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國民素質失落之因：好文化，製造不出來（五）
19世紀末來華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性格》一書中說：「讓我們再重複一遍，中國需要的東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而在2011年4月1日舉行的斯諾克中國賽上，英國選手墨菲還在抱怨：「中國觀眾的行為非常沒有禮貌，這種情況七年里從未改善。」——想來任何一個正常的中國人看到這樣充滿著道德優越感的話語都會感到憤怒。然而，在中國近代史上，你卻不難找到這種觀點的擁躉，近代以至當代的眾多偉人也為中國畫出了無數種「製造」先進文化、改造「愚民」的藍圖。但這一百年來中國的風雲變幻表明，他們的規劃和製造，只不過是在中華文化傷痕纍纍的肌體上，披上了一件GDP全球第二的光鮮外衣而已。
在俄羅斯感受「素質」與「素質教育」- 作者：廣曦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我的朋友柳德米拉·米哈依拉夫娜，是位大學教師，她和我仔細討論了「素質教育」這個片語。她反問我：「素質是什麼？教育是什麼？有和素質無關的教育嗎？你們古代孔夫子的教育和素質無關嗎？」這回輪到我目瞪口呆了。我用我的理解解釋說：「"素質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質的教育』的簡稱，孔夫子的教育當然包含了那個時代的很多關於素質的教育的因素，可是，現代素質有了更高的標準，於是對提高被教育者素質的教育有了更高要求。」一番交談之後，柳德米拉老師覺得我國提倡的「素質教育」，在俄羅斯大概就是「公民教育」。她認為：「公民教育是對公民進行的教育，因為公民社會需要共同和諧生活的準則；公民教育也是全體公民實施的教育，因為這是每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俄羅斯人的素質和社會環境中的 素質教育 素質教育是對公民的教育，是公民實施的教育。這就是我感覺到的俄羅斯素質教育的要領，也是素質教育的關鍵。 1.俄羅斯人的社會公德和社會的公德教育 在俄羅斯的街頭，隨處可以見到表現出俄羅斯人社會公德、社會文明素質的有趣現象。成群的鴿子在馬路上大搖大擺地散步，在廣場上向遊客們討食吃。我們認為膽小的小麻雀也敢于飛到你的腳前，拿走它喜歡的麵包渣。冬季大雪覆蓋了山川大地，山雞會來到農家院里和家雞共進晚餐。在需要排隊等候的場合，後來的人第一句話總是問：「我在誰的後面？」俄羅斯的商場、醫院、飯店等人群集中的場合，沒有人吸煙，沒有人隨地吐痰，沒有人大聲喧嘩，沒有人嬉笑怒罵，一片整潔和肅靜。俄羅斯的私人別墅不用鎖門，俄羅斯的室外公共設施如郵件箱、電話亭、路邊的花草都很少遭到破壞。 春暖花開的季節，公園裡有許多年輕的父母和他們的孩子，這是休閒遊玩的場所，也是孩子們接受教育的場所，大人們教育孩子不要折花、不許踐踏草坪、保護公共衛生。野外山坡上開滿了各色各樣的野花，父母告訴孩子：「可以采幾支你喜歡的野花帶回家，插到你的花瓶里，夠用就行了，不可以多采，因為，野花是大家的。」 2.俄羅斯公民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 俄羅斯基本屬於法制國家，人們具有較高的守法意識和良好的職業道德素質。我舉一個目睹的例子，兩輛汽車相撞的事決不少見，這種場面在俄羅斯通常是這樣的，相撞的汽車停在馬路中央，兩位司機下車分別看看自己的和他人的撞壞了的汽車，表示遺憾。然後他們站到一邊，沉默了一會兒，一個司機說：「不給我支煙嗎？」另一個司機遞過一支煙，兩個人便閑聊起來。「你在哪裡工作呀？」「今年雨水太多呀，你的土豆長勢如何？」「恐怕今天不能準時赴約會了」，儼然是兩個旁觀者。他們知道，他們之間的任何爭吵都於事無補，他們相信法律，他們在等待警察來裁決。 俄羅斯一般的公司或者企業單位都有自己的律師，起草文件、簽訂合同、解決紛爭都由律師進行。俄羅斯人都知道自己擁有什麼法律權利，不具有什麼權利。鄰里之間、同事之間、甚至家庭成員之間，一旦發生利益或人權糾紛，每個人都會依法捍衛自己的權利，或依法力爭，或訴諸法律。社會需要法律，更需要公民法律意識。我的同事娃蓮金娜是位會計師。一天，她興高采烈地告訴我，她當上外婆了，小外孫十分漂亮可愛，她讀初中的女兒給她生了個外孫子。又過了幾天，她一臉憂愁，求大家幫她租房子。原來，她和她的女兒只有一間住室，現在多出一個外孫子來。娃蓮金娜知道，根據俄羅斯保護兒童的有關法律，她的小外孫是這個生存合理空間的法定主人。這意味著，這位外婆暫時失去了房間的主權，如果，這位外婆的存在使小外孫生存空間不合理，那麼必須離開的是作為房主的外婆。
俄羅斯人的法律意識還有一個有趣的佐證：有兩個小夥子決定動手打架了，他們通常要把身上有的刀子、鐵器等物品扔掉，赤手空拳較量，因為，他們明白有兇器和無兇器的打鬥，無論性質還是量刑截然不同。 依法治教育是實施素質教育的保障，俄羅斯公民的法制觀念決定了一方面教育者依法實施教育，違背國家教育法規、侵害學生人權、傷害學生自尊的事件一般不會發生；另一方面，受教育者都懂得依法維護並監督自己受教育的權利。 3.平等的人際關係和人際間平等的意識 可以說，孩子一出生就獲得了平等的權利，父母呼喚孩子時，喊名字，幾乎沒有「心肝」「寶貝」之類的稱謂，子女喚父母也經常直呼其名；家長們清楚什麼事是孩子自己的事，例如吃東西是孩子自己的事，沒有家長追著哄著孩子吃東西，可是，吃飯時如果刀叉亂響則要受到批評；孩子受到呵護而不是嬌慣，孩子跌倒了必須自己爬起來；沒有家長越權干涉孩子上什麼小學、進什麼重點中學、考什麼名牌大學、找什麼對象之類的屬於孩子的私事。有些地方我覺得有些過分，有悖於中國常情。例如，俄羅斯家長可以允許孩子結交異性朋友，容忍同居或生育，他們認為這是長大了的孩子的需要和權利。因此，母親在女兒13歲以後，應該做的事是指導避孕措施。法律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撫養到18 周歲便結束了撫養關係。法律沒有規定子女對年邁的父母有贍養的義務，在俄羅斯，年邁老人不和子女共同生活。在我們辦公樓里，有一位打掃衛生的老奶奶，叫「娜達沙」，已經70多歲了。她喜歡我們喊她「娜達沙」，如果你稱她「老大娘」或「老奶奶」，她會不高興：「我有那麼老嗎？」她丈夫過世了,兒子是轉業軍官，也住在這座城市，娜達沙卻獨自生活。對此，我很不理解，娜達沙是這樣解釋的：「我也年輕過，我知道年輕人不喜歡老年人的拖累。現在我老了，去影響年輕人的生活，那很不公平；他們不應該和我一起喝鬆軟的米粥，他們需要大塊大塊地吃肉；他們不應該跟我一樣慢慢地走路，他們需要奔跑。」 平等和民主是素質教育最重要的基礎。 俄羅斯基礎教育的一些特色 1. 「一貫制」、「小班額」模式，為了充分地了解每一個學生。俄羅斯一直沿襲著「小學中學一貫制」的辦學體制，或「10年一貫制」或「11年一貫制」。俄羅斯學校每年分四個學期，新學期從9月1日開始，這一天相當於俄羅斯的一個重大節日，全國的學生和教師都穿著嶄新的漂亮的服裝，每一個學生都手捧著鮮花，拜見他們的校長和老師。10月末第一學期結束，放秋假一周，元旦前後放寒假三周，3月末放春假一周，6月1日至9月1日暑假。多數學校分二部制（上、下午班），7年級以上的學生每周32節課，學生每天在校時間5至6小時。班額一般不超過25人（上外語課時，這樣的小班還要分為兩半進行授課）。俄羅斯堅持實施「一貫制」、「小班額」的教育模式，其理由是：教師可以用幾年的時間充分地了解每一個學生、便於發現每一個學生學習的或道德的缺欠，從而實施個別幫助。便於發現每一個學生的愛好或特長，從而培養和發展學生個性。教師們認為，每個學生都有權利從學校和教師那裡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機會，得到同樣的幫助，使每個人都得到發展。學校教育應該使每個孩子都學會做人、學會做事、學會愉快地生活。
在俄羅斯，素質教育的核心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快樂地、真誠地、有尊嚴地生活。因此，任何人、在任何場合所進行的教育，基本是以身作則的影響，而不使用枯燥的口號或空洞的說教。因為學校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走進社會融入社會，所以學校的教育不迴避任何社會現實，所以，不存在學校教育脫離社會、脫離現實教育的弊端。 2.以學生為中心設置教師工作室我國學校的教研室里，許多教師在一起備課辦公。俄羅斯學校教師辦公室與我們完全不同，他們以為學生學習為中心設置教師工作室，6年級以下的學生（小學生）有自己的固定教室，固定的教師，這裡就是師生們的「家」。學校為7年級以上的學生設置了「學科教室」，例如俄羅斯文學教室、化學教室、音樂教室等。這種學科教室也是相關教師的工作室。例如，物理教室就是物理教師準備物理課、準備物理實驗、學生上物理課、做物理實驗的綜合場所。這個物理教室里充滿著物理教學情景，牆壁的四周掛著物理學家（以俄羅斯物理學家為主）畫像、物理圖表、物理公式等。教室的邊上通常有一個陳列櫃，陳列著歷屆學生在本校學習期間研製的儀器或教具。這個物理教研室通常只有一名物理教師，條件好的學校可能為這位物理教師配備一名實驗員。物理教師的辦公位置就在教室的前面，黑板的旁邊、物理教師身後的門通向物理實驗室和物理儀器室。如果，這所學校有三位物理教師，那麼就有三個物理教研室。如果，這位物理教師承擔著班主任工作，這個教研室亦成為這個班的主要活動場所。7年級以上的學生（中學生）就被取消了固定教室，實行走班上課。上什麼課，到什麼科教室去。 3.沒有教科書和複習資料的書包很輕鬆 我國學生可以想像，走班上課，背負著複雜的書籍資料搬來搬去的困難和混亂場面。俄羅斯的中學生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沒有自己的教科書，他們需要的教科書就放在相關教室的書架上，用時拿來，用後放回。他們沒有複習題、練習冊之類資料。因此，他們的書包十分輕便，有的學生就拎著一個塑料袋，在各個教室間走來走去。同一間教室，進進出出不同班級或不同年級的學生，男生們頗具紳士風度，總是遵守著「女士先請」的紳士規則。 學生書包里有的僅是筆和筆記本，記筆記是學生的重要學習方式。學習中的絕大多數問題在課堂上解決，沒有晚自習，沒有各種輔導課，學生的學習「負擔」主要集中在課堂上。教師有時布置少量的家庭作業，這些作業多屬於動手、觀察一類的實踐性作業。 4.多種大綱、多樣教材、多向選擇 我們把「教學大綱」理解為指導教學的綱領性文件，我感覺到的俄羅斯教學大綱不是這個含義。例如數學教學大綱，是對教師的數學教學、對學生數學學習的基本要求的「專家建議」。自1992年《俄羅斯聯邦教育法》頒布以來，俄羅斯的教育呈現多元化、多極化和多樣化。就物理教學大綱而言，我搜集到的有7種高級中學物理教學大綱、4種天文學教學大綱、3種試驗用物理教學大綱。學校根據自己的特點選擇適合自己的教學大綱，對於教學，教師有很大的自由空間，有很多自主性。大綱和教材都屬於教學參考書系列，教師有權根據學生情況，根據本地區地理、人文特點，刪去大綱規定的某些內容或增加某些內容。由於俄羅斯教學大綱的多樣性，決定了教材多種多樣。學校開設的課程很多，學生學習的課程也不少，但是，考試科目不超過5科。俄羅斯中學一般都實行「2＋2」或「2＋3」考試模式，即，俄文和數學兩科必考，在其他學科中任選二或三科。 5.在潛移默化之中提升學生素質學校里的素質教育以校園文化為依託，在平等、尊重、關愛的氛圍中進行，沒有講大道理，沒有簡單說教，甚至可以說，「素質教育」在不知道「素質教育」中潛移默化中進行。
教師不是命令或要求學生，因為這樣根本行不通。因此，教師只能以自己的氣質、修養、知識、閱歷、人格、能力、同情心、愛心去征服學生的心靈。 俄羅斯教師也批評學生，他們理解 「批評」不是「挖苦」，既要批評又要保持學生的自尊。俄羅斯教師信奉的邏輯是：應該先給學生自尊，再給學生自信，然後才是教育或教學。 俄羅斯中小學開設「公民教育」等人文社會課程，內容既包含知識也包含公德教育，也體現出對學生生活的關注，例如，「我們現在不是一般的孩子了」、「課堂的生長」、「行為準則」、「我們怎樣了解周圍的世界」、「什麼圍繞在我們周圍」等等。 6.俄羅斯考試、升學與高考改革 目前俄羅斯還沒有統一高考，也不存在省市等級別的統考，學校和班級不排列名次。考試抽籤制，教師事先準備好許多題籤，分別裝在信封里，每個題籤的結構和難度相當。一般是三個試題，其中一個綜合題，一個解釋現象或理論證題，另一個是實踐性題。考生一個一個地應試，被考時間15 到20分鐘。進入考場的考生先隨機抽取一個題籤，然後坐下來筆答綜合題，論證題需要當著「考官」面陳述，「考官」還可能追問相關問題，實驗操作題則要當場操作，「考官」可能對考生的操作規範給出提示或提出質疑，針對實驗結論和誤差向考生髮問。評分「5」分制，教師對學生的了解是給「分」的依據之一。有的特別嚴肅的考試，往往是四個或更多的「考官」針對一個考生。 獲得中學畢業證的學生有權報考俄羅斯任何大學，升大學的考試由各大學進行，每年7月進行，各大學的考試時間不同，同一所大學不同的系，考試時間也不同，考生可以參加幾個大學的入學考試，或參加一所大學幾個系的入學考試。因此，一個考生可能被幾所大學或一所大學的幾個系同時錄取，上哪所大學讀什麼專業由學生自己決定。 近年來，俄羅斯聯邦政府覺得過度寬鬆，使基礎教育質量下降。2005年3月17日，俄羅斯聯邦教育科學督察署署長簽發了有關俄羅斯2005年國家統一考試的規定。2006年起，所有十一年級中學生必須參加國家統一高考，只有莫斯科大學堅守其特有的招生制度。俄羅斯教育部長菲利波夫不同意迫使學生進行馬拉松式的複雜考試的做法，由於人口出生率下降，報考大學的人數少於大學可以招收的人數，俄羅斯大學正面臨著生源緊張的問題。因此，俄羅斯統一高考的改革暫時擱淺了。（責任編輯 李廣晨） 「教育第一，教學第二」 感受俄羅斯素質教育2011年03月02日 22:28
來源：中科院網站 作者：新華字型大小: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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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素質教育早已遐邇聞名。20世紀50年代末，蘇聯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提出了讓學生個性和諧、全面發展的教育方法，成為世界素質教育的發軔之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在素質教育上一以貫之，提出「教育第一、教學第二」的教育新方針。
記者在莫斯科1948中等學校採訪時感受到，學校在設置課程時強調多樣化，鼓勵學生全面發展。記者在旁聽三年級音樂課時發現，音樂老師就像一位出色的指揮，在不知不覺中調動起了學生的興趣。剛上課時，有幾個學生常常分神，但當鋼琴聲響起，老師嘹亮的歌喉展開後，所有的學生都正襟危坐，像模像樣地演唱起來。記者仔細一看，學生面前擺放的歌本都是五線譜寫成的，叫人不得不對這些只有八九歲的小傢伙刮目相看。
縫紉課更是精彩。走進縫紉課堂，記者彷彿置身於一個小型制衣廠里，不過受雇的都是些「童工」罷了。十幾個小姑娘齊唰唰地坐在縫紉機前，有的在製作桌布，有的在縫衣服。由於手工課是選修的，男孩子一般都喜歡做木製工藝品或者陶藝，所以縫紉教室就成了女孩子的天下。
俄羅斯的學校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性，這一點在繪畫課堂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一個7歲的男孩用鮮艷的色彩畫了一個人物，記者以為這可能是哪部科幻影片中的主角，他卻介紹說是他的自畫像，老師還對他給予了鼓勵。
所有文體場館對孩子大開綠燈
在俄羅斯，所有的影劇院、音樂廳、博物館、美術館等場所都對中小學生大開綠燈，實行免票或票價優惠制度。俄羅斯音樂的殿堂--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大廳，每月都舉辦一場兒童專場音樂啟蒙和欣賞演出，幾大著名交響樂團輪流演出，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首席大提琴手等著名演奏家親自配合講解員為孩子們講解，著裝整齊的孩子們專註地聆聽音樂，感受著音樂的美。演出結束後，小觀眾們鄭重其事地上台為演員獻花致意，他們態度不卑不亢，彬彬有禮，演員們也像對待成年觀眾一樣，認真地對獻花者表示感謝。
要提高青少年的綜合素質，離不開社會這個大課堂。俄羅斯目前大約有8000多個校外教育機構，包括少年宮、運動學校、科技工作站、旅行俱樂部、兒童圖書館、航天航海俱樂部等。
俄羅斯著名的「雛鷹」夏令營已有50多年的歷史，每年都接待約1500名7歲━15歲的孩子，讓他們離開父母，到郊外的營地過22天集體生活。夏令營結束後，很多家長都欣喜地發現孩子變得更懂事，吃飯不再挑食，睡覺也比以前有規律了。
記者在莫斯科參觀博物館或畫廊時，也常常見到一些小觀眾。儘管這些孩子對藝術知之不多，但在老師和博物館工作人員的琅琅講解中，熱愛藝術的種子已經深深植根於他們幼小的心靈。在這些地方，記者從未聽到孩子們打鬧的嬉笑聲，也從未看到過他們追逐玩耍的身影，一種嚴肅的神情常常掛在他們臉上，旁人觀之也不禁肅然起敬。
