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墓蒙難記

作者：劉亞偉

這篇報道是《中國新聞周刊》的記者劉炎迅根據在曲阜當地的採訪和對我的採訪以及我和王良合著的長篇歷史紀實《孔府大劫難》寫成的，文章寫成後，劉炎迅曾發給我讓我審閱，我提了一些修改意見。後來《中國新聞周刊》發表的稿子作了一些刪節。這裡是完整版。——劉亞偉注

*******

孔子墓蒙難記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劉炎迅 發自山東曲阜

********

墓穴被挖開，末代衍聖公孔令貽的屍體跟著被拖了出來。

尚未腐敗的47年前的臉，以及身體，此刻被劃破，在1966年冬日的空氣中，迅速氧化，變黑，原本潛伏著的屍臭涌了出來，與陳年的福爾馬林藥水味和發霉的土腥味混雜在一起，「或者還有別的什麼味道，說不清楚」，成分複雜的氣體迅速填滿墓穴方圓百米的半空，讓圍觀者無力逃遁。

圍觀者是一群青年，穿著綠軍裝，戴著紅袖套，他們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小將，在他們身後，擁擠著更多的穿著土布棉衣的從四面八方趕來看熱鬧的農民。

臭味重的如同掛了鉛塊，砸在人們的鼻子和胃上。劉亞偉此時還只是13歲的孩子，44年後，他對我回憶往事時，依舊清晰的記得自己的感官系統淪陷在臭味中的無力感，「真是另一個世界來的氣味。」 劉亞偉感覺一隻大手使命的抓住自己的胃，不斷的揉捏。

在紅衛兵闖入孔林展開掘墓行動之前，他們已經光顧了孔廟和孔府，砸斷歷代碑刻，火燒孔子塑像，摧毀了一切「代表封建主義罪惡腐朽勢力」的瓶瓶罐罐。

1979年，國家重新修復孔子墓，曲阜文管會讓人幫助尋找孔子墓碑，還有散落的碑塊，在附近社員家裡找了上百塊，現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這些石塊對在一起的。

許多年後劉亞偉說，自己是個罪人，「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是罪人」。其實，他只是一個看熱鬧的孩子。

（一）風雨欲來

1980年代初，劉亞偉還是曲阜縣委報道組（這是個具有歷史味道的名稱，這個單位再後來的日子被叫做宣傳部）的成員，看到縣政協一位同事的報告，這份2萬字的報告，搜集了文革時譚厚蘭等人如何討孔、砸碑、挖墳的事實，還列有一些數據。

這讓劉亞偉驚訝，他記得，譚厚蘭等人挖墳時，自己就站在一旁看，沒什麼想法，此時來反思少年時看到的那些荒誕劇，是很有必要的。

他開始和曲阜文化館的研究員王良四處採訪，從1990年開始，他們花了整整一年多時間，尋找了很多當時參與者和旁觀者。

當時條件簡陋，最初的幾個月都是手寫，後來有了一台小錄音機，但只有兩盤帶子，就反覆來用，白天錄了，晚上筆記整理，洗了第二天再用。

很幸運，這兩盤帶子很堅強，一直讓他們使用到採訪結束，也沒有脫磁。

採訪寫作的困難，是遠遠超出他們的想想。他們只是想誠實的記錄這段歷史，但當事人顯然都不願意揭開自己的傷疤。

只好多次探訪，最多的一個，前後探訪7次，那人是曲阜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對當年之事，閉口不談，第7次，他被堵在一家文物商店裡，費了好半天口舌，奇蹟發生，他終於開口。採訪文革風雲人物關鋒時，他老伴坐在一旁抽煙，冷眼旁觀，每每提及文革反孔之事，此人就側身去看老伴，說點吧？說點吧。

