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十七年教育」的基本特徵

新中國「十七年教育」的基本特徵  

楊東平

　　摘要：新中國教育是一個大致連續的過程，文革前「十七年教育」體現了新中國教育的基本矛盾、衝突、價值和特質。其主要特徵是：全面移植蘇聯模式，「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精英主義的教育價值，激烈衝突、震蕩的發展歷程。八十年代以來的教育改革的發展，已經極大地突破和改變了這一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通常被分為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結束文革之後、改革開放時期這樣三個不同階段。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教育」，是新中國教育的原型，它既成為「文化大革命」否定、摧毀的目標，又成為文革結束後教育重建的理想，以及80年代以來教育改革的主要對象。這三個不同時期似乎是斷裂的，每一階段都意味著對前一階段的激烈否定和改造，但事實上這是一個大致連續的過程。

　　新中國的教育處境與半個世紀前新教育興起時十分相似。面臨國際資本主義陣營的孤立、打壓，以迅速實現工業化、富國強兵為主要目標，教育又一次成為實現國家目標的強大工具。它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則是在後發展國家具有共性的：作為一個貧窮落後的人口大國，應當如何迅速普及和發展教育？是首先使大多數人享受適當的教育，還是優先培養工業化所需要的專才？在教育的功利和非功利價值之間，如何保持恰當的平衡？當然，黨的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將教育作為鞏固新政權、貫徹新的意識形態的工具，通過對知識文化系統的控制與改造，培養造就「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新中國教育的基本矛盾、衝突，價值和品質，在文革前「十七年教育」中已基本呈現。

　　一、中國教育的蘇聯模式

　　1949年月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當時教育改革的方針是「以老解放區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有用經驗，藉助蘇聯經驗，建設新民主主義教育」。[1]明確指出了新中國教育的三個主要來源。這一方針在隨後的實踐中迅速發生了變化。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不久就被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所取代，從而導致了對「舊教育」的全面否定。與此同時，向蘇聯的學習借鑒則迅速形成「一邊倒」的局面。

　　劉少奇成為向蘇聯學習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他組織建設了兩所學習、推廣蘇聯教育模式的樣板和示範學校——中國人民大學與哈爾濱工業大學。在教育界，向蘇聯學習的運動早在1948年已經在東北解放區開始了。50年代初之後，大批蘇聯專家被聘請來華工作，協助改造和重建新中國教育制度。凱洛夫的《教育學》取代了西方教育理論，成為從新的經典。由於「破舊」太急、太切，「立新」則完全依賴蘇聯模式，提出了「全心全意地」、「系統地」學習蘇聯經驗的口號，對蘇聯專家提出疑問或持不同意見者被視為落後甚至反動，因而出現了盲目照搬的嚴重問題，它後來被稱之為「無產階級教條主義」。1952年秋季起，大學從一年級起採用蘇聯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從1952年至1956年底，共出版了蘇聯高等學校教材譯本1393種。[2]從1954年起，大學本科的學制由傳統的四年延長為五年。曾經學自美國的按系招生、選課制、學分制、淘汰制等較靈活有效的制度均予取消。中國向蘇聯和東歐國家派遣了大批留學生，形成近代以來又一次留學生運動的浪潮，其中90%派往蘇聯。

　　向蘇聯學習最重要的成果，是通過對高等院校大規模的「院系調整」，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新的高等教育制度。1952年下半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了大規模的院系調整。調整的方針是「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3]根據蘇聯的大學模式，取消大學中的學院，調整出工、農、醫、師範、政法、財經等科，或新建專門學院，或合併到已有的同類學院中去。到1952年底，全國四分之三的高校都進行了調整。經1953年繼續調整後，基本完成院系調整任務。

