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摘錄（81）

05-30

世界上有兩根槓桿可以驅使人們行動--利益和恐懼。

--拿破崙

凡百事業，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遲，利益愈大。

--孫中山

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繫，就是地理的基礎。

--黑格爾

爭論是思想的最好觸媒。

--巴甫洛夫

決不要陷於驕傲。因為一驕傲，你們就會在應該同意的場合固執起來；因為一驕傲，你們就會拒絕別人的忠告和友誼的幫助；因為一驕傲，你們就會喪失客觀標準。

--巴甫洛夫

愉快可以使你對生命的每一跳動，對於生活的每一印象易於感受，不管軀體或精神上的愉快都是如此，可以使身體發展，身體強健。

--巴甫洛夫

當你工作和研究的時候，必須具有強烈的激情。

--巴甫洛夫

憂愁、顧慮和悲觀，可以使人得病；積極、愉快和堅強的意志和樂觀的情緒，可以戰勝疾病，更可以使人強壯和長壽。

--巴甫洛夫

亂分為兩種，一種是「可控的亂」，一種是「失控的亂」。「可控的亂」意味著社會還能保持整體秩序與協調，亂的只是局部。對這種亂不必特別擔心，即使人民生活因此困難，但不會活不下去，國家一時衰敗，但不會亡國，社會終能走出谷底，完成改革的過渡。

「失控的亂」則是崩潰狀態，社會失去整體性整合，法律秩序湯然無存，國家和民族陷入災難，即使最終重新穩定，也將是文明倒退、國土分裂、人民大批死亡。這種亂具有毀滅性，即使概率極小也不能掉以輕心，何況對中國而言，概率並非極小。

目前積極推進西式民主的人士只談可控狀態，對失控前景不予考慮，或只是簡單否定。然而當政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會認為可控狀態能夠不證自明。要解除各方面對政治改革的顧慮，靠的不是迴避這個話題，而是要直面亂，重視亂，把亂當作必須下功夫研究的問題，把對亂的防範解決當作政治改革的起點，而對任何可能導致亂的政治改革，哪怕主義再好也要割愛。可以說，中國政治改革只能從「亂」切入──因為怕亂而改革，保證不亂才改革。找到能夠避免失控之亂的改革途徑，實為啟動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

--王力雄

一個失去政權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社會，最後一個承托就是生態環境。如果生態良好，地廣人稀，自然產出豐富，人們在最糟情況下各自靠田園農耕或採集狩獵而活，用不著殘殺爭奪，直到社會重新實現新的整合。然而對這種生態的承托，中國已經更無指望。

--王力雄

其實今日當政者哪個不知中國政治遲早要改，越晚改越麻煩，危機也會越重？但所做只是想方設法把危機推後，只求不在自己任期爆發，就不考慮如何解決。然而拖到危機真在眼前爆發，再改又如何來得及？所以，能預見到政治改革所需周期，提前著手，不惜自己承擔風險者，必有高瞻遠矚的眼光和對歷史負責的胸懷。

在權力集團整體沒有改革動力的情況下，中國能否啟動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取決於能否出現這種「聖人」--其興趣不在權力（權力只是「建功」手段），而在「改變歷史」。這並非要求其真如「聖人」般無私，只是野心再大一點而已--追求「劃時代」的永恆，而不甘心淹沒於被歷史飛快遺忘的芸芸弄權者；或者哪怕只是把謀私角度擴展一下--從政治改革中尋求權力鬥爭的法寶。這是迄今唯一尚未挖掘的資源，雖有風險，也有對善用者而言的誘人寶藏。

無疑，這需要兼備非凡的勇氣和謀略--因為其所做之事是對專制政權的背叛，卻又需要利用專制政權的資源，改革將受整個官僚階層對抗，又必須通過官僚體系貫徹；面對亂不起的中國，其不能做一了百了的戈爾巴喬夫，只能學循序漸進的蔣經國。而在比台灣大百倍的大陸，對付比台灣總人口還多的官僚集團，需要的才幹又何止於蔣？

這樣的「聖人」簡直是百年不遇呀！何以指望能在逆向淘汰人才的中共體制中出現？沒錯，這是奇蹟。正因為是奇蹟，能否產生以及如何產生就無法討論，只能期望而已。命運不可寄託於奇蹟，如果這種奇蹟不能發生，當政集團自我改革就希望渺茫。中國的政治轉型就得主要在體制外進行，難免承受更多曲折和更大動蕩。

