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中國最有成就最有影響的小說家」王安憶的成才之路

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王安憶屬於那種很難『追蹤』的作家。她的小說題材山重水複，永遠看不清她的下一個里程……

——題記

「美是凜然的東西，有拒絕的意思，還有打擊的意思；好看卻是溫和的，厚道的，還有一點善解的。」這是王安憶寫在《長恨歌》里的字句。她本人，兼具著美麗與溫和。

王安憶是個拒絕被擺布的人，如果不是遇到她有興趣談的話題，一般不會接受採訪。不過，想「偶遇」她可以去兩個地方——話劇中心和復旦大學。前者是她熱愛的劇場，後者是她任教的地方。作為編劇新手和中文系教授，她熱衷於這兩個身份更勝過「作家」。

有趣的是，散落在網上有關於她的文字頗多。除了「王安憶，上海人，中國最有成就最有影響的小說家之一。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作協主席等等」正兒八經的文字之外，還有粉絲搜集整理的「王安憶經典語錄」等等表達敬意的文字。排名第一招人愛的句子是《窗外與窗里》中的：「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來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麼了，只知道不要什麼；我們越知道不要什麼，就越不知道要什麼。」繞來繞去，卻是真理。這句話的形式，也頗像她本人——作家，絕不是常人可以一眼洞穿的。

王安憶愛文學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她更愛的，是戲劇。她不一定會接受文學話題的探討，但是一定到會到劇場去朝聖。她最喜歡與記者聊的話題之一是戲劇，一次在新民晚報主辦的新民藝譚上擔任嘉賓，與著名導演賴聲川對談。聽眾期待導演與作家的「交手」，結果，她卻像是替觀眾提問似的，熱切向賴導求教，如何把劇本寫得更好。你以為她摯愛賴聲川導演的戲劇吧？其實也不盡然。與她談及8小時長的《如夢之夢》的時候，正與她一起穿馬路。她大踏步得沖在前面，蹬蹬蹬得穿馬路，一邊不時回頭表示對該劇的不滿足，一邊觀察著往來車輛。一到馬路對面，她就認真而鏗鏘地表示，一身旗袍扮演老上海交際花的許晴「沒有老上海味道。」

1978年，王安憶與父親王嘯平、母親茹志鵑在上海家中

對戲劇的崇敬和憧憬，多半來源於父親王嘯平。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憶的母親是作家茹志鵑，但不一定知道其父王嘯平是以上海人藝導演的身份離休的，此前還在南京軍區政治部話劇團、江蘇電影製片廠、江蘇省話劇團等單位擔任編導和領導工作。小時候，她就跟著父親去劇場，也有不少演員到她家裡來玩，大家都是朋友。現在去話劇中心（1995年之後上海人藝與青話合併成話劇中心）看戲，經常能「偶遇」王安憶，她是作家中最經常去看話劇的，「凡是舞台上的我都喜歡」。

她對編劇的熱愛除了父親的影響，也是文字本身的要求決定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里十有八九是劇作家」，王安憶介紹道，「劇本比小說難寫多了，是文學的最高峰。」小說可以意識流，但是戲劇就不能。她也寫過兩部話劇《金鎖記》和《髮廊童話》——都是根據原著改編。對於話劇編劇，她更為小心翼翼。《金鎖記》改編自張愛玲的同名小說。因為喜歡導演許鞍華執導、根據張愛玲同名小說《半生緣》改編的電影，王安憶與許鞍華結了緣。許鞍華就此導演了王安憶編劇的《金鎖記》。話劇中心和焦媛實驗劇團分別上演過普通話和粵語版。

1980年初,王安憶和"文革"後中國作協第一期講習所學員在一起

她與許鞍華的友情還持續到了今年公映的電影《黃金時代》，在片尾「感謝名單」里，有王安憶的名字——以女作家蕭紅的波瀾一生為主題的這部大片公映版是2小時57分，此前，許鞍華曾經請她看過3小時40分的版本。在年初的一個冬夜，上海某賓館會議室里，我看到她看完此片流下淚來。不過，面對劇組希望她提建議時，她也十分慎重地婉拒，怕是干擾了剪片。對於電影編劇，她其實也不陌生——陳凱歌導演的《風月》，就是王安憶擔任的編劇。