生活在最愛讀書的國度
春天時，記者常常能在莫斯科的公園或者郊外看到休閑度假的三口之家。靜觀之後，總能得出俄羅斯孩子獨立性強的結論。的確，俄羅斯人非常注重培養小孩的獨立性，孩子摔倒了，讓他自己爬起來，接著往前走。在莫斯科嚴寒的冬季，也常能看到孩子隨父母一同溜冰滑雪的情景。
家庭的熏陶是培養青少年綜合素質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舉例來說，前蘇聯曾被譽為世界上最愛讀書的國度，許多家庭的藏書量多得驚人，孩子們往往在耳濡目染中繼承了良好的讀書習慣。
目前，俄羅斯經濟正處於轉軌階段，不少家庭生活窘迫，但為了讓孩子全面發展，家長們捨得花錢。前幾天記者在莫斯科最大的書店買書時，見到一對母女正在翻看一本精裝的《芭蕾舞啟蒙》，書印製得非常精美，但書價較貴，約合人民幣30元，這顯然讓那位衣著樸素的母親犯了難。但最後她還是下了決心，撫摸著女兒的頭說：「咱們買!」
近10年來，雖然俄羅斯人的價值觀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始終沒有忽視對孩子的素質教育，對他們而言，讓孩子成長為身心健康的公民最為重要。
(據新華網)
1958年的蘇聯教育改革
2011年03月02日 22:26
來源：陝西師範大學網站 作者：李娟字型大小: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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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娟 單位：陝西師範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
一、教育改革的原因
蘇聯的國民教育在戰爭結束以後的10年中取得了很大發展。但是，40-50年代蘇聯的國民教育制度是在30年代整頓時期形成的，那時對中小學提出的任務是為高一級學校培養文化基礎紮實和掌握了科學基礎知識的合格考生，對中等專業學校和高等學校提出的任務是培養工農業所急需的技術人員和專家；對中小學進行勞動訓練和綜合技術訓練，以及讓他們做好參加勞動的思想準備，讓他們學好生活與勞動所必需的實際知識和技能等任務被推到次要地位。在1937-1939年間，關於勞動教育和綜合技術教育的問題甚至連提也不提了。隨著七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和中等教育的發展，青年升學與就業的矛盾越來越大。1954-1957年間有250萬以上的中學畢業生未能升學，僅1957年一年就有80萬名中學畢業生不能升學，他們對參加工農生產勞動既無思想準備，又無實際的勞動技能。升學與就業成為蘇聯教育的主要矛盾。這樣，在學校工 作的目標與勞動就業的可行性之間，在教育制度的結構與國家經濟的需要之間出現了嚴重的相互脫節、互不適應的現象。消除這一現象的根本辦法，就是要建立一種教育制度，它既有利於學生為未來的生活和工作做準備，又能促進學生參加與自己年齡和身體相適應的，並對社會有益的活動。此外，在進入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工農業生產技術的現代化對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培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急需進行中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改革。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58年9月21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謝·赫魯曉夫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一份《關於 加強學校與生活的聯繫和進一步發展國民教育制度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這份建議批評了那種將學校與以後的生活相割裂，使教育制度的目標與國民經濟的需要相脫節的鴻溝，批評了那種片面強調學生繼續深造，接受高等教育的傾向。為日後的教育改革確定了原則和方向 。同年11月12日，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根據上述《建議》發出了《關於加強學校同生活的聯繫和進一步發 展全國國民教育制度的提綱》交全民討論，結果受到了普遍擁護。在此基礎上，1958年12月24日蘇聯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審議通過了《關於加強學校同生活的聯繫和進一步發展蘇聯國民教育制度的法律》（以下簡稱《法律》）。這項《法律》是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直接把教育改革問題提出來，並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作為國家法令付諸實施的。蘇聯現代教育史上首次重大改革從此拉開序幕。
二 、教育改革的主要內容
根據《法律》規定，1958年蘇聯的教育改革涉及到學校制度、學校類型、各級各類學校的培養目標、學習年限、教育教學內容及其方式方法等許多方面。
（一）普通學校的改革。《法律》認為，中學的主要任務是培養青年走向生活，參加公益勞動，進一步提高普通教育和綜合技術教育的水平。因此，必須培養學生通曉科學基礎知識，成為能夠經常進行體力勞動的有學識的人。於是《法律》規定，普通學校的學生，從15至16歲起，在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基礎上接受完全中等教育，使所有這種年齡的青年都參加公益勞動。
《法律》把原來十年制的普通學校延長為十一年制。並要求儘快改組原十年制學校（高年級）為各種類型的十一年制的普通中學。與此相適應，普及義務教育由七年延長到八年。並要求從1959至1960年學年起，就開 始把實施普及義務教育的七年制學校過渡到實施義務教育的八年制學校的工作，並在三、五年內完成這一過渡。這樣，初等教育仍為四年。中等教育就分成了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八年制學校（原七年制學校延長一年）， 屬全部普及義務教育階段，是不完全的勞動綜合技術普通中學；第二階段為九至十一年級的中等教育，稱為完全的中等教育階段。負責施行完全中等教育的學校有三種基本類型：一是工農青年學校。這是一種不脫產的普 通中學。它招收不完全中學畢業並直接參加生產的青年，採取夜校或函授的形式教學。這類學校的任務是給予第二階段的中等教育並提高青年的職業技能。學習年限為三年。這種學校一般由工廠和農莊單獨或聯合開辦。 其畢業生可領取中等教育畢業證書並有權報考高等學校。二是從事生產訓練的中等普通勞動綜合技術學校。這是一種全日制類型的學校，八年制中學畢業生可進入這類學校，學習年限亦為三年。學生在這種學校里除接受 普通中等教育外，還要接受職業訓練及綜合技術教育。學生的生產訓練和公益勞動，一般在企業的生產車間，在集體農莊或國營農場的學生工作隊，在校辦工廠或教學實驗農場中進行。教學計劃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被用 於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生產教學和生產勞動上。在完成所有這些教學任務後，按實際需要，學生既能升入高校，也能夠在經濟或文化部門就業。三是中等技術學校。八年制學校畢業生進入這類學校。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並 重。培養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熟練工人和技術輔助人員。修業年限三至四年。學生畢業後發給有關掌握職業技能和完全中等教育的畢業證書，並可獲得中等技術專家稱號。
（二）職業技術學校及中等專業學校改革。《法律》要求改組原有職業技術教育體制，「設立城市和農村 職業技術學校，使在八年制學校畢業後參加生產的青年受到職業技術教育」。這類職業技術學校的主要任務是 「為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培養有文化的、有技術知識的熟練工人和農業勞動者」。學習年限為一至三年不等。《法律》還規定：進一步改進中等專業教育制度。開辦建立在八年制學校基礎上的中等專業學校。從最新 的科學技術成就的現代生產出發，要求中等專業學校培養的畢業生「具有較高水平的理論修養和較豐富的實踐 知識」。各中等專業學校的學習年限視其具體情況而定。中等專業學校以夜校和函授學校為其辦學的基本形式。中等工業技校應設立工廠，由學生來生產工業產品；中等農業技校，應以大型農場為基地組織，其中一切主 要工作都應由學生自己完成。
（三）高等教育的改革。《法律》規定：「高等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出高級專家……他們應當了解國內 外最新的科技成就，熟悉實際情況，不僅能充分利用現代的技術，而且能創造未來的技術」。要求高校畢業生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基礎上教育成長」，並不斷提高「理論修養水平」。同時它還要求高校，「應當接近 生活、接近生產」，遵循教學與公益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培養出專門人才。這被確定為高校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法律》在高校招生對象上也作出了新規定：決定逐步減少錄取應屆普通中學畢業生，相應增加優先錄取從事 實踐工作的有工齡的中學畢業生，如實現招收80%具有兩年工齡的中學畢業生，應屆畢業生只能錄取20%。同時 ，廢除中學畢業生獲得金質、銀質獎章者升入高等學校的優先權。在課堂學習上，要求大學生有更多時間 參加實際生產勞動、生產和教學實習。
在高等教育改革中，重視加強重點大學建設，尤其注重於尖端專業的發展。《法律》規定：「必須進一步發展大學教育，尤其是要更多地培養出數學、生物學、物理學和化學等的新的分支學科的專家。」為此，需要採取發展高等教育的各項措施。其中包括「擴大和加強高等學校的物質、技術基礎，要給綜合大學和工業高等學校的實驗室配備電子計算機、加速器和其他最新設備。」
另外，從1959年開始，所有全日制高校都同時開辦了函授學校和夜大學，以適應大批青年要求升入高等學校的需要。與此同時，在大的廠礦企業、國營農場和科研機關也相繼辦起了服務於本部門的實行半工半讀制的高等學校。
三、改革的結果
1958年蘇聯教育改革，強調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為學生將來的就業作準備，使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需要相適應。但生產的時數過多，忽視了知識的教育，沒有正確解決普通中學為學生準備就業和升學的雙重任務，片面的強調了為就業作準備，忽視了為高等學校培養新生的一面。因此，《法律》頒布以後，在全國各地執行效果卻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在於：
首先，片面而又教條地強調生產教學。使生產教學與勞動佔用了過多的學時，而且組織不善，不僅未能實現對學生進行職業訓練的設想，還使教育教學質量受到很大的干擾，降低了學校的教學質量。 由於生產教學時間增加太多，各校只好相應增加每周上課時數，結果使得原本沉重的學生負擔變得更加沉重。學生 考試不及格率日益上升，喪失了學習興趣，留級和中途退學情況相當嚴重。1962年間，全蘇聯中小學退學 學生有50萬人。農村學校的學生退學率竟高達50%。因此，雖然中學學制延長了一年，總課時也有不少 增加，但是學生的知識質量卻沒有得到提高，反而明顯下降了。1963年，俄羅斯聯邦教育部長阿法納先科在國民教育會議上的報告中承認：「五年的經驗證明，把中學修業年限延長一年並把這些時間基本上用於生產教學，這種作法在多數情 況下是不正確的，因為可以用較短的時間完成這項任務；加上由於缺乏必要的條件（師資、經費、教學設備），而使生產教學往往變為無謂的時間浪費。」
其次，要求高等學校主要招收具有從事實踐工作經驗的人，給高等學校的招生與教學工作造成很大困難。由於招生章程規定80%的新生應當來自有兩年工齡的青年，結果從1957年到1961年進入高校的具有實際工作 經驗的學生人數，從占入學總人數的28%猛增至60%。這部分青年人雖具有一定工作經驗，但他們的文化 知識水平比應屆中學畢業生還要差，因而不能適應高等學校教學的要求。
最後，青年職工在崗學習徒有虛名。雖然改革之初，國家有關部門曾作出保證：「將為所有想要一面工作一面學習的人創造必要的條件」。並且規定：「每一個企業和每一個國營農場在制訂錄用青年勞動力的計劃時，應規劃一定百分比的青年參加不脫產學習」。但這些規定往往很難貫徹實施。一來許多學生就業以後不再想進業餘學校繼續學習；二來大多數廠礦企業一味追求利潤指標，對業餘教育漠不關心，因而業餘教育往往有名無實。
正因為改革當中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所以未及赫魯曉夫下台，實踐就已經證明他的改革根本就行不通 。當時甚至業已開始醞釀「縮短學制」，強調學校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使學生掌握知識上」去了。1964年8月1 3日，蘇聯《教師報》刊登了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通過的《關於再次修改普通學校學制的決定》。赫魯曉夫 下台不久，又先後頒布了《關於高等學校修業年限規定》和《關於中等專業學校各專業修業年限規定》。這些 「決定」和「規定」的基本內容，都是要學校「縮短修業年限」和「加強學生數、理、化等學科的基礎理論知 識以及提高外語教學水平，強調不要再讓學生在學習時間以內去搞同教學過程無關的工作」。這些「決定」和 「規定」的頒布，全在於糾正1958年教育改革的偏頗和錯誤。這樣，1958年12月24日由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審核批准的《關於加強學校同生活的聯繫和進一步發展蘇聯國民教育制度的法律》，事實上就被廢止了。這表明： 赫魯曉夫倡導的教育改革遭到了失敗。四、蘇聯教育改革的經驗教訓
1958年蘇聯教育改革本質問題乃是如何正確處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辯證關係問題。眾所周知，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重要 原理，也是社會主義教育的根本原則。要理解並貫徹好這一原則，應當防止兩種偏向：即一方面要防止像前蘇聯1958年教改之前那種過分強調文化知識教育，輕視勞動教育，「突出智育第一」的偏向；另一方面 ，又要防止赫魯曉夫時期那種過分強調生產勞動，忽視知識教育的偏向。教育與生產勞動的關係是一種相互促進、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的關係。教育產生於生產勞動，又服務於生產勞動。因此，在整個青少年教育成長過程中，一味地強調智育或勞動教育都是違背歷史發展辯證法的。
