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和：愛你的仇敵，你做得到嗎？

［提要：「要愛你的仇人，為逼迫你的人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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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你的仇敵」，這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價值秩序。她可以確保人類不至於永遠陷入地獄之中，確保人類在最悲劇、最絕望的年代，也能保持理性與剋制，從而獲得一種最不壞的人性平衡與制度平衡。

我們的麻煩在於，關於愛的秩序，人類不僅無法做到，甚至太多的人竟然無法理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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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絕對困境」

 

讓我們嘗試著從三個方面去解釋這句話的合理性。

第一個解釋的維度，在於強調人所面臨的「絕對困境」。所謂絕對困境，是指人按照自身理性的計算，在不思考死亡必然和靈魂永恆的情況下，也就是完全立足於當下利益計算的情況下，對環境作出的判斷。理所當然，當一個人面對他的仇敵，他就陷入了一種「絕對困境」之中。他必須如此選擇：要麼殺死仇敵，要麼被仇敵殺死。

這種「絕對困境」，如果將愛的意義引入到人的行為模式之中，就會表現為兩個向度的零和博弈：

其一，愛你的仇敵和仇敵愛你，不是一個完全對稱的關係，對於精於理性計算的人而言，這意味著把自己推向了困境。於是，人們根據自身的利益計算，再一次否定了「愛你的仇敵」這樣的價值觀。而從仇敵的角度看，由於他們也是人，他們的利益計算方式通常情況下和我們是一樣的，所以結果是仇敵也放棄了「愛你的仇敵」這樣的價值觀。當兩種棄絕了愛的意義的價值觀產生交鋒的時候，人類社會就不再是一個合作的秩序，而是一個互相殘殺的秩序，這構成了人類社會的第一層零和博弈遊戲。即價值觀歸零。

     (零和博弈表示所有博弈方的利益之和為零或一個常數，即一方有所得，其他方必有所失。在零和博弈中，博弈各方是不合作的。)

其二，人類之所以迅速走向如此悲慘的零和博弈遊戲，並由此構成了這個世界悲劇和苦難的底色，是因為每個人都基於自身的環境和自身的利益形成了有利於自身的正義判斷。一個處於仇恨狀態的人，他的價值判斷一定是絕對相信自己的正義性，理所當然，絕對相信敵人的邪惡性。正是這樣自以為正義的價值判斷，將人類社會撕裂成一個單向度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從此不在有任何合作的秩序，仇恨和殺戮才是最理性的方法論，這構成了人類社會第二層零和博弈遊戲。即合作秩序歸零。

但人類是一個想像力豐富的載體。當有人相信人類社會一定不是一個叢林社會，人一定不止於動物本能，那麼就一定有人在思考：在由人性所做出的表面看上去尖銳對立的正義與邪惡的價值判斷之上，是否還存在一種雙方都不可或缺、必須認同、始終存在的、超越性的價值判斷呢？

 

這就是關於正義論的思考。羅爾斯圍繞這個命題，思考了一生。他給出的一個方法論看上去非常吸引人：疊加共識。羅爾斯的要義，要分成三層來理解：他相信人類社會可以找到最終的正義秩序；他認為每個人的內心秩序中正義的要素始終存在；他相信這種正義的要素的疊加，能夠提供關於人類社會正義秩序的最大公約數，並由此構成關於人類正義的改進秩序。

    （約翰·羅爾斯對正義的討論，提出了疊加共識的解決方案）

阿馬蒂亞·森關於正義的理念看上去更加直接：對於那些看上去明顯不正義的現象，人類必須加以糾正。立足於這一點，森堅決反對烏托邦式的正義理念，也反對對明顯不正義的冷漠與放縱。

   （關於正義，森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排斥烏托邦式的構想，致力於對當下不正義的明顯改進）

羅爾斯和森的構建看上去如此醒目，但羅爾斯的問題在於，所謂疊加共識，疊加的方法是什麼？人類社會發展幾千年，似乎距離正義的秩序越來越遙遠，人類墮落的速度與人類背離正義的速度是等值的。這是否意味著人類並沒有理性疊加的能力。或許真實的局面恰恰相反，人類始終具有一種邪惡疊加的能力，即在作惡的命題上，人類很容易形成共識。

