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時期的中國並非「封建社會」(2)

2013年08月28日16:47   新浪歷史   作者：馮天瑜   我有話說(184人參與)

　　"地主"。與領主佔有土地是一種自上而下封賜所得的世襲政治特權相異，地主的田土並非由封賜所得，而是自經營、自買賣的私產。廣義的地主，指一切擁有私田者(包括自耕農)；狹義的地主，指擁有較多私田者，他們將一部或全部田土租佃給農民進行小農經營，或僱傭無地者耕種。農民向地主交租(勞役地租、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無強烈的人身依附，卻保有一定程度的宗法性依存關係。秦漢至明清，地主佔有土地與自耕農佔有土地並存，而地主佔有土地居統治地位。秦漢以下兩千餘年的土地制度及農人身份狀況雖多有起伏，但就總體言之，這是土地可以買賣、農人有一定程度身份自由的時代。秦漢以下的農人，雖然深受剝削壓迫，但其一般並未負荷法定的人身依附枷鎖，改事他業、遷移住地在法律上不成問題，這與歐洲中世紀的農奴(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等作品作過生動描述)頗有差異。

　　費正清比較中、歐、日土地制度後說：

　　封建主義這個詞就其用於中世紀的歐洲和日本來說，所包含的主要特點是同土地密不可分。中世紀的農奴是束縛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離開也不能出賣土地，而中國農民則無論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可自由出賣或購進土地(如果他有錢的話)。(《美國與中國》，張理京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6頁)

　　費正清將中世紀的歐洲與日本歸作一類，將中國歸作另一類。而兩類的分水嶺即在於：土地可否自由買賣。中國鄉村土地買賣有多種方式，據黃宗智對華北三個村莊的調查，明清以降土地買賣的方式有"典賣"(以典當轉讓土地)、"絕賣"(徹底出賣)、租佃(以出租方式轉讓土地)等形態。圍饒這種交易而起的糾紛和訴訟不少，清代和民國的地方法庭對此類案例多有受理(見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2頁)。圍繞土地買賣這樣的一次性交易，常有中介人居間調解，而這些中間人並非職業性經紀人，而是自有他業的村民臨時擔任(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第56－57頁)。這都是土地自由買賣早成慣例的表現。

　　應當指出的是，戰國以降的土地買賣是有限度的，專制國家干預土地所有權，試圖直接掌控土地的努力始終沒有放棄，即使在宋代，雖然國有土地可以買賣，但朝廷通過職役收奪，又在實際上把部分土地權收歸國有。但是，秦至清土地可以轉讓買賣，畢竟成為大勢，與封建領主制之下土地不得轉讓買賣的情形大相差異。

　　大體言之，中國古代以土地制度為核心的經濟形態經歷了兩個階段：

　　甲、封建領主制階段，西周至春秋；

　　乙、地主制階段，戰國至清，其間以中唐為界，又分為前期的貴族－地主制時期，後期的地主制時期。

　　中國古史分期應當充分考慮這一階段性差異。

　　(三)地主制與宗法制、君主專制的緊密關係

　　周秦之際以降的地主制社會，始終與宗法制、君主專制相為表裡。下以中唐以後的段落加以說明。

　　中唐以降，土地私有制進一步普遍化，土地買賣頻繁，所有權轉移迅速，加之諸子平均析產，使財富一、二代後即行散離。北宋張載在《經學理窟·宗法》中描述這種情狀："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眾子分裂，則家遂不存。"鑒於此，張載力倡"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繫世族與立宗子法。"(《張載集》第259頁)程頤(1033－1107)認為士大夫均應立家廟、四時祭祖(《二程集》第二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52頁)；南宋朱熹(1130－1200)也主張"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近思錄》卷九·制度)，意旨都在嚴格宗法制度。這些構想，除政治、倫理層面的考慮外，防範因土地私有、諸子析產導致家族財富流散，也是重要目的。可見，地主制需要藉助宗法制的維繫力量，這是鞏固農耕經濟及其社會秩序的一種內在要求。

