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歸隱後的生活和思想的演變過程

05-30

陶淵明歸隱後的生活和思想的演變過程

歸隱後生活的演變過程

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彭澤歸田時，陶潛的家境尚好，「童僕歡迎」，「有酒盈樽」，度日還不難。「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滿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所以他才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情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

陶淵明並不熱衷仕途，他用自己的筆去讚美躬耕，描繪了一幅幅農村勞動生活的圖畫，使他的作品沾有「夕露」，散發出泥土的香味。從官場回歸園林，詩人感受到了鄉居的樂趣和躬耕的快樂。具體而形象地描寫了這種快樂，說自己勞動收工後，沿著崎嶇的羊腸小道下山，先在溪邊「濯足」，然後回家「漉酒」，殺雞，邀請鄰人共進晚餐，用「荊薪」代替「明燭」，歡樂至「天旭」。有時，他站在莊稼地里看見禾苗長勢良好，有豐收的希望，十分高興。《懷古田舍》寫了這種喜悅：「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當秋收的季節到來的時候，他更高興了，「不言春作苦」，似乎忘記了往日耕耘的勞累，「束帶候雞鳴」，準備出發去秋收。

由於失去俸祿，再加上詩人本不善農耕，所以家境一年不如一年。詩人開始懂得躬耕有樂，亦有苦憂。陶淵明憂心莊稼，「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歸園田居》其二）詩人像老農一樣直接關心著自己的勞動成果，憂慮天災的突然襲擊，可見詩人確實經歷過天災給他帶來的苦頭。另一方面，勞動又是如此艱辛，「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到南山豆地里鋤草，晨出夜歸，披星戴月，勞動地點那麼遠，勞動時間又那麼長，其艱苦性可想而知。彭澤歸隱之前，陶淵明也參加過農村勞動，那時還不怎麼體會田家的辛苦，還「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懷古田舍》），而如今，他已不是「勸農人」，而是站出來為田家呼喊：「弗獲辭此難！」躬耕固然苦，固然累，但比起黑暗的官場來說，又算得了什麼？

淵明歲歲辛苦，悉心躬耕，生活卻日漸貧寒，特別是在遭了火災之後，損失巨大，「林室頓燒燔」，一家人以船為家。後遷至栗里（今星子溫泉栗里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飢，寒夜列被眠」。接連遭受風災、水患、蟲害，他已經到了「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的困境。

飢餓和寒冷折磨著詩人，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詩人的辛酸蘊含其中。「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他只希望用「菽麥」來果腹，對於「甘肥」之類想也不敢想了，「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沒吃，沒穿，日子苦熬著，時至年關歲暮，白白辛苦了一年，詩人心裡有說不出的悲哀「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最後，貧病交加的淵明竟然淪落到上街乞討的地步，「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靠「乞食」為生的陶潛，不再謳歌田園風光，只說自己的貧困，最終，一代田園大師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歸隱後的思想演變過程

陶淵明熟讀「六經」，但並不恪守「六經」。儒家主張「學而優則仕」，淵明並不十分熱衷仕途，先仕後隱。在他歸隱初年，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里一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群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讀山海經》其一）。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歸隱的決心的一種方法，他渴望迴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懷現實的痛苦。

歸隱初年，生活尚可。陶淵明甘為農人，過著那種「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田園生活，並在無意間進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精神境界，一切融於自然，一切發端自然。他厭倦黑暗腐敗的官場，在美好的田園生活中經營人生。他用他的筆描繪出「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的美好畫面，從而反襯出官場的黑暗現實。

後來，隨著生活的日漸貧困，詩人開始關注不公平的社會現實，他感到難以生存，甚至連說理的地方都沒有，「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詩人已經接觸到勞者不獲，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對於不勞而獲的剝削者，詩人在自己的作品裡發出的怨氣。另一方面，辛苦的躬耕也讓詩人與田家朝同往，暮同歸，更多地了解百姓疾苦，代表百姓聲音。有些田園詩寫自己的貧困和農村的凋敝，如《歸園田居》（其四）：「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途。」通過這些詩可以隱約地看到，在戰亂和災害之中農村的面貌。而部分詠史詩借史實為媒介，表現作者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

