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張煒小說研究資料綜述

研究資料綜述

(2007-04-14 14: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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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小說研究資料綜述

彭維鋒（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北京，100875）

[摘 要] 張煒的小說研究已經在社會學批評、心理分析批評以及形式批評等方面有所成就。要真正深入張煒的小說文本，實現張煒小說研究的新發展，一條可行的路徑是：嘗試著從自然權利和現代性的複雜結構中去解讀張煒，並在分析過程中，去探究張煒對幸福生活方式的思考。

　　[關鍵詞] 張煒；社會學批評；心理分析批評；形式批評

　　縱觀張煒創作的歷史，在傳播學的意義上，張煒稱得上是一位「熱點」型作家，幾乎他的每一部長篇都會引起較大的轟動，甚至曾經一度引起文化界的爭鳴與震蕩。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古船》發表後，張煒就成為批評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有人曾直指他「始終以隱士式的高蹈姿態處於媒體和流行文化的中心。」這種指責偏頗與否姑且不論，張煒的作品備受關注卻是確鑿無疑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於張煒藝術上某種沉靜和紮實的努力，衍生出一種不為潮流所動的凝重而拙樸的藝術特質；但更為重要的事實的焦點在於：張煒小說中呈現敘述主體的價值取向在整個文化轉型中所引起的熙熙攘攘的紛爭與探討。在這個文學潮流如走馬燈般迅速轉變，各種規則和秩序不斷受到質疑的年代，張煒是少數能堅守著自己所堅持的某些東西的作家之一，也許正是這種執拗的堅定才使得他特別引人注目，引得八方讚譽，四面圍剿。

　　考察有關張煒的評論、筆談、介紹，就研究方法而言，大體可分為社會學批評、心理分析批評、形式批評、比較文學批評以及編年史批評幾種。我們將通過較為精密嚴整的評述，全面呈現張煒作品和思想研究的大致輪廓，了解其貢獻和不足，並儘可能在回顧的過程中，嘗試著去尋求一種張煒小說研究的新路徑。

一、社會學批評

　　面對諸多的批評文字，我們驚訝地發現，迄今為止，張煒的小說研究基本停留在社會學視角的主題研究上，評論者大多去解讀或闡發作品的精神內涵和立場操守，然後予以褒貶。此類評論文字佔據了關涉張煒作品研究的三百餘篇文章中的大部分篇幅。

　　關注文本的社會學意義，強調文學的的社會功能，無論從中國的文學傳統而言，還是中國現當代特別是現代進程中的實際經驗來說，都是首先需要考察的文學事實。葉維廉先生稱「中國傳統理論」最為根本的在於「泛言文學的道德性及文學的社會功能」。^{[[i]]（P.34-43）}而即便是最具「意趣」詩學風範的的汪曾祺先生也曾在評論沈從文的文學觀時說：「沈先生對文學的社會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認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獲得『真美感覺之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從作品中接觸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發，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遠』。照我看，這是文學功能的最正確的看法。」^[[ii]]二者的確點出解讀張煒文學的最為基本的思路。

　　在今天變幻劇烈的時代節奏中，昨日的熱點常常轉瞬就會被推移為模糊的遠景，但其中所遺留的精神問題與所蘊含的思想邏輯，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糾纏著知識界的歷史性記憶，制約著知識分子當下的道德選擇。當中國知識分子在新世紀的起點背著百年的思想行囊再一次上路時，對張煒的認識仍有待於我們作出更為冷靜理性的理解與批判。恪守崇高意義上的寫作原則，關懷與人的命運息息相關的社會歷史文化主題，關懷人的生存命脈和人的終極價值意義，表現出一種自覺而悲壯的文化殉道意識，是張煒作品在當下人文狀況失衡狀態下所體現出來的一種獨特而鮮明的文化取向。