於是就一點點說。

至今依舊如此。後來在梁曉聲的幫助下，此書以《孔府大劫難》的名字得以在海外出版，影響非常大。

劉亞偉在等，他說改革開發30年過去了，建國60年也過去了，我的書啥時候能出版呢？他在為此書大陸版準備的後記中寫道：「錯誤和苦難並不是垃圾，相反，它是一筆遺產，一種有可能轉化為巨大的財富或人性智慧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是實現這種轉化有一個前提——正視錯誤，承擔苦難。」

在曲阜，很多孔家子孫接受我的採訪時，都能清楚的講述祖輩傳下來的那段不堪的歷史，一個名字被他們不斷提及——譚厚蘭，這是當時討孔紅衛兵的負責人，也因此成為文革期間風雲人物。「不過，風光只是一時，這些人都不得好死。」這並非氣話，劉亞偉和合作者王良歷時一年多的訪問驗證了一個事實，譚厚蘭40歲便突生疾病，不治而亡，另一些討孔骨幹，也大多早逝，各有原因。譚厚蘭原本是北京師範大學政教系學生，這個湖南女子戴著眼鏡，能說會道，在那個特殊的年份里，她不想默默無聞。

1966年8月23日，曲阜縣政府便接到消息，外地的紅衛兵即將過來，他們正一路打砸，一個驚悚的細節是，這些精力充沛的年輕人，甚至不休不眠，從泰山腳下一路砸到山頂，砸壞了很多石碑和摩崖石刻。

是夜，曲阜縣開始準備起來，決心要保護三孔，曲阜一中的學生們在孔廟大門上貼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緊急行動起來，防止階級敵人的一切破壞活動！」等大標語，並將本來開放的孔廟東華門、西華門和南門封了起來。

許多農民來到孔府門口站崗，他們來不及製作紅袖標，就在胸前別上一個紅布條，寫著「貧下中農」。

而縣文管會負責後勤，蒸饅頭，燒鹹湯，抬出來讓學生和農民吃。

此時，曲阜縣委書記李秀公開發表演講，他說三孔是國務院明文規定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破壞它，就是破壞國家財產，干擾鬥爭方向。

此時的李秀並沒有預想到，即將到來的紅衛兵小將們會做出怎樣的事情來，他依然保守的告訴大家，「紅衛兵來了，盡量不要與他們發生衝突，要展開革命大辯論」，「用句老話，叫做禮送出境」。

24年後，李秀面對來訪的劉亞偉和王良時回憶，當時的想法是，幾天的破壞，幾百年也恢復不了，孔老二是封建主義的代表，但「三孔」是國家的財產，「我們不是保護孔老二，而是保護國家文物。」

「破四舊」是人民日報6月1日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第一次提出的概念。曲阜本地的紅衛兵也蠢蠢欲動，許多人家不等紅衛兵去破，自己主動一把火燒了家裡的書籍文玩。

8月24日晚上，曲阜城高度戒備狀態中，城西曲阜師範學院內，該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成員正在校造反派幹部孫檏風家裡開會，他們感到有些慚愧和自責，「現在全國各地都在轟轟烈烈的破四舊，我們身處四舊的老巢三孔所在地，到現在還遲遲沒有行動，這是我們的恥辱」，「明天就去造反，要打破這個沉悶局面。」

次日上午，曲阜師範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東方紅紅衛兵和師範附中的部分紅衛兵組織組織起來，一路高呼「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打倒孔老二」、「徹底搗毀孔家店」等口號。在孔府門前，文管會工作人員把學生紅衛兵們攔住，彼此進行辯論。

紅衛兵們齊聲背誦毛主席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笤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此時，時任副縣長王化田站出來，指著國務院立的文物保護的碑說，「你們好好看看，誰要在這裡搞破壞，是觸犯國家法律的。」

一個紅衛兵上來就問：「你是做什麼的?」

王化田自報家門：「我是王化田，是干縣長的。」誰知，他的話音未落，學生們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二）林譚合謀

