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王明道先生和夫人（邊雲波）

邊雲波口述 恩雨整理

序言

一直以來，很想寫一篇文章追思王明道先生和王太太。因為他們二位影響我最大，幫助我最多，也是我最尊敬的人。

王明道先生的事迹雖然已經記載在許多書籍中，但是這些書卻很少提到他們二位帶給我們這些受教者的感動，及對我們一生的影響。所以我覺得還應當有一本我們這一代弟兄姊妹們共同的感恩集。

王先生是1900年出生的，1991年去世。我個人認為，王先生和王太太是神賜給中國教會的二十世紀的見證人。當然，他們不是完全人，也有軟弱走彎路的時候，但他們對中國教會的影響的確很大。所以我覺得有好些事應當記述一下，讓年輕的弟兄姊妹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神的作為。

現在，當年在王先生王太太跟前受教的「年輕人」都已經80多歲，所以這件事不能再耽擱了，我這篇小文算是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記述、追思王先生和王太太。

一、我們的「叔叔」和「嬸」

我們這一代人在年輕的時候都稱呼王先生為「叔叔」，稱呼王太太為「嬸」，關係非常親切。他們叫我們也是直呼名字，例如﹕叫王長新兄就直呼長新，叫我就是雲波，對一些特別親近的姊妹們就稱呼某姑娘，在主里真是一家人一樣。

我第一次見到王先生，是在1947年第一屆北京基督徒學生夏令會（北京基督徒學生會包括大學生和中學生），王明道先生是這次夏令會的講員。

王先生在台上講道時，大聲疾呼痛斥罪惡，態度非常嚴肅，甚至嚴厲，有屬靈的權柄，讓人敬畏。但王先生在台下跟人接觸卻和藹可親。我們聚會的會場旁邊有片湖水，散會以後大家都去那裡游泳。有一次我在院子里遇到王先生，他帶著泳衣，給我打招呼說﹕「游水去」，那滿面的笑容一直深印在我腦海之中。

那次聚會的場所門窗簡陋，所以餐廳里滿是蒼蠅，王太太就拿著蠅拍到處打蒼蠅。我看到心裡很驚訝，暗想這麼一位「有名」傳道人的師母竟做這樣的工作。

大家在會場的餐廳吃飯，規定是一定要帶自己的名條（類似現在寫上名字的綢條）才能進去，一個剛上初中的小姊妹在門口作監督。有一次大家正吃午飯，忽然聽見王先生的聲音﹕「大家稍微靜一靜，我給大家說件事。」食堂本來很喧鬧，此時立刻靜了下來。王先生接著說﹕「我剛才沒有按著規定帶名條進飯廳，這個小姊妹說什麼也不讓我進，當時我很氣憤，我想豈有此理，我是這裡的講員，人人都知道我叫王明道，絕對不會是假的。但是沒辦法，她管門啊，她不讓我進我也不好硬進。我回宿舍的時候還很生氣，但別上名條後我想到，這個小姊妹是很認真很負責的，她並不認為我是個講員，大家都認識，就通融過去。我覺得小姊妹這一點非常可貴，所以我的心情起了很大的變化。我在這裡送她一本書，作為我對這個小姊妹的獎勵。」

王先生將一個真實的自己袒露敞開在我們面前，當時大家都很受感動。從那以後，我每天晚上都為王先生禱告，直到我1948年去邊疆傳道。1953年我回到北方，蒙神的恩惠常和王先生一家同吃同住，學習事奉。1954年甚至連續住了半年多。對王先生就有了更直接深入的認識。

那時王先生夫婦就住在北京史家衚衕基督徒會堂的院子里。一進院子就是一排小房子，五六平方米的小客廳居中，客廳旁邊一邊是廚房和餐廳，另一邊是王太太的卧室和王先生的書房兼卧室。記得我第一次拜訪王先生，告辭離開的時候，王先生一直把我送到院子大門口，我很不好意思，但怎麼請他回去他都不肯回去，一直到我走出門外才向我揮手說﹕再見，再見。神的老僕人對晚輩如此謙卑，這對我是無形的教導。直到現在，我送客人也一定要送到門口，不這樣就覺得不夠禮貌似的。

1954年的一天，我看到會堂公用的廁所太髒了。打掃廁所本來是看守大門的馮起的責任，可是我覺得不便招呼他來清掃廁所，就自己用水沖刷打掃。那時候廁所就是一個洋灰（水泥）作的長方形的坑。我沖著沖著，沒想到王先生進來了，他微笑著說﹕「雲波，你在打掃廁所啊。」他的語氣帶著稱讚的意思。他的看法就是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他很少當面稱讚人，這對我實在是個鼓勵，也讓我一生學習去記念別人在主面前所作的工作，別人在神面前的一顆心。弟兄姊妹對自己的愛心，自己總要記著，要想著這些人的優點長處，這也是我在王先生那裡所受到的一個教導。

王先生對弟兄姊妹要求很嚴，但又十分體恤愛護。我曾經把我的一些經歷告訴王先生，我不知道為什麼神讓我經歷那麼一種處境、那麼一段道路，好像是比死蔭的幽谷還要艱難。我說得很傷痛，王先生就帶著我到大禮拜堂後面禱告，禱告的時候我心裡仍舊很難過，一直默默流淚，甚至到吃午飯的時候，心緒還沒有平復，根本吃不下去。王太太那天做的是炸對蝦，王先生看到我食不下咽的樣子，就親自動手拿筷子夾了一個大蝦放在我的碗里，說﹕「雲波，吃，吃飯。」當時，王太太和他們的同工遲姑姑(遲荷凈女士)都很驚訝，因為王先生吃飯很少給別人添菜。我心裡很受感動，那一天我實在無法拒絕王先生慈父般的愛，拌著眼淚把飯吃下去。

那時我主要是幫王先生做一些《靈食季刊》的工作，實際上我幫不了他什麼忙，只不過是找一些神學資料，或者划出《天風》上一些荒謬的言論請他過目。王先生在文字上很嚴格，一絲不苟，所有的資料都要校對，文章排版後都要三校四校。