　　中國的高等教育，從此納入了蘇聯式的高度集中計劃和專才教育的模式。其基本特點是教育計劃與國民經濟計劃緊密相連，國家對教育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按產業部門、行業、甚至按產品設立學院、系科和專業（例如農機學院、坦克系、發動機專業），教育的重心放在與經濟建設直接相關的工程和科學技術教育上。院系調整後，培養專門人才的能力和效率大為提高，初步形成了比較齊全的學科專業體系，工科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工科學生由1949年的3.0萬人，佔在校生的26.2%，上升為1953年的8.0萬人，佔在校生的37.7%.此後，工科一直是高等教育中發展最快、比重最大的科目，1965年工科學生佔在校生的比值高達43.8%.另一個發展較快的科目是師範教育，師範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在校生比例由1949年的10.3%提高為1953年的18.8%.[4]

　　50年代以發展專門學院為主、崇尚專門化的院系調整，無疑有其現實合理性。但其問題也十分明顯。過度「專業化」的後果，極大地改變了大學的理念和大學的內涵，造成學校和學科結構的文理分馳、理工分家。由於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越來越細、越來越多，致使所培養人才的知識結構比較偏狹，從而缺乏發展後勁和創造力，造成人力和資源的浪費。

　　而且，它是以嚴重削弱文科教育和綜合性大學的功能為代價的。高等教育的價值和結構出現了「重理輕文」的嚴重偏斜。1949年時，學習文、法、商、教育等文科的學生佔33.1%；1953年，文科學生的比例減為14.9%；1957年第二次院系調整後，這一比例下降為9%.1962年，這一比例最低，僅為6.8%.[5]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絕無僅有。在高等教育系統中具有特殊作用，被稱為現代教育的「軸心機構」的綜合性大學被嚴重削弱和傷害。全國綜合性大學由調整前的55所減為14所。經調整後的綜合性大學已不再是世界通行的、真正意義上的多學院、多學科的大學，而僅僅是文理科綜合性大學。由於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獨立於大學之外的中國科學院，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消解了大學的科研功能，使大學降為單純的教學機構，從而進一步模糊了大學與專門學院的界限，阻塞了大學內在的發展活力。

　　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建立起了高度集中、條塊分割、部門辦學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1953年，全國148所高等院校，由高教部管理的8所，中央各業務部門管理的30所，大區行政委員會管理的72所，省、市、自治區管理的38所。隨著建立起大學統一招生和畢業生統一分配的制度，大學生自由擇業、教師和知識分子的自由流動成為歷史。

　　當時中國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與大工業生產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無疑是一種現代化的努力。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從20世紀上半葉學習模仿美日，到50年代學習移植蘇聯，呈現出強烈的外來文化導向和「西方化」傾向。但與學習日、美教育相比，50年代初的學習蘇聯運動具有十分不同的特點：它是在國家層面上，從意識形態到制度、組織、理論、教材、方法等系統地全盤移植，「全盤蘇化」；新制度的建立並不是一個漸近、融合的過程，而是通過國家的強制力量，在極短的時間裡迅速建成的。這在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一種特例——許多殖民地國家，以及戰後的日本是在外力的強制下被迫全面改制，新中國則是一種主動的選擇。

　　但是，50年代的學習蘇聯仍然是有文化選擇和文化衝突的。例如，高校統一招生制度雖然與計劃經濟體制高度契合，卻並不是來自蘇聯。當時，中國所學習的「蘇聯模式」是斯大林時代「專家治國」時期的產物，斯大林的名言是「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但50年代中國的社會氛圍、文化背景與蘇聯完全不同，中國不但完全沒有模仿蘇聯尊崇知識分子的政策，相反將知識分子從政治上到經濟上逐漸貶為最低。50年代初，中國曾學習過蘇聯的「一長制」——企事業單位的行政首長負責制，但在階級鬥爭升級之後，強調黨對業務工作的領導，「一長制」便銷聲匿跡。蘇式的教條主義、繁瑣哲學、條條框框，以及官僚主義、文牘主義等等，向為毛澤東深惡，並成為毛澤東抵制和鬥爭的對象。