--王力雄

當政集團分兩部分：官僚階層和高層當政者。前者會強烈地反對政治改革，後者多數也不例外，但是若在高層當政者中出現個別異數，卻能起到不同一般的作用。

其實人的權力大了，多少都會萌生出「名垂青史」的願望。最能給今日中國「劃時代」的就是政治改革，這一點恐怕無人不知。政治改革中有資源，明白人也都看得出。然而「聖人」並非有心就能當，政改資源也非隨便可以用。首先要有路。如果明擺著政治改革的結果只有社會失控和身敗名裂，誰會去碰？反之，如果能夠確保成功，樂於一試的當政者可能就會增加。

然而，由於專制體制難以逾越的局限，高層當政者自己找到這種路的可能性不大。一是他們所有時間都被日常政務佔據，很少能從事超越性思考，新的政改之路卻需要體系的構建，必須投入漫長時間和大量精力；二是他們幾十年日復一日周旋於體制之內，難免不形成思維定勢，失掉突破已知模式與秩序的創造性；三是中國的根本危機在於失去文化和生態整合，解決問題的出路因此不再只靠權力，首先要解決文化缺失和生態毀壞造成的困境，而中國高層當政者在用權方面雖然爐火純青，卻大多嚴重缺乏文化和生態方面的素質。

不錯，高層當政者有條件招聘幕僚，但幕僚是以效忠換取賞賜的食客家臣，與主人結成同生共死榮辱不分的關係，如何指望那種幕僚去設想讓主人放棄權力，同時讓自己失去蔭蔽的政治改革呢？

當政集團的局限性可以從中共自身理論的百孔千瘡看出。無論高層當政者，還是其機構與幕僚，都沒有能力去做出像樣的修補，任中共的意識形態潰爛為謊言的代稱和民眾笑料。一個眼中只有權力的集團不會有精神創新的追求與活力，也無從開發出新的思想資源。創建新的思想體系、尋找新型政治道路所必須的自由立場、深厚哲學及人文積澱，都是今日當政集團所不具備，也是無法從其內部獲得的。

所以，考慮中國的政治改革，一方面要看到最佳途徑是當政者的自我改革，同時也需明白，僅靠當政者是完不成這種改革的。權力能夠推動改革的進程，但是改革的靈魂--思想體系、深層關懷和體現變革理念的方案，都需要從另外的渠道而來。

--王力雄

獨立思想者含義廣泛，這裡特指在體制外對中國政治轉型進行思考的人士。「獨立」是指不依附政權體制；「思想者」並非漢語辭彙的「知識分子」（那多為「知識工匠」），不拘來自社會任何階層。

獨立思想者並非是一個整體，他們可能互無聯繫，可能觀點相左，甚至可能針鋒相對。但他們集合在一起的作用，是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個不附屬權力的思想資源。當政集團無法逾越的局限，只有在這個思想資源中才能突破。由此可以說，獨立思想者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必要條件，沒有他們存在，中國政治改革不有真正進展。

獨立思想者並非都要自創體系。他們專業不同，興趣不同，關注對象分散於不同領域。不過他們的共同特點之一是「報憂不報喜」--批判現實，警告危機，甚至預言災難。雖然談論災難不受歡迎。其發生作用的方式又是「預言的自我否定」--即危機可能被預言引起的防範避免，從而使預言淪為虛假，然而這種批判、警告和經常不兌現的預言，對保持社會清醒，促使當政者自我改革，卻是必不可少的棒喝。

獨立思想者的另一功能是在批判基礎上的「建設」--解決「怎麼辦」的問題，包括尋找中國政治轉型的方向與路徑。他們是理想主義者，不會放棄終極正義，同時也是現實主義者，善於從「能夠怎樣」入手而不浮誇於「應該怎樣」的空談，卻又不把「能夠」僅作為無可奈何的妥協，而是動態地推動「能夠」不斷進展，並在其中埋設下達到「應該」的脈絡。