現代教育與生產勞動的關係，既不像古代勞動者教育那樣是和生產勞動融合在一起的，也不像古代學校教育那樣是和生產勞動完全脫離的，而是處於一種獨特的狀態：它們既作為兩個過程相互獨立，又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它們之間聯繫的基礎和紐帶便是現代科學。惟其如此，所以現代學校教育毫無疑問應當以科學教育 作為自己的中心。但現代學校僅有科學教育，也不足以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為了在實踐上解決兒童、青少年未來順利適應現代生產的問題，應該通過必不可少的生產教學以及參加一定的生產勞 動和其他服務性勞動，以便進行一般勞動知識和勞動技能的教育、勞動心理品質的培養和熱愛勞動的思想教育，這就是勞動教育；此外，還必須進行關於現代生產的基本科學技術原理和科學管理原理以及基本生產技能教 育，這就是綜合技術教育；同時，為適應多種多樣的生產部門的要求，青少年在走向社會生活之前，還必須進行具體的職業訓練，這就是職業教育；工作以後，在一生中還必須隨時通過各種業餘教育形式補充新的科學知 識和職業訓練，這就是所謂的繼續教育，而繼續教育乃是終身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這一切的綜合，現代教育才能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滿足為現代生產和現代社會培養適應其發展的勞動力和社會成員的要求， 現代生產、現代科學和現代社會才能發展。這就是說，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實質就是要通過各種教育形式培養在理論和實踐上能適應現代生產的生產工作者和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社會成員，從而推動生產和社會發展 。這一點，既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本質，同時也應該是現代教育改革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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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蘇聯社會及文化思潮研究
2011-03-02 21: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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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漢軍
外界對蘇聯社會的印象通常是鋪天蓋地的標語、領袖的畫像和雕塑、大小會議上的慷慨激昂的發言等等，並且認為這就是蘇聯社會的本質。他們據此得出結論：蘇聯社會是由一個固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的，而且從1917年11月7日以來就是這樣。
然而，事實遠非如此。十月革命後的頭二十年，儘管大部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還在使用，蘇聯政權也依然自封為馬列主義者，但是，伴隨著經濟和政治的變化，蘇聯的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來的社會主義目標被拋棄，政權的實際目的，僅僅在於維持它的穩定和權威，在於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為了給剛穩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會政策辯護，也為了給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個說法，斯大林政權對意識形態進行了一次徹底的修正。
1929年以前
俄國革命並非從剛生下來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板著臉孔的馬列主義老太太。事實上直到１９２９年，蘇聯知識界還保持著相當的活力與自由。許多舊文人還能夠繼續他們的工作。知識界跟外部世界的聯繫還保留著。蘇聯的藝術和科學總體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齊駕並驅。現代主義也跟國外一樣，活躍在俄國的舞台上。在社會科學方面，黨的信條儘管佔據主導地位卻並不僵化。在社會政策方面黨繼續宣揚革命理想，儘管在實踐上調子已經降低了。黨對俄國的文化落後性有了更敏銳的認識。
同時，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官僚主義在不斷滋長。列寧在1922年就批評國家機構跟沙俄官僚機構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塗了一層蘇維埃油彩。工人反對派受到批判，工人們對工廠的控制早在１９２１年就受到了責難，收入不平等現象在發展。人們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實行了以下一些措施：進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運動，以及黨的「最高定額」，即為黨員所規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1929至1932年
1929年，斯大林擊敗了黨內最後一個反對派後，確立了黨的絕對的權威。在此基礎上斯大林實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標：
（１）使社會的各個階層，特別是農民和知識分子，在黨的直接控制下聯合起來；
（２）加速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基礎的發展；
（３）把政治上的控制手段，引入到社會政策領域。
這一時期文化和社會政策的主題是紀律以及黨至高無上的教義。根據這個主題，黨對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決定論者（他們現在被稱作布哈林反對派）發動了全面的攻擊。這些學者失去工作；著作得不到發表；有的人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取代這些人的是在各行各業工作的黨員，他們的特點是把權力看得比學術良心更重要，他們滿腦子黨的權威觀念，壓制所有的異端思想。在藝術和哲學領域，具有唯意志論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根源於列寧革命前的思想）佔了統治地位。總的來說，這是一個極端的馬克思主義被應用於社會科學的時期。不過，這一時期自然科學還保持著相對的自由。
1932至1937年
隨著經濟和政治的急劇變化，極端馬克思主義顯然過時了。極端馬克思主義的盛行使一個又一個理論園地荒蕪了。文學方面，很少有價值的作品得到發表；在歷史學方面，學生連歷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學家只會背教條；誰也不把法律課程當一回事。
蘇聯政權認識到，它正在利用的「無產階級」思想和政策並非最適合於它的目標，因此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極端馬克思主義接著就在各個領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經在黨的名義下宣揚和應用這些觀點的人們，被宣布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破壞分子，並且在遭到了清洗。革命知識分子風氣隨之被傳統主義所取代。黨仍然牢牢控制著文化，只是它的文化政策向相反方向轉了180度大彎。
這次轉變表現在文學和藝術上，是拉普和其他此類文藝組織的清洗，以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的確立」。在歷史學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傳統的「國王－戰爭」模式，並且給沙皇俄國的過去恢復了名譽。心理學方面，逐漸從強調環境的條件作用轉變到強調個人的意志和責任。政治學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後亦步亦趨，1937年後他們拚命論證國家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工具，同時也是抵抗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主要工具，只要這些需要存在，國家就不會消亡。
在社會政策上也有了相應的變化。由於黨發現僅僅靠強制還不足以激發無產階級的積極性，因此它逐漸轉向建立傳統的政治秩序：對國家和法律的美化；對階級分化的鼓勵；作為激勵因素的收入差別；傳統的權威式的家庭；最後還有教育政策的轉變，目的是培養適應新的官僚主義工業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順從的性格。
文學和藝術
在20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領域一樣，作家們也亨有廣泛的自由。儘管一些極端主義文學團體建議黨直接掌管文學，黨並不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它的官方標準。列寧、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贊同：「任何文學潮流，學校、團體都不能在黨的名義下獲得成功」。
1929年，黨開始把作家組織起來。黨把全權授予極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團體，這個團體是在拉普的名下組織的，它著手把無產階級文學的標準，強加給所有的作家。那些堅持藝術自由的團體以及一個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寫出無產階級文學的馬克思主義團體，都受到了審判。甚至著名的無產階級詩人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也受到了批判，這促使他在1930年自殺了。
在拉普領導下，文學毫無成果。1932年，黨的領導認識到這一形勢，解散了拉普，並且使拉普領導人成為替罪羊。就這樣，1929-1932年的極端的「無產階級」政策作為反馬克思主義被否定了，與此同時，黨的一貫正確的形象得到了維護。那些負責管理這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的人，突然變得因循守舊，並且開始橫眉冷對所有的文藝革命實驗，說它們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學的新官方路線，很快推廣到其他藝術形式上。起初大家並不明白它的含義，直到不斷有一些作家和藝術家因為不能緊跟而挨批，黨的目的才變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藝術領域的轉變模式也和文學的相似：最初都經歷了始於1929年的無產階級宣傳的時期，續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總有點忽然的變化，從激進的無產階級內容轉變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傳統主義上了。轉變的時間表，在戲劇和電影方面是在1932年；音樂方面是1932至1933年；建築學是在1935年左右。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的特徵是：滿懷熱情的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宣傳和民族主義歷史學的復辟相呼應）；對古典作家的推崇（與為沙皇俄國的過去正名相呼應）；感情多於理性分析的批評；迎合大眾的趣味。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任何背離都會被扣上「形式主義」的帽子。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定義下，好和壞被刻板地規定了，沒有什麼價值的連續，也不存在中間路線。
「新蘇維埃人」就是具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種人生觀的人。馬克西姆？高爾基最先描敘出這種樂觀的、個人主義的、理想化的所謂「新蘇維埃人」。一個文學綱領要求：不朽的作品應該表現「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計劃經濟的創造者，必須展現出全部精神風貌；這些作品將揭示出那種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鍛造的，他的靈魂是怎樣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是如何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教導下得到加強、豐富和武裝起來的。」簡言之，「新蘇維埃人」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
這種新的個人主義實際上主要是為了適應領導的需要和為他們所擁有，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而對群眾而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看上去是為了讓人民和政權同心同德，也為了在幻想中滿足他們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控制自己命運的夢想，以及刺激他們參與政權實行的目標的熱情。
歷史學
歷史學的轉變是忽然和激烈的。1929年以前，普羅科夫一派的歷史學家在史學領域佔據了統治地位。普羅科夫是職業歷史學家，同時也是老黨員，共產主義學院和紅色教授學院的領導。普羅科夫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學領域的一統天下，在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０年間，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被根除了，所有重要的職位都被安插上新訓練的黨員。
普羅科夫以黨的名義灌輸的這種史學思想，其特點是絕對的經濟決定主義，對俄羅斯歷史的嚴厲的反民族主義態度，以及在階級鬥爭和社會經濟形態的僵硬框架中對歷史的高度抽象的處理。在他的歷史視野中，個人僅僅是客觀力量的代理人。由於這些因素，特別是因為他踩著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向上爬，他的確是目中無人。普羅科夫的這種態度，象他對異端史學思潮的毫不妥協一樣，使他走向了極端。普羅科夫提出，「過去的歷史就是今天的政治」，它只不過階級鬥爭的一個工具。無所謂客觀性。所有科學僅僅是的科學，所以科學家不能不站對立場。普羅科夫認為，俄國在發展上並不曾落在西方後面。這樣他就能夠證明十月革命是一個自然的進程，同時也反駁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然而，1929年以後，黨就樂於強調俄國過去的落後，以使之與在社會主義之下的發展過程聯繫起來，並強調群眾的意志和熱情等主觀因素的重要性。唯意志論的馬克思主義取代了決定論馬克思主義。
法律
在法學界，傳統馬克思主義決定論遇到了現實的激烈挑戰。此前的觀點是：法律嚴格地說是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體現。如同國家政權一樣，它是無產階級在反對舊社會的殘餘的鬥爭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段，然後，它就將消亡。這一理論實施的結果是：民法被忽略了，法律學校日漸式微；犯罪與懲罰的概念受到了否定，因為它表達了個人責任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見解。
1936年，隨著新憲法的確立，法學的整個革命的定義忽然間被拋棄了。斯大林提出了「法律的穩定」。法律消亡的觀念被宣布是破壞性的，國家首度檢察官帕蘇科尼斯儘管公開作了檢討，但還是在1937年初受到了貶黜。他的位置被他以前的助手安德烈？維新斯基接替了。法律不再從屬於政治的便利。「革命的合法性」被重新定義為對法律的嚴格遵奉。傳統的法律語言、革命前的法學專家回到了他們的位置上。「犯罪」、「處罰」以及個人罪行的概念也恢復了。對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責任的確定標準也大大放寬了。
只要蘇聯領導層仍舊從革命變化中得利，它就視法律為黨和它的政策取得至高無上的權威的攔路石。當穩定成為領導層主要的關注點，法律就在它的最傳統的形式下恢復了（當然，要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籤），以此來支撐國家的權威和增強個人責任感。在這方面法律與政治學理論、哲學、家庭政策及教育學緊密聯繫。
政治學理論
政治學領域的變化更深刻地詮釋了蘇聯官方思想的變化。黨原本把無產階級國家看作是必要的罪惡，國家註定要在革命的改造後消亡的；如今卻轉了180度大彎，把國家吹捧為社會組織的最高形式和偉大的創造力量。