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人，說話也比較急，常責怪人，但責怪以後還是照常以愛心相待。王先生對宋尚節博士原來有些看法，覺得他講道的時候，台上台下到處亂走，而且靈意解經到讓人不可思議。王先生說﹕宋博士解釋「彼得」時曾說，彼就是他，得就是貪得無厭的得，彼得這個人就是貪得。王先生覺得怎麼能夠這樣解釋呢，宋尚節是留美的博士，他不知道彼得是Peter的音譯嗎？所以起初他對宋博士的印象很不好。後來王先生與宋博士接觸多了，對他的印象就完全轉變了，他覺得宋博士很真誠，在神面前有一顆孩子一樣單純火熱的心，講道時大聲疾呼，好像把自己忘了似的，並且每次講道前都要付上很大的禱告代價，所以工作也看到果效。王先生後來與宋博士交往很深，甚至可以無話不談，但指出宋博士的錯誤時，還是非常嚴肅的。

抗戰中期，宋博士在北京香山養病，王先生夫婦二人去看他。談起話來，王先生說﹕「聽說客人從很遠的地方來看你，你連送都不送？」

宋博士說﹕「是啊，我沒有必要送啊，看我的人如果是因為神的緣故來看我，自然有神來報答他，我何必送他呢？要是為了人情的緣故來看我，那我何必花時間還這個人情呢？」

王先生說﹕「你這個想法不對，基督徒處世應當有基督徒的禮貌和常識。」於是就送給他一本自己寫的書，叫《基督徒處世常識》。後來王先生王太太再去看宋博士，臨走時宋博士就非送不可。王太太說﹕「你病得這麼重就不要送了。」宋博士一定要送，並且用福建口音說﹕「取西牆西、取西牆西。（處世常識、處世常識）」

倪柝聲先生是1902年生人，比王先生小兩歲，王先生起初把他當成一個弟弟來看待，兩人很親切。後來王先生聽到一些人對倪先生有些議論，就規勸倪先生。王先生說那次倪先生一直看著他笑，不說是，也不說不是。王先生越講話越多，直言相勸，後來倪先生說﹕「已經到吃午飯的時候了，你在這兒吃午飯吧。」他有點不想再談下去的意思，可王先生說﹕「吃，在這兒吃飯，為什麼不吃，借著吃飯的時候我多說幾句。」

吃飯的時候倪先生仍然保持沉默，從那以後王先生對他有了距離，就沒有那麼多的來往了，甚至有些批評。可是我知道王太太一直勸王先生不要多有批評，有些事情即使要說，也到倪先生離世以後再說才好。

王先生把我當作自己的晚輩，常和我談論他對一些人的看法。但是我卻不記得王太太說過任何人不好。王先生批評人的時候她也總給別人打圓場，說人家有自己的難處和原因，要體諒人家。王先生有一個同工石天民先生，他家的院子里放著王先生的一些書，由於他的妻子精神不是很正常，王先生去那裡取書很是不便，給石先生也帶來一些困難。一天，王先生去他那裡取書，石先生直言不諱地說，自己有這樣的難處，希望王先生體諒。王先生聽了很不高興，回來吃早飯的時候，當著我、王太太、還有遲姑姑的面說﹕「天民根本不應該慣著他的妻子。他的妻子都是天民慣壞了的。」

王太太就在旁邊勸他說﹕「你這樣說，太不體諒天民了。天民有他的難處。你不應該這樣講。」

王先生本來生著悶氣，此時聽到王太太還責備自己，有點著急，就說我不吃了，把筷子往旁邊一放，回到自己的書房裡去。那天是禮拜日早晨，我就勸王太太說﹕「一會兒叔叔還得講道，你何必這會兒給他說這些話。」

王太太說﹕「因為他是當著同工們說的，我就得當著同工們糾正他。如果他和我個人說，那我過一些時間再說他也沒關係。」

我說﹕「馬上就要開始禮拜了，叔叔空著肚子怎麼講道？」王太太沒有言語。我說﹕「我做碗雞蛋湯給叔叔送去，就說是嬸讓我送去的，行不行？」王太太依舊沉默，等於默許了。我就做了碗雞蛋湯送給了王先生。我覺得這是我在他們身上所做的唯一的一件滿意的事。

王太太對王先生的幫助十分及時，雖然有時候像王先生說的，叫人下不來台，但王先生有失誤的地方，王太太能立時彌補。王先生有時候語言過了頭，讓人難免受傷害，但是被王太太稍加解釋這麼一挽回，別人也就理解了王先生心直口快，他是本著向神忠心向人有愛心說的話。

王太太在家幾乎是閑不住的，跟人說話的時候手裡也在不停的織毛衣，她織的毛衣都是給弟兄姊妹的。有一次她看我穿的毛衣袖子磨破了（那時候我是用針線縫一縫，把破的地方連上），她就說這怎麼行啊，你這不是越磨越破嗎？現在正好天也暖了，你就把它脫了，拆掉，洗一洗，我添點毛線給你織個厚毛褲吧。我說那太好了，高興得不得了。

我尊重王先生，但感覺王太太對我們更為親切。我把她看成是屬靈的母親，我和妻子白耀軒姊妹就是由她印證而在1957年訂婚成婚的。她對我嚴中有愛，愛中有嚴，任何事情和她談都沒有什麼礙口的。自己的得勝、失敗、軟弱、剛強，心裡的想法、服事主的某些經歷，就常常願意和她談，比和王先生談得更多。王太太對任何人都是按照聖經的教導來對待，原則性中有很深的愛。那個時候公安部門為了國家安全，難免想要了解王先生的一些情況，而基督徒會堂的門房馮起弟兄原來是舊社會的警察，歷史上有污點，也可能會要求做些配合。王先生被捕前一兩年，馮起的行動很可疑，說話吞吞吐吐的，經常一個人跑到禮拜堂里去彈琴，有時候從早晨一直彈到中午，這說明他內心裡有爭戰。王太太是個很警覺的人，有一次她明明地問我﹕「你聽聽，馮起彈琴彈了多長時間了？你覺得這個情況正常嗎？」她有這個擔心，但卻從來沒讓馮起離開，對他還是滿有愛心，好像親人一樣。