而森的問題在於，由有限的人所作出的關於不正義的任何判斷，都是正義的嗎？如果人類在關於什麼是正義這個最基本的命題上也出現了錯誤，那麼關於對惡的改進，就錯得更加離譜了。

奧古斯丁曾經對絕對困境有著更加徹底的辨析，他對人性之惡，世界之惡的追問，佐證了我們的判斷：由於人性具有揮之不去的短視的特徵，很多在當下和短期之內看上去如此正義的價值判斷，如果把考量的時間拉得足夠長，或者人們乾脆把死亡的變數拉入到我們的分析框架中，構成一種永恆意義上的判斷模式，那麼人們或許能看到，這種當下或短期的正義判斷，甚至有可能恰好是邪惡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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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絕對懷疑」

 

如此，我的問題就有必要提出：羅爾斯和森的問題在哪裡？這個問題把我們的問題意識推進到了第二個解釋的維度之上。即我們在任何時候，面對任何人，都要始終強調對人性的「絕對懷疑」。

保守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之一，英國的阿克頓勛爵說過這樣一句話：

「同情和愛會使人忽略公正，偏袒罪惡。這是最不易察覺的危險，大多數人道災難都源於此」。

要知道，對於人類的判斷力而言，無論什麼給定的傳統語境和給定的制度語境，同情和愛都似乎具有理所當然的正義性，這似乎是人類的希望和信心之所在。可是阿克頓勛爵的意思很清晰：即使面對人性深處的「同情和愛」的精神與行為，他同樣報以絕對的懷疑。

（阿克頓勛爵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事實上，《羅馬書》12章17節，有類似的格言：

「Do not repay anyoneevil for evil. Be careful to do what is right in the eyes of everybody。」我翻譯為：「不要對任何人就任何事以惡報惡，以罪報罪。在每個人的眼裡被視為正確的事情，要小心翼翼的去做」。

要理解這樣的表達，必須立足於一個前提：對人性，包括自己的人性，別人的人性，單個個體的人性，以及作為集合的人性的共同體，都要保持絕對懷疑，不留一絲優美空間。《羅馬書》的立意非常徹底，立足於對普遍的人性的觀察，立足於涵蓋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永恆的時間秩序，人類關於正義的判斷，竟然是如此有限，無論從整體還是到個體，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不能理解最高的、最終極的、最普遍的正義秩序。關於什麼是正義，人類的智慧和知識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個終極的絕對的答案。所有由人類的理性所作出的對正義的界定，都不過是人類關於正義與邪惡，對與錯，善與惡的沒完沒了的分辨與紛爭。

   （《新約聖經》之《羅馬書》，被認為是人類道德全書）

如果我們能夠足夠理解「絕對懷疑」的定義，那麼我們也就有可能理解亞理斯多德的話語：真理是一個去弊的過程。所以他堅定地說，我愛我師，但我更愛真理。老師的確是一個近乎神聖的稱呼，然而基於對人性的絕對懷疑，對老師的懷疑就顯得如此重要，沒有任何一個老師可以被人類的理性界定為聖人，所有的老師也都處在某種去弊的過程中，因為所有的人都是真理的追求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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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絕對信心」

 

如此，在建立起絕對困境和絕對懷疑的基準之後，我們的思考來到了第三個重要的判斷命題，這就是克爾凱戈爾的「絕對信心」意義上的靈魂跳躍。

克爾凱戈爾說，「倫理學不需要巧合和偶然，不需要對事物作出種種解釋。他不玩弄尊嚴。他把責任壓在英雄孱弱的雙肩之上，譴責英雄想要在他的行為之中扮演上帝的企圖，認為這是一種傲慢和放肆，與此同時，他也譴責英雄試圖通過彰顯他所承受的痛苦來顯示倫理學意義的做法。」

這樣的表述看上去非常費解，但如果你在觀念的層面已經建立起對人性絕對困境與絕對懷疑的秩序，你很快就會意識到，克爾凱戈爾所描述的倫理學秩序，事實上是一種超越了人性的普遍的秩序，一種與人性本身對善與惡的判斷不相關的倫理學秩序。

   （克爾凱戈爾在這本著作里，全面辨析了亞伯拉罕面對人類倫理意義之上的超驗秩序所湧現的恐懼與顫慄，並由此提出了人類必須擁有信心的跳躍的能力，生命的永恆意義和倫理的終極意義才得以成為可能。）