如何避開轉型過程的險境，防止失控和亂局，這種思考對今日中國絕非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改革和社會前途的關鍵。正是在這一點上，獨立思想者充當了當政者能否成為「聖人」的前提。雖然有了這種思考不一定就會出「聖人」，但是沒有這種思考則一定不會出「聖人」。

獨立思想者不會把希望寄託給「聖人」，卻會盡最大努力爭取這種於國於民最有利的和平之路。從這個角度，獨立思想者雖然不會成為「幕僚」、「智囊」、「帝王師」，卻不怕被當政者「利用」--因為思想實現的方式就是被利用。權力利用思想之時，也就是思想利用權力之日。

獨立思想者不追隨權力，也不追隨群眾。以往通過更換權力進行社會變革，人多勢眾最為有效，群眾因此是需要依靠的對象。而今中國的困境深入到文化與生態層次，恰是在這些方面- -道德喪失、信仰淪落、物慾橫行、掠奪和破壞生態--群眾本身即是危機本身。通過人多勢眾的方式解決這種危機，無異於南轅北轍。因此，保持對群眾的批判和引導，找到使群眾自我節制的方式，是獨立思想者的另一個使命。

任何時代都有獨立思想者存在，今日中國對這種角色的需求最為迫切。不過獨立思想者能否發揮作用，還需要解決相互合作、以及影響權力的難題。

--王力雄

統治依靠的基本力量一是強力，一是意識形態。強力顧及不到之處很多，意識形態卻無孔不入，讓人自覺服從。同時，意識形態還給當權者提供合法性，以及駕御精英、教化民眾、裁判異端等。如果意識形態缺失或混亂，僅僅依靠強力統治是不會長久穩定的，今日中國就是這樣。

--王力雄

權力體系，文化結構，生態底座是整合社會的三種基本機制。當前中國失去了文化結構與生態底座，社會唯繫於政權整合。而這唯一的政權如立足流沙，沒有多重整合機制共同支撐的穩固基礎，因此眼下看似穩定的中國，實則離災難只一步之遙--何時政權出問題，中國就面臨崩潰危險。

以往中國沒有出現過三種整合機制喪失兩種的情況。只要有文化結構的支撐和生態底座的承托，就能給社會提供基本穩定，以及震蕩時的緩衝，因此以往社會變革總是可以通過權力鬥爭與更替來實現，「歷史規律」也總是以權力之間的「物競天擇」體現。在那樣的時代，思想起不到決定作用，大多只是面對具體問題的「後知後覺」，或是在權力鬥爭中效力某方的工具。那時的社會變革不一定需要思想指導，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往下走，頂多代價大一些，曲折多一點。思想扮演的角色或是依附權力的策士，或是遠離社會的隱士。

--王力雄

今日變革的最好方式是當政者自我轉變，在始終保持政權整合的狀態下而完成轉型。這時，「先知先覺」的思想就有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因為權力的自我轉變，前提就是擺脫盲目的「物競天擇」，事先就有明確目標和途徑，清楚應該怎麼轉，以及知道如何控制……這些都只能是思想的產物。沒有這些思想，也就不會有權力的自我轉變。

當然，當政者中只有那種百年不遇的「聖人」可以事先瞭然自我轉變的「一盤棋」。多數當政者並非如此，他們的需要只是就事論事，解決問題。但只要不是被虛假信息包圍，以當政者擁有的信息優勢，無疑比多數人更知道危機程度，也更清楚無能為力的困境。到了「形勢比人強」、「有病亂投醫」之時，他們就不得不打破原來的封閉去尋求其他思想資源。那時，只要有可以令其擺脫眼前困境的辦法，就可能有得到接受與實施的機會。那肯定不是因為主義，而是因為方法的可行。從這個角度，思想需要增加一個切入點：從眼前問題入手，以方法的面目出現，靠著操作性的優良與安全吸引當政者接受--這將成為思想利用權力的另一條途徑。

--王力雄

從壓制狀態得到解放，首先是要釋放多年積怨。民主化必定揭開專制統治黑箱，暴露多年秘史，只能進一步加深積怨。

--王力雄

民主化的基本條件是言論自由，主要標誌是私營而非官辦媒體成為主流。驟然民主化將催生大批此類媒體。為了在市場競爭中佔據份額，每個新生媒體都需要在剛開放的空間跑馬圈地，為此展開爭奪公眾的比賽。其獲勝法寶莫過於激動大眾情感。情感能使人慷慨解囊，成為忠實追隨者。誰能把握大眾情感，誰就會成為贏家。媒體擅長聳人聽聞地炒作，對社會情緒進行煽動。

