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曾子在儒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一）

曾子是繼孔子之後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貫徹好黨的十九大精神， 2017海峽兩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禮孝文化研討會在曾子故里嘉祥舉辦，海峽兩岸49位專家學者參加，提交論文47篇。這些文章會陸續在此公眾號發表。今天推送的是來自山西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謝耀亭教授的論文《論曾子在儒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分三次推送。

摘要：曾子在儒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自古以來便受到肯定與重視，尤其是清代以前的學者認為，在孔門弟子中，傳播儒學最為重要的兩位，便是子夏與曾子。曾子在儒家道統中的地位，唐宋以來一再被重視。近些年來，新材料的出土，有利於進一步認識曾子與《大學》的關係，《大學》為曾子一系儒者的作品，進一步回證了曾子與思孟學派的聯繫，以及曾子在道統中的地位。新材料的發現，可以看到孔子去世後，儒學的分化非常劇烈，孔門弟子對儒學的傳播，也各盡其力。在戰國前中期，思孟學派是儒學的主流，曾子上承孔子，下啟思孟學派，對儒家心性之學的深化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新材料的發現，也使曾子在儒學史上的地位更加突顯。

關鍵詞：曾子；戰國儒學；思孟學派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出土文獻視野下戰國儒學的傳播與流變研究（17BZX052）階段性成果

首創於孔子的儒家學派，在孔子生前死後，情形大為不同。孔子生時，以其為核心，形成一個非常有凝聚力的學派；及其死後，其後學沒有一個似孔子而作為學派的核心，遂四分五裂，散於四方。此種情形，作為一個學派，未免不是一樁憾事，但對於一派之學說，又未免不是一樁幸事。孔門弟子的分散，使原始儒學向各個不同方向縱深發展，使得儒學更臻完善，影響更加顯著。在儒學的傳播過程中，孔門眾多弟子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曾子便是一位在儒學發展史上不可忽視的孔門重要弟子。曾子，名參，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孔子以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後世尊曾子為「宗聖」，配享孔廟。

一、新材料出土前學界對曾子的認識

孔門弟子之多，為不爭之事實。其來源幾乎遍及當時各諸侯國，尤以魯為最。孔子卒，弟子傳其學於四方。在孔門弟子中，最初對儒學的傳播貢獻突出者至少有子夏、曾子、子張、子游、漆雕開、澹臺滅明等。但隨著時代及環境的變化，子張、子游、漆雕開、澹臺滅明等所傳之學在後世無並無重大影響。此種現象，原因有二：一是其無著作，或有而亡佚。一是其弟子中無突出表現者。無著作，後世則不能觀其學；弟子無突出表現者，則不能對其學說進行繼承、批判、總結和發揚，以至於其思想為他派所吸收而不彰或趨於消亡。

漢代之後的儒者，在對眾多孔門弟子在儒學傳播中的貢獻評價中，獨推子夏與曾子，子夏、曾子皆有著作，雖曾有亡佚，但各有大批弟子，且弟子及其後學有突出者。荀子、孟子又受到他們的影響，而荀、孟又與後世儒學發展的格局息息相關，這就奠定了子夏、曾子在儒學史中的地位。清人陳玉澍在《卜子年譜自序》中說：「吾嘗謂：無曾子則無宋儒之道學，無卜子則無漢儒之經學。宋儒之言道學者，必由子思、孟子而溯源於曾子；漢儒之言經學者，必由荀、毛、公、谷而溯源於卜子。是孔子為宋學、漢學之始祖，而曾子、卜子則為宋學、漢學之大宗也。」[1]陳氏所述的儒學傳承源流，似還有考證的必要，但其可以代表傳統儒學的一般看法，能反映漢、宋諸儒的認識：子夏對漢學，曾子對宋學的貢獻是孔門其它弟子無法比擬的。

