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執著為中國的新文化辯護--1999獨白

作者袁偉時簡介作者：袁偉時執著為中國的新文化辯護--1999獨白迄今為止，我寫了五本書（《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中國現代思想散論》、《路標與靈魂的拷問》、《告別中世紀的思想革命--五四文獻選粹與解讀》）。貫穿其中的重要思想，是為19世紀以降的中國新文化辯護。我說的新文化指的是現代文化。不能說它沒有本土資源。從明末至鴉片戰爭，在思想家的著作和市井文化中，都可以發現有關因素和思想閃光。我就曾以魏源前期思想為例，論證過這個問題。1 但是，由於傳統過於強大，它沒有發展成為社會變革的主要推動力。於是，新文化主要來自海外，與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現代思想一脈相承；而自家傳統則扮演了十分奇特的腳色。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說過："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我走上這條路，也與我的個性息息相關。不過，就我自己而言，個性主要來自後天的熏陶。從我記事開始，家裡已擺脫厄運，不愁衣食。父親外出經商，越走越遠，一年難得有幾天在家；母親雖出身於當地的名門大族，但不識字，只要我捧著書，她就高興。加上15歲起遠離家鄉獨自在廣州念書；於是，誰也不管或管不著，自己在書堆中悄悄成長；內心世界遠比靦腆的外表豐富。俠義情懷來自白話古典小說（《紅樓夢》除外，少年時代無法看完，挺膩煩）和武俠小說。巴金、冰心給了我一顆愛心。人有權殺大公雞嗎？這個巴金問題曾長期困擾著我的心靈。老舍的《月牙兒》等名篇，把我的目光引向被欺凌的小人物。在拜倫的《哀希臘》和艾青的《吹號者》等悲壯的號角聲中，追著讀《觀察》、《世界知識》，讀遍了魯迅、茅盾，加上范文瀾、胡繩、宋雲彬等人編寫的史書，羅森塔爾的《唯物辯證法》等等，推動我度過了從少年到成年的高中生涯。迎來1949年10月，我深信共產黨帶給中國的必然是自由、民主、公平和富強。"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我和朋友們是唱著這支歌迎接解放的。按我的理解，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政府，當然可以有話直說。倔強、直率、同情弱者、關心國家命運，慢慢成了習慣。50年代，帶著對抗日戰爭和國民黨統治下嚇人的通貨膨脹、貪污腐化、特務橫行、以言治罪、餓殍遍地等悲慘景象的深深記憶，懷著參加經濟建設的美好願望，我考入中山大學經濟系。1957年暑假，念完研究生班，告別復旦大學回中大任教。踏上列車，旅客閑聊的第一件事，是廣州每人每天只能買兩毛錢肉！接下來是反右過後的瘋狂大躍進；接踵而至的是自己、家人、親友、同事、同學的飢餓、肝炎、水腫……乞丐重現街頭，餓死人的消息傳至耳邊。那兩毛錢肉早已降至每月半斤至一斤（5毛至1元），還要早早去排隊。那時還不知道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只為避免只能按《紅旗》的口徑講"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尷尬，我轉去從事中國近現代哲學和思想史教學與研究。在這一領域耕耘，無可爭辯的主題，不能不是新舊文化及其糾葛。這一選擇，把我推向為新文化辯護的漫長而艱難的道路。艱難首先來自無所不在的封閉。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圖書館物質設備落後，真有點慘不忍睹。更觸目驚心的是思想的封閉。說兩個小故事：一次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我拿著中山大學的介紹信，再加上找熟人打招呼，到館裡看20世紀初的刊物。看完第五種，管舊刊的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無論怎麼說都不肯再借。她說："您看得太多了！"另一次是1984年在雲南大學圖書館。我想看看抗戰時期的刊物。管理員是一位中年婦女。她說要請示。問過領導後，她拿出目錄給我翻。當我提出看某種刊物時，她堅決拒絕說："我們人手不夠！"而當時大大的一間平房，只有一個想當讀者而不得的我。要是有人懷疑這是袁某非常特殊的經驗，不妨看看《嚴復集》的《編後記》。王拭教授竭盡全力想編一套比較完整的集子，卻無可奈何地寫道："有的已有線索，但未能得到，如遼寧省博物館現存嚴復致熊元鍔書三十餘封，因他們計劃自己整理，所以沒有提供出來，本書暫闕。"2 別以為這些都是80年代的陳芝麻、爛穀子。