--王力雄

專制統治下的民眾缺少表達和釋放渠道，自己也往往採取對社會事務的漠然態度。而在驟然民主化來臨時，卻可能形成激烈爆發。平時一盤散沙的群眾很容易被煽動成牆倒眾人推的暴民。傳媒炒作往往構成主要煽動。

--王力雄

「經濟至上」的社會則不同，任何經濟問題都會變成政治問題。那些平時看似只追逐利益不過問政治的人，一旦利益喪失，就會立刻成為激進的甚至非理性的政治反對者。

--王力雄

近年立案的數量和規模都達到了歷史空前。然而古代皇帝何嘗不整肅吏治，查辦腐敗？朱元璋對貪官實施的「剝皮實草」（剝成人皮桶以草充塞掛在衙門樑上警示後任），「力度」遠非今日可比，又何嘗阻止了明朝成為最腐敗的王朝？究其根源，一方面專制制度的反腐永遠只能自上而下，以少制多，防不勝防；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官官腐敗，牽扯廣泛，若是徹底查辦就會瓦解整個權力體系，因此專制制度的反腐敗只能停留於幫派之間的「合法傷害」，或是懲治沒有背景者來表現反腐「政績」。

除了專制制度本身不可能徹底反腐敗，已經實現了黑幫化的各級權力單元也有維護各自「內部人」效忠的需要。在那種黑幫關係中，不是反不反腐敗的問題，而是只有利用腐敗才能保證黑幫的形成和穩定。越腐敗黑幫就會越牢固，因此黑幫內部除了有防止內部檢舉和上級查辦的功能，更主要的是擴大分贓和庇護的腐敗聯盟，讓不腐敗的人變腐敗，讓腐敗的人更腐敗，全都綁在一個戰車上。這種把單幹變成合作的腐敗聯盟可以讓腐敗利潤大大增加，風險卻大大降低。專制政權對付外部反叛可以雷霆萬鈞，對付「內部人」這種聯盟卻是最無辦法。考慮到這一層，可以斷言：專制制度不僅不能防治腐敗，而且只能越來越嚴重地腐敗下去。

--王力雄

在非合作的情況下，每個人從利己目的出發，結果卻是對個人而言的損人不利己、對集體而言的共同不得利。這種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衝突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其實遠比亞當。斯密用「看不見的手」來形容的自發理性更為普遍。

--王力雄

當政集團保持穩定的主要方法，除了鎮壓以外，就是讓中國的經濟之車不停地疾馳下去，不能有任何停頓倒退，連速度慢都無法保持穩定，更不要說出現經濟危機。然而經濟發展是有規律和周期的，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發展。世界幾乎每個曾被視為經濟楷模的社會都遭遇過不同程度的危機，導致蕭條或衰退，美國、日本是這樣，東亞四小、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亞都曾有過同樣經歷，何以相信唯獨中國經濟就能永遠疾馳下去？一個社會穩定還是不穩定，考驗不是在順利之時，更重要的是在挫折關頭。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無論是以生產過剩為特徵的古典經濟危機，還是以金融風暴為特徵的現代經濟危機，或是以出口鏈條中斷為特徵的全球化經濟危機，都已積累下眾多爆炸性因素，隨時可能引發。不管其中哪個危機，都會導致失業、犯罪一類的社會危機，或引發各地動亂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單獨發生哪一個都已很難對付，一旦三重危機疊加，同時爆發，就是什麼力量也無法阻擋中國的崩潰了。

--王力雄

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於那些關於心性的空談，而在於對忠義廉恥的追求。懷有忠義廉恥之心的人，才能稱為真正的儒家。一個民族，沒有忠義廉恥的追求便沒有民族主義，沒有民族主義就沒有愛國主義，沒有愛國主義就不會有民族的興旺發達（不論哪個國家，哪種制度）。自尊、自愛、知恥、知榮，不忘祖先、善待祖先（而不是那些永遠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異族劊子手和漢奸敗類們），兩千年來他們為了華夏民族的生存，華夏文明的延續，付出了兩億人的生命，在人類史上絕無僅有。沒有他們英勇不屈的反抗，今天的神州大地將和其他文明古國一樣，成為形形色色入侵者後代（或其混雜物）的樂園，華夏文明將中斷，在文明古國的名單上將只有「古中國」。

