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袁世凱《戊戌紀略》的真實性及其相關問題

袁世凱《戊戌紀略》的真實性及其相關問題

楊天石

  戊戌政變前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任何講述維新運動史的專著都不能不闡述它。關於夜訪情況，袁世凱的《戊戌紀略》和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都有較詳細的記載這兩份資料，袁世凱的《紀略》寫於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年9月29日），距譚嗣同夜訪不過11天，為當事人親筆所記，屬於直接資料；梁啟超的著作，其內容當據譚嗣同轉述，且系流亡日本後追記，屬於間接資料。從一般意義上講，袁世凱的《紀略》應更為可靠；但是，由於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奸大憝」，被認為「一生善於作偽」，所以，儘管他信誓旦旦地保證《紀略》的真實性，仍然不能為人們所取信。有關夜訪等記載，史家們寧可取梁而棄袁，其結果是上了梁的大當。

    本文將對袁世凱《戊戌紀略》的真實性作出評估，並由此探討戊戌政變中一些撲朔迷離的問題

一、《紀略》主要情節可靠，《政變記》則有意隱瞞

    袁世凱《戊戌紀略》的主要情節是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勸他帶兵包圍頓和園，除掉西太后。

    對此，《紀略》記譚嗣同拿出一份事先寫好的擬上光緒皇帝的奏章，內稱：

    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

    當袁世凱詢問譚嗣同，「圍頤和園欲何為」時，譚嗣同直言相告:「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譚嗣同所稱頤和園中的「老朽」，當然指的是慈禧太后。

    這是維新派精心設計的一份完整的政變計劃,分兩步。第一步，誅榮祿其理由是榮祿向慈禧太后獻策，借九月天津閱兵，光緒皇帝巡幸天津之機，廢弒皇帝關於此,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記譚對袁世凱稱:

    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康南海自編年譜》云：

    乃囑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

又記袁表態云：

    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泄。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

在以上記載里，梁啟超、康有為為一方，袁世凱為另一方，雙方記載相較，在第一步殺榮祿上完全一致，可見雙方記載均屬實。

維新派政變的第二步是殺慈禧太后其進行步驟是:袁世凱帶兵入京，包圍頤和園，由維新派自己的人動手殺掉慈禧關於此，畢永年《詭謀直紀》記錢惟驥奉梁啟超之命，試探畢永年態度時曾說：

頃梁君謂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時，只言廢之，且俟往圍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未知畢君肯任此事否?

可見，袁世凱關於維新派政變的第二步所述，也屬實。畢永年是譚嗣同的生死之交，維新派計劃由畢永年動手，執行慈禧太后的死刑，所以，譚才對袁說：「此事在我，公不必問。」稍後，又再次對袁強調：「去此老朽，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

    由上述可見，袁世凱關於譚嗣同夜訪的主要情節的記載不僅是可靠的，而且是準確、適度的，沒有誇張之詞反觀梁啟超的有關記載，則只有誅榮祿的第一步，對第二步，則堅決否認，稱之為誣衊之詞。不僅如此，而且在形勢變化，康有為有承認之意的時候，梁啟超還認為「必當隱諱」，和康有為串通，永遠保守秘密。

    袁和梁的記述，在大關節上，到底誰可信呢？

二、《紀略》大多數的次要情節也可靠

    袁世凱《戊戌紀略》不僅主要情節可靠，其次要情節，許多地方也可以一一考實現擇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英艦游弋問題。《戊戌紀略》稱:初三日將暮，「得營中電信，謂有英兵船多隻游弋大沽海口，接榮相傳令，飭各營整備聽調，即回寓作複電適有榮相專弁遺書，己調聶士成帶兵十營來津駐紮陳家溝，盼即日回防」查台灣中研院所藏總理衙門收電檔，八月初二日，聶士成致電榮祿雲:「昨下午六點鐘由營口來兵船七艘，三隻泊金山嘴，四隻泊秦皇島，風聞系英國兵脈」同日，又電雲:「現外國兵輪己泊塘沽口內。」八月初三，榮祿即據此電告總理衙門可見，《紀略》所稱「英兵船多隻游弋大沽海口」一事，確有來歷又據八月六日天津《國聞報》載，聶士成軍確於初四、初五由蘆台拔隊來津。可見，《紀略》所稱榮祿調聶士成軍來津駐紮，亦系事實。