王太太很多時候自己忍著，儘可能不打攪王先生。有一次她坐在小客廳里默默地織毛衣，我走進來忽然看到她在流淚，我當時就楞住了，問﹕「嬸，你怎麼了？」她把眼淚擦一擦，搖搖頭，什麼也不說。她不說我也不好多問，就陪著她坐在那兒。過了一會兒，我說﹕「嬸有為難的事，要不要我去跟叔叔說說。」她苦笑了笑，說﹕「你聽叔叔在幹什麼呢。」

我一聽王先生在書房一邊找書一邊唱詩呢，他唱著「歌頌主尊名，榮耀主尊名」，唱得挺高興。從那個時候我就感覺到作傳道人難，作傳道人的妻子更難。我個人覺得，王明道先生被神重重使用是因為神賜給他一個很好的妻子，沒有王太太的幫助，就沒有王先生的事奉，神配合他們兩位，使用他們兩位，實在有神美好的意思。

二、王先生的事奉

王先生、王太太的事奉，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是盡人皆知的。但時過境遷，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都不太了解了，所以我在這裡，再略略提一下。

我第一次聽說王明道先生的事迹，是在1945年。1944年我19歲的時候在漢江邊上重生得救，第二年從大學休學奉獻傳道，在陝西洋縣幫助那邊的學生團契。抗戰勝利後終於可以和「淪陷區」通信了，那時就聽說了王先生的見證。

抗戰八年，王先生和王太太一直在北京牧養教會。那時日本人為了控制教會，按照自己國內的習慣建立了基督教聯合會，後來改名為基督教團，將真信的、假信的都「聯合」在一起聚會。二十年代，不信創世記、不信啟示錄、不講救恩、只講「道德」的現代派傳入中國，對中國教會影響很大。王先生為真道竭力地爭辯，與假信的人常常論爭，抗日戰爭時期也是持守信仰，不肯加入這個日本人控制的政教合一、泥沙俱下的「基督教聯合會」。日本人對此覺得如鯁在喉，非常惱怒，對王先生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但無論如何王先生都不肯參加，並且照常講道。

終於有一天，日本人通知王先生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去「談話」。那時被日本人找去「談話」，很可能是一去不返，弟兄姊妹們擔心挂念，「談話」的頭一天晚上，來到王先生家為他禱告。王先生勉勵堅固弟兄姊妹向神忠心，但他心情也很沉重，和大家說﹕「現在北京幾乎所有的傳道人都加入到"基督教聯合會』裡面去了，進去以後就陷入到苦害當中，陷入到政教合一的日本人的統轄當中，甚至苦痛得都不能自拔，也不能夠出來。我若是再參加到這個組織里去，有誰為神作見證？這次去了，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我生性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但是為了主的緣故，為了讓神的名得榮耀，大難臨頭的時候只有求主加添力量、保守自己了。」

王先生環顧自己的家室家人，又繼續說﹕「我不是不愛自己的妻子，也不是不愛自己的兒子。我很難想像自己將來一去不復返的時候，他們母子倆怎麼生活，會是怎樣的光景。但神若是許可患難來到，那就只有求主分別地保守、看顧我們了，請大家繼續地為我禱告，也為我全家禱告。」

這些話是我以前沒有聽見過的，我心裡很受感動，於是我按著王先生那一夜的語意語氣，寫下了一首詩詞，原名叫《古城夜語》，後來改稱《忠僕心語》。詩詞是﹕

1) 長夜已深白晝將近，主路坎坷何艱辛？

傷心欲淚痛心欲碎，欲言無語心低沉！

2) 舉目四望教會荒涼，何人肯學主榜樣？

我主在天耳聞目睹，心中怎能不悲傷？

3) 追想昔日我主在世，為救我等何所辭？

十字架上血點滴滴，各各他山為我死！

4) 我父我神以利以利，身體靈魂交你手。

福也苦也或活或死，至終堅貞不低頭！

5) 環顧家室泫然淚溢，肉體何嘗不戰慄？

苦難臨頭求主加力，仰望十架志不移！

[副歌]

無故愛我無故救我，焉知不是為現在？

多少主僕陷入苦害，我不起來又何待？

後來這首詩經蘇佐揚牧師譜曲，成為一首詩歌。1948年夏天王先生到南京學聯會去講道，我把這首詩帶給他過目，請他審閱一下有沒有不符事實的地方。王先生仔細看過以後說﹕「大體是這樣的。」

當年去見日本人的那天，王先生是帶著衣服、洗漱用具，騎著自行車，唱著「基督精兵前進，齊向戰場走」而去的。「談話時」日本人施加壓力，他仍堅持自守，這反而使日本人佩服他的氣節，竟放他得勝而歸了。

王先生寧願付出生命的代價也不肯走在神的旨意以外。抗戰前王先生已經創辦了《靈食季刊》，這是一本在神的帶領下所出的屬靈刊物，每個季度出一期，其中文章絕大多數是王先生的講章。這本雜誌發行量相當大，南洋一帶都有。日本攻陷北京後要求所有的出版物都要刊登四條歌頌「皇軍」的政治標語，王先生決不願在屬靈雜誌上刊登政治標語，想乾脆停刊，但又猶豫，不知道停刊是否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變相的向邪惡投降？於是他在神面前徹夜禱告，最後決定不登標語照樣出刊。他是這樣持守信仰的純潔，「凱撒的物歸給凱撒，神的物歸給神」，教會決不能和政治連在一起。

1951年春天，「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進行了教會第一次的「控訴運動」，清除「美帝國主義毒素」，從中也產生了一個基督教的領導機構：「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兩位領導人吳耀宗、劉良模都是「現代派」的信徒。吳耀宗在他的著作《黑暗與光明》中將他的信仰說得很清楚，他認為創世記是神話故事，全部聖經不是神所默示的，童貞女馬利亞生子是美麗的寓言，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是博愛的精神，耶穌基督的復活就是精神的不死，耶穌的再來就是將來世界大同人人向善，於是好像天國一樣了。緊接著，1951年5月，上海召開了一次「萬人控訴大會」，此後全國各地都舉行了類似的「控訴大會」。在全國一片控訴聲中，王先生主持的「基督徒會堂」卻紋絲不動。從「三自會」成立的那天起，王先生就在《靈食季刊》上撰文反對，他認為「現代派」其實是無神論，這樣一些人領導教會搞所謂的自立、自傳、自養，是從內部將教會搞垮。