1992年3月，我趁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便，到北京圖書館善本室看資料。辦完一切手續後，工作人員問：要看什麼？我說明自己的研究範圍和想看的刊名；看完後，發現了新的線索，提出要看其他資料，便遭到婉拒。拿出代表證也不行。好在偶然碰到有關負責人是敝校的校友，才化險為夷。各圖書館都不乏熱情為讀者服務的工作人員，沒有他們的幫助，我不可能寫出任何論著。但為什麼從北京到邊疆，上至國家圖書館，下到大學，一再出現如此奇特的現象？回答以前，不妨先說說1993年我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圖書館的見聞。眾所周知，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圖書館是任人閱覽的，該校也不例外。出於好奇，我問該校東亞研究院圖書館工作人員："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組織紀律修養》嗎？"電腦一查，有。她立即帶我到書架中找出，是蘇北解放區的油印本！這本書是《論共產黨員修養》的重要部分，提倡絕對服從，是馴服工具論的最完整的論述，是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不能忽視的文獻，1949年以後，沒有公開出版；市面流通的《論共產黨員修養》僅是思想修養部分。如在國內，恐怕也是善本了。到大學圖書館辦借書證，只與東亞研究院核對一下，幾分鐘就辦妥了。工作人員介紹說：除該校師生和訪問學者外，凡在加州納稅的（憑16歲以上幾乎人人皆有的駕駛證或其他資料），都可隨時辦證借書；其他州的則要交點錢。他們為公眾和納稅人服務的觀念非常明確。對比之下，上述國內圖書館的怪現象，決不是幾個普通工作人員的偶爾失誤；說到底，這是特定體制及其意識形態的必然產物。在法治、民主還是奮鬥目標的國家裡，所謂國有或全民所有的企業和事業單位，往往層層分割，程度不同地淪為部門或首長所有。他們頭腦中沒有納稅人的觀念，"為人民服務"云云，履行與否，全看有關人員的興緻；法治尚未擺上日程，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不受約束的權力的化身；加上階級鬥爭為綱的餘威；於是，手中特有的書刊，便成了可以隨意封閉的寶物。無權無勇的學人，碰點軟釘子或累遭白眼，學術工作受阻，可說是在劫難逃。更大的艱辛來自學術自由累遭踐踏。有過反右的經歷，不會天真地夢想有世外桃源，但總以為歷史與現實有距離，這裡應該有一個比較廣闊的空間，讓我自由思考和說話稍微痛快一點。不過，接踵而至的是幻滅。太沉重的目前不想說，說說比較輕鬆的四寫胡適的小故事吧。1980年，我撰就《論胡適20年代的世界觀》，寄給《哲學研究》。過了幾個月，突然有編輯部的人耒找，誠懇地說，你的文章中哲史組一致叫好，推薦給主編；他認為要慎重，決定邀請五位全國知名的專家審查，結果認為觀點不妥，不能發表；十分抱歉。來者是日後成為好友的蒙登進兄。此文三年後才在《近代中國人物》（中國社科出版社、重慶出版社聯合出版）第一輯上登出；一字不改。其實它並沒有什麼驚世駭俗的東西，僅是不同意把胡適提出的自然主義人生觀說成唯心主義的渣滓。應該說明，這不是正常的匿名審稿。他們是以僵化的意識形態框框為尺度，壓制不同的學術觀點。（過後，石峻教授告訴我，他是審查人之一。他表態不同意作者的觀點，但應該發表。從這一小事上，也顯示了這位學識宏富的前輩學者敦厚、寬容、獎掖後進、支持學術自由的風采；不愧是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優秀學者。石先生幾年前已作古，記此小事，順表敬意。）可是，"全面專政"已百孔千瘡；雖然歷史還不能自由探討，但用充分的史料說話，仍有機會說服理性的編者和讀者，從而得見天日。這是第一次寫胡適留給我迄今未能改變的深刻記憶。第二次寫胡適是在1988年。那時林毓生教授的《中國意識的危機》風靡全國；而我對其基本論點不敢苟同。適逢中國文化書院邀請為五四70周年撰文，於是，一口氣寫下《五四怨曲試析》3 寄給該院。翌年五月，要開會了，我正濫竽中山大學中山市分校--孫文學院；不管怎麼說，都不肯賣給我飛北京的機票。隨後是令人目瞪口呆的風波。稍後重讀此文，覺得說得很不充分，便放在一邊；直至山東《哲學雜誌》創刊索稿，才在該刊登出。也是歷時三年。第三次寫胡適，在1990年。紐約聖約翰大學李又寧教授面邀為她主編的《胡適與他的朋友》或《胡適與他的論敵》寫點什麼。她想我寫金岳霖與胡適；我衝口而出說：我寫林毓生對胡適的批評吧。積鬱已久，一瀉千里。很快，一篇《胡適與所謂"中國意識的危機"》便寄往美國。可是，她編的《朋友》一一露面，《論敵》卻渺無聲息。後來深圳大學景海峰教授編《文化與傳播》，才得以問世。時在1993，那麼湊巧，又是整整三年。