　　二、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伴隨著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新中國逐漸形成了一種整體主義的社會。在鞏固新政權的鬥爭中，不僅要通過國家機器清除舊社會的遺留，而且需要向公民提供新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認同感。教育被視為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強有力的政治工具。伴隨階級鬥爭的升級和教育的不斷政治化，政治與教育和學術的關係、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成為尖銳、敏感的問題。

　　1949年《共同綱領》確定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很快就過時了。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上，提出新的教育方針：「我們的教育方針，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6].這一方針，反映的主要是學校教育教學的培養目標。「勞動者」的提法，是具體針對當時大量城鄉中小學畢業生升學困難、鼓勵他們回鄉務農而提出的。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一個新的教育方針：「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7]雖然黨一直在領導教育，但突出這一點，仍然有很強的針對性，導致了此後教育政治化的加速。

　　「政治挂帥」、「突出政治」的制度實現，是改變了建國之初沿襲解放區教育通例實行的學校院校校（院）長負責制，建立起黨委領導體制和獨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在經歷了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規定「一切教育行政機關和一切學校，應該受黨委的領導；黨委應該注意在學校師生中發展黨和青年團的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所屬的學校，在政治上應當受當地黨委的領導。在一切高等學校中，應當實行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一長制容易脫離黨委領導，所以是不妥當的。」[8]隨著建立起獨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和隊伍，高等學校中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機構臃腫的現象日益突出。

　　當時黨的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對建國前的「舊知識分子」進行「團結、教育、改造」，它被視為是事關教育領導權、鞏固新政權的重大問題。毛澤東稱「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各個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9]在共和國的前三十年，知識分子成為歷次政治運動主要衝擊、批判和改造的對象，與主流意識形態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學校里的政治運動此起彼伏，幾無停息。

　　1951年9月，由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發起，京津20所高校教師三千餘人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開了知識分子學習、改造運動的先河。1951年底，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要求「在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專科以上（即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10]1952上半年，結合「三反」、「五反」運動，在師生中進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和揭發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1952年，全國打擊托派分子，在高等學校也處理了學生中的托派「讀書會」。1954暑期，在高校畢業生中開展「忠誠老實學習運動」，對畢業生進行政治審查和鑒定。隨後，中央指出應加強對新生在錄取前的政治審查，並在全國中學建立新生檔案制度。1955年3月，組織中小學教師學習唯物主義思想和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5月，全國開展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和肅反運動，在大學生中也進行肅反。

　　1957年的反右鬥爭，全國被劃為右派的達55萬人，主要是知識分子，約佔當時全國五百萬左右知識分子的十分之一。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受到巨大傷害。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的教師，河南為4.1萬人，佔全省右派總數7萬人的58%；廣東為1.3萬人，佔全省右派總數3.7萬人的35%.[11]清華大學共有571人被劃右派，其中教職員222人，學生349人，約佔學生總數的5%.[12]北京大學學生中被劃右派的421人，經紅專辯論，反右補課，到1958年1月又增補了153人，達到574人。[13]

　　1958年的教育革命運動，各級學校開展「拔白旗，插紅旗」，「向黨交心」、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等「興無滅資」的思想鬥爭。1959年9月，在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之後，在高校和中等學校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保衛「三面紅旗」的運動。1960年起，在高校、文藝界、學術界開展以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為中心的學術批判運動，批「人道主義」、「人性論」、「和平主義」、「學術自由」等觀點，又有眾多專家學者遭到批判。在1964、1965年，對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學術理論的批判達到了新的高潮。

　　教育理論界對所謂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的批判，也一直沒有停息。

　　1951年新中國思想文化界的第一場大批判——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運動中，陶行知出人意料地成為被批判的對象。1946年陶行知逝世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給予他極高的評價，稱其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黨外布爾什維克」。此後，對他的評價一落千丈。研究者認為，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清除五四之後在文教界和知識分子中佔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美國文化的影響，為建立蘇式的官方意識形態掃清道路。對陶行知教育活動「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定性，將陶作為「民主個人主義」的典型在政治上加以否定，實際上是將廣大知識分子的人生路向、事業追求的否定，從而建立起他們必須自我改造的思想前提。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文教界有一種輿論，認為「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創造起來的」，將陶的貢獻與毛澤東相提並論。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是教育路線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14]

