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文/Jeremy D. Safran, Ph.D.，譯/ElsieW）
在小說《不朽》的一開始，米蘭·昆德拉描寫了他看到的一個女人在游泳池邊的姿勢。她向教她游泳的救生員微笑，招手，昆德拉突然覺得這迷人又優雅的姿勢分明應當屬於一個年輕姑娘，彷彿她正在「頑皮地將一個五色綵球拋向她的情人」。在這個故事的後來，我們知道這女士名為阿格尼絲，這獨特的姿勢把她的魅力全部展現了出來，讓昆德拉頭暈目眩，大為震動。後來在這本小說里，我們發現這個姿勢其實並沒有那麼獨特和新奇。原來在阿格尼絲的少女時期，她曾經看過一個好像與她父親有染的女人，也曾對她的父親這樣揮手道別。這姿勢被下意識地深深印在了她的腦海中，並激起了她對美與時尚的巨大嚮往。不久之後，阿格尼絲就開始不由自主地使用這個姿勢，這也成了她的保留曲目。有一天，阿格尼絲髮現她的妹妹居然也用著同樣的姿勢。她開始覺得這個姿勢沒那麼獨特了，像是從哪裡偽造的一樣，她再也不想用了。可是老習慣就是那麼難以改變，再說這姿勢早已成為阿格尼絲的一部分了。
這種無法磨滅的不朽使任何獨特性都變成了不可能，無論是一個姿勢，一張面孔，甚至是一個人，都不可能是完全獨特的。昆德拉把這種現象簡化成了「人多動作少」。昆德拉在整本小說里都在描述人類的生存是如何單薄又無法預測，並描摹了他筆下人物追求不朽的多種策略：如何在後人的記憶里留下點痕迹。於是，昆德拉小說里的人物都在努力用成為獨立個體的方式來讓自己的存在變得真實，而不是通過創造獨特性來克服人生的單薄和脆弱。事實上，昆德拉在小說的最後腦洞大開地告訴我們，這本書明明就應該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可惜這個題目他之前已經在另一本小說上用過一次了。
當代文化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對真實、原創和本真的尋求。
在當代的表述中，「本真」這個詞就用來指一個具有多重理念的主體。比如說，「選擇一種生活，對自己誠實，獨特、創新」和「行為和思想被某種觀念系統引導」，「了解一個人的內心體驗」和「被一個人的內心體驗指引」，「與一個人產生情感或者身體經驗上的聯繫」和「讓一個人情感或者身體經驗符號化」，「與別人溝通內心經驗」和「產生真實、生動、自發和自然的感受」。
受到文化的影響，我們對這種「本真」充滿迷戀。然而社會批評家卻對這種迷戀提出了各樣的問題。在怎樣的情境中我們應該與家人、朋友和社會的需要保持和諧，並停止忠於自我？我們這種渴慕本真的心理是不是自戀文化的產物，並且這種對自我的高度關注會不會導致更大的社會問題？有沒有一線的可能，這種對本真的追求不是異化社會的癥狀，而且也不會導致異化和無意義？
查理·泰勒在他的經典著作《自我的根源》中指出，本真這個概念相對新穎，直到18世紀的歐洲才開始形成，與浪漫主義文化的興起相關。浪漫主義運動可以被理解為對啟蒙主義的反抗，它試圖恢復在現代化過程中失去的合一性和整體性。浪漫主義運動認為真理不是在科學探索或者邏輯中被發現的，而是在人最深的情感中才能被挖掘出來。浪漫主義運動對人類社會並不信任，相反的，它的理念里隱藏著這樣一個假設：人們內心的真我與自然和鳴。傳統的社會儀式被認為是人造的、空洞的，而自發和即興則被看為自然與真實。
本真這個概念初步架起了「個人主義」的形式。笛卡爾的脫離理性主義和洛克的政治個人主義都受此影響。不過與此同時，這個概念也與個人主義後面發展的主張相互矛盾，因為本真體現的是浪漫主義的感性思想。盧梭自己雖然沒有用過「本真」這個術語，但因為這場發生在18世紀的文化變革強調在人的內心而不是外部社會尋求道德標準，因此盧梭時常被人們認為與此聯繫緊密。根據盧梭的理論，道德應當聽命於我們內心的聲音，而不是被社會傳統所綁架。這種早期的內向性概念與宗教改革「聽從內心判斷對錯」的主張有所關聯。當路德被強迫為他宣揚異端公開道歉時，他發表了這樣一段著名的演說：「這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這段話宣告了他最終選擇為良心負責，而非教皇的權威。
浪漫主義的哲學家和詩人嘗試克服對現代性的祛魅，並通過連接個人感受與自然和宇宙秩序，來重新確立個人與宇宙的關係。在這之前，人們聯繫更多的是更統一和更一致的社會和宗教機構，並且在這樣的聯繫中分享價值觀、信仰、儀式和傳統。社會學家理查·森內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一書中說：
「現在，公共生活成為了一種正式的義務。大部分公民本著一種無奈默許的心情去對付國家，但這種公共生活的衰落的範圍比公共事務覆蓋的範圍更廣。態度和儀式得隨著陌生人變化，又正式又索然無味，而且特別虛偽。」（森內特，1974，第三頁）
人們對生存意義和親密關係的需求變得越來越強。