1929年之前，蘇聯的政治學理論多多少少還保持原貌。人們認為黨領導下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它是在過渡時期鎮壓前資產階級的抵抗所必需的。當過渡時期結束，社會主義完全變為現實後，國家也將和法律一樣消亡。
斯大林大權在握後，在政治學理論搞了兩項意味深長的創新。其一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國家在國防方面負有重任，甚至到「共產主義」也如此。其二是對黨的領導作用的突破。他提出黨不僅起革命的準備和執行作用，而且還負有革命後組織社會主義秩序的責任。「無產階級需要黨」，斯大林斷言，「不僅為了實現專政，更是為了保持、鞏固和擴大專政，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和集體化時期，社會和文化生活都被置於黨和國家的無所不包的控制之下。而在理論上，斯大林開始著手強化國家的職能。他從「辯證法」中找到了理論武器。在1930年6月的黨的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提出：
「我們在致力於國家的滅亡，同時，我們堅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國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強大的統治。我們越是把國家的力量發展到極致，為國家的滅亡所準備的條件就越充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這是？矛盾？的嗎？是的，這是？矛盾的？。但這個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實，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徹底反映」。
1934年，斯大林總結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原理：
「毫無疑問，無階級的社會不會自動地產生。它的實現和建立，有賴於全體勞動人民的努力，有賴地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的加強，有賴於階級鬥爭的深化，有賴於階級的廢除，有賴於消滅資產階級的殘餘，以及與國內外的敵人進行鬥爭」。
1936年新憲法發布後，黨宣布階級已消失，階級剝削已不存在。然而，領導集團完全無視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階級對抗源於社會衝突，不但沒有減弱而且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在大清洗中，加諸政治反對派的罪名與其說是社會性不如說是精神性的？？「人類的渣滓」、「白衛軍的應聲蟲」、「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黨」，等等。似乎反對派打從娘胎里出來就是壞蛋。這種態度的變化和對人類行為的社會學解釋的轉變緊密相連，如今強調的是在歷史和刑法中的個人的意志和責任。
斯大林宣稱：「我們國家主體，在培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目標的指引下，通過經濟的、組織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過以社會主義的精神對人民進行再教育」，已經使新的社會秩序變為了現實。儘管他避而不談蘇聯社會犯罪的社會根源，卻大談不斷加強政治鎮壓的必要性：「國家要求保護社會主義財產，防止盜賊與小偷危害人民財產職能，以取代鎮壓的職能」。最重要的是，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國防的責任。
一旦達到「共產主義」階段，國家是否就會「消亡」呢？斯大林解釋說，恰恰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如果「資本主義環境」繼續存在，國家就不會消亡。在必要的時候，「忠誠的學生」斯大林並不在意對導師的「失誤」作直接的批評。他說：「一般來說，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滅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個孤立國家的社會主義勝利這個特殊的例子中」。1926年底，在答覆左翼反對派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攻擊時，斯大林堅持已見，「恩格斯……會歡迎我們的革命，並且說：讓所有老教條見鬼去！蘇聯的勝利的革命萬歲。」
實際上，國家在「共產主義」階段需要保留，並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環境。事實恰恰相反，斯大林主義國家必須依賴對資本主義環境的恐懼才得以繼續存在。自二戰以來蘇維埃俄國對國際社會存在敵意，這就是其意識形態功能的關鍵所在。
社會風俗
在革命初期，布爾什維克對舊社會的遺產抱有敵意，傳統家庭也受到了破壞。蘇維埃政權的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權威；使墮胎合法化；規定離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那時人們旗幟鮮明地提倡自由戀愛，柯倫泰是自由戀愛的榜樣。多數人希望家庭「逐漸消亡」，希望它成為一個完全不定形的聯合體。根據這種理論，1927年法規規定同居或者未登記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記的婚姻同等。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對舊式家庭的批評加大了火力。安排義務勞動有時不給一點補償就把家庭分開。甚至把建築物設計成適應為公共生活而不是單個家庭使用的。禁欲主義發展起來，認為只有遠離社會娛樂的人才有美德。
在1935年和1936年官方社會價值觀發生了劇變。劇變的根源無疑是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所導致的社會的反常，包括出生率的下降，離婚率的上升，以及嚴重的少年犯罪問題。但是蘇聯政權把這些問題作為借口，上綱上線地否定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就象他們在文學歷史和法律領域所做的那樣。而家庭則被吹捧為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支柱：「所謂『自由戀愛』和所有亂七八糟的兩性生活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貨色」。決定性轉變的標誌是1936年６月２７日通過法律，禁止非醫療性墮胎，給大家庭發特別津貼，離婚必須通過合法程序，並且付一筆補償費。
官方為新的政策辯護說：
「認為社會主義帶來家庭的逐漸消亡，這是極其錯誤和有害的。他們是些借空洞無物的左的辭句來掩蓋其剝削行為的人。社會主義下的家庭不但不會消亡，而且還會得到加強。斯大林對加強蘇維埃家庭的問題給予了一個極度傳統的定義：『沒有家庭就沒有國家。對於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來說，只有在夫妻把家庭看作一個長久的聯合的時候，婚姻才具有積極的意義，所謂自由戀愛是一種資產階級傾向，字和蘇維埃公民的行為準則毫無共同之處。進而言之，對國家來說，只有在有了孩子，夫妻們享受了為人父母的至上樂趣的時候，婚姻的價值才會最充分地體現。』」
對父母的權威的態度也顛倒了，黨的領導人宣布：「年輕人必須尊敬自己的長輩，特別是他們的父母。」
蘇聯政權致力於肯定和恢復傳統。托洛茨基在流放中評論說：「領導集團不是公開宣布，『我們已被證明過於貧窮和無知，不能創造社會主義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是我們的兒輩和孫輩將會實現這一目標』。與此相反，他們強迫人們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殼下重新膠合起來。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這種在脅迫之下的聯合，就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神聖的內核。很難看清楚這次倒退的範圍」。
二戰時期傳統家庭進一步得到了加強。表現之一就是對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長權威的加強。1934年規定，１６歲以下的孩子不許看晚間的戲劇演出。1945年３月的繼承法給家長以更大的處理財產的權力。1943年在中學廢除了男女同校制度，聲稱要使男孩子們更容易接受軍事訓練，使女孩子們更容易接受家庭訓練。
1944年７月８日的一頂法令規定，離婚必須通過十分嚴格的司法程序，還得交一筆數額很高的賠償金。未登記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認是合法的。私生子無權繼承父親的財產，作為替代，他們可以得到國家的補助金。用一個觀察家的話說，「現在倒是沒有私生子這個法律的污點了，但是孩子們姓母親的姓這一事實揭示出，實際上的社會的恥辱是增多了。」最為意味深長的是給那些養育了十個以上的小孩的母親發獎章和授以「蘇聯英雄母親」榮譽稱號。在物質方面，作為一種激勵措施，給有三個以上的孩子的家庭發補助；而對小家庭或單身的人，則特地課以兩倍的稅。
蘇聯政權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社會關係的穩固，而是為了鼓勵一定模式的家庭，從而為特定類型的國家服務。此外，本身就是傳統主義者的領導集團，發現傳統的家庭關係乃至人際關係，更適合於他們要建立的傳統政治結構。
社會分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警告說，平等的目標不會立刻實現，它必須以通過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的廢除為先決條件。儘管如此，平等的理想仍深深植根於西方和俄國的革命傳統。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列寧全心全意地贊同馬克思的原則：使官員的薪金與工人的工資保持同一水平；選舉群眾去掌握管理職能；廢除站在大眾頭上的官僚機構。
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後很快發現，無論是在政府、在工業戰線還是在軍隊中，國家都需要受過訓練的管理專家。因此領導集團頂住黨內左翼反對派的反對，開始重新啟用「資產階級專家」，包括前沙皇官員和軍官。黨根據他們的技能付給他們優厚的報酬。在管理方法上，領導集團看到，從1917年至1918年黨和群眾中存在的無政府主義－工聯主義傾向，成為一個嚴重的弱點。於是，他們逐步重建了官僚機構體系。儘管如此，到1920年，蘇俄實現了幾乎是徹底的平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通貨膨脹和匱乏使城市居民的定額供應降到了一個共同的水平。真正的工廠工資的最高額與最低額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由於權力的分散，蘇聯經濟生活中的官僚機構適當地受到了限制。黨和工會代表共同參加工業管理。然而，工資差距反過來提供了物質刺激，到１９２８年達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比例。黨內和政治生活中的發展則相反：官僚機構的權力得到了系統的加強，而黨員的個人收入保持「黨員最高定額」的限制。平等的理想仍有效地束縛著進一步的收入差別。
隨著緊張的工業化的開始，平等的理想明顯地遭到了否定。工會的領導被清洗，新的工會領導人主張工會應更多地代表國家而不是工人利益。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初期，政權依賴宣傳和由於「社會主義建設」而煥發出來的革命熱情的新浪潮。但是沒過多久，貨幣獎勵不得不擴大，取代了底氣不足的革命熱情。
1931年，斯大林批評了「左派的工資平等化的實踐」，同時強調貨幣刺激對於培養技能和提高產量的必要性。他在一個工業管理者的會議告誡說，「無論誰要無視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區別，按照工資平均化的『原則』拉平工資水平，他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違背了列寧主義」。這個新的宗旨很快變得家喻戶曉？？人們宣布以前的革命理論為「小資產階級」的和「反馬克思主義」的。1929年放鬆了最高定額，隨後不公開地取消了最高定額。這件事是黨從一個政治運動向一個社會特權集團的演變的重要標誌。
1934年，斯大林通過對平等的重新定義，擺脫了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尷尬。「每一個列寧主義者都知道」，他說，「（就是說，只要他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在需求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一種與原始禁欲主義相適應的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愚蠢，而不屬於按馬克思主義路線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他認為「按需分配」的口號要求不平等，因為人們的需求是不同的；毫無疑問，普通工人與高級官員的需求相去甚遠。從他的口號「幹部決定一切」來看，斯大林發現政權的精華是受過良好訓練，得到豐厚報酬的管理者。工資差別和物質刺激由於1935年開始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而擴大，並且蒙上了象徵性的光環。
社會分化在軍隊的發展特別值得注意。1935年，恢復了軍官（除將軍外）的傳統的軍銜，同時產生了元帥的銜頭。隨後，在1939年，將軍軍銜也重返蘇聯。從革命時期的官兵平等，轉為大力強調和對上級的服從。1934年後，由於愛國主義與民族傳統的復甦，沙皇軍隊的名將成為英雄的模範，甚至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勳章。二戰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衛隊也恢復了，政委成為軍事指戰員的從屬，最後，「紅軍」改名為「蘇軍」，從而徹底完成了軍隊在傳統主義路線的重整。
有兩種趨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對知識分子的社會岐視和政治歧視已經結束。其次，管理的技術精英階級與工農大眾的鴻溝不斷擴大。與舊知識分子成員和解的決策也是斯大林在1931年直接作出的。那時，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如火如荼的階級鬥爭逐漸變得注重實際。從這時起，能力和技術（以及政治忠誠）取代階級原因成為負責人員選拔的基礎。1934年後，階級出身不再影響教育的升學。
1936年，在新憲法即將出台之際，官方宣布蘇聯實現了「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按照新的定義，僅意味著階級對抗的消滅。因此，官方宣布蘇聯由三個「階層」或「非對抗性階級」組成：工人、農民和蘇維埃知識分子。同時，新憲法取消了對以前的統治階級成員的所有政治限制。這樣，到1936年，受教育的專家階級，包括舊政權的和在蘇維埃統治下受訓練的人，為重建社會領導集團鋪平了理論道路。斯大林稱這些人為「不帶黨證的布爾什維克」。此後黨很快承認了他們；共青團對知識分子的消極態度在1936年消除了；黨對知識分子的承認是在1939年，其標誌是傳統的無產階級優先權的結束。在1941年的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馬林科夫特別批評了在黨和國家負責幹部的選拔中，考慮社會背景而忽視技術和個人能力的做法。
知識分子和民眾的分界變得更嚴格了。到1941年，大學教育成為在社會上提升的主要考慮因素。比如說，要在工業管理部門工作，技術學校的畢業生比一個熟練工人更有希望。「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結合」一直是共產主義藍圖中的一個要素，它充分體現在把日常教育與手工技術訓練聯結起來的努力中。但是這個理想最終在實踐中被拋棄了。1937年，工業訓練與學院教育完全脫鉤了。