　　繼1951年毛澤東批判《武訓傳》、否定陶行知之後，1954年，毛澤東就《紅樓夢》研究批判《文藝報》和紅學權威俞平伯，掀起批判唯心主義思想的大批判。1955年，大張旗鼓地批判杜威、胡適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涉及陳鶴琴、陶行知等眾多學者。1958年，北京批判心理學教學中的「資產階級方向」，波及全國的心理學批判運動，把心理學說成偽科學，一批心理學家成為「拔白旗」的對象。1960年，教育界批判誇美紐斯的「量力性」原則、「系統性」等教育思想，「挖十八、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老祖墳』。」1963、1964年，批判斯霞的「母愛教育」，視為修正主義「人性論」、「和平論」的表現。

　　與思想改造、政治批判同時進行的是組織清理。在建國初期，被清理的首先是「肅反運動」中的反革命分子、反動分子等；但也有在思想、學術上被視為落後、不合需要的人。事實上，每一次政治運動之後，都有一輪新的組織清理。在1958年至1961年的政治運動中，受到組織處分的學生數量之多令人驚訝。據1962年7月教育部黨組、團中央關於高等學校學生甄別工作的報告，1958年至1961年的畢業生和在校的四、五年級學生約一百萬人，其中被批判、處分的學生15萬人，約佔學生總數的15%；以雙反交心、拔白旗、紅專辯論、教育革命、反右傾、反壞人壞事運動中批判的人最多，約佔被批判處分學生的70%以上[15].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中，逐漸形成凌駕於學術水平之上的「政治標準」。雖然理論上提倡「又紅又專」，但重視業務和學術水平高的人往往被貶為走「白專道路」。「紅」的政治標準，既包括本人的現實政治態度、在政治運動中的表現，也包括家庭出身、個人經歷（是否有「歷史問題」）、親屬和社會關係（是否有海外關係）等等。它逐漸演變為被稱為「階級路線」的一套相當制度化的政策，即在入學、出國、晉陞技術職務、畢業分配、工作使用等許多方面，根據家庭出身予以不同對待，優先選拔、使用出身於工、農、革命幹部家庭，所謂「根正苗紅」、政治上可靠的子女；限制剝削階級子弟、非勞動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動的機會。1966年文革爆發之後，以幹部子弟為主的「紅衛兵」直接以封建的「血統論」作為自己的組織理論，它與「階級路線」實在是一脈相承的。

　　三、從大眾主義到精英主義

　　新中國教育面臨這樣的兩重使命：既要擴大勞動人民受教育的權利，迅速普及教育；又要通過正規化、制度化的教育，為實現工業化和國防建設培養大量急需的專門人才。這一教育發展中「公平-效率」的矛盾，在當時的官方話語中稱為「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如何既保持大眾教育的價值和革命精神，又與工業化建設的需要接軌，對於新中國教育無疑是一種艱難的選擇。

　　建國之初，新中國的教育不僅具有很強的革命意識，也具有很強的平民意識，延續著解放區的教育方針，十分重視教育平等的價值，強調教育面向大多數人開門，通過實行幹部教育、業餘教育、工農速成學校等多種教育途徑使廣大工農群眾得以接受教育。1949年確定的「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論與實際一致，其目的是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為當前的革命鬥爭與建設服務；」「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學校必須為工農開門」：「教育工作的發展方針是普及與提高的正確結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以普及為主。」[16]