古代儒者對曾子在儒學中的貢獻與地位，主要緣於其思想對於後來思孟學派的影響，以及後來在道統問題上的探討。思孟學派在歷史中的地位有兩次重要的轉折，一為道統建立之際，時在唐宋；一為道統破除之際，時在清後。道統之建立偏重於「內聖」一系，且多與學之所出相關。韓愈說「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2]認為孟子由子思及於曾子，最後獲得孔子之真傳。而韓愈對思孟學派的重要貢獻是其首倡道統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之傳之舜，舜以之傳之禹，禹以之傳之湯，湯以之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3]。韓愈在對孔、孟間起傳承作用的曾子、子思有所提及，但在道統中未列曾子、子思。學術傳承與劃入道統，顯然不可等同，但韓愈這樣的做法也受到後人的指責，如宋人范浚在《香溪集·題韓愈原道》中便明確指出此點：

韓愈《原道》以為堯傳舜，舜傳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略子思耶？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則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傳則誣，愚與誣皆君子所不取。愈誠知道者耶？[4]

學術傳承與道統雖不可劃一，但其關係極為密切，是以宋代以來由孟子進而子思，進而曾子，逐漸劃歸到道統之中。宋人黃裳在《演山集·唐人之學》中言：

問聖人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後失其傳焉。[5]

宋人周行已《浮沚集·送何進孺序》中說：

曾子之後有子思，子思之後有孟子。曾子於仲尼之門最為魯鈍而樸野，然仲尼後能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耳。[6]

《二程遺書》記伊川先生語：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7]

《朱子語類》記朱熹言：

因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個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8]

此與唐代只從學術傳承敘及曾子、子思不同，已把二人劃為傳道之人，歸入道統。蓋與學術傳承和道統關係極密切有關。到朱熹時，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統論成熟。在道統論中，重新確定了孔子在文化中的地位。唐宋以前，孔子直以文化的傳繼者面世；在此之後，則以文化之開新者定位。現代學者已多指出，錢穆先生在《孔子與春秋》中說：

伊洛興起，那時的學術風氣又變了。他們看重「教」更過於看重「治」。因此他們特別提出《小戴記》中《大學》這一篇，也正為《大學》明白地主張把「治國」、「平天下」包括到「正心」、「誠意」的一條線上來。於是孟子和孔子更接近，周公和孔子更疏遠。在韓愈之前，常還是以「周孔」並稱的，到伊洛以後，確然變成為「孔孟」並稱了……他們之更可重者，也全在其內聖之德上，而不在其外王之道上。於是遠從《尚書》「十六字傳心訣」，一線相傳到孔孟，全都是「聖學」，不再是「王道」。[9]

牟宗三先生在說宋代新儒家之所以「新」時，說：

宋以前是周、孔並稱，宋以後是孔、孟並稱。周、孔並稱，孔子只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驥尾，對後來言，只是傳經之媒介，此只是外部看孔子，孔子並未得其應得之地位，其獨特之生命智慧並未凸現出。但孔、孟並稱，則是以孔子為教主，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始正式被認識。[10]

由對孔子在中國文化中的重新定位，進而建立道統，思孟學派在整個儒學史上的地位也隨之提高，其意義也更加突顯。唐代韓愈在提出道統說後，至宋逐漸形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統序，且為後世所遵循，《宋史·道學傳》：「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11]。在道統思想的指導下，對儒家經典重新編排，形成「四書」，「四書」對此後中國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正如梁濤先生所說「理學家所推崇的四書便成為思孟學派的傳世文獻，是了解思孟學派道統的依據，而理學家則成為道統的承繼者，一部宋明理學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思孟學派重新理解、闡釋的歷史」[12]。清代以降，考據學大盛，道統說受到質疑，學者重新開始審視子思、孟子的師承及著作，加之疑古思潮的興起，原來認定為子思的著作也受到懷疑。此後的研究逐漸擺脫道統論的制約，更多轉為學術問題上之研究。

[1]陳玉澍：《卜子年譜自序》，見羅振玉校補：《雪堂叢刻》，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402頁。

[2][唐]韓愈：《送王秀才序》，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776頁。

[3][唐]韓愈：《原道》，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665頁。

[4]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94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合肥：安徽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130頁。

[5]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03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合肥：安徽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170頁。

[6]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37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合肥：安徽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103頁。

[7] [宋]程顥、程頤：《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4頁。

[8] 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8—409頁。

[9]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96—297頁。

[10]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頁。

[11][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2710頁。

[12] 梁濤：《思孟學派考述》，《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