為什麼蘇聯政權寧願以意識形態的讓步和引起普遍反對的危險為代價，有意地促進社會分化？就象斯大林的其他政策變化那樣，向社會不平等的轉化再次表明客觀條件使舊的社會主義理想無法實行。而且，政權還面臨著在社會主義思潮中從未充分考慮過的工業化問題。其結果是，共產主義體系變得與革命前的理論家所預測的大不相同。它的變化並沒有口頭上講出來，而僅僅在實踐中加以暗示，這種實踐的一個方面是：一個組織嚴密的不平等的體系的發展。
教育
1931年以前蘇聯教育思想界存在百花齊放的局面。直到1929年還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盧那察爾斯基，是激進的教育方法的倡議者，這些方法後來在西方流行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學院教育系的領導認為，由於學校將隨著國家一起消亡，因此組織化的教育僅僅是初步的措施，學校將被「社會主義環境所取代」。據此，他倡導了「非組織化教育理論」或者說「自覺教育理論」。這一理論是和流行於1929年至1930年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機械的決定論的解釋緊密聯繫的。但是，包括克魯普斯卡婭在內的許多蘇聯教育界領導人則反對「自覺教育理論」，因為它太無政府主義了。這一時期蘇聯教育界普遍被接受的觀點是人性本善和個人的自學的發展。正式的教育和紀律被限制到最低點。
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影響，也由於對機械主義哲學的否定，劇變的發生是必然的。考慮到要使教育適應經濟發展的緊急需要，黨領導集團在1931年底採取了行動。在一系列法令中，它批評學校消亡的理論是「左的機會主義」；批判激進的教學方法；以放棄工藝和技術訓練為代價，重新建立起單獨的傳統科目的教學；恢復老式的紀律和等級。
蘇聯政權在教育上的新態度是和蘇聯心理學上的受官方鼓勵的變化是緊密聯繫的。在強調思想和意志的理論得到重新肯定的同時，在教育實踐上的權威理論也恢復了。正如斯大林本人曾經強調的那樣，如今國家依賴組織和權威的力量，以克服物質條件的缺乏，以完成它的目標。知識的反覆灌輸的實際效果，正如為使學生更順從社會紀律的規範個性的實際效果一樣，成為蘇聯教育發展進程的準則。
在1932-1934年間，向正式的、重視紀律的教育的趨勢仍在繼續，並且擴展到高等教育領域。而此時「左傾」思想不斷受到批判。兩個主要步驟完成了這一過渡。第一個步驟是1936年７月的法令，它廢除了「教育」的科學（兒童成長心理學），因為它強調諸如遺傳和環境因素等「宿命論決定作用」忽視了據說通過直接地規範個性而激發的巨大的潛能。1937年採取了第二個措施，廢除了學校中的技術訓練，並且退回到傳統科目的完全的教育。在教育政策的這一變化，反映出在知識分子和群眾之間存在的差別正逐漸被接受，它還標誌著，消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的理想，儘管口頭上還在堅持，但是實際上已被拋棄了。
1958—1965年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重新考察與評價
日期：2009-06-05來源：點擊:148次
西南師範大學西南民族教育與心理研究中心 彭澤平
摘 要：對1958—1965年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考察表明，這一時期以往被評價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教育改革具有濃厚的「左」傾色彩，它並不是新中國教育發展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的教育改革造成了中國教育功能的紊亂，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實際上是「文革」的教育動因之一。 關鍵詞：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歷史省察 在我國教育學界，長期以來，1958—1965年間我國教育改革歷來是被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來看待和評價的，這一時期的教育改革往往被認為是新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以至人們在「文革」之後思考中國教育建設的路向時，毫不猶豫地將這一時期形成的教育體制和模式作為範本。這種評價準確嗎?本文從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這一視角切入，來重新考察和評價這一時期我國教育改革的歷史，以求教於大家。 一、1958—1960年：「教育革命」潮中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1956年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思路的確立，我國開始步入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然而在1957年後，由於「左」的錯誤思想的發展，我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出現了失誤，教育的探索也隨之變得曲折。 1957年是新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探索由正趨誤的一個轉折點。1957年，新中國發起了一場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的整風運動。在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形勢做了誇大化的估計，致使整風運動向反「右」鬥爭擴大化逆轉。在1957年《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明確指出，「"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同年10月，毛澤東在題為《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中，指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當時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改變了中共八大決議所對當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的正確論斷。由於毛澤東進一步認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主戰場是意識形態領域，於是，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知識分子隊伍的錯誤定性。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的講話中，將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劃入到資產階級和「翹尾巴」的右派之列。1958年，毛澤東提出了兩個「剝削階級」的觀點，將「正在逐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劃為第二個剝削階級（政治思想上的剝削階級），將知識分子的大多數納入到剝削階級範圍。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形勢和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判斷的錯誤不僅使毛澤東產生了「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想法，而且更堅定了毛澤東在很短時間內造就一支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來的緊迫感和決心。1957年10月，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我們要在這十年內，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毛澤東對於形勢的錯誤估計以及由此萌發的培養一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緊迫感，構成了「教育革命」的一個重要背景。 「教育革命」的發動，還直接與1958年經濟建設中的「大躍進」的氛圍相關。在1958年3月成都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5月，在北京召開了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隨後，全國各地掀起了宣傳和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熱潮。全國上下迅即掀起了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在全國泛濫。受此影響，教育領域也掀起了多快好省地盲目冒進的建設浪潮。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根據《指示》，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教育革命」。在基礎教育課程領域，則進行了如下改革： （一）下放課程管理權力 為發揮地方辦教育事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1958年8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教育事業管理權力下放問題的規定》，《規定》強調各地可以根據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則，對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門頒發的各級各類學校的指導性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通用的教材、教科書，進行修訂、補充，也可以自編教材和教科書。《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也明確指出，「中小學教科書，由各省、市、自治區組織力量編寫」，課程管理權力的下放，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調動地方和學校參與課程改革的積極性。 （二）改革教材和教學方法 教材的改革與當時的學制實驗密切相關。根據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反映的基礎教育學制年限長而水平低、不適應培養大量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的需要的問題，從1958年9月起，全國各地相繼進行了縮短中小學學制的試驗。1958年9月，教育部通知各地該年可以自編教材，教育部不再頒發統一教學用書表後，各地為與縮短學制的試驗相配套，對通用教材進行了增、刪、補，進行了修改，部分省、市還自編了部分教材。從當時這些教材來看，它具有如下普遍特點：一是各科教材中都用「貼標籤」的方式生硬地增加了許多同本科知識無關的政治內容，如：有的地方甚至將《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樣的不顧實際，違反科學的課文選入小學語文教材；有的小學語文教材中的課文則講畝產萬斤稻，插圖畫著在密植的稻穗上竟能坐著幾個孩子；二是下放教材內容和難度，在教材的編排上則主要採取「以生產為綱」的編寫方法，改變了教材原有的編寫體系；三是由於縮短了學習年限，導致對某些必要的基礎內容的大量刪節，降低了教材的系統性。在教學方法方面，根據《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教學工作「也應該貫徹黨委領導下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的指示，各地學校紛紛走出校門到車間、田頭、革命紀念地進行「現場教學」，按照「能者為師」的原則，請「三老」（老工人、老貧農、老紅軍）給學生上課。 （三）組織參加生產勞動，設立生產勞動課程 《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一切學校中，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在「指示」的指導下，中小學加強了生產勞動的要求，並開始設立生產勞動課。如在中學，1958年教育部發布的《1958—1959學年度中學教學計劃》將「生產勞動」課列為中學正式課程，規定了中學各年級每周開設2課時生產勞動課以及每個學生每年參加體力勞動的時間。為了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各地中小學還因地制宜創辦了各種大大小小的車間、作坊、校辦工廠、農場和實驗園地，為學生參加生產勞動提供基地。但由於「左」的錯誤思想的影響，使中小學的勞動時間實際上大大超過教學計劃規定的標準，有的學校幾乎是以生產勞動取代了正規的學校教學。 （四）強化思想政治教育和對教師的思想改造 根據《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培養師生工人階級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和集體觀點，勞動觀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的號召和指示，「教育革命」期間，各地中小學紛紛把培養師生的「四個觀點」作為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務。在中學，1958年，教育部將中學的政治課改為「社會主義教育」課，1959年7月，教育部頒布了《中等學校政治課教學大綱（試行草案）》。在課程設置上，該大綱規定：初中設「政治常識」課，高中設「政治常識」、「經濟常識」、「辯證唯物主義常識」課。初三以上各年級設「時事政策」課，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的教育。在對教師的思想改造方面，從 1958年開始，各地又在教師中開展了「拔白旗」、「插紅旗」和自覺革命、向黨交心的運動。由於採取的是開展群眾運動、群眾鬥爭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一度出現了簡單粗暴、寧「左」勿右的錯誤。 二、「調整」時期至「文革」前夕我國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大躍進」運動從根本上是違背經濟規律的，非理性的，加之受到自然災害等客觀因素的影響，造成了當時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從1960年夏開始，中共中央開始對三年「大躍進」運動進行反思。在1961年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黨中央確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在教育領域，為克服、糾正「教育革命」中出現的問題，黨和國家對基礎教育課程進行了如下調整： （一）復歸國家對基礎教育課程的統一管理 針對「教育革命」中各地課程改革中出現的混亂局面，1963年3月，國家教育部頒布了《全日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全日制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對中小學課程實施統一管理，強調中小學必須根據統一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科書進行教學，地方和學校不得任意修改。為了更好地發展學生的志趣和才能，《條例（草案）》指出高中階段可以根據學校條件，開設選修課程。在教科書制度方面，《條例（草案）》規定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學術研究機關、學者可編寫教科書，經過教育部審定，可推薦全國採用。