　　當時教育發展的重心在小學教育。為了實現迅速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標，1951年10月，政務院頒布《關於學制改革的決定》。這一1949年之後唯一頒布的正式學制，十分鮮明地強調教育公平的價值。它認為原有學制最重要的缺點，是工人、農民的幹部學校和各種補習學校、訓練班在學校系統中沒有相應地位；小學學制六年並分初、高兩級的辦法，使廣大勞動人民子弟難於接受完全的初等教育。新學制破天荒地將工農速成學校、業餘學校、識字學校、各類政治學校和政治訓練班等正式納入學校系統，從而形成工農速成教育、成人業餘教育和正規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並將小學學習年限由6年減為5年，實行五年一貫制。由於這一改革十分倉促，在全國實行小學五年一貫制不具備條件，新學制實行了一年即告停止。

　　此後，在向蘇聯學習的過程中，那些來自解放區的非正規的教育形式逐漸失去了價值。1955年，工農速成中學停止招生，具有某種標誌性。教育的正規化建設和對教育質量的重視，使得在平等與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漸移向了後者。

　　「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在理論上的區別，是認為對於國家和民族的振興而言，重要的是使少數人享受充分的教育、培養一批出類拔萃的英才；還是使大多數人接受必要的教育，培養具有良好素質的國民。在教育實踐中具體體現為是優先發展高等教育，還是優先普及基礎教育；在實施教育的過程中，是儘可能地使大多數人享受平等的教育，還是對少數人實施特殊的「尖子教育」，等等。

　　圍繞實施國民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和向蘇聯學習的正規化建設，我國教育在五十年代初逐漸走上「精英教育」的路線。它主要表現為：國家優先發展培養專才的高等教育，並且對大學生免收學費；在中小學實行重點學校制度，形成以升學教育為目標的「小寶塔」結構，選拔和培養少數「尖子」。出現了重高等教育、輕基礎教育；重工程技術教育和科學教育，輕文科教育；重專業教育，輕普通教育等教育價值的失衡。

　　1953年9月，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為了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教育部門應當首先集中力量發展和改進高等教育。中小學教育已有很大的發展，今後應當著重質量的提高」。[17]為了加快高等教育發展，1952年11月，在院系調整的高潮中單獨設立高等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而教育部主管中小學教育。此後，高教部與教育部幾度分合，合併的目的，都是為了解決實際工作中日益突出的重高等教育、輕普通教育的問題。但是在此後的教育發展中，這一傾向始終存在，未能得到有效的糾正。

　　國家教育發展的重心，放在能夠直接促進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高等教育上，體現的是國家對「效率」的追求，強調教育對促進科技和經濟發展的直接功利價值，為我國五六十年代實現工業化和國防建設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持。其問題是由於教育資源配置的嚴重失衡，致使基礎教育尤其是農村教育長期薄弱，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教育差距加大，落後的國民素質成為中國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深刻制約。由於在條塊分割的計劃體制下，教育資源配置主要從國家的總體目標出發，並不是根據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因而，儘管在一段時間內也有平衡布局的政策，但地區差距並沒有有效地縮小。

　　比較典型地反映當時精英教育價值取向的，是中小學的重點學校制度。

　　1953年5月，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要辦重點中學」，全國共確定重點中學194所。在60年代初教育調整、整頓的過程中，重點學校建設又一次提到議事日程。1963年，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確定的重點中學共487所，占公辦中學的3.1%.[18]重點中學的主要功能是為高等學校輸送合格新生，以與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1959年，周恩來總理在二屆人大會議上所說：「首先集中較大力量辦好一批重點學校，以便為國家培養更高質量的專門人才，迅速促進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提高。抓住重點，帶動一般，是符合教育事業發展規律的。」[19]1962年教育部頒發《通知》，要求各地選定一批重點中小學，這些學校的數量、規模與高一級學校的招生保持適當比例，高中應全部包括在這類學校內，與高一級學校形成「小寶塔」，並集中精力先辦好一批「拔尖」學校。