　　實際上，早在張煒創作之初，就有學者關注到張煒獨特的道德精神內蘊。山東評論家宋遂良、任孚先通過分析張煒早期的小說創作，特別是《秋天的憤怒》的文本分析，發現到張煒作為一個齊魯作家所具有的道德張力。^[[iii]]隨著張煒多部長篇力作的陸續問世，其作品中所涵蓋的道德因子也凸現的愈加紛繁而複雜。對其文本中存在的道德因素的評價，綜而觀之，大體有以下三種層面的解析：

　　（一）、肯定性的讚賞態度，把張煒所秉持的道德標準之合法性建立在「正義原則」之上，將張煒視為「社會的良心」。^[[iv]]江西師大顏敏教授在其撰寫的《審美浪漫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張承志、張煒論》一書中，通過對於90年代紛繁蕪雜的思想語境的把握，較為完滿地梳理出對張煒的理解與批判，同時，也激撞出和遺留下了許多仍待深入的認識問題和思想困惑。顏著簡要勾勒出了張煒「作為詩人的憤怒」形象出場的時代背景：大眾文化佔據主流，知識精英退居邊緣，啟蒙型知識分子群體因話語受阻而發生自我認同危機，漸趨退守於象牙塔和歷史深處。此種外部境遇的影響及造成的內在心靈之動蕩，具體到張煒的創作，則體現為文學書寫層面的審美浪漫主義與文化批判層面的道德理想主義。顏著最後指出：張煒的意義在於他以微弱卻真誠的聲音，以其不斷創造的藝術形式，審視、制衡著人類現代性進程中的承擔與代價，用道德規訓堅守著最後的心靈陣地。值的一提的是，在方法論領域，顏著充分體現了其研究的跨學科性，具有了部分文化研究的特質。文學批評理論、現代性批判理論甚至現代政治學思想和民主理論等，都成為作者剖析張煒的理論方法與思想資源，從而在廣度深度上擴大深化了張煒研究的學術批判場域，具有較為顯著的啟迪意義。^[[v]]持此相似論點的還有洪治綱、賈振勇、李潔非與吳義勤等人。洪治綱認為：張煒的《家族》是以狂熱的激情式話語張揚了近百年來人們對理想信念執著追求與捍衛的精神程式，依憑了某種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來逼視和檢閱人的精神的純粹性和堅韌性。在「我們的生存似乎已沒有任何秩序任何規範必須遵守，也沒有一個神聖的終極憑依，我們面對的只是商業文化和肉體自娛的增殖，是價值坍塌、精神崩潰、真理緘默、理想褪色、良知逆變的文化危機，是一種人們心靈普遍找不到歸依的憂慮和焦灼，生命正在被非生命的存在淹殺，精神也正在被非精神所擠兌，人類中心主義的夢想正在技術主義時代走向自我毀滅」的境遇中，張煒這種對信仰、立場的重新找回，具有重要意義，「先鋒作家所守望的已不再是寫作的遊戲，而是用生命本身去與存在較量，用靈魂的傾訴來警醒那些沉酒於實利的心靈。」^[[vi]]賈振勇將張煒推崇為具有「道義感的詩人、作家」。^[[vii]]而李潔非將張煒的道德精神哲學稱之為「大心」。^[[viii]]

　　但是，需要提出的是，用「審美浪漫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來概述張煒的整體取向，是否有失之於簡單化、標籤化的嫌疑？生命激情與道德規範的二維向度剖析固然全面、合理，但是否能夠一勞永逸地抹平、縫合兩者之間經常存在的分裂性焦慮？而其實踐意義又何在？