我在1948年冬天的時候去邊疆傳道，在1950年和弟兄姊妹們在昆明建立了一個教會，這是昆明的第二個人數比較多的教會，當時人數最多的是基督徒聚會處，帶領人是陳若天（原名陳恪三）老人。1951年昆明的基督教聯合會初成立時，雖然也有青年會的人參加，但絕大多數還是信仰純正的人。

基督教聯合會剛成立時我們教會沒有參加，基督徒聚會處也沒有參加。後來他們受倪柝聲先生的影響，突然參加了基督教聯合會，我們就成了「釘子戶」，壓力很大。我本來佩服尊敬陳若天老人，就想既然他參加了我也參加吧，心裡也幻想這樣可以避免困難，廣傳福音。實際上並不是神的帶領，而是跟著人走了。

進到基督教聯合會以後，我們看到一期「靈食季刊」（我們是期期都看的），王先生在上面講﹕「一個傳道人不能"蠅營狗苟』。」陳若天老人就說﹕「像咱們這樣的人是不是成了蠅營狗苟呢？」他有些自嘲又有些不安。

王明道先生在神面前的看見，讓我受到責備，也讓陳若天老人受到責備。王先生借著文字間接教導我，對我影響很大。「信與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負一軛」，真信的和假信的根本沒辦法合在一起，而且信仰就是很純粹的，政治就是政治，信仰就是信仰。王先生在神面前的領受實在是影響了很多人。我個人覺得王先生那一系列文章是中國家庭教會的開始，迄今也是中國家庭教會的幫助。雖然家庭教會因為缺乏很好的教導有些混亂，有異端，各自為政（這是不好的，是撒但的攪擾），但在持守信仰的純正，以耶穌基督為教會的元首這一點上，是遵行神的道的。

基督徒作為個人應當順服執政掌權的，為他們禱告，為神的緣故順服人的一些制度。王先生自己就是個表率。我1953年第一次住在王明道先生那裡，當時政府規定外地人口在京三天以上就要到公安局報臨時戶口，其實客人來到自己家裡住幾天別人未必知道。但王先生不管別人知不知道，三天以上就要往公安局去報臨時戶口。他是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人」順服執政掌權的。但是作為一個神的僕人他是有所持守的，以聖經為界限、為原則，聖經以外的不能加進去，聖經裡面的不能夠抽出來。教會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不能在主耶穌基督以外另外再有一個頭。所以，教會要是和政治聯合，接受一個政治上的領導，這是不符合聖經的。為這樣一個緣故，我們做出任何犧牲，應該說，在所不惜。

1952年，昆明的基督教聯合會發表聲明，讓雲南省凡是土地改革地區都要自動停止聚會，並且拿我做了一個典型，在雲南日報1952年5月10日的頭版上說我在少數民族地區傳道影響了土改。那個事情對我的打擊很大，我覺得這是神借著不信主的人對我的管教，讓我知道只要傳福音就會有難處，但是要向神尋求保護，而不是向人尋求保護。神知道我沒有恨那些陷害誣衊我的人，我只有為他們禱告。聖經說﹕為逼迫你的人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詛。我感謝主，神給我那麼一個力量。

這個事情過後「昆明三自會」正式成立了（在那以前昆明三自會的前身是昆明基督教聯合會），我聲明我個人退出三自。後來我所負責的教會也退出了，在王先生的間接教導下，各地退出「三自會」的教會越來越多。

那時「控訴運動」已經轉移到聖經上來，「三自會」的領袖雖不明說聖經是帝國主義思想毒素，但卻說「屬靈派」（篤信聖經的人）歪曲聖經，散布帝國主義毒素，離間信徒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破壞祖國社會主義建設。這樣一來，「信徒在讀聖經和講聖經的時候，就必須先用政府的政治標準來衡量，看這段（節）聖經與當前的政治是否吻合。如果不合，就不能講，也不能信。通過這個辦法把信徒和傳道人的思想和靈性完全禁閉在政治的範疇內。其結果是讀聖經的人不敢隨著聖靈的引導讀了，講聖經的人也不敢隨著聖靈的引導講了，神的教會自然而然就變得有名無實、徒有其表了。」(引自《又四十年》）

此時，王先生在《靈食季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真理呢？毒素呢？》，擊其要害，「為從前一次所交付我們的真道而竭力的爭辯。」這篇文章引起了軒然大波，三自的領袖們一個接一個出來反擊，而王先生在論戰之中又寫出另外兩篇重要的文章《順從人呢？順從神呢？》和《我們是為了信仰》。王先生在其中毫不留情的責備假先知，指出他們的錯謬，幫助了很多人。他寫這幾篇文章的時候我剛好在他身邊受教，幫助他校對，我親眼看到他是怎樣在神的帶領下寫作的。

這些文章都是王先生講道的講章，他準備講道的時候，一定要在神面前認真的禱告尋求，然後得一個題目，列幾個要點。王先生講道的時候心中有數，從不帶講稿，講完就開始寫作，甚至寫到深夜。記得有一天早晨，王先生遲遲未起，直到吃早飯時才從房間里出來。我們問他為什麼起得這麼晚，他笑呵呵地回答說﹕「昨晚在神面前禱告，突然得著一個題目，我一直在想，想到半夜才睡著。」這個題目就是後來給了假先知沉重一擊的《以親嘴為暗號賣主的猶大》。

在那裡住了幾個月後，王先生把我叫過來，說﹕「雲波，你來了一段時間了，你看我講道、寫文章、說話、平時生活有哪些地方不夠妥當？」他說得很自然，我卻非常吃驚，我所尊重的王先生對我這麼一個晚輩誠懇地說這些話，我完全想不到。有人說王明道先生驕傲、自負，我說不是，我所認識的神的僕人有他謙卑的一面。當時我很直率地回答說﹕「您講道的時候提到孔孟，我覺得沒有必要，而且叔叔您說話用語太重。您說"說謊』是"最大的罪』，那別的罪就沒有說謊大了。」他笑了笑，說別人不會誤會的，可正是因為老人家用詞太重，後來引起一個很大的誤會。王明道先生第一次被捕後經過一段軟弱失敗。後來他講這段經歷時說﹕「我是彼得，不是猶大。」因此就有人根據這句話公然論斷王先生放棄過信仰，但實際上他沒有。王太太說，他是信心軟弱，但是沒有否認主名。王先生在牢獄中曾經向神禱告，求神打發天使像救彼得一樣把他從監獄裡救出來，但他怎麼求告，神也沒有應允他，他就覺得神到底聽不聽禱告啊，自己信心一軟弱，再加上別人對他毆打恐嚇，他就失去了信心，但是他始終沒有失去信仰。