孔子、孔鯉、孔汲祖孫三人的墓靠在一起，高高豎起的墓碑上通體橫貫斷痕，用粗大的鋼筋連接固定，而在那些厚厚的黃葉之間，很多不出名的孔家子孫，比如明清時期的，一些墓碑徹底斷裂倒下，至今如此。

在這裡，才真正感到，這是孔家的地盤，孔令怡的墓在整個孔林的邊上，遊人少至，當年被破壞的嚴重，末代衍聖公孔德成是他的兒子，49年後去台灣，至今未歸，直至去年離世，很多人說，他心裡難受。祖墳被挖，這在中國的傳統之中，是極大之侮辱。

劉亞偉寫書，很難，在曲阜的採訪，也同樣很困難，難度就在於，知情者大多離世，偶有建在的，不是耳聾眼花，就是閉口不談裝糊塗。

一個疑問是，譚厚蘭為什麼要來挖孔家墓？通過近一年的調查走訪，劉亞偉和王良查閱資料，終於搞清楚了來龍去脈。

早在1966年4月，「文革」尚未正式開始。正在北京師範大學政教系讀書的譚厚蘭，被抽調到《紅旗》雜誌幫忙。由此，她結識了林傑。

林傑是當時《紅旗》雜誌的主要作者，文革初期僅次於「王、關、戚」的風雲人物，受其影響，兩個月後，回到學校的譚厚蘭，決心拿出革命激情，率先貼出大字報，造校黨委和工作組的反，結果，被打成反動學生。一個月後，工作組被毛澤東下令趕走，她一夜之間又變成了聞名北京的英雄。

10月下旬，譚厚蘭率領她的北師大井崗山戰鬥團在北京造了大慶展覽的反。為了擴大影響，他們準備乘勝追擊，組織長征串連隊，到東北大慶油田去煽風點火。

劉亞偉說，紅衛兵當時的造反情勢，有點像 「跑馬圈地」，地盤佔得越多，動靜鬧得越大，自已的組織也就愈加響噹噹硬梆梆。

對譚厚蘭將目標定在大慶上的這一想法，林傑卻予以反對。

劉亞偉查閱到譚厚蘭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所寫的交代材料，其中林傑這樣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地方，除了大慶之外的一個好地方——山東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林傑接著說：「你們應當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這個反。」譚厚蘭當時的回答是：「……我們去，我們一定去！」

當時陳伯達咋中科院萬人大會上有一個講話，其中說： 「……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是資產階級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四川人吳虞提出的。後來他也不幹了，聽說抽起鴉片了，……破除封建迷信這個擔子，中國的資產階級挑不起來，這是中國無產階級的一個任務。我們破除封建主義的迷信，做得還不夠……」

林傑把這段講話拿給譚厚蘭看，然後提醒她，「孔子已經死了兩千多年了，現在還來搞他，現實意義究竟在哪裡？這是你們去山東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問題。」（三）判決文物

為了阻止譚厚蘭等人紅衛兵破壞三孔，當地政府保孔派做了很多努力，比如他們用大木箱將孔府門前的石獅子整體罩起來，外面貼上毛主席像，還有標語，如此一來，誰也不敢去動了，更別說砸了。

但這樣的努力在涌動的反孔風潮中顯得微弱不堪。孔廟裡，幾乎所有的碑刻都是斷裂的，不完整的，這些歷代文化精品，在文革中成為紅衛兵宣誓革命熱情的練手的靶子。在一處4米高的石碑上，看到隱約殘留的字——「革命無罪」。還有一塊上寫著「小丑雞之墓」。而在一處，能看到另一個殘痕——「留」字，當年討孔派們組織了一個文物鑒定組，給石碑判刑，哪個該被砸毀，哪個該留，這個「留」字，就反應了這段史實。

根據有關文革檔案、《討孔戰報》以及諸多當事人回憶，1966年11月11日，陳伯達從北京打來電報：「孔廟、孔府、孔林不要燒掉。留作封建制度、孔家地主的博物館，像收租院那樣。孔墳可以挖掉。」