    (二）反間計問題。《戊戌紀略》載，譚嗣同為了打動袁世凱，曾特別提出，榮祿阻礙袁世凱晉陞。譚的原話是:「此人(指榮祿一一筆者)極其狡詐，外面與公甚好，心內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欽佩，去年僅升一階，實榮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聞諸慈聖，榮某常謂公跋扈不可用』等語此言甚確，知之者亦甚多。」關於此事，《康南海自編年譜》記，當年六月，康為了離間袁世凱和榮祿的關係，曾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祿對袁說:「我(指康）與卓如、芝棟、復生屢薦於上，上言榮祿謂袁世凱跋扈不可大甩」兩者完全相合，特別是「跋扈不可用」云云，竟完全一致

    關於反間計，《詭謀直紀》也記載，康有為曾對畢永年說「吾己令人往袁處行反間之計，袁深信之，己深恨太后與榮祿矣!」

    (三）電召湖南好漢問題。《戊戌紀略》稱，譚嗣同曾對袁世凱說:「我雇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召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關於此，《詭謀直紀》記:畢永年曾建議發電湖南，催唐才常入京同謀，得到康梁、譚三人贊同，連發兩電催促。

    (四）光緒密諭問題《戊戌紀略》記，譚嗣同曾向袁世凱出示光緒皇帝的密諭，其內容大概為:「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

    關於此諭，楊銳兒子後來交出的正本為:「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荒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按:原文如此)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己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將袁世凱所述和密諭正本相較，雖有長短之別，但精神實質完全相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沒有提到康有為這一點上，二者也相同。

    《戊戌紀略》又記譚在袁面前埋怨說:「硃諭在林旭手，此為楊銳抄給我看的，確有此硃諭，在三日前所發交者，林旭等極可惡，不立即交我，幾誤大事」查有關記載，光緒皇帝的密諭是七月三十日交給楊銳的，但楊銳驚恐不知所以為計，直到八月初三才通過林旭交到康有為、譚嗣同手裡這些足證《紀略》有關記載相當精確。

    (五）袁的推宕策略問題。《戊戌紀略》記，袁世凱沒有答應譚嗣同立即回津舉事的要求，而是推到九月天津閱兵時動手。袁稱:「九月即將巡幸天津，待至伊時軍隊咸集，皇上下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又何事不成?」關於此，《詭謀直紀》載，初四一早，畢永年向譚嗣同詢問夜訪結果時，譚答稱:「袁尚未允也，然亦未決辭，欲從緩辦也。」兩者所述相合。

    (六）舉薦張之洞。《戊戌紀略》記袁世凱初五請訓時，曾向光緒皇帝推薦張之洞，說是「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按，袁世凱在七月二十九日從天津奉召到北京時，即有推薦張之洞的打算當日，錢念劬致電張之洞雲:「袁臬明後見，欲請帥入樞。」

    根據以上6條，可證在若干次要情節上，袁世凱的《戊戌紀略》也沒有說謊，其記述基本可靠。

    袁世凱有無不老實之處呢？當然有。其一，上引《康南海自編年譜》記袁世凱稱:「殺榮祿乃一狗耳!」關於此，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所載更為詳細具體。不僅有對話，而且有對話時的神態據該書，當譚嗣同說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時，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之後，必然向康梁作詳細彙報袁世凱的這一表態必然給了康、梁以深刻印象，所以幾年之後，康有為想再次利用袁世凱的時候，曾經給袁寫過一封信，內稱：

    中國岌岌危亡，橫睇海內能救者惟公耳。八月三夜之言，仆猶記之，慷慨而許誅爾朱。中間之變，殆出於不得已。蓋聞爾朱已先調董、聶之軍，無能為役，殺身無益，不若留以有待此實志士之苦心也。

函中所稱「爾朱」，當即榮祿；所稱「八月三夜之言」，當即「殺榮祿如殺一狗」的慷慨表示給袁世凱本人寫信，自無捏造袁本人言行的可能

    衡以上述記載及資料，譚嗣同夜訪時，袁世凱曾有過「誅榮祿」的表態(哪怕是虛與委蛇)應無疑義但是，袁世凱在《戊戌紀略》中，卻隻字未提「殺榮祿如殺一狗」云云，在袁世凱看來，既有損他的形象，泄露之後也影響他和榮祿的關係，加以掩飾是必然的。

    其二，在《紀略》中，袁世凱對自己頗多美化在維新和守舊的兩派鬥爭中，袁世凱投靠守舊派，主要是出於對雙方力量對比和個人利害的考慮，並非如他自己所說是出於所謂「人臣之大義」。這一點，讀者極易明白，無須多言。

三、相關問題

    如果我們肯定《戊戌紀略》基本可信，那末，與戊戌政變相關的幾個撲朔迷離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一）天津閱兵時的廢弒密謀