以上兩次是大環境非常寒冷，為民主、自由、法治、個性解放、"全盤西化"等等辯護，頗不合時宜；不想給朋友們添麻煩，自己沒有主動尋找發表機會。與之不同，第四次則有點怪味。1999，五四80周年，要稿的電話應接不暇；其中之一是《南方日報》的友人。他命題作文：以愛國為主題。遵命草就《五四：從愛國激憤到制度尋思》，該報於5月31日刊出；《同舟共進》月刊也於5月號刊登。這篇不到五千字的短文，指出"二十世紀中國不乏壯烈的群眾運動，但勝利且永垂青史的不多，『五四『是罕見的範例。""是現代愛國主義的新高峰"。"對外軟弱、對內兇狠是近代中國不少政客、武夫的本性。這不是幾聲呼喊所能改變的。徐世昌改弦易轍另有因由。主要是當時已形成了多元社會的雛形，他不能不正視各種力量的合力。"在評述了上述無可辯駁的史實後，我介紹和分析了當時一場著名的爭論：火燒趙家樓和痛打"賣國賊"對不對？堅持法治和保障個人自由的梁漱溟、胡適認為錯了。用梁漱溟的話來說是："縱然曹、章罪大惡極，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於他。"而陳獨秀和多數人則認為合乎"正義"、"國民公意"的群眾運動可以侵犯個人自由。拙作以為這場爭論的實質是"思想家們面臨要不要維護新文化運動基本宗旨的嚴重抉擇。"後一思想繼續發展，加上其他條件，終於導致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建立。學術是在爭論中前進的，見仁見智乃常態。但有些官員的讀後感卻令我哭笑不得！其中一點是："胡適、梁漱溟還沒有正式平反！"在各出版社競相出版兩人的文集、全集，經中共各級黨委宣傳部批准舉行的胡適、梁漱溟學術研討會接踵舉行，研究他們的論著車載斗量之際，為什麼還會有人說這樣的話呢？至於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宗旨是不是爭取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法治、科學理性等等，學者追求的是歷史實際，力求不貽笑大方。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認為這些是救國的不二法門；體現著這些先驅們為之獻身的現代愛國主義真諦。你不同意嗎？"拿證據來！"真正的學者沒有唯權勢是從的習慣。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便可自成一說，讓讀者和時間去審判。"官大學問大"的中世紀陋習，早就應該扔進垃圾堆了。無獨有偶，遠方傳來儒林內史新一章，權勢審讀某書後批示："胡適不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稍有20世紀中國思想史常識的人，只能瞪目結舌。1999中國，"無端風雨，未肯收盡余寒。" 4路難行；怎麼走？注經解經，且有"創新"，一帆風順。只認事實，拒絕褻瀆良知，理性地解讀歷史，艱難，艱險。在我的第一部書《中國現代哲學史稿》後記中，有這麼一段話："如果我們不願再作受譴責的一代，就必須敢於面對嚴峻的現實，從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哲學是智慧之光；學術與盲信勢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歷史本來面目如實地寫在紙上。"這段話寫於1985年2月，是小結，又是銘刻在心的信誓。研究19、20世紀中國史的同行大約不少人會同意：中國人受盡內外敵人欺凌，看夠了官場腐敗，歷經極端可怕的窮困，哪一個不企盼民富國強、吏治清明？問題是路在何方。一部19、20世紀中國史，其實是尋路史。19世紀前60年，多數人沉溺於古方正葯，從陶澍、包世臣、龔自珍……到嘉慶、道光、咸豐皇帝等朝野人士，莫不冀圖依據祖宗家法"勵精圖治"、"整頓"或"自改革"；留下的僅是頗堪同情的幾聲歷史迴響。餘下的40年，統治者接受的方案是祖傳體制不變，學點西方伎倆。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更令中國人無地自容的是，19世紀中國，竟以義和團事件為休止符。歷史寫下12個大字：死的拖住活的；傳統吞噬現代。20世紀寫的是什麼？70年戰爭和動亂，30年改革。世紀初的改革，揭開了制度轉型的第一頁。三次打擊扭曲和中斷了這一進程。第一次是清帝國拒絕加快民主進程，百姓被迫訴諸武力。第二次是統治者容不得薄薄的民主外衣，急於披上龍袍，不但自家引火自焚，也開啟了軍人干政，擁兵自重，扭曲了現代政治制度和法治完善的過程。第三次更慘，掛著"國民革命"的招牌，移植西方非主流文化與俄國專制傳統結合的怪胎，內外專制因素匯合，結出國民黨"『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5 的惡果；確立了獨裁、專制體制；也點燃了22年內外戰爭的導火索。