　　在這一點上，馮尚、唐長華等人的討論將問題進一步推向深入。馮尚分析了張煒具有代表性的三部長篇力作，提出：張煒在《古船》中之所以大書特書隋抱朴與隋不召，根源在於「作者有關生命的意識和人生價值之間深具矛盾和衝突。一方面作者對生命的本質理解極具現代性，為讀者留下了隋不召這一深含魅力的藝術形象；另一面作者又想使生命具有道德的自律，甚至是嚴酷的自律，如隋抱朴的自我拷問。」這表現在《家族》中，呈現出張煒「道德的強烈意識使張煒的小說世界呈現出極為矛盾的狀況……人物的藝術性和作家的道德思考構成了令人驚訝的尷尬局面。」而在「《九月寓言》中，故事敘述者的道德思索和有關人性的分類衝動被生命的意識完全控制」，從較為精細的文本分析入手，發見了張煒長篇小說中存在的生命意識和道德意志的矛盾。^[[ix]]唐長華將張煒代表作《古船》、《九月寓言》、《外省書》和《能不憶蜀葵》劃分為兩個精神向度——道德理性與生命理想之間的抗衡。文章認為，在《古船》、《外省書》中，張煒繼承了傳統儒家人文精神，表達了當代知識分子對社會文化的理性反思；而在《九月寓言》、《能不憶蜀葵》中，張煒則繼承了傳統道家的人文精神，表現了對本身生命狀態、本身生命人格的謳歌。注意到「從張煒的小說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兩個精神向度之間的對立和衝突，也可以看到作者試圖融合兩個精神向度的努力。」^[[x]]

　　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張煒的社會意義不僅僅在於呈現其道德取向與立場，更在於其道德抉擇背後所堅守與創造的生活方式，而這是懸置於存在層面上的本體論問題。張煒所做的，是在不斷拆解現存的道德狀態的同時，嘗試著選擇並建立一種人類的幸福的存在狀態與精神生活方式。這可能是道德認同論者所未能深究的。

　　道德的孤守乃至退守固然精神可嘉，但是，面對市場化、專業化、大眾化的當下社會，堅守與退守如何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與多大範圍中可能，也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就是第二種張煒道德論者進行論述的出發點。

　　（二）、持懷疑、悲觀甚至否定性的批判態度。王春林、賈捷以《家族》作為分析摹本，將《家族》視作是張煒通過對曲、寧兩個家族的命運遭際的表現而建構自身的道德烏托邦理想的一部作品；構成《家族》中心衝突的乃是張煒依據自身的道德烏托邦理想為標準而劃分出來的、呈現為兩種不同生存狀態的人類群體，這兩類「人』，之間的矛盾對立從整體上支撐起了《家族》的基本敘事結構，並形成了推動故事運行的基本敘事動力。文章一方面肯定「在當前的長篇小說創作熱潮中，《家族》實在是一部難得的具備了獨立品格的佳作。雖然我們對張煒所構築的道德理想的烏托邦性質作了一番冷靜的理性分析，但在當前以物慾的喧嘩與騷動為顯著表徵的世俗社會中，道德理想的提出，有著鮮明的時代意義與現實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張煒對自身的道德烏托邦理想的堅持理應表示充分的敬意」，但是，在另一方面，論者也指出了張煒的困境：「對傳統的深深留戀，對道德烏托邦理想的固守，使得張煒逐漸走上了一條反技術的道路，並且由對技術的反對逐漸轉化成為對現代化趨勢的拒斥(這一點通過張煒對鄉村文明的依戀和對城市文明的詛咒表現得十分明顯、突出)。……然而，從社會現實發展的層面來看，現代化卻是一個具有客觀必然性的歷史進程，它絕不會如文化保守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改變自身的行進方向。……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張煒的道德烏托邦理想在現實社會中的失敗也是難以避免的。作家所奏響的只能是一曲日益遠去的傳統的輓歌，只能被看作是對一種文化鄉愁的抒發與表達。」^[[xi]]而這一種悲觀與失望，在劉聖紅、黃崴的《輓歌與鄉愁——試論張煒的道德理想》中表述的更為突出。文章簡要分析了張煒「道德烏托邦」的儒道淵源，提出：因為對道德烏托邦理想的堅守，以及消除黑暗和齷齪現象的理想化的急切心理，使得張煒的小說創作逐漸顯露出了一種無法克服的現代主義式的焦慮。最後，從歷史進步觀念出發，論者得出：「堅守精神家園的張煒的道德理想在現實社會中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張煒所奏響的只能是一曲日漸遠去的傳統的輓歌，只能是一份文化鄉愁的抒發和表達。」^[[xii]]張光芒通過較為系統的理析張煒的代表作品來理解張煒地道德困境，則更為全面與深刻。張認為從《一潭清水》至《古船》，張煒前期文本是一部「追索愛力的靈魂史，審美的最高價值、人生的終極意義木就蘊含於無盡的追索之中，」而在《古船》之後，隨著所謂「世風日下」的古典式慨嘆，傳統與啟蒙之辨漸漸淡出，精神求索在物質年代遭遇冰凍。根源於張煒立場的堅硬，在深層則表現為二元對立的藝術思想模式與一元化的終極道德觀，從而導致了張煒思想的下滑：《柏慧》、《家族》、《外省書》的道德因素從掩映在前期文本背後的道德追索者的形象變而為清教徒式的道德說教者。文章用詩意的無奈展示了張煒的道德歷程：「張煒文木的道德精神本系其審美天空中最亮麗的一道風景，其衰落過程——一條看似美麗的弧線——無論對作家本人還是對讀者來說都充滿了太多的唏噓與無奈。」^[[xiii]]