    維新派要袁世凱舉兵的理由是榮祿與慈禧太后密謀，在九月天津閱兵時廢掉甚至殺掉光緒皇帝。八月初六日晨，袁世凱告密時曾將此點告知榮祿，但榮祿堅決否認據《戊戌紀略》，榮祿聽後，臉色陡變，大聲呼冤說:「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

    榮祿內心是否一丁點兒「犯上」的想法都沒有，筆者不能妄測，但是，所謂天津閱兵時的廢弒密謀則可以否定其理由：1.光緒皇帝光桿一個，沒有實權，要廢要弒，在北京即可，不必待到天津閱兵時候，也不必如此大動兵戈，麻煩費事。關於此，前人己經指出：「夫太后、榮相每以為此其時也，可以廢立矣，必在宮中調兵入衛，決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舉動也況今日京師之臣民，不知有是非久矣，苟行廢立，尚有敢謂其不然者乎？不待兵力以壓制之耳!」2.決定在天津閱兵，時在七月初八日，那時，光緒皇帝還沒有下令精簡機構，也還沒有斥革懷塔布等禮部六大臣，和慈禧太后、榮祿的矛盾尚未尖銳化，慈禧太后還不會下如此決心。3.後來，慈禧太后真正發動政變了，其過程十分簡單，車駕從頤和園還宮即可，對光緒皇帝，也僅止於剝奪實權，軟禁於中南海瀛台，並沒有取消其皇帝的名分，她在七月時怎麼可能就有廢弒之想呢？4.即使有廢弒之想，事屬極密，康有為等何從得知?對此，維新派從無說明因此，可以肯定，所謂廢弒之說乃是康有為等人的一種虛構。在《自編年譜》中，康有為稱:「先是慮九月天津閱兵即行廢立」，這個「慮」字用得還比較老實，它說明，「廢立」云云，只是康有為們的一種「憂慮」，並非確訊。

    維新派之所以虛構天津閱兵時的廢弒之說，與其說是出於疑懼，毋寧說是出於需要一一為己方的政變製造輿論。

    維新派早就認為變法的最大障礙在於慈禧太后，計劃有所處置。是年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的第二天，梁啟超即致函夏曾佑云：「西王母主持於上，它事不能有望也」。後來，王照流亡日本，向犬養毅透露說：

     俄而康被薦召對，即變其說，謂非尊君權不可，照亦深以為然。蓋皇上既英明，自宜用君權也及叩尊君權之道，則曰非去太后不可，並言太后與皇上種種為難之狀。

由此可知，處置慈禧太后的計劃當醞釀於康有為被光緒皇帝召見後不久至於處置方法，則是利用「兵力奪權」。康有為、楊深秀都曾表示:「此時若有人帶兵八千人，即可圍頤和園，逼脅皇太后」。為此，康有為曾想利用王照和聶士成的把兄弟關係，動員聶執行這一任務，保衛皇上，許以事成後任命聶為直隸總督，但是，王照不認為慈禧太后有「廢皇上之心」，拒絕當說客。這以後，康有為才轉向依靠袁世凱但是，要處置慈禧太后，必須得到光緒皇帝首肯，也必須有一個堂皇的理由動員內部，而天津閱兵時廢弒皇上之說正好可以滿足這兩個需要。它一可以製造緊張氣氛，嚇唬光緒皇帝，逼他按維新派的路子走；一可以動員畢永年和袁世凱等人出來「勤王」。《詭謀直紀》載，七月二十七日康有為曾對畢永年說：

    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於九月天津大閱時弒皇上，將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

試想，如果沒有太后想「弒皇上」這一條理由，畢永年、袁世凱如何肯出死力效命？事成之後，又何以向天下後世交代？

    此外，守舊派沒有天津廢弒密謀還可以從榮祿對光緒皇帝的態度上得到證明。

    《戊戌紀略》載，袁世凱在向榮祿告密時曾表示:「此事與皇上無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而死耳!」為此，二人「籌商良久，迄無善策」。又記載，榮祿奉召入京時，袁世凱叮囑他:「皇上萬一不安，天下後世，其謂中堂何！我亦世受國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報之!」而榮祿則答以「此事在我與慶邸，決不至累及皇上」，聲稱：「慈聖，祖母也;皇上，父親也。處祖母父親之間，為子孫惟有出死力以調和。」云云。