--《人無廉恥無法可治狗無廉恥一棍打死》

無限權力政府，很難制止權力的濫用；無限權力政府，很難控制機構的無限膨脹；無限權力政府，給官員腐敗留下了太大的空間。嚴格的依法行政，正是解決這些長期困擾著政治生活、社會生活難題的一劑良藥。

--《政府行政明顯改善慎始敬終才能成功》

審計是監督，但不是一般的查查賬。審計是民主與法制的產物，更是推進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工具。審計在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中有三個作用：

第一，通過審計相關財政資金的使用情況，使政府部門依法履行自己的職責。比如，現在我們一些財政資金在分配和使用上存在不合法、不合規的情況，或者有一些是不規範的，沒有很嚴密的程序。法律有規定，程序不健全，引發了不少問題。通過審計，可以促使政府部門依法行政，不要搞特權，不要搞暗箱操作。

第二，通過審計結果的公開化，促進政府部門行為的公開化。這幾年我們審計工作一個很重要的著力點，就是通過審計推進政府行為公開化，特別是有財權的部門行為的公開化。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全面地揭露政府部門問題的，審計是第一家。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進步。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公開透明。懲治腐敗和官僚主義，最好的辦法就是公開透明。

第三，通過審計監督，促使政府部門提高效能。衡量政府效能很重要的一條標準，就是政府對財政資金用得怎麼樣。目前，我們已經開展的一項工作是效益審計，就是審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益如何。這項工作才剛剛開始，任務還非常繁重，但這是我們今後工作的一個重點。

--李金華

很多存在的問題不是通過某一項措施就能馬上解決的，它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解決也需要一個過程。比如假冒偽劣、吸毒販毒等問題，現在還根除不了。這不僅有制度和習慣勢力等方面的問題，還有一個利益格局在起作用。

--李金華

要當好審計長，就必須把自己的後路斷掉，就要做到無所畏，無所求。沒有這個決心，別想當好審計長。

--李金華

干審計工作不能怕得罪人，當你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可能也就所有的人都不得罪了，這就是辯證法。只要我們公平，對誰都一樣，大家對審計就會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李金華

一個清官即使鐵面無私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成千上萬的貪官充斥在整個官僚階層。體制問題不解決，不會有太多勇敢的查貪者。

--網友

權力問題是政治活動的核心，大多數的政治制度安排都是圍繞著權力布局來設計的。

--《論權力的集中與分散》　李江濤

高度集中的權力必然會加重中央政府的負擔，並且會壓抑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實踐表明其效果較差；而過於分散的權力又容易導致各自為政，形成諸侯割據的局面。一般來說，聯邦制國家的權力基礎在地方，由地方讓渡部分權力給中央政府。而單一制國家的權力基礎在中央，由中央分權給地方政府。

--《論權力的集中與分散》　李江濤

分權的目的不是分家，也不是互相獨立。一般說來，權力的集中與分散可從以下幾點予以考慮：第一，重大事項權力集中，一般事項權力分散。例如，軍事、外交的權力歸中央政府。立法權主要在中央，省、市一級可在法治統一的原則下享有部分立法權。而區域經濟發展計劃、行政管理等事務，權力在地方政府；第二，決策權相對集中，管理權相對分散。在一級政府中，總體上要保證政令暢通和路線正確，過於分散的決策是很危險的，容易出現各自為政和目標衝突的現象，因而必須集中決策。但在社會管理方面，由於工作量很大，則需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賦予各級、各部門管理者相應的權力與責任；第三，公共產品的生產與分配的權力集中，民間事務的權力分散。政府的權力設定應當遵循有限的原則，防止無邊界地擴大公共權力，要給民間社會留出空間。

--《論權力的集中與分散》　李江濤

人類社會發展的實踐證明：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在維護國家主權和社會穩定以及現代化建設中具有決定性作用。與此同時，由於財力、物力、管理能力和信息等方面的限制，一旦建立起穩定的社會秩序，就需要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實現權力的合理分工和職能協調。