　　這一制度在現實中具有很大的負麵價值。因為中小學教育是由國家舉辦的、面向所有兒童、具有義務教育性質的基礎教育（儘管當時尚未確立義務教育制度），理應遵循教育公平的原則，保證學生平等的教育權利和教育機會。由於重點學校在師資配備、辦學條件、教育經費等方面遠比一般學校優越，從而導致學校之間的差距拉大，在培養、選拔出少數「尖子」的同時，造成一批基礎薄弱的「差校」、「垃圾學校」，使大多數兒童的利益受損。同時，重點學校之間追求升學率的競爭惡化了整個基礎教育的氛圍。90年代，基礎教育階段的重點學校制度被正式取消。

　　四、兩條路線的衝突

　　以大量培養各類專門人才，迅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為目標，新中國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的以培養專家為目標的精英教育顯然是與進城之初面向工農大眾以普及為主的教育價值相衝突的。這兩種不同的教育理念：知識化、正規化、制度化與革命化、大眾化、勞動化的衝突，貫穿了新中國教育的歷史，是認識新中國教育發展的基本線索。

　　毛澤東毫不掩飾他對科層化、專門化、制度化的管理、造就一個「技術官僚」階層、具有「專家治國」色彩的蘇聯模式的反感。他對在學習蘇聯過程中出現的高度集中統一、國家壟斷的教育管理體制、忽視農村和農民的城市中心價值、繁文縟節和條條框框，以及學生學習負擔過重等問題感到擔憂。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中，他明確批評學習外國經驗「一切照抄，機械搬運。」[20]1957年3月，他與七省市教育廳局長座談，可能是毛澤東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張。他提出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第一書記要管教育，全國統一教學計劃不合適，要減少課程，減輕教材，要方便農民子女就近上學，應當允許社辦、民辦學校等等。[21]此後，毛澤東又多次談到這些問題。1957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行政會議，落實毛澤東的有關批評，提出小學教育應打破國家包辦，提倡城市街道、機關、廠礦企業辦學和農村群眾集體辦學；可以允許私人辦學；改變中學設置規模過大、過於集中在城市的缺點，初中的發展要面向農村等等。1958年4月，中央召開的教育工作會議，既批判了照搬蘇聯的「無產階級教條主義」，也批判了所謂的「資產階級教條主義」，即教育部門的「右傾保守思想和教育脫離生產勞動、脫離實際，並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政治、忽視黨的既領導的錯誤。」[22]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用十五年時間在工業生產上趕上並超過英國的目標，毛澤東向全黨動員，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全國迅速掀起「大躍進」的高潮，在教育界則掀起「教育革命」的熱潮。1958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和教育革命，標誌著一種有別於50年代照搬蘇聯模式的新的教育方針、教育路線的形成——在批判了「無產階級教條主義」和「資產階級教條主義」之後，毛澤東開始走自己的路。

　　1958年8月，在「大躍進」的高潮中，毛澤東視察天津大學時說：「高等學校應抓住三個東西，一是黨委領導；二是群眾路線；三是把教育和生產勞動起來。」[23]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澤東教育主張的三個重要方面，1958年的教育革命正是在這樣三個層面上展開的。毛澤東對蘇聯模式的批判和消解，是通過教育的不斷政治化，用凌駕於學術之上的政治批判壓制「專業化」和崇尚專家的路線；同時，用戰爭年代慣用的群眾路線、群眾運動方式衝擊他所反感的正規化、制度化建設。此後，這種以政治動員、政治批判、群眾運動為特色的「革命模式」不斷再現，衝擊和改造正規的學校教育。它下一次大規模地再現，就是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它造成長達十年之久的社會動亂，以及摧殘、迫害知識分子，文明倒退、教育荒廢的「奇觀」。

　　1958年教育革命的另一個重要動機，是希望通過「大躍進」、群眾運動的方式加快教育發展，打破常規，迅速普及教育。當時的領導集體對普及教育提出了不切實際的高目標。1955年12月，青年團中央發布《決定》，要求在七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年文盲。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提出「文化革命」的任務，要求十二年內分區分期普及小學義務教育。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將這一目標又大大提前，提出「全國應在三年到五年時間內，基本上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農業合作社社社有中心和使學齡前兒童大多數都能入託兒所和幼兒園的任務」，「爭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基本上做到使全國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條件和自願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24]