    在封建社會中，皇帝是社稷的象徵，光緒又還年輕，來日方長，榮祿、袁世凱在決定向慈禧告密時，不願牽扯光緒皇帝是可能的上引袁世凱對榮祿所說的一番「忠義」之言，目前雖難以找到證明材料，但是，榮祿對袁世凱的答語卻是有旁證可稽的。據當時報紙報道，榮祿入京後，確曾以「調和」自命，聲稱此行目的，「庶幾與父言慈，與子言孝」。這裡的基調、語氣和《戊戌紀略》所記他和袁世凱的對話相同。有記載說，次年，在慈禧太后真正想廢掉光緒皇帝時，榮祿曾建議立「大阿哥」，保持皇帝名義。還有記載說，榮祿有時還能在慈禧太后面前為光緒皇帝「寬解」。凡此，均可證明《戊戌紀略》記榮祿稱「決不至累及皇上」，以及他企圖「調和」之說為不虛。既然在光緒皇帝實際上成為階下囚時，榮祿都不贊成將他廢掉，此前自然更不會有將他廢掉、殺掉的想法

    (二）慈禧政變與袁世凱告密的關係

    《戊戌紀略》述，袁世凱於八月初五日返津後，即到榮祿處告密，「略述內情」，當時未引起榮祿重視，又有客在座，不便再談，袁世凱便告退，約好第二天再次拜訪初六一早，榮祿主動到袁處了解情況，袁詳述譚嗣同夜訪情節。二人商量如何保護光緒皇帝，沒有找到辦法當晚，榮祿召見袁世凱，發現北京來的御史楊崇伊在座，楊帶來了慈禧太后當日宣布「訓政」的消息等等。

    袁所述的這些情節清楚地擺脫了他和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的關係，是否可靠呢？慈禧初六「訓政」，立即命步軍統領衙門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弟兄和御史宋伯魯，沒有下令捉拿譚嗣同等，這是慈禧「訓政」和袁世凱告密無關的鐵證袁世凱告密而不提譚嗣同，或者慈禧有意緩捕譚嗣同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慈禧太后的再次「訓政」應與袁世凱告密無關關於此，時賢己有論述，茲不詳論。筆者只想指出，此一點亦可證《戊戌紀略》的有關記載屬實。

    (三）楊崇伊的作用

   《戊戌紀略》載，政變當天，楊崇伊即從北京匆匆趕到天津，向榮祿報告慈禧再次「訓政」消息。楊如此積極，正說明了他和「訓政」的密不可分的關係。慈禧「訓政」，應從他身上找尋原因按，楊崇伊屬於李鴻章系統的守舊派，他連強學會都反對懷塔布等六個禮部堂官被斥革後，他曾於七月二十八日到天津與榮祿密謀其後，他即通過慶親王奕B力於八月初三日到頤和園上書慈禧，要求太后再次「訓政」。這道奏章指責文廷式創設大同學會，「外奉廣東叛民孫文為主，內奉康有為為主」，又指責康有為偕其弟康廣仁及梁啟超來京講學，「將以煽動天下之士心」，「不知何緣，引入內廷，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  開，以位置黨羽。」這道奏章特別使慈禧太后不安的是關於伊藤博文的消息：

     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臣雖得自傳聞，其應如響。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

按，伊藤博文於當年七月二十三日來華後，即陸續有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及中國官員提議任用他為顧問或「客卿」，光緒皇帝且決定於八月初五日接見他慈禧太后本來就對變法不滿，在她看來，如果光緒皇帝任用伊藤，得到洋人的幫助，其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她才於初四日晚匆忙還宮，並於初五日中午光緒接見伊藤時坐在簾後監聽。關於此，張蔭桓回憶說：

    伊藤覲見，又系我帶領時太后在簾內，到班時，我向伊藤拉手乃外國禮而太后不知。上殿時挽伊之袖，對答詞畢，又挽伊袖令出，就賜坐，太后皆見之

張蔭桓把他獲罪的根源歸結為慈禧太后看見他和伊藤握手、挽袖，未免過於簡單，但是，這則材料說明了慈禧太后匆匆還宮「訓政」，除了她對維新運動不滿外，還在於害怕光緒和洋人結合。

    還有一條材料可以說明楊崇伊奏章的作用，這就是，慈禧「訓政」後，除了首先下令逮捕他奏章中攻擊的康有為弟兄外，接著，又於八月初十日下令訪拿或密拿文廷式和孫文，於十四日下令拿辦梁啟超，這三人，都是楊崇伊奏章中的參劾對象。

    慈禧太后政變和楊崇伊奏章之間的關係，前人早己指出，例如，長期在光緒皇帝左右供職的惲毓鼎就認為楊崇伊的奏章導致政變。政變發生後幾天，葉昌熾和幾位關心此事的友人討論，「各證所聞，知莘伯發難無疑義」只是由於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明確指認慈禧政變成於袁世凱之手，因此，人們普遍不採惲、葉二說，結果，愈相信梁啟超，許多史實之間就愈加顯得矛盾格，膠葛不解。