最近一次嘗試話劇編劇，也是2008年的事了。她改編的是自己的小說，曾經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髮廊童話》。因為她對「初出茅廬的《金鎖記》還不太滿意。」這部話劇的主幹，脫胎於哈代的小說《擠奶女的羅曼史》。但是她把它「現代化」為髮廊妹遇到大款產生的「灰姑娘」童話。通常，她對髮廊只是「誤入」，所以「有一點點經驗」。對於向來受到有關「脫離生活」的批評，她表示：「既不能為自己護短，也不能強求。創作，主要靠的還是想像力。我不對真實負責，我不是記者。」

「原創，我有先天缺陷」，王安憶認為自己的性格特徵和寫作風格，不適合原創劇本。「我比較溫和，不會組織激烈的戲劇衝突。」在寫《金鎖記》劇本的時候，她就「吸取了教訓」——「人物太多太擁塞」，所以《髮廊童話》只有6幕，場景變化較少。王安憶說自己更喜歡小說的微妙與曖昧，可是在舞台上都要直接且清晰地體現，對她來說屬於「挑戰」。

拒採訪，除非為了戲劇

戲劇記者見到王安憶的次數要多於文學記者。因為王安憶覺得文學創作是個人的事，可以一個人代表說不；而話劇是團隊的事，大家都為自己編劇的作品付出了太多心血，「所以有理由有義務為戲劇做必要的宣傳。」而且，「有追求的作家最終都要成為劇作家，例如契訶夫、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甚至莫言、劉恆也寫了話劇。」在她寫過電影劇本之後，「我再也不想寫了，因為電影劇本的寫作基本沒有挑戰。」

她很直接地表示不喜歡做採訪——不僅不喜歡被人採訪，也不喜歡採訪別人，哪怕是為了寫小說、編話劇，也不會去做採訪。「我覺得採訪只能是個輔助性的元素。你採訪的對象會要求你寫一篇符合他要求的作品——所以我幾乎從來不做採訪。」她的體驗還來源於《米尼》的創作過程。她到白茅嶺去採訪了14個賣淫女。她承認這個生活圈子是平常她不可能遇得到的。從這個意義上，那裡的生活確實提供了很多素材。但是這些素材還不足以構成一篇足夠有分量的長篇小說。最為關鍵的是，她還認為賣淫女在接受採訪時說的未必是真話。她覺得14個女性都有對付警察的經驗，不說實話是常態，而且作為女孩子，難免無意識地編織夢想——這兩種內心成因複雜的元素交織在一起，自然真實性不足。但是，也源於此，王安憶對她們始終有興趣。

王安憶曾在復旦中文系帶碩士生。在帶第一個學生的時候，傳聞她太嚴格。「我沒經驗，她也怕我，後來我發現對他們的期望太高，現在我比較客觀了，他們還要找工作呢。」對於80後作家，她並不太以為然：「二十幾歲寫作不是很正常嘛！」不過，她也不太輕易評價他們，「80後一個個罵起人來都挺厲害的，當然這也是一個時代的問題。」

對於大學與作家的關係，王安憶也分析得很辯證。她不相信大學能培養出作家，但是又覺得自己如果讀過大學，那麼無論是知識儲備還是文字功力會更好，「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好好讀過書。」因此，她本人是很有興趣投身復旦校園的。1994年，她受陳思和邀請去復旦進行「明星講座」時，主動申請，能否開一堂正式的課，並且不在於報酬高低。隨後，大家一起克服了重重障礙，王安憶踏進了大學校園，一晃就是10年。不過，帶碩士的過程也是逐漸與現實碰撞的過程——無論是課程設置還是學生反饋，10年來都愈發接近現實生活。

王安憶認為，寫作如果沒有很厚的積累，就需要卓越的想像力。不過，當下青年人的寫作，往往是「孤立的一段校園愛情」，就是把自己從生活中脫離了出來，是視野的局限。不過，迫於學生們也終究要找工作的目的，她也不再強求他們必須從事文學這一行，「雖然能夠理解，但是未免有點遺憾。」她帶的三個學生，一個讀了博士，一個去了時尚雜誌，還有一個去了公司。

如今，她依然每天保持20萬字的閱讀量：「沒有文字餵飽我，我會發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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