　　地主－自耕農制的基礎，是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

　　自然經濟是高度分散的、封閉的，需要一種統合機制，去實現某些大目標(如興修水利、開闢道路交通、抵禦異族入侵、維持社會秩序等)，於是君臨一切的、強勢的專制國家在分散的小農經濟的廣闊地基上巍然矗立。而專制君主政治則多把地主視作可靠的依憑階層，秦漢兩代均明令商人不得為官，又明令無資產者不能擇補為吏(見《史記·淮陰侯列傳》)，此即漢景帝所謂"有市籍不得官，無貲又不得官"(《漢書·景帝紀》)。那麼，什麼人既有資產又非市籍經商者呢？當然只有地主。地主成為專制帝王選拔官吏的基本群體。隋唐以下實行科舉制，雖無身份限制的明文規定，但能長期接受儒學教育，又孜孜不倦追逐仕途的，主要也是那些有產而無市籍的地主子弟，"耕讀傳家"成為許多地主－自耕農家庭的自詡之語。當然，唐宋以下商人子弟漸入科舉行列，讀書晉仕者也不在少數。

　　二、貫穿秦至清的專制政治

　　封建制的又一基本屬性，便是分封、世襲的貴族政治。中國的殷商西周(及某種程度上的魏晉南北朝)實行此種制度，西歐中世紀、日本三幕府(鎌倉、室町、江戶)亦實行類似制度，稱其為"封建社會"(魏晉南北朝可稱"亞封建社會")，名實相符。而晚周以降，尤其是秦漢以下，分封、世襲的貴族政治淡出主流，而代之以考選、任命的官僚制，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政制愈趨強化。

　　(一)縱貫兩千餘年的君主專制

　　與歐洲、日本相比較，中國歷史的一大特色，是專制王權的早熟與長期延續。

　　中央集權的專制王權，早在公元前4、5世紀的戰國即已初興，齊、魏、趙、韓、秦、楚、燕等七雄相繼建立君主統攝大政的郡縣制國家，法家及時總結其要旨。商鞅學派說："權者，君之所以獨制也"，"權制獨斷於君，則威。"(《商君書·修權》)又說："故君操權一正以立術。"(《商君書·算地》)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約前280－前233)更將君權"聖化"，他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他還視"君"為"道"的人格化，君的使命是"體道"。這都是對專制君主集權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所作的論證。而秦朝一統六合，使這種"獨制"、"獨斷"的"要在中央"的君主專制在全國得以實現。秦王政二十六年，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上尊號議，站在權力峰巔的秦王嬴政，集"三皇""五帝"之名，取"煌煌上帝"之意，構成至高無上的"皇帝"稱號(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使專制王權獲得帝制形態，"聖人執要"的專制帝制，至此實至而名歸。

　　以公元前221年嬴政(前246－前211在位)稱制"始皇帝"為端緒，至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儀(1907－1912在位，年號宣統)遜位止，專制帝制歷時2132年，共有492個皇帝登極。此間政制起伏跌宕，而大勢是中央集權於漲落間愈趨強化。以選官制度為例，漢行選舉制，中央集權的官制大奠；兩晉行九品中正制，特權貴族把持政柄。隋代廢止鄉官，剝奪貴族在出生地擁有的政治權利，又廢止九品官人法，代之科舉制，庶族士子得以登仕，中央集權官制復振。唐承隋制，科舉趨於完備，但吏部銓選官員，輔以體貌、言談取仕，突顯貴族式選官標準。至宋代，科舉制方擺脫貴族主義，帝王得以直接選拔庶族士子，中央集權的官制更落到實處。故秦以下政制雖多有更張，但總的走勢是君主專制趨於強化。

　　中國的帝制與專制相共生，對此史學界多有共識。不過，也有論者認為中國的帝制不一定專制，如孫中山《民權主義六講》第二講提到，中國帝王的專製程度不及歐洲中世紀晚期的專制君主。錢穆《國史大綱》引論更詳述中國帝王並不特別專制，批評"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妄疑中國曆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第12、13頁)故關於中國君主制度的專制性問題，需略加辨析。

　　(二)釋"專制"

　　作為漢字古典詞，"專制"有獨享、獨佔、獨斷專行之意，《韓非子·亡徵》："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史記·穰侯列傳》："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淮南子·泛論訓》說："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高誘註："專，獨；制，斷。"蘇軾《策略第一》："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縱觀諸古典，所用"專制"，多指貴戚、大臣獨斷專行(《淮南子》稱周公"無行專制"，即不專制，然"專制"一詞仍指獨斷)，所謂專固君寵而擅權(如《申子·大體》說"一臣專君，群臣皆蔽")而很少發現談帝王專制的用例，這大約因為認定帝王本應專權，所謂"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史記·秦始皇本紀》)，故無須議論帝王(即"上")的專制。

　　至近代，受西歐及日本概念的啟示，"專制"的含義擴大為一種政體的名稱，梁啟超將作為政治制度的"專制"定義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