--《中央與地方合理分權是大勢所趨》張東鋒

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是漫長的，但緊要處往往只有幾步。

--《再干一個二十年--論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任仲平

矛盾總是客觀存在的，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還會產生；事物內部的矛盾運動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動力，人類社會就是在不斷解決矛盾中前進的。

--《再干一個二十年--論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任仲平

我們在發展，人家也在發展。慢步走，差距會越拉越大；快步走，才有希望趕上去。這就是競爭的激烈性，這就是挑戰的嚴峻性。

--《再干一個二十年--論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任仲平

我們期待民主，不是指望它能夠投票找出真理，而是要求它將那些不合格者監督制約下去。

--寶劍

不少人包括一些具體制度的制定者，總是強調製度的優越性和完美性，把制度實施的前景設想得過於完美、樂觀。對於制度具體實施之時和之後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卻設想得不夠；對一些制度措施的準備工作也做得不夠充分。

--《制度設計不可忽視負效應》阮占江

任何制度設計總是不可避免地會損害某些群體和個人的利益，總是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負效應。對此，制度的設計者一定要充分考慮。對各種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一定要做出相對合理、可行的安排。如果只是機械、籠統地實施相關制度，必然會出現某些預想不到的問題。而各種問題的出現也就必然影響到民眾對制度本身的合理性、科學性的認同，繼而增加制度實施的難度。

--《制度設計不可忽視負效應》阮占江

新加坡在政治上也是頗有特色的。它是一個在多黨民主體制的外殼下成功地保持一黨獨大的權威體制的國家，一方面，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具有多黨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徵：新加坡有定期舉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國公開大選，有合法存在的反對黨，反對黨可以獨立宣布自己的政綱以爭取選民支持，議會中的多數黨有權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選舉程序設計，通過歷史上形成的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開競選中，始終能取得穩定的壓倒性多數，從而在多黨體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著一黨權威體制的長期獨大地位。這種新加坡獨大黨（Dominate Party）體制下的的民主體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穩定與行政運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過程序民主的選舉與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形成對執政黨一定程度的監督與制衡。

--《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及其啟示－－兼論中國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蕭功秦

中國當下的改革開放過程與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存在著大量引爆性的社會問題。在改革開放二十年過程中，累積了相當多的社會矛盾，這一狀況與中國從全能體制中脫離出來的特點有密切關聯。歸納起來中國社會轉型存在著五大困境，一是相當一部分官僚的經濟腐敗，二是發展過程中的分配不公，三是貧富兩極分化與地區差別擴大，四是農村失業嚴重，五是金融壞帳問題。此外，還存在「法輪功」對政府權威的持續挑戰，少數民族分離主義問題，以及大量歷史遺留問題，等等。在一旦出現多元競爭時，反對黨必然會把這類問題作為攻擊執政黨的突破口，使原來受到壓抑的不滿得到渲泄的合法機會，並進而引發政治參與爆炸。

更具體地說，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的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在全能主義時代遺留下來大量困難的國家，在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政治問題嚴峻性，矛盾的複雜性，使反對派利用選戰來反對執政黨的資源更為豐富，中國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激活的廣場效應，將在短時期內形成對現存政府權威的嚴重挑戰，政治衝突對立與危機不可避免。其結果是形成連鎖反應。

--《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及其啟示－－兼論中國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蕭功秦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全能主義政治體制，國家全面控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幾乎全部領域。這在一體制下，一方面是政治決定一切，另一方面，這種革命時期形成的體制通過政治動員來塑造公民的政治文化，並要求社會成員高度關心政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政治文化是是動員型的、具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的政治文化，對政治具有高度的易感性，即知識分子、民眾與各階層的社會成員，對政治高度敏感與政治參與願望，有人說「中國人個個是政治家」正表明中國人對政治的過度關注性。這種政治文化雖然在六四後的威權主義政治制約下，以及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弱化，「一切向錢看」取代了「突出政治」，然而，只要體制外的反對黨競爭合法存在，革命政治文化的基因就會重新被激活，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就會以極快的速度，極大的規模積極地參與到反對黨組織中來，形成對政府的巨大壓力，出現爆炸性的政治參與擴大。