1949，人們滿懷希望進入20世紀下半葉。可是，隨著取締私有制，全面公有化，為各級官員隨意干涉經濟建立了牢固的制度基礎。中國的經濟生活除出現各國官辦企業的共同現象如效率奇低，浪費驚人；化公為私；冗員甚多；發展遲滯等等外，還出現世所罕見的兩大奇觀：一是以大躍進為顛峰的千奇百怪的瞎指揮。另一是形形色色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在巨大代價後面，是一個專制主義的命令經濟體系。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從興無滅資到全面專政，自由消失，積極性、創造性也隨之消亡。問題依然是傳統的專制吞噬了現代的自由、民主、法治以及作為其基礎的財產所有權。把中國從經濟崩潰邊緣和民怨沸騰中解救出來的是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奧秘無非是兩條：一是政治家恢復了常識理性，不再把玄妙莫測的東西作為施政的指導方針。理論讓理論家去論證，說兩件聽來的小事。70年代末，鄧小平在廣東說了一句話：為什麼那麼多人逃港？那邊的工資高嘛！（大意）謝天謝地，他認可了老百姓早已知道的常識！這也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策依據之一吧？90年代初，又是在廣東，他肯定了市場經濟。除了喋喋不休的理論家們外，這是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早已知道的常識。二是逐步認同現代主流文化。改革開放20年的收穫之一，是把法治、市場經濟、私有財產權寫進了憲法。鐵的歷史事實是，給古老中國帶來勃勃生機的是來自西方的現代主流文化；而災難則由於傳統的中世紀孽根未凈，是未經凈化的歷史包袱過於沉重。對中國人說來，正視這個事實很不容易。障礙在於古老民族不應有的自負。不同歷史階段，都有人力圖構築自我封閉的思想堡壘。最初是妄圖堅守全封閉的堡壘。直至19世紀80年代，佔主導地位的仍是不準"以夷變華"。即使是修鐵路、辦電報、建學外國語的同文館以及其他新式學堂等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也要費盡唇舌。他們振振有詞："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6 出路是"非聖之書，屏而弗讀"！7 別以為這僅是幾個腐儒的胡言亂語，它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固有的天朝心態。繼之出現的是力求保住傳統思想文化的基本框架。它突出表現在19世紀的中體西用和20世紀30年代見諸文字的"建設中國本位文化"。這是被迫退卻後的半封閉文化策略。伴之而生的是以攻為守，給現代文化進入中國製造了種種罪名。"全盤西化"！這是貫串20世紀的罵聲。他們忘了，西化不但不是錯誤，對不少國家和地區，還是救亡圖存的必由之路；而所謂全盤不過是嚇唬人的假問題。20年代末、30年代初，嶺南大學的青年教師陳序經確實有過這樣的主張，基本意思是掃除中世紀遺毒,促進中國現代化。現在看來，確實有些偏激言辭，但只要不以偏概全，再看看20世紀中國如何被過時的傳統壓得透不過氣來，就不會苛責前人了；而他40來歲出任嶺南大學校長，作為一個優秀教育家對中國文化作出的貢獻，有多少當今的校長能望其項背？冷靜地想一想，審視後發展國家和地區的歷史與現狀，哪裡有過"全盤西化"？它們振興的速度，不是與學習西方主流文化息息相關嗎？中國文化當然有極為優秀的一面。且不說唐詩、宋詞、中醫藥等等至今仍光芒四射的瑰寶，就以思想傳統來說，在近代中國其積極作用也歷歷在目：一是吸納異文化的兼容精神。"廣谷大川自風氣，豈能八表以外皆六經！" 睿智如魏源，鴉片戰爭後立即察覺文化是多元的。其他胸懷較寬的儒者，也以"禮失求諸野"、"一物不識，儒者之恥"等儒學固有觀點為依據，贊成吸收外來文化。二是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等思維方法，成了突破僵化體制的內在動力。三是"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的傳統思想，成為變革的理論依據。四是自強不息和堅持正義的民族正氣，是反抗強權和內外交困中百折不撓的重要精神支柱。不過，主導一面是消極的。傳統僵化為堅硬的體制、道統、學統。天不變，道亦不變；嚴華夷之辨，不準以夷變華；天朝大國，無所不有；中華道德文章，舉世無雙……這些奇特觀念，牢牢籠罩著腐朽的中世紀體制，阻擋著內外力量的衝擊，一再貽誤變革的時機。中國的新文化不得不主要以舶來品的的面目出現。"西方中心"！古往今來，中心及其多寡都是自然形成的。古代中國曾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但無論中國人高興不高興，17世紀以降，跑在歷史潮流前面的是西方。