這個誤會是因為王先生的措辭而起，還有些事情是以訛傳訛，錯上加錯。例如有兩本書都說﹕1954年王先生曾去過基督教青年會接受批判，在會上發言的人一個接一個地批判他，王先生坐在後面兩臂交叉抱在胸前，抬頭望著天花板一言不發，甚至一些姊妹在旁邊為這個情景而流淚。這個故事很感動人，但並不是事實，1954年我一直住在王先生那裡，不可能有這麼一件大事我不知道。而且王先生也不可能去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聚會，因為他認為青年會是假信派，社會福音派，常有論爭，他怎麼可能去到那裡接受批判呢，除非拿手銬把他銬去。為了澄清這一誤傳，我還問過其它幾位熟悉當時情況的人，都是一致看法。

關於王先生軟弱跌倒的這一段歷史，現在說法很多，我也願意說說自己所經歷、所看見的，使弟兄姊妹能夠更加了解當時的情況。

三、王先生的失敗與得勝

1955年，王先生所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與「三自會」領袖的論爭越來越激烈，他的處境也越來越困難；一些弟兄姊妹在自己的學校或單位都受到了不小的壓力。教會內部，有人軟弱放棄了信仰，還有的人為了名利已經在賣主賣友。風聲越來越緊，王太太有一次問我﹕「雲波啊，你看叔叔現在這個處境，將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啊？」

我太單純太天真，就回答說﹕「不會出什麼事。」那時候香港的《大公報》刊出一條新聞說﹕帝國主義分子說王明道在北京被槍斃了，根本沒有這件事情，完全是他們在造謠。而這個消息被人民日報原封不動地轉載了。我對王太太說，這就等於否定了海外的某種猜測，無形當中就給叔叔打了保票。王太太當時未加可否，但她心情很沉重，我想她是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又沒有明說。我覺得作為一個晚輩，在這件事情上我說話太隨便了，我膚淺的看法會不會助長了王先生更尖銳厲害的論爭，我不知道，但可能多多少少讓王先生失去警惕，失去了在神面前應有的警覺。我覺得這是虧負王先生王太太的一件大事。

1955年8月7號是禮拜天，上午王先生的講道仍是很有力量，晚上王先生身心十分疲憊。當天深夜逮捕王先生的公安人員翻牆而過進入院內，王先生仍在書房整理自己的書籍文章。8月8號恰好是王先生夫婦的結婚紀念日，凌晨的時候，公安人員首先逮捕了王太太，繼而進入王先生的書房。王先生對屋外的一切毫無察覺。當時的公安人員大喊了一聲﹕「王明道！」他轉過身來，就看見一支手槍對著他，公安人員手扳槍栓，好像馬上就要射出子彈。王先生本來膽小，此時被驚嚇地坐到床上。公安人員銬住他往門口走，王先生十分氣憤，就喊﹕「逮人了，救命啊！」後來進到監獄裡，和王先生同監的兩個犯人毆打欺辱恐嚇他，他又因為禱告不蒙應允而信心搖動。經過幾十次的審訊，王先生承認了至少十二條罪狀，其中除了反對「三自會」是事實以外，其它都是謊言。王先生本來最恨說謊的罪，他認為說謊可以遮掩其它罪，給其它罪開一條通路，讓人犯罪放心大膽。但在他蒙受重壓又信心軟弱之後，卻為求早日釋放，承認了那些他根本沒有犯過的罪行，說謊了。

其實王明道先生並不是在他被捕那天才陷於軟弱之中，我在他家的時候，就已經看見他禱告較少，讀經的時間也不很長。那時他和別人談話，常常是說一個人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指責很多。在聖道講習班(王先生為了造就一些愛主的聖徒們開設的特別聚會)里，也都是講三自如何不對，我們應該怎樣抵擋三自違背聖經的說法，為真道竭力爭辯，但是他很少談到我們在神面前應該怎麼追求，怎麼謙卑，怎麼靠著主得勝。我們人是軟弱的、無力的，只有靠神才能戰勝患難。王先生正是忽略了這一點才在轉眼之間跌倒的。

在此事的十幾年前，他在去見日本人的頭一天晚上，面對苦難時說﹕肉體不是沒有恐懼，大難臨頭的時候，求神加添力量。但在1955年的爭戰當中，他依靠過去的勝利經驗，表面仍然剛強，實際上內心已經害怕了。人在主面前真是一生都要戰兢恐懼的，若神不幫助加力量，靠著自己必然會失敗。以利亞在迦密山剛剛靠主得勝，但忘記了依靠神，就馬上在羅滕樹下求死。王先生靈命的起伏，正是以利亞由得勝而失敗的寫照。

1956年秋，王先生被釋放。他的認罪書在關押期間已經寫好，有關人員已經修改確定，他一出來就被要求去三自會當眾作檢查。政府很了解王太太和王先生之間的感情，也知道王太太決不會贊同他去檢查認罪，所以在王先生去三自會檢討完之後，才把王太太放出來。王先生膽小軟弱寫了悔過書，但是王太太很剛強，我個人覺得如果把王太太王先生同時放出來，王先生就不會去念那份悔過書了。那時宗教局的人很希望王先生出來領導三自會，幾乎天天邀請王先生去三自講道，王先生雖然也曾答應出監後要去三自會，但始終邁不出這一步。出監後他的精神狀況很差，懊悔得幾乎要死，所有的事窩在心裡，不能和人講，真是極其難過。此時的情形，在《又四十年》中有詳細的描述，這裡就不再贅言了。