除此外，各省、市、自治區還可自編作為補充的鄉土教材。 （二）制訂新的教學計劃 1963年7月，教育部頒發了《全日制中小學新教學計劃（草案）》，對中小學的課程進行了調整：在小學方面，與1957頒布的小學教學計劃相比，該計劃在課程具體設置上有很大變化：語文、算術、音樂的周課時有所增加，每年授課周數和總課時數上也分別有所增加。此外，該計劃還強調小學如具備條件可開設外語。在中學方面，新教學計劃比起1958年教育部頒布的1958—1959學年度中學教學計劃，有如下重要變動：一是在初中開設外語課程；二是在高中三年級開設了選修課，每周2—5節；三是在課時方面，根據中學階段必須注重語文、數學和外國語的教學的指示，新計劃適當提高了語文、數學、外語的教學要求，增加了周課時；四是每學年上課周數略有增加。總的來看，新的教學計劃規範了中小學的課程設置，重新重視了知識學科。 （三）新教學大綱的制訂與教材編寫 為了統一和規範中小學的課程與教學，1963年5月，教育部頒發了中、小學各科教學大綱，重新確立了各學科的性質、任務和基本的教學內容，強調「雙基」的掌握和訓練，再次復歸統一的教學大綱。與1956年各科教學大綱相比，新教學大綱普遍提高了程度，充實了教學內容。如中學化學教學大綱，增加了同素異形現象、活性炭、吸附作用、煤氣、有機化合物、溶解過程、溶解度曲線、物質的結晶和提純、風化、潮解、關於百分比濃度的計算等等基礎知識。在教材方面，針對「教育革命」中各地自編教材以「生產為綱」、打亂學科體系、削弱基本知識的缺點，1960年10月，教育部組織編寫全國通用的十年制統編教材，於次年編成並在秋季開始供試驗十年制的學校使用。 1961年夏，中央文教小組指示教育部編寫中小學十二年制中小學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從1962年夏開始著手編寫十二年制的中小學教材。1963年秋，各科教材陸續出版，從1963年秋季開始，小學和初中各科教材的第一冊開始在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學的小學和初中一年級正式使用。 1964年前後，「教育革命」的宣傳與實踐波瀾再起。隨著在階級鬥爭問題上極「左」錯誤思想的發展，毛澤東又做出了資產階級機知識分子依然統治著我們學校的估計，階級鬥爭的舊調又重新受到強調。如1964年9月的《人民教育》社論《教育革命的一項根本措施》提出，「教育……是進行階級鬥爭的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同年10月，毛澤東提出了「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的思想。在極「左」思想的指導下，各地中小學均大幅度增加了政治教育，強化了對毛澤東著作的學習，並組織學生參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體力勞動。正規的文化知識的教育越來越受到忽視。1964年，毛澤東在教育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學制可以縮短」、「學制、課程、教方法、都要改」之後，1964年7月14日，教育部發出了《關於調整和精簡中小學課程的通知》，對1963年教學計劃中的課程設置和教材進行了精簡。不過，由於「文化大革命」不久後開始，這套精簡後的教材並沒有出版。 三、對1958—1965年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評價 1958—1965年間，是我國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時期，這一時期我國基礎課程改革是在毛澤東提出對於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走過的彎路「要引以為戒」以及黨中央批評學習蘇聯教育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以後，嘗試走自己的道路以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的背景下進行的。這一時期課程改革取得了如下一些成績：首先，它正視 1954年在初中取消外語課程的不足，在初中重新開設外語課程，使中小學的課程體系復歸完整；其次，在經歷了「教育革命」的衝擊之後，重新確立了建國以來重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學習、掌握的傳統，強調語文、數學、外語等工具課程的學習和教學要求的提高，以適應學生未來工作和學習的需要，在課程內容方面致力於課程內容的現代化。這些，雖然在受到「左」的錯誤思想衝擊的背景下，依然使中小學維持了一定的教育質量；其三，在課程結構和制度方面，這一時期有了重大的變化和發展：它首次在中小學課程中設置選修課，打破了建國初期確立的單一的、整齊劃一的、所有課程均為必修的課程結構模式。在課程政策方面，「教育革命」時期通過下放課程管理權力，給了地方一定的課程許可權，有助於照顧不同地方的差異和提高地方參與課程改革的熱情。1963年頒布的《全日制中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在新中國首度提出了「國定製」與「審定製」結合的教科書制度。這些改革無疑是課程改革的有益探索。 但另一方面，由於受到「左」的錯誤思想的衝擊與影響，這一時期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存在如下問題： 第一，「教育革命」時期過多的生產勞動和淺薄的強調教育與實際的結合，不僅衝擊了正常的教學秩序，影響了學生的身心健康，還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下降。從國際背景來看，幾乎在「教育革命」的同時，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則掀起了以加強自然科學、數學、現代外語為中心內容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運動，1958年開始的「教育革命」大潮中的課程改革，與西方發達國家重視科學知識的改革旨趣正好相反。 第二，對知識分子的基本估計過低乃至錯誤打擊，影響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在1956年1月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周恩來指出：知識分子「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的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其中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勞動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對包括中小學教師在內的知識分子作了正確的估計。1957年3月，毛澤東一改黨中央和他本人曾有的正確估計，指出：「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7月9日的上海乾部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了「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的論斷。1958年，毛澤東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又把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劃入剝削階級的範圍。1959年1月27日，毛澤東在接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時說，對知識分子「又要用他們，又要同他們鬥爭……不然過了一個時期，他們又會出來反黨。」「不搞這一套，是危險的」。這種對知識分子屬性的錯誤劃分以及對知識分子的極端貶視、不信任，使得不少教師被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進行批判，經常處於被改造的對象，極大地影響了教師在學校教育工作中的積極性。 第三，這一時期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受到領袖人物個人意志的直接影響，使課程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性極差。在這一時期的整個教育改革中，除了三年調整期之外，其餘教育改革基本上是在毛澤東個人意志的指揮下進行的。由於教育法制的滯後，決策的民主化欠缺，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的不失片面的個人言論、指示與所推崇的群眾運動竟成了教育改革的指導方針和實施方式。在1964年2月13日的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對經調整後學制、課程、考試、教學方法進行了否定，他指出：「學制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我很不贊成，要完全改變」，「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1964年3月10日，毛澤東在北京一中學校長的來信上批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1965年7月，毛澤東又指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 1965年底，毛澤東更是把對教育的抨擊擴大到整個教育制度：說「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這樣做工，看不見農民這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這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應當說，毛澤東的這些話確實反映了當時課程存在的一些問題，但同時存在過於武斷地否定知識、輕視知識和失之輕率地對過去成績進行全盤否定的傾向。 從這一時段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暴露出的貶視知識和教師的問題來看，這與毛澤東晚年知識觀的錯誤緊密相關。一方面，我們充分肯定毛澤東在知識問題上曾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有著巨大貢獻，但另一方面，必須指出，晚年毛澤東在知識觀上出現了嚴重的偏差與失誤。主要表現在毛澤東晚年出現了極端化地鄙視書本知識及其作用，過分抬高直接經驗和感性認識的地位與作用的傾向，實際上否定了間接經驗，特別是否定了理性認識是知識的主體，在實踐中割裂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關係，步入了經驗主義的誤區。他教條化地把書本知識視為「本本主義」的東西，籠統地加以排斥，將感性經驗等同於實踐，而忽略了理性認識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也就在實際上割裂了知識與實踐的辯證關係。並進而得出「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等錯誤論斷。如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乾部會議上的講話：「知識多的是工人，是農民裡頭的半無產階級。……你看誰人知識高呀?還是那些不大識字的人，他們知識高。」在1964年2月13日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說：歷來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凡是當了進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貢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兩個，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是比較好的皇帝。以後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事，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一個大學生，劉邦是個大草包。書是要讀，讀多了，害死人。這樣，毛澤東不僅忽視了理性認識的意義，而且走向了全盤否定書本知識的極端，完全貶低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再加之他在晚年主要是以政治的甚至階級鬥爭的視角來審視知識的社會價值，從而將知識分子階級屬性錯誤地定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完全推向了工農群眾的對立面，成為長期改造甚至是「專政」的對象。這不僅使得在這一時段內的課程改革多次否定和貶視書本知識、間接知識的學習，過高地拔高和強調生產勞動和實踐的意義，更直接導致對教師的不重視和貶視。 從價值取向的視角來看，1958—1965年間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不僅弱化了人格完善、個性培育的主題，同樣也沒有體現出為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價值追求，而是一步步走向為階級鬥爭服務的狹隘方面。從中小學的培養目標來看， 1958年，毛澤東提出了「又紅又專」的構想，他指出，「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同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共產主義社會的全面發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覺悟，又有文化的、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的人，而不是舊社會的只專不紅、脫離生產勞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強調的同樣是「又紅又專」。從「紅」的內涵來看，所謂「紅」，就是要具有《指示》中所要求培養的「工人階級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和集體觀點，勞動觀點即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的觀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在中小學的具體培養目標上，階級鬥爭覺悟與意識越來越受到強調，而個人興趣、個人專長、人格的發展則被作為「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加以批判。此階段尤其是後期我國中小學的培養目標，與其說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毋寧說是要「把學生培養成為身體健康、政治堅定、思想進步、業務較好、富有創造精神、能文能武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1958—1965年我國中小學課程改革價值取向上的偏差，實際上是這一階段整個教育指導方針的「左」的錯誤使教育逐漸淪為「階級鬥爭的工具」所使然。1958年，我國教育方針的提法產生了很大變化。毛澤東提出了「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構想，改變了1957年《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提法。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進一步指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將毛澤東的提法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規定為當時教育工作的指導方針。