企求民富國強、社會生活現代化，非學習西方不可。19世紀的先進中國人為此大聲疾呼，時至今日這個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此時此境，高呼反對"西方中心"，這是一種新的語言霸權，它將帶來什麼後果？文化沒有國界；學習西方不等於處理國際關係時要拜倒在西方腳下。而以此為借口拒絕學習現代西方主流文化，必然貽誤社會的發展進步。"文化多元，沒有高低之分。"這大約是最能滿足中國人民族自尊情緒的口號了。但歷史拒絕情緒。奴役和殘殺弱小民族的悲劇不允許重演。不過，文化有自身的生死規律。任何文化體系，如果不在現代主流文化的普世價值（自由、法治、民主、平等……）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只能導致民族衰亡，而自身則或遲或早淪為博物館的收藏品。要是說在以自由、法治、民主為基本運行框架的發達國家講多元文化，足以進一步保障弱勢族群的權利，更好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未完成社會轉型的發展中國家，自矜固有文化體系如何高明，除自我陶醉的誤導性外，似乎好處不多。當然，這裡說的不牽涉私人生活領域，關注的焦點是決定社會運行方向的文化體系。中國人也許將來會對未來世界遊戲規則的制定作出很大的貢獻；但19、20世紀乃至未來至少30年的中國，卻是現代文明的學生。許多糊塗觀念和荒唐行為，都與沒有接受這個嚴峻的定位有關。當前流行的"與國際接軌"這句話，倒一針見血揭示了問題的實質。為了正視這個現實，應該澄清一系列歷史和現實的認識問題；而其核心正是應該實事求是肯定新文化和輸入現代文明的基本知識。一進入19、20世紀中國史，迎面而來的是隨處可見的狹隘民族主義煽情。多少年來，盲目歌頌反對外國和外國人成了主旋律。鴉片戰爭後，不讓外國人進入通商口岸城市那麼愚昧、狹隘的舉動，居然直至20世紀末仍被一些人說成是愛國主義典範！義和團那樣盲目排外的暴行，更是救國、反帝的近代三大革命高潮之一！與此同時，敢於批評本國落後愚昧，如實介紹西方先進事物的先驅，則視之為買辦乃至賣國分子。至於外國人，幾乎都是如假包換的帝國主義分子。在現實生活中，沒有那一個政治家特別是弱國的政治家，處理國際關係時會否定妥協和遵守條約的必要。時至20世紀90年代，竟被自封的思想法官審定為必須批判的錯誤觀點！不勝枚舉的此類咄咄怪事後面，是極其可怕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千人千面，認識多元。奇談怪論並不可怕，要是它與權力結合，強迫人們接受，那就極為危險了。而我們面對的恰恰是如此可怕的局面。這些粗俗、低劣貨色遠未充分揭穿之際，又來了一些新理論。據說中國的事壞在漠視傳統；而唯一的根據是西方某些大師的言論。如果話語可以作為是非標準，世界按照大師的意願剪裁，那可太美妙了！可惜，這與19、20世紀中國的實際相距太遠了。從清末皇帝倒民國總統，他們學西方，辦新政，無一不同時從傳統尋找資源。那些民間思想家們--康、梁、章太炎等人，也無不力圖從祖傳武庫中找尋合手的刀槍。於是，以古代的鄉校比附議會，用民本混同民主……為俗人說法，用心良苦。而在實際運作中，與其說徹底廢棄傳統造成混亂，毋寧說傳統太盛法治不彰帶來惡劣後果。最新版本則是反對"後殖民"或"新殖民"。有位文人說："我認為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擺脫殖民話語的詛咒和帝國霸權的控制"；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接受了殖民話語"。9 在他看來，只有反對啟蒙運動以來包括人道主義在內的西方主流話語，以及中國當前流行的與國際慣例接軌、市場經濟、競爭機制等口號，才能擯棄西方霸權，抵制後殖民，建立中國本位文化。單從字面上看，這個主張，可說是頗為雄辯。但放到歷史大框架中去考察，實質是19世紀中國的迴音。從一定意義上說，16~21世紀的世界史是從中世紀的多元走向一體化的歷史。不管要付出多大代價，任何國家，都不能不邁過現代化、全球化這個門檻。其基本內容是：市場經濟、自由、法治、民主、人權保障、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獨立、各國的逐步聯合。這個歷史進程有非常醜惡的一面，但任何道德義憤在它面前都無濟於事。一個民族或地區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會不會經過殖民化階段，取決於多種內外因素，特別是內在狀況。19、20世紀中國的苦難，就是這個過程的代價。道光皇帝、義和團、張寬說的其實是同一句話："不準以夷變華"，儘管他們用字不同，程度也有差別（道光皇帝和張寬都有意學點西方）。社會轉型指南只有一句話：接受現代普世價值！