    明確了楊崇伊在促成慈禧太后政變的前期作用，那末，後期的問題就很清楚了。

    八月初六晨，袁世凱向榮祿詳細報告了譚嗣同夜訪的全部情節。當晚，楊崇伊到天津向榮祿報告慈禧太后政變消息，榮祿特意召來袁世凱初七日，楊崇伊返京，自然，他會帶走袁世凱告密的全部信息。胡思敬《戊戌履霜錄》雲:「(榮祿)遣人變服齎蠟書，馳告奕劻，奕劻言於太后。」「變服齎蠟書」云云，情節未必如此，但是，他指出榮祿「遣人」入京告變應該是可信的

    《戊戌政變記〉》《慈禧傳信錄》等書載，榮祿在袁世凱告密後，迅即親身入京，向慈禧太后告變這不過是梁啟超等人的猜測之談。《戊戌紀略》載，榮祿於八月十日（9月25日）奉召入京，這才是可信的。

    慈禧太后從奕劻那裡得知譚嗣同夜訪情節應為八月初七日下午以後，因此，八月初八日凌晨，慈禧太后立即密令逮捕譚嗣同等人。八月十三日，清政府處斬譚嗣同等人的「上諭」指責康有為等「首倡邪說」，「構煽陰謀」，其主要內容為「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這就是袁世凱告密後増補的罪狀了。

    (四）光緒皇帝的知情程度與賜袁世凱密諭問題八月初五日，袁世凱向光緒皇帝請訓。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稱:光緒皇帝曾賜以「硃筆密諭」，英人濮蘭德的《慈禧外紀》稱:光緒在乾清宮密室召見袁世凱，「告袁以所定機密之謀」，「付以小箭一支，為執行帝諭之據，又付以上諭一道」。其他如陳夔龍〈〈夢蕉亭雜記〉》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等書，都有賜袁世凱「手詔。或「密諭。的記載其中最有權威的當推張一的《古紅梅閣筆記》，該書在敘述譚嗣同「謀圍頤和園。的有關情節後記載雲:「次日召見，德宗示以所命。」張並加註說明，他的有關記載「皆袁所親告人者。。張是袁世凱的幕客，1909年袁世凱被清政府趕回老家前夕，他曾向袁面詢顛末，袁第二天即將《戊戌紀略》交付給他因此，張說似乎不容置疑但是，此說卻與《戊戌紀略》所述相反。

    據《戊戌紀略》，初五日，袁世凱向光緒皇帝請訓時，只有袁世凱一人獨白，在他勸光緒皇帝「忍耐待時，步步經理」，任用老成持重的張之洞出面贊襄變法後，皇帝雖然「動容」，但是，「無答諭」，什麼話也沒有說，當然什麼密詔也沒有給兩者孰為信史呢？

    查畢永年《詭謀直紀》，八月初二日，梁啟超曾說:「(康)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時，只言廢之，俟往圍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又上引《戊戌紀略》載，譚嗣同夜訪時，曾向袁出示一份擬好的奏章，其中談到「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譚並對袁說:「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請旨辦理。」可見，譚嗣同要在和袁世凱說定後才入宮死諫，袁世凱既未同意，譚嗣同自無深夜入宮面奏的必要，光緒皇帝因而也不可能知情初四晚，慈禧太后還宮，第二天，即對光緒皇帝採取了嚴密的監視措施，袁世凱請訓時，即有某侍衛大臣竊聽。自然，光緒皇帝不可能對袁世凱有什麼指示，也不可能以密詔相付；如果有，他的命運肯定要比軟禁瀛台糟糕得多。

以上闡釋了與《戊戌紀略》相關的四個問題。多年來，史家們為這些問題爭論不休，傷透了腦筋；現在是否到了廓清迷霧還其本相的時候了呢？

    維新運動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改革運動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無疑站在領導時代潮流的進步方面，但是，康有為、梁啟超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也說過假話，製作過一些假的或半真半假的資料。關於這一方面，史家己多有論證多年來，我們己經習慣了這樣的思維方式，凡進步人物說的話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說的話都不可信實際上，歷史是極為複雜的一切史料都必須經過考證和檢驗，否則，我們就可能被虛假的東西牽著走在戊戌政變史的研宄和闡述上，我們被康梁牽著鼻子的時間己經夠長的了。

作者簡介：楊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宄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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