　　因而，從1956年起，教育發展就進入了大起大落的劇烈震蕩之中。1956年高等學校的招生，比上一年猛增一倍，達18.5萬人，1958年大躍進，招生人數增至26.6萬。此後，1959年的廬山會議批判彭德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全國掀起又一輪浮誇風和大冒進，1960年的高校招生猛增至32.3萬。全國高等學校由1957年的227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同樣，普通中學的數量，從1956年的6715所，到1957年增加為11096所，1958年又翻了一番，達28931所，中學生數從1956年的516萬猛增至1958年的852萬。

　　冒進和浮誇風導致了60年代初經濟生活的嚴重混亂和全國性的大饑荒。在隨後的調整、整頓中，教育規模大幅度削減，學校大量精簡教工和學生，當時稱為「瀉肚子」。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0.6萬，比1955年的水平略高。1961-1963年，高等學校學生減少22%，高中學生減少16%，全日制初中學生減少18%.[25]在經過1958年至1963年的「冒進-緊縮」之後，中國教育仍數次經歷這種由於體制性原因和「運動式」的發展方式造成的波動；教育規模的大起大落成為新中國教育發展的另一個基本特點。

　　1977年之後，全面否定了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對1958年教育革命的評價卻顯得曖昧不清，典型的意見是一分為二，否定過激的做法，肯定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探索、取得的科技成果等等。但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個整體，其核心尤在政治。1959年，教育部部長楊秀峰的講話稱，1958年教育大革命主要是解決了「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其目的「就在於使我國的教育事業能夠更好地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殘餘服務，為將來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服務」；而「教育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26]似乎找到了一條更為理想的培養共產主義新人的新路。1964年，中宣部在一個材料上的批語稱：「我國的教育工作，是直到一九五八年，即建國以後九年，才在理論上解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教育這個問題的。以前沒有解決，把蘇聯凱洛夫的教育思想認為是社會主義的，而實際上它仍是資本主義的。」[27]

　　因而，「十七年教育」的矛盾衝突有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在制度模式、發展路徑上，即照搬蘇聯模式與抵制、突破蘇聯模式的不同主張；另一方面是政治層面的，即如何處理政治與教育的關係、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正是這一矛盾的總爆發，並以粗暴、荒誕的方式突顯了這一新中國教育內在的基本矛盾。文革期間，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盛讚1958年的教育革命，又稱1961年以後的教育調整「扼殺」了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清楚地言明了文革「教育革命」的起源和來源。

　　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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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育文獻法令彙編》（1949-1952）》，第14頁。

　　[2]《人民日報》，1957年11月6日。

　　[3]余立：《中國高等教育史》下冊，第36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4]《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第965頁。

　　[5]《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第966頁。

　　[6]《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85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

　　[7]《人民日報》，1958年9月20日。

　　[8]《人民日報》，1958年9月20日。

　　[9]《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9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

　　[1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52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1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第200頁，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

　　[12]《清華大學九十年》，第212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

　　[13]《北京大學記事》，轉自《粵海風》2001年第4期，第19頁。

　　[14]天馬：《「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國的不幸遭際》，《炎黃春秋》，1999年第1期。

　　[15]《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第312頁。

　　[1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第8頁。

　　[17]《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第113頁。

　　[18]《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2）》，第168頁。

　　[19]《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2）》，第169頁。

　　[20]《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85頁。

　　[2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第190頁。

　　[2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第221頁。

　　[2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第229頁。

　　[24]《人民日報》1958年9月20日。

　　[25]《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2）》，第93頁。

　　[26]楊秀峰：《我國教育事業的大革命和大發展》，《人民教育》，1959年第11期。

　　[27]《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第3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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