從這一方針來看，它似乎反映了教育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要求，但實際上這裡的「無產階級政治」所指的內容主要是毛澤東所強調的「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實際內容就是為教育為「階級鬥爭」服務，體現了明顯的「左」的錯誤。這實際上與毛澤東對當時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對解放區教育經驗的熱衷和將教育視為上層建築密切相關。另一方面，教育方針中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雖然也反映了將書本知識與實踐相結合、勤工儉學、縮小體腦差別等願望，但其主要的目的並不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而是「使工農群眾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社會主義革命所需要」，是解決教育「脫離政治的缺點」的需要；尤其是與那些主張「為教育而教育，勞心與勞力分離，教育由專家領導」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針鋒相對的鬥爭的需要。它強調的是對知識分子和學生進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意義與當時不切實際的消除體腦差別的目的。生產勞動也僅僅是局限於種稻、粱、菽、麥、黍、稷等等一些低層次的手工農業生產勞動，並沒有從本質上反映現代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結合對於現代大工業生產的積極意義與作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僅僅是被看做是「教育與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途徑與條件。可見，「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實質上是為階級鬥爭服務。這一方針不僅歪曲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同樣導致了教育和文化功能的弱化與教育本體功能的變異，對新中國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1]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2]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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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外國教育研究 作者：陳旭遠 石楊字型大小: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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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文革前的十七年是教育改造、起步和健康發展的歷史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教育的發展方向，明確地指出人才的標準，這最主要反映在1957年的教育方針上，「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文革前的十七年，「二報一刊」關於人才素質的論述，側重以下幾方面：突出強調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質；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又紅又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成長道路。
本文摘自：《外國教育研究》1994年06期，作者：陳旭遠 石楊，原題：《建國後人才素質觀歷史變遷的啟示》
我們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教育）為樣本，以一篇文章為一次頻率，統計出建國以來，關於人才素質的標準論述的情況，試圖以各種素質出現的頻率為依據，分析出建國後人才素質觀的變遷軌跡。
通過對「兩報一刊」的初步統計，可以將建國以來，關於人才素質的論述整理為四大類50餘項。
政治思想道德類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思想、唯物史觀、階級觀點、革命觀點、勞動觀點、愛國主義、國際主義、集體主義、世界觀、人生觀、理想、紀律、道德品質、思想政治、艱苦奮鬥、拼搏精神、主人翁精神、雷鋒精神、獻身精神、勤工儉學、職業道德、為人民服務等項。
心理品質類包括：發展個性、獨立工作能力、創造能力、獨立思考能力、思維能力、學習能力、研究能力、發現問題能力、獨立生活能力、管理能力、自我教育能力等。
文化知識類包括：科學技術、勞動技術、軍事、外語、哲學、文學
藝術、「雙基」（基礎知識、基本技能）等。
綜合類：全面發展、五愛、三好、又紅又專、三育兩有、能文能武、一專多能、通才、德才兼備，五講四美三熱愛、四有人才、軍地兩用人才、三個面向、腦體結合、高級建設人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建設四化人才等。
一、人才觀的時代性和社會性
時代性與社會性是人類發展歷史的時空屬性。人才發展同樣具有時、空屬性。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代有其不同的人才觀。「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恩選集》第一卷，第18頁）。人的本質屬性在於他的社會性。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人才觀的社會性。因為傑出的人才是生活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他的素質結構、成長過程、創造和貢獻必定要為一定的社會關係所制約。反映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是社會人才觀在個體身上的體現。同時隨著社會方式的不斷運動和變化，人才也必然隨著社會方式的變革而變革，人才觀也就隨社會形態和思想觀念的更新而不斷更新。下面我們根據調查統計資料來加以分析（參見調查統計表）
（一）文革前的十七年是教育改造、起步和健康發展的歷史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教育的發展方向，明確地指出人才的標準，這最主要反映在1957年的教育方針上，「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文革前的十七年，「二報一刊」關於人才素質的論述，側重以下幾方面：
1.突出強調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質
從統計表可以看出1949年～1966年間關於人的思想政治素質方面的論述佔60％左右，其中特彆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階級觀點、愛國主義、勞動觀點等。這充分反映了這一時期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培養教育
下一代，使受教育者具有堅定的馬列主義信念，熱愛祖國，珍惜中國革命的勝利果實，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要具有一定的階級觀點和階級鬥爭意識，教育廣大青少年保持光榮的革命傳統，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用自己的雙手去建設祖國、建設家園。使青年一代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正如毛澤東所提出的「要造就一大批人才，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的遠見，這些人充滿著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正直的」（《毛澤東論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3頁）。2.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又紅又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成長道路。
從統計表可以看出，強調這一點的佔20％左右，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基本方針。周恩來同志詳細地闡述了這一問題。在德的方面主要強調：第一是階級觀點，要明確站在哪個階級方面，為哪個階級服務。要「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堅決地為無產階級服務，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第二是勞動觀點，要積极參加勞動，向勞動人民學習，養成良好的勞動觀點和勞動習慣。第三是革命觀點。第四是集體觀點。在智的方面，「要養成良好的學習風氣，要向群眾學習，向書本學習，要在實際鬥爭中學習。」要把學習的基本工具掌握好。要學哲學、學習社會科學、要參加生產勞動、要學習自然科學，還應該學一點革命文藝，增強個人修養。在體的方面，最重要的是鍛煉，同時要把鍛煉身體和鍛煉革命意志結合起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成為當時評價一個學生是否是好學生的標準。也是所有青少年所努力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特彆強調身體好。1950年與1951年曾兩度給教育部長馬敘倫寫信，一再建議以「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為方針（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1頁，第401頁）。毛澤東在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同時，還特彆強調個性發展。他十分痛惡摧殘人性、泯滅人的創造力的舊教育。指出舊教育束縛個性發展，一是故意設置繁重的課程摧殘青年的創造力，二是用機械劃一的教學法和管理法摧殘人性。在1958年3月成都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以讚揚的口吻，肯定青年人的創造精神，鼓勵青年人敢想、敢說、敢做，自己起來創造。
要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必須走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成長道路。到群眾中去，向廣大的工農群眾學習，在生產勞動中學習各種知識，鍛煉自己。
（二）文革十年是教育事業停滯或倒退的十年。政治上極端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挂帥，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只強調教育的政治功能。因此關於人才的論述集中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階級觀點、革命觀點和與工農相結合。「四人幫」胡說：「知識越多越反動」，把學生以學習科學文化為主，胡說成「智育第一。以「根紅苗壯」、「白卷英雄
」等為人才標準，完全否定了人的德智體全面發展以及個性的充分發展，形成了一代「文化沙漠」。
（三）粉碎「四人幫」以後，經過撥亂反正，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逐步走向正軌，教育事業也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新時期。鄧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就親自抓科技和教育。他提出「一定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認為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
從統計表可以看出，粉碎「四人幫」以後，關於人才素質的論述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明確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鄧小平同志針對黨內外的一些錯誤思潮，提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鄧小平《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從調查表可以看出，關於思想政治方面的論述佔65％左右，而且關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雷鋒精神等論述頻率居高。這充分反映了這段歷史時期以四項基本原則作為衡量人才思想政治素質的根本標準。
2.繼續強調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和社會主義建設者。
1978年4月22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們的學校是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人才的地方，培養人才有沒有質量標準呢？有的。這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此後，無論是教育理論研究，還是教育改革實驗，都圍繞著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為根本目的。從理論上探討馬克思主義個人全面發展學說的涵義、實質、基本特徵及實現個人全面發展的條件和途徑。從實踐上，通過大量的實驗，摸索全面實現我國的教育方針，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可行性模式，提出了大量的頗具生命力的教育思想，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個人全面發展學說，從而更加堅定了我國的教育方針。《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七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對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作了明確的統一的表述，我們要「繼續貫徹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方針。」3.在強調全面發展的同時，突出地提出了培養個性的問題。提出要培養勇于思考、富有創造力和開拓精神的人才。關於培養學生獨立工作能力、創造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學習能力、研究能力、獨立生活能力、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等方面的論述呈明顯增加的趨勢。這反映了現代信息社會對人才素質的要求，也是我國人才素質的一大變革。突出個性發展一直是理論界熱衷研究的一個問題。近年來，隨著教育改革向縱深發展和教育實驗成果的總結和推廣，人們提出了「主體教育」、「創造教育」、「愉快教育」等都是在強調全面發展的同時，突出個性發展。1994年5月24日江澤民同志為「雛鷹行動」題詞「自學、自理、自護、自強、自律，做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接班人」，勉勵廣大少年兒童，學會生存、自理自律，學會服務，樂於助人；學會創造，追求真知。