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不是講多元文化嗎？那是以建構現代社會運行機製為基礎的多元；否則你那一元只能放在博物館中供人們欣賞。蠻橫至極，可這就是歷史。"這是蔑視社會正義和社會主義！"社會永遠需要批判；作為張揚正義的一端，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既是歷史的必然，又是人類積累的寶貴經驗。但人們早就指出，資本主義有社會主義因素；時至20世紀末，由於各種力量交鋒和互相滲透，兩種體系的界線更是日益模糊。理論家的探索是勇敢偉大的；而閉目塞聰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後人，卻十分卑微。誰想真正關懷弱勢群體，消滅三大差別，實現人的自由發展……社會主義者追求的諸如此類理想，就不能不研究蘇聯崩潰、福利國家的困境及其他發達國家在這些方面的進展等等經驗。而其前提則是不要再用姓資還是姓社作打人的大棒。思想無罪。在這一領域的任何鉗制和鎮壓，都與約許提供比資本主義更大和有真實保證的自由的社會主義格格不入。說到底，它不過是中世紀的餘威。專制主義思想統治吞噬了黃宗羲、龔自珍、魏源等先驅的自由、民主思想萌芽，讓西方傳教士扮演了啟蒙者的腳色；使中國傳統思想黯然失色。中國人發明了紙和印刷術，但第一份中文報刊是外國人辦的。如果簡單地視之為"文化侵略"，那就太可悲了！"倘國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無力，百工廢，而士農工商，未知儘力竭力矣。"10 "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設使國主任情偏執，借勢舞權，庶民恃其律例，可以即防範。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國主也弗能定案判決矣。至於自主之理，與縱情自用迥分別矣。"11 這裡說的自主就是現在說的自由。這是1835和1838年洋人在廣州傳播的觀念。言簡意賅，說透了國家興旺的基礎是自由；自由離不開法治；法治主要是約束統治者，保護公民權利使之不受侵犯的工具；自由與肆意放縱不是一回事。如果歷代統治者能領會這些現代文明常識，一部19、20世紀中國史就要改寫。令人臉紅的是，160多年過去了，不少中國官員至今仍不懂得這些道理。中國社會轉型所以如此艱辛，付出驚人代價，很大程度上是思想鉗制的惡果。五四新文化運動成了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顛峰，根本原因是當時有比較自由的環境，有了現代文化教育制度的雛形；至今超越無期，根源在制度缺陷。我為新文化辯護，就是為現代文化教育制度辯護，為中國社會轉型辯護，為那些在社會轉型中前赴後繼的先驅們辯護。歸根到底，是為完成社會轉型的偉大歷史任務略盡綿力。1999年12月。注釋：1.參閱拙著《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深圳）第56~65頁。2.王拭編：《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年北京）第1587頁。3.見拙著：《中國現代思想散論》（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廣州）第300~312頁。4.辛棄疾：《漢宮春（立春日）》。5.《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北京版）第三卷第918頁。6.《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學士倭仁折》，（《洋務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冊第30頁。7.倭仁：《應詔陳言疏》，〈倭文端公遺書〉卷二。8.魏源：《觀物吟》，《魏源集》（中華書局1976年北京）第65頁。9.張寬：《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1996年第2期第17、22頁。10.《新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道光乙未年六月），中華書局1997年影印版第186頁。11.《自主之理》，同上（道光戊戌年三月）第339頁。上網日期 2001年02月16日讀者留言板回頁首Copyright?2000www.c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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