同一天，戚本禹打來電話：「漢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對孔廟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樣。孔墳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有人在網上說，看完孔廟裡的斷碑，很悲傷，不願再來。曲阜市文物局副局長項春生告訴我，文革後，當地開始組織修復這些斷碑，下屬的古建隊負責三孔古迹的修復，幸運的是，文革中一些人的努力下，早年留下的碑文拓版被完整的保護下來，這些便成了後來修復斷裂上被紅衛兵磨損的碑文的依舊。

在林傑的指導下，譚厚蘭們制定了討孔的行動計劃，起草了《火燒孔家店—討孔檄文》《告全國人民書》，同時派出了兩支「先遣隊」，分別對山東省委、曲阜縣委進行「火力偵察」。

當時的先遣隊隊長名叫張道英（建議匿名處理），劉亞偉和王良來探訪他時，他顯得很豁達坦率，他說，「當時有一種心態我和大多數人一樣，並不知道多少內幕，但是並不因此躲的遠遠的，而是巴不得走進去聽聽情況。」

他回憶起譚厚蘭時，感慨不已，「文物破壞這一浩劫，哪怕你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姑娘，小女孩，這個案也是不能翻的。對我來說，這是值得反思的。」

根據北師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崗山戰鬥團寫給中央文革小組討孔第一階段的戰況彙報以及劉亞偉對諸多當事人的訪談，到曲阜的第二天，譚厚蘭等人就在孔府文物倉庫中，查抄出國民黨黨旗、滿洲國國旗，蔣介石等人的題詞、照片；孔祥熙、韓復渠贈給孔府的東洋刀、寶劍，還有日本人、汪精衛與孔府來往的各種物件，這大大助長了紅衛兵們的氣勢。

11月12日下午，「全國紅衛兵徹底砸爛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聯絡站」宣告成立，標誌著北師大紅衛兵與曲阜當地紅衛兵組織聯合陣線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門被打開，工人、幹部、學生、從幾十里外坐著毛驢車趕來的鄉下老大娘一涌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門前舉行「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國務院1962年立在孔府門前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被砸碎了。

會後，紅衛兵分頭衝進孔廟、孔林、周公廟，砸碑、拉匾、搗毀塑像。

那人從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線裝古書，這是一部裝禎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禮記》，緊接著，人們又從孔子及四配十二哲的肚子里紛紛掏出了線裝的《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擠不上神龕的紅衛兵，便將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聖先賢們的頭顱像踢足球一般地踢來踢去。（四）挖墳辱屍

1966年的11月29日，陰冷。

劉亞偉記得，那天吃完早飯，他和一幫孩子跑到孔林看熱鬧。因為他們都聽到了一個驚悚的消息，譚厚蘭要帶領北京來的紅衛兵去扒孔子墓。

儘管當時已經屢見紅衛兵破壞三孔的事情，但挖墳掘墓還是頭一遭。

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劉亞偉這樣記述說，他們趕到時，孔子墓周圍已經擠滿了人，擠不進去的便爬到樹上和圍牆上，負責維持秩序的紅衛兵手挽手拉起了人牆。

墓前，那塊高大的墓碑上塗滿了口號，紅衛兵們把一根粗繩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員分成兩隊，一隊拽住一邊的繩子，等待著號令。

突然，人群騷動，讓開一條路，一隊人走進來，打頭的是一個矮小的女紅衛兵，戴著眼鏡，穿一件對襟花布棉襖，外披著一件軍大衣。

「她就是譚厚蘭！」「聽說毛主席接見過她呢！」「她是江青親自支持的。」眾人圍觀，議論紛紛。

濟寧地區和曲阜縣的幾位領導跟在譚厚蘭後面，再往後，是一大串帶著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高音喇叭響起來：「扒墳破土儀式現在開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聖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頭供桌上，斷為兩截。