--《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及其啟示－－兼論中國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蕭功秦

新加坡政治生活中的反對黨的有限存在，雖然不會對執政黨的權威地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挑戰，但是，卻對於防止執政黨的長期執政可能出現政治惰性，對於激發執政黨的政治活力，加強社會力量對國家官員的監督，確實也發揮著一定的如同「疫苗」般的積極作用。

--《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及其啟示－－兼論中國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蕭功秦

平心而論，在中國特定的權威體制下，現實的政治約束條件，應該是考慮中國民主化過程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一方面，人們要意識到，中國執政層對六四事件與蘇東事件的記憶猶新，在他們看來，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仿效西方的民主化，會給社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問題甚至無政府狀態。對此，人們應予以充分同情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中國走向符合中國特色的民主又是歷史的大勢所趨，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政治家獲得民眾持續支持與認可的最重要條件之一。眾所周知，從世界範圍與歷史來看，發展民主政治，是一個民族真正走向富強並享有高質量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有效防範腐敗與擴大民眾參與的必由之路。

--《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及其啟示－－兼論中國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蕭功秦

中國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應該是，以解決直接面對的問題為主，通過「就事論事，點滴改良」的方式，來解決中國民主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在中國民主制度發展的問題上，在碰到具體問題時，想一些臨時性的辦法，走一步，看一步，發現問題再停下來，看一看實施效果，走好了，再向前走一步，走不好，再退回來。試試其他辦法。通過這種不斷試錯的辦法，步步為營，循序漸進，穩紮穩打，緩進待機，從中逐漸開出一條新路來。可以說，這是一種包含著保守主義與經驗論哲學智慧的、自覺排斥建構理性主義的烏托邦社會工程設計的思考路徑。它滲透著一種對理性建構設計的懷疑主義精神，但它卻不拒絕經驗中的試錯，而是努力通過這種走小步。走穩步，不停步的點滴改良的方式。來實現制度創新。這是一種以直接應對現存問題為導向的試錯模式。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試錯模式在政治領域的延伸。它包含著對現實政治約束條件的充分尊重，包含著對沒有在歷史經驗中嘗試過的新的政治整合方式的持重與謹慎，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權威主義的條件下有可能開出新的路徑來。

--《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及其啟示－－兼論中國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蕭功秦

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可以考慮在遵循以下五個原則的基礎上，來思量民主在中國推行的必要性與時機。

首先，是有用性原則，即某項民主制度創新在功能上可以取代失效的舊制度，當執政層認識到，當某種民主制度創新比現行制度更為有效，也更完善時，他們就會有更強的制度新的內在驅動力。

其次，是安全性原則，更具體地說，某項具體的制度創新，應對現行政治秩序是安全的，相對而言是低風險性的，不應引發對現存秩序與執政地位的政治挑戰的。

第三，是可控性原則，為了達到安全性，因而在在政治的實際操作上也是可控的，可以放開，又可以收回，發生問題可以補救，而不致於沒有退路。

第四，是可行性原則，這一制度創新也應該是現行體制內可行的，即可以在體制內推行而不致於引起結構衝突，不致與現行體制發生劇烈排異現象。例如，它是可以作為現行制度的補充而存在的。這就比較具有可行性。

第五，是合法性原則。民主制度創新在現行意識形態上必須合法的。即意識形態上是可以找到根據的，不致於被更保守的雖然已經邊緣化的挑戰者指責為偏離基本原則的。

--《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及其啟示－－兼論中國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蕭功秦

在人類政權的更迭史上，執政者因腐敗而垮台，是一個普遍現象。在當今世界，一些執政幾十年的大黨老黨，之所以在貌似鼎盛之時喪失執政地位，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缺乏對自身腐敗的懲治和預防能力。

--《懲治和預防腐敗：一種重要的執政能力》邵景均

聽證是政府在作出影響公民合法權益的決定前，由公民表達意見、提供證據的程序以及政府聽取意見、接受證據的程序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制度。聽證制度是現代行政程序中最核心的制度。聽證程序淵源於英國古老的「自然正義原則」。該原則包括兩個最基本的程序規則：（1）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的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他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2）任何人或團體不能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現代西方國家的行政程序法儘管內容上存在著差異，但都確立了行政聽證制度。