王先生王太太借著病重，一直拖著不去三自會，甚至後來到政府部門聲明他的悔過書都是謊言，請求退回那份悔過書。所以1958年四月，他們被第二次逮捕了。

王先生被判處無期徒刑，他的上訴也被駁回，但此時他的生命卻經歷了一個極大的復興。王先生那時的心境是﹕「既憤且愧，置身無地，悲觀失望，坐以待斃。」他極其痛苦，只有禱告神說﹕「神啊，你怎麼這麼殘忍，叫我遭遇這樣的打擊，被判無期徒刑？」這時，他忽然想起二十一歲背熟的一段經文﹕「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華，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應允我。我的仇敵啊，不要向我誇耀。我雖跌倒，卻要起來；我雖坐在黑暗中，耶和華卻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憤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到他為我辨屈，為我伸冤。他必領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見他的公義。」（彌7﹕7—9）

神的話讓王先生醒悟過來，自己被判無期是因為大量撒謊，得罪了神，他對神的不滿埋怨都沒有了。他向神禱告說﹕「神啊，求你給我一個機會，叫我翻供。」這樣禱告後，他的心裡平安了，也不害怕了，而是滿有罪被赦免的喜樂。過了幾天，神就給了王先生寫材料的機會，他寫了幾千張紙，在神和政府面前都認了說謊的罪。王先生從此重新站立起來，雖然為此他喪失了一切出獄的可能，吃了不少苦，但神也使他因此逃過了文革，奇妙的用監獄保守了他的生命。

王先生在監獄裡待了二十多年後，終於被釋放了，住到上海他兒子家中。自王先生夫婦在1955年被捕，我有30多年沒有見過他們了。1956年我被釋放後，經常被叫到派出所學習彙報自己的思想行動，因此絕不敢到北京去看望他們。後來他們第二次被捕，我又參加勞改，直到1987年我平反了，才在第二年和妻子一起去上海看望王先生和王太太，因此也就了解到一些他們晚年事奉的情況。

四、他們晚年的事奉

那時候王先生王太太兩人雙目都失明了。我們之前曾寫了封信說要過去看他們，所以一進門，服事的弟兄姊妹一說我們是從天津來的，兩位老人就問是不是雲波和耀軒啊？我們緊緊抓住兩位老人的手，眼裡含著淚好半天說不出話來。

我們在那裡住了10天，那時候國內國外去看王先生王太太的人很多，幾乎天天都有人去。好多信徒從河南、安徽、浙江、北京、香港、新加坡、日本、美國等地到上海去看望他們。正如饒孝輯牧師所說﹕「他們兩位坐在那裡不說話就是見證。」王先生多年深陷牢獄，毫無權勢、地位、錢財，晚年卻有這麼多人去看望他，這讓我更清楚了一個道理﹕人原來不在於權勢錢財地位，而在乎在神面前的心志──這是王明道先生在監獄裡前後23年，為神所作的見證。

有一天，天氣晴朗。王先生、王太太、耀軒和我一起坐著說話。王先生忽然說了一句﹕「雲波比以前胖了。」我想不到三十多年沒見了，王先生在陽光下還能看出我的面部輪廓來，非常高興，急忙站起來跑過去，抓住他的胳臂說﹕「沒想到您還能記得我三十多年前的樣子。」我說著說著直想流淚。王先生說﹕「這是借著點陽光，不然什麼都看不清了。」耀軒問王太太說﹕「嬸呢？」王太太說﹕「只能看見點人影子，別的都看不見了。」他們的兒子王天鐸還在上班，經常東奔西走，所以王先生幽默地說﹕「我們三個都是盲(忙)人。」其實我覺得他們兩位老人，雖然是盲人，也是忙人。他們從早到晚要接待四面八方來的客人，而王太太也像以前一樣，手裡閑不住，一面和我們說著話，一邊給新印的詩歌本包書皮。那時候武康路（王先生王太太在上海的居所）每禮拜日已經有聚會，聚會用的上百本詩歌本的書皮，都是她摸索著包上的。王太太從來沒有因為失明覺得不方便，也從來沒有向神求告眼睛能看見，我相信神的使女真是凡事順服神的。

王太太不包書皮就織毛衣，織了毛衣還是送給弟兄姐妹。後來我們離開上海回到天津，王太太託人帶一條毛褲給我們，讓我們春節前一定送去給北京的一個老大哥。這個老大哥一度軟弱過，據說他曾把一些弟兄姐妹們的情況介紹出去，所以有人說他是賣主賣友的猶大。我和妻子相信他過去是真信主的，雖然很多人認為他做了對不起弟兄姊妹的事、加重了弟兄姐妹的苦難，但是我和耀軒想，他自己本身也一定受了不少的苦，所以我們曾一再去看過這位老大哥，終於他也得到了眾多弟兄姊妹們的認同和接納。1988年冬天，我們再去看望他，我把毛褲拿出來，說﹕「這是一位主內的長者，雙目已經失明了，特意織的一條毛褲，囑咐我們在節前送來」。我們故意沒提嬸的名字，但那個老大哥卻說﹕「我知道這是誰織的。」他含著眼淚把毛褲接受下來。

我們在上海王先生家住了大約十天，只用了一個多小時去看望了一個慕道的老校友，其它的時間都是陪著兩位老人談話，因為我們實在珍惜這段難得的機會。王先生的體質已經很弱了，走路得用助行器。但他總想要求平反，甚至提到這個事都覺得很氣憤。王太太曾多次勸阻過他，我也勸王先生說﹕「叔叔，您何必要求平反呢，伸冤在主，主必報應。為什麼您一定要自己伸冤呢？」

王先生說﹕「我連累的人太多了，因為我的緣故有很多人吃了很大的苦。」

我說﹕「什麼叫連累？有些人是跟著神走的，您為主受了苦，他們也為主受了苦，必然有神恩待眷顧他們，您何必擔這個心呢？有些人不是跟著神走，是跟著人走，他若因此受了苦那是活該。叔叔您何必負這個責任？」