手持鐵杴钁頭的紅衛兵和抽調來的農民扒墳隊，杴钁並用，在孔子、孔鯉、孔伋祖孫三個墳墓上同時作業，一時間塵土飛揚。

從北京趕來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跑前跑後，記錄下這又一「破四舊」的壯舉。

泥土漫天飛散，在寒冷少風的曲阜縣城裡，這是罕有的景觀。那些革命小將，為了更快的掘開孔家子孫的墓穴，動用了雷管和炸藥。

劉亞偉站在那裡，身上落滿「細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

譚厚蘭組隊來討孔挖墳時，劉亞偉是個13歲的孩子，親眼看到了孔子的墳被炸藥炸開，他說，到現在一閉上眼就能想起，跟眼前似地，真真切切。

兩座墓中一共扒出了五具屍體：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貽及其妻妾，屍體剛出土時保存還很完整，但很快被紅衛兵和農民的鐵鉤戳破，血水流出，「屍體便像撒了氣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癟下去」。

至今，劉亞偉手裡還保留著這些照片製作而成的幻燈片，都是當年紅衛兵做宣傳時用的，他小心翼翼的拿給我看，「從來沒給外人看過，都是證據。」

而更完整和清晰的照片，孔紅宴手裡有一套，他常年在曲阜縣檔案館工作，但是他對我說，這些照片太刺激，比如有挖開墳後破壞屍體的情景，太敏感，不便示人。

據了解，孔祥珂、孔令貽父子及其妻妾的屍體被弄到遠離墓坑幾米之外的荒草地上，後來其中兩具女屍又被用繩子捆起來，吊在樹上。

很多年後，劉亞偉找到當年的一位見證者，「挖出來的幾具屍體在那裡放了五六天的樣子，每天圍觀的人都絡繹不絕。後來，一天晚上弄到孔林東南角的一個土坑裡燒掉啦。主要是覺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屍體男女都有，光著身子太難看。」

2010年2月9日，農曆年前5天。曲阜迎來入冬最冷的一天。遊人很少，孔林里，那些墳冢高高低低，一眼無邊，長滿了蒼老的樹，落下的荒葉，厚厚一層。風不停，很冷，蕭殺。「當時還小，只是個簡單的旁觀者，後來我決定寫書，開始反思了。」劉亞偉說，無論你是否做了惡的事，哪怕你當時做了逍遙派，也逃不過這份罪。這是時代的罪。

雖然已經過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舊對這段往事諱莫如深。劉亞偉說，當年，紅衛兵挖墓後，這些村民就開始瘋搶墓里的陪葬品，緊挨孔林的林前村，當年流傳著「一夜挖出個拖拉機」的口號，很多貧下中農挖墳致富了。

劉亞偉說，最為誇張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護孔林的村幹部，後來帶頭領著人去挖。

紅衛兵這時曾想阻止挖墳的擴大化，但已經無力控制，村民們眼裡只有金銀，誰來阻擋，就是一頓暴打。

根據曲阜縣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關於「討孔聯絡站」破壞文物情況的彙報》、《討孔戰報》以及當事人的回憶，面積3000餘畝、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隨葬品被洗劫一空。

當時從大小孔家子孫的墓里挖出來的金銀珠玉不計其數，銀行來收金銀，96元一兩，前後收了30多萬元，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因為不收購，所以立即被村民視為廢品，被孩子們拿去，繫上繩子，在路上甩著玩耍。

劉亞偉認為，當做任何惡事都不受懲罰的時候，人性里的惡就會肆無忌憚，這些紅衛兵就是如此，當瘋狂一旦掀起浪潮時，烏合之眾的「平庸的惡」就無法遏制，更無法划出界限，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一切都將不受控制，這些村民們就是如此。

（特别致謝劉亞偉、王良以及段炎平給予本文的支持，本文部分史實援引劉亞偉、王良合著的紀實作品《孔府大劫難》以及劉亞偉的回憶文章）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