--《西方行政公開制度的法治意義》傅思明

任何複雜的事物都是由有限的細節構成，微觀的活力往往決定宏觀的功效。

--《西方行政公開制度的法治意義》傅思明

人大制度學界認為，人大公開的方式有四種。第一，公民旁聽。第二，媒體的報道和傳播。第三，公報和互聯網刊載。第四，在保守國家秘密範圍內，允許公民和組織查閱資料。

--《西方行政公開制度的法治意義》傅思明

政府勇於承認錯誤，承擔責任也是樹立親民形象，提高政府辦事效率的捷徑。政府工作人員不是神，政府工作本來也免不了會有失誤和錯誤。我們的群眾對於政府工作的要求其實也並不苛刻，能夠體諒政府的缺點。

--《政府要有道歉的勇氣和習慣》梁發芾

高度集權體制弊端很多。第一，必然走向家長制，使主要領導者凌駕於組織之上，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破壞集體領導；第二，容易破壞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阻礙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第三，容易導致一言堂，造成思想僵化，破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第四，權力高度集中，必然導致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併產生嚴重的特權和腐敗現象；第五，導致政治成本高昂，財政不堪重負；第六，容易造成重大決策失誤，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從高度集權走向合理分權》薄貴利

合理分權體制的本質特徵是：

第一，民權至上，法制至上。

第二，縱向合理分權與橫向合理分權有機結合。

第三，集權有度，分權有法。

第四，依法明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職責許可權，防止領導者個人過分集權。

--《從高度集權走向合理分權》薄貴利

中國軍隊在21世紀裡面臨最大的挑戰半機械化的狀態中國軍隊要向機械化信息化跨越。然而，這裡更難跨越的是中國軍官與西方軍官的素質差距。

--李茁

中國軍隊目前的待遇不足以吸引社會精英。而歐美軍隊將軍卻是社會精英中的精英。從應對我國現在面臨的主要威脅來看，至少十年內不需要航母。但著眼于海軍戰略的調整，未來我國還是要建航母的。

--李茁

整體武器裝備方面全面趕超像美國、法國、德國、英國這些世界先進國家，我們國家可能會面臨很多困難。哪些對我們國家最重要，哪些是我們國家在未來戰爭最需要的，我們作為發展的重點。我們這幾年軍事力量有所進步。我們也在著力發展包括指揮控制系統，包括遠程保障力量。我們國家在總體裝備方面跟先進國家有一個代差，但是某些裝備上並沒有代差，只有幾年差距，差距並不大。

--李茁

對於某一個人來講，如果他具備當將軍的潛能，他學歷越高，他越是一個稱職的將軍。將軍必須是知識型的將軍，懂得科學技術，懂得現代化戰爭的特點，另外將軍必須是開放性的將軍，能夠懂得當前世界的軍事發展到什麼程度。國際上一些武器裝備是什麼特點，最先進的武器裝備是什麼樣子，最先進的軍事理論是什麼樣子，不但掌握自己國家自己軍隊的一些情況，還要能夠隨時掌握世界各其它國家特別是先進國家軍隊的一些情況。我們國家還應該是開放的，但受經費限制軍官到到國外留學的越來越多，但是遠遠不夠。發展中國家軍官，包括東盟國家，像巴基斯坦軍官，他們都到好幾個國家留過學，在我們國家這種情況非常少。

--李茁

我們國家現在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什麼？目前最主要的是台灣問題，然後是東北亞問題，還有南海問題，還包括西南邊疆問題。目前這幾種威脅，我們在解決這種問題的時候，哪一個必須由航母來作戰？如果有陸上機場航程夠用，我們就沒有必要建設航母。此外有這個航母必須有強大的制空權做支撐。否則，航母成了空襲的活靶子，發展一艘航母要花好幾百億，幾乎相當於我們國家一年的軍費，這是得不償失的。

--李茁

在所有的社會活動當中，包括經濟活動還有其它的活動，軍事活動是最難以預測的。在作戰過程當中，作戰雙方都把一些該保密的東西，不向外界透露的東西與普通人是分開的。我們的軍事專家跟大家一樣，只能從媒體當中獲取各種信息，誰能撥開戰爭迷霧就能把戰爭預測准。不但中國專家，外國專家也出現失誤。

--李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