一個在人們的視野里具有倫理學價值的倫理英雄，他看上去如此弱小，然而他卻承載了人類的苦難，並且通過這種對苦難的承載，彰顯了人類倫理的意義。在這樣的人面前，人們似乎只剩下讚美和追隨了。但是作為神學家和哲學家以及倫理學家的克爾凱戈爾不這麼看，他幾乎帶著一種尖銳的並且是絕對挑剔的目光繼續懷疑。他的意思是說，即使這樣一個近乎於完美的倫理學英雄擺在我們的面前，只要他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人，擁有與生俱來的人性局面，那麼就倫理學而言，這個英雄就很有可能在他的行為之中正在隱蔽地扮演上帝的角色，這種扮演對於真正意義上的倫理學秩序而言，是完全致命的，絕對悖謬的。與此同時，即使這位倫理學英雄所遭受的痛苦是如此醒目，但只要他試圖把自己的痛苦彰顯在人們的面前，則意味著這樣的痛苦和對痛苦的彰顯，就已經脫離了倫理學秩序的範圍，變成了一種試圖獲得此在世界人們的讚許和同情的一種虛榮。

「這是得了人的榮耀」，克爾凱戈爾的意思是說，一個倫理學的英雄所遭受的巨大的痛苦，竟然是為了獲得人類此時此刻的讚美，竟然是一種短期的人性考量。他或許有一種基於他自身的利益的理性的計算，他相信他自己是好的，他還相信他的英雄的行為能夠喚醒所有的幽暗，他所遭受的痛苦是值得的，有意義的。為此，他願意通過他自身的利益的理性的計算，附上他的所有的生命的成本，並選擇直面死亡，為的是喚醒所有黑暗中的生命，從而進入倫理學的天國。

這樣的人，這樣的英雄，這樣的計算，這樣的痛苦，難道還有什麼地方值得人們去懷疑嗎？克爾凱戈爾說，一定有，而且只有在這裡有，只有在這裡，人們對倫理學的思考，才觸及到了倫理學的本質意義。只有在這裡，人們才能看到最醒目的也是最絕望的短視，人類看不到更加本質的意義，紛紛把此時此地的安慰當成了生命的意義了。

克爾凱戈爾的意思是說，當一個人言之鑿鑿言說正義的時候，當一個人言之鑿鑿言說愛的時候，都不過是說說而已。除非一個人身處某種絕對困境之中，他的所有習慣性的倫理秩序觀念和正義秩序觀念受到了絕對挑戰，自身感受到了一種巨大的無法擺脫的恐懼與顫慄，並且在這種巨大的恐懼與顫慄的語境中，有一種絕對意義上的信心的跳躍。

理所當然，人類言之鑿鑿的愛的精神和愛的方法，如果不面臨絕對困境，如果沒有對人性的絕對懷疑，如果對自己內心秩序中習以為常的生命觀念與倫理學觀念不曾完全地顛覆與放棄，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愛，就不過是說說而已。

如此，對於絕對有限的人類而言，我們的確可以在這個時候比較徹底地提出一個方法論：去愛你的敵人吧！因為對於你的愛的精神和愛的方法而言，你的敵人，就是你的絕對困境；你的愛只有經歷了面對你的敵人時的恐懼與顫慄，只有你的仇敵眼看著就要將你的全部正義的觀念完全打碎，使得你無法理解，然而又必須直面，你才會升起一種對你自己的觀念秩序的絕對懷疑；只有在這種人性完全無法接受的恐懼與顫慄之中，你竟然還湧現出一種絕對的信心和絕對的超越，作出連你自己都無法理解的愛的行為，你的愛對於你的永恆的生命而言，才是有意義的。

多少人能夠做到這一點呢？所以克爾凱戈爾說了，真正直面恐懼與顫慄，並且擁有超越的信心的人們，是極其稀少的。一個完整的生命，必須經過審美的生活、倫理的生活、信仰的跳躍三大步驟，才能真正觸摸到生命的意義。天國的大門總是窄的，據說每次只能允許一個人仄身而過，而在人間，在此時此地，人類最稀缺的資源，就是信心。信心的缺失讓我們不會愛，只會恨，我們以為自己正義在握，殊不知我們正在自掘墳墓，這正是這個看得見的悲慘世界無比悲傷的惟一理由。

      （雨果的《悲慘世界》，試圖呈現的正是一種超越性的正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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