我作為一個晚輩實在不應該說得那麼直率，可是我覺得在上海的時間不會太多，該說的就說吧。當時王先生沒說話，王太太在旁邊倒是勸他﹕「雲波說的這些話不是沒有道理啊。」

我就接著勸﹕「有的時候您總是為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而生氣，聖經上說，人的怒氣不能成就神的義。您別再想平反這些事，也別再為這些事生氣了，這樣對您自己不一定合適，對神的事工也沒有益處。」

當時王先生不置可否，我就繼續說﹕「叔叔，您被捕以前我們這些年輕人也有責任。」

王先生聽了很不解，問我﹕「你們有什麼責任？」

我說﹕「我們這些年輕人當年應當對您有所勸告，在論爭的時候注意方式、語言，對可能的苦難應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但是那時候我不但不勸您準備迎接苦難，反而向嬸說﹕既然報上都說您遭難是帝國主義造謠，那就不會對您有什麼動作了。我被捕後曾經主動向政府交待過這件事，承認對您反三自是有影響的。您為什麼總想是您連累了我們呢？那時候我住在您那裡，看到您很忙很累，靈修禱告的時間少了。我有一兩次想和您說，但就是不敢說，因為我覺得自己太不配了。但是多少年後，我才察覺到，正是因為您那個時候禱告比較少，所以被捕的那天晚上，才會驚慌失措的。另外，我們這些年輕人那時候把叔叔舉得太高了，覺得叔叔說得絕對沒有錯，叔叔怎麼說我們就怎麼聽，讓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現在經過幾十年的磨鍊，我悟出一點道理來，就是﹕眾人高舉一人，對"眾人』和"一人』都沒有什麼好處。所以我覺得您被捕我們這些年輕人也有責任。」那一次王先生和王太太都沒有說什麼。

晚年時的王先生仍是那樣剛正不阿、是非分明、直言不諱。

1988年春天，一位舉世聞名的佈道家被丁光訓邀請先去了三自會講道,又到上海來突然拜訪了王先生。王先生親自對我說，他對這位佈道家的這種做法很不滿意，曾當面指出他去三自的危害性(但是這一重要的講話內容，卻在這位佈道家的自傳中被輕描淡寫地略去了)。之前這位佈道家託人告訴王先生他來訪的願望時，王先生明確答覆說: 「你若來看我，就先不要去三自。你若去了三自，就不要看我來了。」但那位先生並沒重視，仍是先到北京和丁光訓握手談話，又到崇文門三自會禮拜堂去講了一篇道。他那篇講道無形中起了一個作用:這位鼎鼎大名的佈道家都可以和丁光訓握手談道，你們這些家庭教會的無名小傳道，為什麼不能和丁光訓合作？有人甚至因此推論說：可見中國家庭教會不參加三自不是信仰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大概這位先生也沒有料想到，他和丁光訓的會晤，是間接地給中國家庭教會定了政治罪名。我個人認為，如果有人能直接向這位先生建言，只要他說一句實話﹕「丁光訓不是真基督徒。」這對神的教會(包括中國的家庭教會)是一種理當的明確的忠心表示。對他本人，既可以挽回他先前的失誤，更會令人對他改觀而稱讚他的晚節。

1989年3月29日是王太太的八十壽辰。那一年也是她和王先生結婚後共同事主六十周年。我和耀軒一直不知道怎樣祝賀他們。後來在3月27日清晨禱告的時候，忽然想到他們結婚前就是王先生講道，王太太(那時她叫劉景文)彈琴，成婚後在北京基督徒會堂也是如此配搭同工，大蒙恩典。被捕後分隔兩地的漫漫時日，想必他們也會互相思念一起事奉時的美好景象。直至到了晚年，兩個人雙目失明了，在聚會時仍舊堅持講道彈琴的事奉。所以我那天禱告後，很快地得到了一首詩，及時地寄給了他們。詩歌名叫《主道仍然放光芒》。可以用《何等恩友慈仁救主》的曲調歌唱，因為王太太說她很喜歡這首詩。所以現在也把這首詩錄在下面﹕

1）琴聲悠揚歌聲嘹亮，施恩座前同歌唱。

神的作為實在奇妙，遠超所求和所想。

當年因信隨主引領，離別父家到遠方。

熬煉造就都是祝福，心在草地溪水旁。

2) 琴聲悠揚歌聲嘹亮，施恩座前常歌唱。

神的應許不會落空，一粒麥子收滿倉。

隨從神仆多歷艱險，與主同舟迎風浪。

天上星笑海邊沙暖，蒙恩聖徒滿會堂。

3) 琴聲若聞歌聲未忘，口雖無言心歌唱。

神的道路高過人意，行過方知主恩長。

陪同主僕同走天路，苦杯同嘗難同當。

同心同步共同仰望，沙侖玫瑰常放香。

4) 如今八旬雖已目盲，歌聲依舊琴悠揚。

雙手為主作工不息，眼前雖暗心明亮。

字跡不清何等有力，步履艱難何剛強？!

靜坐主前便是見證，主道仍然放光芒!

以後我們在天津聽說，王先生的身體越來越差了，但是向主仍是一片忠心。1991年7月底，王先生去世前幾天已經意識昏迷了。那時我因咯血也正病重在醫院裡，雖然心裡很難過，但實在沒有辦法去看他們，只能打電話給王太太問候他們。

我說﹕「嬸啊，我們不能夠去看望叔叔，只能禱告神，希望叔叔能夠在神面前安心，靠主喜樂得安慰。」

王太太說﹕「你的話我盡量在他耳邊告訴他，但他能不能聽見，就不知道了。」

後來陳本偉弟兄寫信告訴我說﹕

王先生去世那一天正是禮拜日早晨，弟兄姐妹們正聚集在王先生的小客廳里敬拜神，大家按著次序每人一節地讀聖經，當讀到列王紀下第四章第八節﹕「婦人對丈夫說，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門前經過的是聖潔的神人。」這時王先生突然呼吸急促起來，大家就停止讀經而共同禱告，王先生就是在大家的禱告中離開了世界，回到天家的。