生活越來越貧困，饑寒糾纏著陶淵明，貧困考驗著陶淵明。如何才能擺脫貧困？最便捷的方法是重返仕途，再食俸祿。好心的老農清晨叩門，勸他「紆轡」再仕：「襤褸屋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淵明去世前一年，貧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濟來探望，頌揚他「賢者」並勸他出仕，他卻拒絕到：「潛也何敢望賢」，檀道濟饋贈粱肉，淵明「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一面拒收饋贈，一面又叩門「乞食」，他寧肯窮的要飯也不重返仕途，「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賦》)。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輓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陶淵明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固窮守節的道德情操，在當時具有反抗意識，是他「有志不獲聘」以後對黑暗現實的無聲抗議。昔日彭澤辭官的時候，他不為武鬥米折腰；如今老死窮廬的時候，他不食「嗟來之食」，淵明有著不與統治集團合作的傲骨。

陶淵明所處的晉宋社會是一個動亂的社會，戰爭頻繁，生靈塗炭，人民流離失所，「井灶無遺處，桑竹殘朽株」（《歸園田居》），社會風氣敗壞，而且極不公平，貧富差距懸殊。他在「念黃虞」、憶「羲農」中，否定眼下的黑暗社會；在歌頌荊軻、「三良」、「二疏」、精衛、刑天等歷史人物和神話人物中，盼望現實社會中也可以出現這樣的人物。同時也是在說自己：雖有昔日的壯志雄心，卻沒有償願的時機！詩人在隱居中仍然渴望強烈的、有所作為的人生。魯迅先生指出，陶詩不但有「靜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

到了晚年，貧病交加的陶淵明對現實社會觀察得更深，同時也就更不滿意和更加憎恨黑暗的現實。此時，在他的腦子裡產生了一幅美好的社會理想，就是虛構的超越塵世的「桃源社會」。他用那支優美的筆寫出了《桃花源記》和《桃花源詩》，把美好的社會理想形象細緻地展現出來。長期以來，苦難的人們追求美好的社會現實，終於在桃源中實現：與俗世隔絕，男耕女織，雞鳴犬吠，其樂融融。但他又將這個社會架空於「避秦時亂」而隱居的先人之中，分明表現出他回歸本源的願望以及對現實的失望，理想之中還透出一絲哀愁。

至此，陶淵明的思想已基本形成，即以老莊哲學為核心，對儒、道兩家取捨調和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自然」哲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種「自然」的社會。他常常把儒家虛構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一體，作為理想世界來歌頌。如《勸農》詩說：「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時運》詩說：「黃唐莫逮，慨獨在余。」同樣的思想，又藉助虛構，在《桃花源記》中加以形象的表現。在這種「自然」的社會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誠相處，無競逐無欺詐，甚至無君無臣。而歷史在陶淵明看來，是一個墮落的過程。由於人們的過度的物質慾望，引起無窮的競爭，產生了種種虛偽、矯飾、殘忍的行為，使社會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難求，世外桃源，也無處可尋。陶淵明只能把淳樸的鄉村生活，作為他的社會理想的比較現實然而十分有限的寄託。他的大量田園詩中，既有紀實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鄉生活的情況，也有相當一部分內容並不完全是寫實的，而是按照某種理念要求對現實素材加以處理的結果。試看《勸農》詩中的一節：「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興，農夫野宿。」這裡呈現出一幅和平的農作圖，實際是把中國農村封閉式的、自給自足的特點加以美化的結果。《歸園田居》組詩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類似的特點：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中間寫景的一節，「方宅」以下四句，以簡淡的筆墨，勾畫出自己居所的樸素美好；「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視線轉向遠處，使整個畫面顯出悠邈、虛淡、靜穆、平和的韻味。作者正是以此作為污濁喧囂的官場——所謂「樊籠」——的對立面，表現自己的社會理想和人生觀念。結末「復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環境，也指自然的生活。陶淵明之寫田園生活，寫體力勞動，實際都是在詠歌自己的理想，顯示出理想獲得實現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