　　偏執的思路會誤導問題，但也可能在某個極點上深挖問題。然而，無論從正面的肯定還是批判性的憂懼，都是著眼於張煒的道德本身的呈現方式和現實困境，二者不過是闡釋了張煒道德精神的兩個極致的層面。如果我們不希望陷入問題自身的糾纏而迷失方向的話，最佳的研究方法當以更為開闊的眼光，採取一種開放的、包容性的辨證態度，將張煒的道德姿態置放於時代社會文化語境之中，置放於「新時期」知識分子身份認同的緊張之中來展開冷靜的批判工作。這就是關於張煒道德論的第三種態度。

　　（三）、開放的、多元的、辯證的張煒道德精神論批評姿態。上文所述顏敏的專著已經涉及，但由於其過於注重二分法，因而使問題無法沿著語境化的思路全面展開。在此項論述里，主要有以下兩個層面：

　　一是從歷史社會學出發，把張煒的小說納入文化的整體意義來加以闡發，考察作品中所蘊含的諸種構成因素對於歷史重構、社會思潮以及知識分子身份認同的功能和作用。張清華在對《家族》的分析中指出：《家族》立足於社會學的歷史評判視角，展開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歷史重構與評判，表現了一個理想與事實相悖、目的與代價相抵的悲劇，而這不僅僅是一個家族的悲劇，而更是「主體與歷史的價值分裂」所「透示出人類歷史的一種普遍和永恆的悲劇」，從而將《家族》作為更趨嚴格意義上的「新歷史主義小說」。^[[xiv]]更多的論者則是將張煒作品中的理想主義情結提取出來，視張煒為九十年代文學中的新保守主義、民粹主義的代表者。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何宇宏的《歷史語境中的世紀末文化保守主義》與賀仲明的《否定中的潰退與背離八十年代精神之一種嬗變──以張煒為例》。何文將張煒的文化保守主義置放於二十世紀的歷史大背景中，同世紀初的民粹思潮作歷史性比較，認為張煒的保守主義，「首先是一種開放了的保守主義，超越了傳統意義上九斤老太般的由無知而導致的狹隘、閉塞、拒新。其次，他們的保守是經過了冷靜的對比審視之後的理性抉擇，而不是慌亂之中的情緒衝動。這抉擇應該不是簡單地意味著精神信仰的前後矛盾，而是思想者在廣闊的視野中在紛亂的社會背景下進行了更明確的現狀剖析之後的某個範疇的立場確認」。^[[xv]]賀文回顧了張煒的創作歷程，較為詳細的分析了各個時期代表作的思想性徵，通過比較得出：「90年代的商品大潮不但徹底擊潰了80年代啟蒙精神所取得的頗顯微薄的成果，而且更徹底摧毀了80年代人原就並不堅韌的文化自信心。他們原就存於內心深處的對現代性的憂慮更使他們在現實面前感觸到的多是現實的陰暗面而非積極面，他們的心態也自然是憂慮多於歡欣。在現實面前，他們失去了曾有的診治社會引導大眾的能力與勇氣，更缺乏更新自我發展自我，以堅韌而執著的現代性精神抗擊現實物慾文化的自信心。其中的原就根在別處者(如張煒等)就自然地退居到自己的原有文化上，在對傳統的依戀中找到心靈的慰藉，也以之作為他們對抗現實的武器。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完全可以說，張煒和他的眾多的昔日80年代戰友，正共同參與著一種對80年代精神的集體性共謀，自覺不自覺地成為著90年代文化對80年代精神進行戕害的幫凶。」^[[xvi]]從而將張煒之文化意味的探索推向深入。