王太太去世以前，眼睛被醫治復明了，她眼睛不方便時還給我和耀軒寫了幾十封信（這些信的原件到現在還珍藏在我手邊），此時和我們更是常有通信來往。1988年我拜訪王先生期間，他曾提出來叫我寫他後半生的傳記。我經過一天的禱告，對王先生說﹕我不配寫。而且那時國內環境還不像現在這樣開放，我就建議叔叔找海外的人寫。後來王長新兄執筆寫出了《又四十年》，我相信將來書寫近代中國教會史的時候，這一定是一本重要的資料。我也曾勸王太太寫一寫她的經歷作為屬靈的財富留給後人。但她在電話中說她自己沒什麼可寫的，只是在最後的一封信中寫了一些屬靈的感受。現在把她的部分手跡附錄在本文的後面，作為對她的追思和懷念。

1992年4月16號下午，我和耀軒給王太太打電話，原本只是想問候她，沒想到她向我們問了許多許多弟兄姊妹們的情況，她一邊問一邊咳嗽，大概足有半個小時的時間。我們一再勸她休息一下，下次再談，可是她仍舊堅持問，直到實在咳得太重了，才勉強停了下來。當時我們只知道她有病，但不知道病得那麼重。四月十八號我們接到了上海的電報，說在我們打電話後的當天晚上，王太太病情加重，送到醫院後就昏迷了，於當日清晨離世了。她在電話中對弟兄姐姊的關切之情，竟是王太太留給我們的最後的形象。

末後的話

寫到這裡，這篇小文應該結束了，但總覺得意猶未盡，在此還想講講1988年時在王先生家中發生的一件事。那一次有三個美國信徒到了王明道先生那裡，提了三個要求﹕第一，請講一講中國信徒受了哪些苦難？第二，請說明一下，中國信徒受了這麼多苦難為什麼還要 傳道呢？第三，我們可不可以給你們錄像，讓美國人看到後會受感動，好激勵他們向神的心？

對這三個要求，當時王先生王太太和我們這些晚輩們都不肯答應，場面很冷落、很尷尬，對人家遠道而來的客人似乎有些不禮貌。王先生和王太太年事已高，有時候就常讓我替他們回答一些來訪者的問題。(參見《受傷的勇士》一書)我當時一看，周圍的人除了王先生王太太以外，又只有我年紀大些，因此我就只好暗暗地禱告，求神給我智慧來回答這些問題。我說﹕

「當年彼得、保羅、約翰都為主受了很多的苦，有許多的難處，但在他們的書信里很少提到他們所經受的苦難。都是正面的勸告教導信徒，你們為什麼到了中國來不問中國信徒屬靈的領受、對於聖經的一些看見、對教會事工的看法，怎麼專問中國信徒受的苦難呢？我覺得沒有必要來回答第一個問題。

「你們的第二個問題，我們同工們沒有討論研究過，我不會像美國的一些牧師們那麼會分析講論，有條有理地說明﹕受了苦還要傳道的第一條原因是什麼，第二條原因是什麼，我說不上一二三四來。我個人覺得只有一點，那就是主為我們死了，我們就應當為主活著。」

第三個問題，我覺得挺難回答，簡短地禱告以後我就說﹕「美國有那麼多的神學家，寫了那麼多關於耶穌基督生平的書。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形象，應當是像"活畫在加拉太人面前一樣』，活畫在你們美國人面前的。若是他手上的釘痕，肋旁的槍傷以及那裡流出來的寶血尚且不能感動你們美國信徒的話，我不相信中國信徒的苦難可以感動你們美國信徒。」說到那裡我自己也很受感動。

中國教會前一代的人們都走了。我們這一代的人們，也走的走了，老的老了。而中國教會的使命已經越來越重了。所以我只有禱告神，求神興起眾多的中、青年一代的聖徒們來，從前一代見證人的經歷中學會應當如何柔和謙卑，學會應當如何靠主剛強，為主打那美好的仗，奔跑當跑的路，要為主作出比我們這一代的人更多的工作。我相信這絕不是我一個人的禱望，而是我們這一代中許多人的禱望!

這些話，就算作對這篇小文的一個總結吧!

附錄一﹕王太太最後一封信的內容

雲波耀軒﹕

快信正好29號(作者注﹕3月29日是王太太的生日)到。早晨8﹕23分XX來電話，XXX也講了話，晚間又收到她們的卡片。第二天清晨又來電話，續29日的再談。XX因上班，沒在。按國內日期，她老媽媽正晚叔三天安睡的。他們為老人止息肉身的苦楚而安息得安慰，但不能不傷感，因為老人不在了，我則毫不傷感。他的骨灰盒仍在他天天坐的地方，只是挪開了大藤椅，換上小茶几就是。無聲無息，因此並不像是失掉了他。每主日仍是沒講道的，一次一篇（讀）他過去寫的文章。不知不覺已經八個月了。還有幾個八個月好等？日子飛快，我們寄居的日子也就到頭了!只像時間過得快，不夠用的。覺可不能不睡，也多拖拖拉拉浪費光陰。

我的過去只是仰望主引領，自己一步步的放心邁步。頌主詩歌165首—「范我步履，不求能見遠景，唯求主恩一步一步引領」—使我一生心靈得安息，一切的遭遇沒有不經過主的許可的。我姆媽常念叨﹕「天父不許，禍患不能臨到」，福氣也是這樣，沒有什麼可怨天，也不能「尤人」。臨到自己都是一樣樣一件件的試驗熬煉，除盡渣滓，堅強信心，增加認識明白主的作為。多清楚自己的本相和愚昧，更深刻的抓住主，記得有一天發出這樣的呼求﹕「不求主改變我的環境，唯求主賜我得勝環境的力量!」多看到主的恩典，輕看環境中所遇到的難處，想到被掛在木頭上的主，就減輕了自己的負擔。多少古信徒的心聲借著所寫的詩歌，帶領著自己度過了一生的年月。詩歌里唱出了自己的失敗和主浩大的救恩。這兩天我正想到在極重的試煉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實在不是出於自己，是天父的厚恩。每想到頌主詩歌178首的頭四個字(注﹕似乎應是頭五個字)「我乃屬耶穌」，心中滿得力量，因為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實屬主的。(那副歌是「親之近之」)，因此我說基督徒若沒有詩歌可唱，怎麼辦。這是給我們的特恩。……

你們倆個別過於勞累，休息時必須放下一切，踏踏實實躺下。……

祝主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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