從歷史上看，在人們可以付之客觀領域中（比如在共同經歷宗教儀式時產生的感覺上的連結，或者在電影院里一起哭哭笑笑）和付之另一種激情的個人領域中（經歷親密關係或者私下的絮語），更多存在的是一種平衡。隨著世俗主義的興起和傳統社會結構的崩潰，人們可以經歷的共同的社會儀式開始失去意義，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也逐漸有了不同的意義，人們也越來越追求這樣的親密關係。比如說，在歷史中大多數的婚姻關係是一種致力於獲得財務、權利和財產的社會組織。雖然愛情和親密的感覺可能在婚姻中得到發展，但就算這些情緒不被認為是些難搞的問題，它們的重要性也得往後排。直到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才開始把婚姻感情化，也就開始尋求浪漫的愛情，雙方的親密關係和自我實現。
隨著公共領域的垮塌和社會儀式異化感的增強，人們對生存意義和親密關係的需求變得越來越強。問題是，對於親密關係的渴望導致了人們的期待值變得越來越理想化和不切實際。公共領域（儀式、傳統等）開始變得空洞和沒有意義，並且私人領域也再難以滿足人們對親密關係高的離譜的需求。
在傳統文化中，人們與大家庭、親戚和兒時的朋友共度時光，他們之間的這種親密關係讓人與人之間變得熟悉，從長時間看，人們可以分享自己的歷史，並建構他們對歷史的陳述方式。人們一起分享歡樂、痛苦和得失。人們之間的感情，就是如此在時間和共同的歷史中建立起來的，而不是通過擁有共同的品位和興趣，或者分享內心最深處的秘密。在現代，高移動性的城市文化使得人們不再生活在由大家庭或者發小組成的社區中，人們之間的感情連結就只好用其他方式建立。人們過分強調只有找到共同品味和興趣的朋友和愛人，才能通過傾訴從而建立起親密而有意義的關係。
在我們的「治癒系文化」里有一點智慧是共通的：陳述個人的觀點和情感是件好事，而且與另外一個人分享感受是很重要的。流行的電視節目讓人們在上百萬觀眾前面坦言自己在個人關係中的問題，這讓個人感受也被商品化了。管理我們自己的感受，並且與其他人分享，這都是內向性文化的規則，它們也同時可以被理解為。通過提高自己的可愛程度，人們所具有的對親密的表達能力和個人的感受可以成為一種社會資本。不過，如果一個人毫無選擇地對別人念叨自己的感受，這種親密關係所帶來的意義就大大下降了，如果這種個人陳述到達了一種稱為工具的程度，它們就失去了與本真的聯繫。
宣傳商業產品的手段是要聲稱它們的本真，在現代社會，人們評價一個政客也是根據他們是不是看起來真實。當年總統大選的候選人阿爾·戈爾和約翰·克里就常常因為人們覺得他們形態僵硬而受到困擾，希拉里也是如此。2008年，希拉里在大選中的一個關鍵時刻，就是在回答如何在選舉困境中保持樂觀時，她潸然淚下。這個舉動讓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毛琳·多德為她的文章擬定了如下標題：《希拉里能否哭出一條白宮路》。
尋找自我定位的新路。
無論本真一詞的歷史起源如何，認識到一點是很重要的：理想狀態下的本真一詞早已在不同的文化語境和歷史時期中被完全磚疊成多重的、互相矛盾的和似是而非的意思。在1960年代，提出本真這個概念是為了對付1950年代循規蹈矩的文化觀，而與此同時，這個詞在心理學界的出現是為了反對美國心理學家循規蹈矩的偏見和非人性化的行為學理論。
隨著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的價值觀融入了主流文化，本真的意義和用法也就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多。流行心理學和自助心理學界就把這個詞借用來變成標語，這也使得這個詞越來越似是而非。自助心理學書籍為人們提供回歸本真的公式化處方，實際上這是在鼓勵人們把自己變得商業化，因為這樣他們就能在市場上變得更加受歡迎。商品和品牌在宣傳時也號稱自己有本真性，並激起人們心中本真的圖景。人們通過買「本真品牌」或者在咖啡連鎖店買定製產品來激起自己心裡對本真的想像，並且認為他們自己是在實現這一幻想。實際上，這都是市場部的人搞的鬼。
事實上，在我們這個時代，本真的意思是無法從我們已經習慣了的消費文化中擺脫出來的，所以對本真的尋求也終將歸於徒勞。不過，我同時也在想，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半來想是不是一個錯誤。想著我們在現代社會中的自我其實也是在這樣一種文化中被建立起來的，我們就得尋找一條新路來思考我們是誰。同樣的，在18世紀的歐洲，被捆綁的、獨特的，又被獨立的個體與中世紀的個體是不一樣的，在先進的資本主義中的個體與之前的個體也又是不一樣的。因為正處在一個當代的文化環境中，我們也就在尋找自我定位的新路。我相信這些路都需要探尋本真的概念，並且釐清它們是否對於尋求現代性概念中的「本真」有益。如果是的話，它們究竟是哪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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