生疾苦。即便身棲草野,孑然一身,仍然「不忘百姓」,終究繞不開的是「修齊治平」,剪不斷的是民生之憂。
顧炎武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者之中,恥為尤要。」「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甚至將「士大夫之無恥」提升為「國恥」,給其後的士人們敲響了警鐘。錢穆認為三百年來,後人對亭林先生的推崇「終不免以多聞博學見推」,或尊他為「清學開山」,而總是忘卻他「行己有恥」之教,而這恰恰是其立學的根基。
顧炎武紀念館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顧炎武經世致用的治學道路和心懷天下的救世情懷,影響了一代代的學人。到清朝未年,他的思想影響了魏源、龔自珍、林則徐、康有為等一系列主張開眼看世界的人物,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革。
他的一些名言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力。在《日知錄》中,顧炎武說:
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認為,保護國家,賡續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血脈,是每個人都應有的責任。
顧炎武故居·明恥亭
後來,梁啟超將這句話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個字,發出了時代最強音。
潘耒在《日知錄序》中評價:「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談笑鴻儒必定對亭林先生有了解,往來白丁即使不識其人其書,也多半聽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豪言。這八個字,始自顧炎武,成於梁啟超,砥礪了無數國人奮勇擔當,乘風破浪。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汪春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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