　　二是把握張煒的寫作立場，從民間文化層面加以剖析。郜元寶分析《古船》與《九月寓言》中的意識形態、民間文化兩種因素的力量對比，將張煒書寫的民間立場進一步加以規定：「從《古船》的沉重到《九月寓言》的解放，實質上是從意締牢結的僵局走向本源之地的放達。《九月寓言》所表現的正是這種走出意識形態『牢結』而返回民間融入大地的文學精神。」^[[xvii]]謝有順比較了《九月寓言》與《柏慧》中的大地意象，較為深入的探討了「融入野地」的可能性的問題。謝文認為，如果在《九月寓言》中，大地是詩意的浪漫歸宿，那麼，時至《柏慧》，大地的詩意已消失殆盡，那種孤注一擲的認同已悄然化為莫可名狀的懷疑姿態，大地的回歸已經蒼白而無力，謝文反詰道：「張煒也想在大地上建立起一套道德系統，以大地為道德的基礎，但是，如果大地、自然是一切，那麼，任何事物的「本然」（whatis）都是對的，在事物的本然之外便什麼也沒有，如果自然現在的表現是人類生活理想的標準的話，那麼，道德與不道德就沒有什麼區別了……張煒在苦苦地守望那個大地烏托邦時，是否想過這個根本的詰問呢？」^[[xviii]]鄧曉芒則在大地的虛無意義上不斷追問，從語言學分析入手，認為張煒《九月寓言》中所蘊含和表達的濃重的復古、懷舊、停滯倒退的反人道主義的思想傾向，指出當代人文精神的出路不在於把人變成植物，而在於「山野精神」的自我否定的內在衝動，以及由此去創造和建立一種真正「通行四方」的普遍語言，中國當代文學應該跳出「尋根文學」或「輓歌文學」的局限去作更高的開拓。^[[xix]]儘管如此，但陳思和、張新穎、王光東三人筆談《張煒：民間的天地帶來了什麼》中，還是把「民間」立場作為張煒寫作的關鍵詞。筆談認為：在張煒的小說《古船》、《蘑菇七種》特別是《九月寓言》中，蘊涵著濃厚的民間文化意味、文化依託、文化立場，民間與大地成為張煒寫作的根性動因。正是「民間與大地、生命體驗與文化想像的一致性」決定了張煒與莫言、張承志等人的民間寫作的不同，而「這也可能正是張煒《九月寓言》的獨特價值所在」。^[[xx]]宗元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對張煒的民間立場追根溯源，指出「張煒的創作心理中潛在著濃重的民間情結，創作立場逐漸向民間轉移。作品的思想傾向明顯受到民間『仁義』觀念的影響，表現出對民間文化中自由自在與原始生命力的情感認同。」^[[xxi]]

　　第三種方法與立場是可取的。但是，由於側重點不同，雖然許多文章的確大有可圈可點值得借鑒之處，卻因為各看到張煒道德精神這個多稜鏡的一面，對於其完整的精神探索和整合還需要做更堅實的工作；而且，眾多的論者源於篇幅所限，在論述的廣度和深度上，都亟待有力的補充和深化。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將張煒的道德堅守納入到其文體、敘事、映像譜系的變動之中，實現動態的思考，可能會獲得更有意義的啟迪與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