二、人才觀的共性
雖然一定的人才是一定時代的產物，人才觀具有時代性和社會性，但社會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客觀規律性和相對穩定性，社會對人才所提出的要求也同樣有相對的穩定性和共性特徵。這些共性特徵反映了不同時代人才的基本素質，是我們研究和確定二十一世紀人才的素質的基礎。
1.堅定的馬列主義信仰和高度馬列主義覺悟。這是建國以來各個歷史階段論述頻率最高的一項。這關係到一個人的理想和信仰，關係到一個人成長的方向和道德，是人才素質的靈魂。
2.樹立共產主義理想、愛祖國、愛人民，一切從祖國的需要，人民的利益出發，對祖國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思想，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3.保持光榮的革命傳統，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熱愛勞動，養成共產主義勞動態度，嚴格遵守勞動紀律，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4.德智體全面發展、又紅又專、學以致用、理論聯繫實際、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發展道路。
5.注重個性發展，具有一定的創造能力、獨立工作能力和適應能力，勇於開拓、勇於創新，能夠適應現信息社會對人才素質的新要求。
6.具備堅實廣博的文化科學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同時還要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能夠做到一專多能，並具備舉一反三，獨立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的能力。
以上是根據調查統計資料，列舉了建國後關於人才素質論述的主要共同點，並不一定全面，旨在使我們在了解人才素質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特點的同時，把握住人才素質的共同特徵，為明確二十一世紀人才素質的標準提供啟迪。
毛澤東文化思想底色是農民文化 晚年認識實踐脫節
2011年03月02日 22:36
來源：光明網 作者：單世聯字型大小: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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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個方面，毛澤東都反對本本主義，堅持從他所認識的中國實際出發，利用傳統農民文化形式創造革命新文化。江西蘇區濃厚的「俄化」氣氛，如「列寧小學」、「高爾基戲劇學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沈澤民蘇維埃大學」、「工農紅軍赦西史大學」、「列寧師範學校」、「蘇聯之友會」等是博古等留蘇學生到來後營造的，是當時「王明路線」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而這個時候，正是毛澤東政治上的失意時期。嚴格地說，就是在中國革命最需要蘇聯幫助的時期，蘇聯革命文化也沒有在毛澤東的心靈深處紮根。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概念：「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此後次第展開的整風運動就是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清理中國黨內俄化了的「教條宗派」。1940年3月，當周恩來傳達共產國際領導人曼努伊爾斯基說張聞天是中共的理論家時，毛澤東當即反駁：什麼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頁）
他後來說，「整風實際是整蘇聯的風，是批判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錯誤」。（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頁）「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指導地位的確立過程，就是中國革命擺脫蘇聯模式的過程，也是毛澤東探索中國革命文化、擴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這從「馬列學院」先後改名為「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即可看出。
構成毛澤東文化思想底色的，是中國農民文化。在1927年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明確地把自己的文化立場從城市的「洋學堂」轉到農民一邊，其富有個性的革命文化建構之路，是從中國農村社會的土壤上開始的。這一方面與毛澤東自幼受到的文化熏陶有關，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革命手段。中國革命最深厚的偉力來自農民和大地，革命文化不能離開農民文化。
在毛澤東設計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民族、科學、大眾三大特徵中，他真正突出並在實踐中大力推進的，還是「民族化」與「大眾化」，他所期望的延安文化面貌，一個是文化生產者的工農化，二是文化品格的大眾化。在他指導下的延安文化建設，基本上圍繞有三分之二文盲的農民展開，比如在教育方面，要求大設識字組，編寫普及生產知識的教材，讓農民學會打算盤、記賬、寫信、寫路條；在文藝方面，是發展秧歌、快板書、春聯、小調、章回小說、年畫等。這種文化形態與當時的革命環境高度契合，也符合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需要，即使在今天，我們也不能以任何輕慢的態度視之。然而，也不必諱言，農民文化並不能完全代表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當然會意識到革命理想與文化現狀之間的距離，但他「又不能、也不會對農民文化採取基本否定的態度，他必然要務實地表現出一些靈活性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要去適應和遷就農民文化在短期內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否則，他就根本無法想像對農民進行廣泛而有成效的社會政治動員。」（陳晉、王均偉：《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與中國先進文化》第38頁）1942年，毛澤東就以讚賞的語氣肯定彭湃與農民一起去拜菩薩並藉機發動農民的做法。這一「適應和遷就」主要表現為要求從城市來的、主要受近代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要「脫胎換骨，以工農的思想為思想，以工農的習慣為習慣。」（毛澤東：《文藝工作者要同工農兵相結合》，《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頁）作為革命時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在實踐上就是知識分子放棄自己的文化追求全面認同農民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難以劃清革命文化與農民文化、包括其中落後一面的界限，使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形式」成為「農民形式」，加重了黨的農民化色彩，給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帶來了不少困擾。四十年代的胡風即提出過異議，1980年鄧小平又重提反對封建主義問題。
當然，毛澤東個人並未無條件地認同農民文化，一方面，他雖推崇民歌和戲曲，但其欣賞趣味仍然偏重於傳統的士大夫文化，從屈原到曹雪芹、從《二十四史》到《資治通鑒》，毛澤東的閱讀生活主要不是由農民直接提供的；另一方面，利用農民文化又與其組織農民以改造農村社會乃至整個國家的政治理想緊密相聯，毛澤東歷來認為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經濟必須改造，無論在江西還是在延安，毛澤東都主持推動了不同形式的農民組織，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這類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工程經常以「反對群眾腦子裡的敵人」為前提。（毛澤東：《文化工作的統一戰線》，《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頁）農民文化是必須借用的形式，卻又是被改造的對象。1934年毛澤東就指出：「實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動統治階級加於工農群眾精神上的桎梏，而創造新的工農的蘇維埃文化。」（引自陳晉、王均偉：《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與中國先進文化》第43頁）從傳統農民文化出發創造現代革命文化才是毛澤東的文化追求。
在此過程中，傳統政治文化對毛澤東影響甚深。「從中西文化對比的角度觀察，人們很容易發現：毛澤東崇尚我國傳統文化，對接觸甚少的資本主義文化一般採取虛無蔑視的態度。甚至可以說，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李銳：《毛澤東的晚年悲劇》，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頁）
所以，不但是西方近代文化、蘇聯革命文化，就是中國農民文化，也只能是毛澤東文化思想的資源，作為一個天才詩人和成功的革命家，他的創造性古來少有。在長期的武裝鬥爭和政治實踐過程中，毛澤東靈活配置各種資源，敢於突破各種規範，不斷進行各種實驗，提供了無數主要與他的名字緊密關聯的文化觀念、意象和符號，不但在中國、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見的。在確認毛澤東的文化思想主要源自農民的同時，又不能把毛澤東思想文化思想簡單地歸結為農民文化。
1956年，毛澤東文化思想空前活躍，出現了新的要素和成分。本來，1949年建國後，長期在山溝打游擊的革命者並無充分準備就面臨著建設國家的新挑戰，在「一邊倒」的情勢下，毛澤東提出「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頁）正如陳晉等指出的：「如果概括當時的社會文化的氛圍，說有一種"全盤蘇化』的傾向，大概也非過分之辭。」（陳晉、王均偉：《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與中國先進文化》第126頁）然而，就像革命初期照搬蘇聯而後又為「中國實踐」所否定一樣，意在開天闢地的毛澤東也不會長期滿意於蘇聯模式。1956年，歷史為毛澤東的文化創造提供了難得的現實機遇：三大改造完成意味著可以直接掌握國家一切資源，斯大林問題的揭露表明毛澤東可以較少顧忌地探索社會主義的中國道路。首先是學習的對象由蘇聯擴大到西方世界。《論十大關係》一開始就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
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批評與對西方國家的好評聯繫在一起，毛澤東曾說過：斯大林如此嚴重地破壞法制，這在英、法、美這些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口頭報告還有這樣一段：「我國憲法規定，地方沒有立法權，立法權集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條也是學蘇聯的，因為起草憲法的時候，我曾經問過一些同志：是不是應該這麼寫，據說蘇聯是這樣，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這樣，但美國似乎不是這樣。美國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聯邦憲法打架，比如憲法上並沒有剝奪黑人權利這一條，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這一條。似乎財政和稅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統一。美國這個國家很發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發展起來了，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我們恨美國那個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實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這麼一個發展的國家總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來，我們也要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頁）
在蘇、美比較中，毛澤東表現出對美國政治的興趣，青年時代對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熱情有所回潮。否定全盤蘇化就是把眼界向西方世界打開，毛澤東因此強調「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他批評「學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學術論文也不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換了。這也是一種迷信。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對我們的事業不利」。
其次，在中國農民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比較中，毛澤東明顯地表現出對農民文化的不滿：「拿工人農民來說，工人比較有文化，他們有技術，但還不能當工程師，比較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就差。農民不能說沒有文化，精耕細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們大多數不識字，沒有現代的文化技術，能用鋤頭、木犁，不能用拖拉機。資產階級在近代文化、近代技術這些方面，比其他階級要高。」「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不要學西洋的東西的人辦事，是不對的。要承認他們學的東西是進步的，要承認近代西洋前進了一步。」（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85頁）
這些批評基本上局限於技術、工具的方面，沒有、也不可能涉及到政治、社會組織方面。毛澤東意識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同樣離不開農民，他希望中國農民保持原有的政治忠誠和道德熱情，但要補上現代技術這一課，以達到「又紅又專」的理想狀態。
總之，在傳統農民文化、蘇聯革命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之間，毛澤東第一次把西方近代文化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學習對象之一，資本主義、資產階級、西方國家等在毛澤東思想中第一次具有了正面意義，說明1956年的毛澤東已經明確意識到在變化了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革命文化需要轉型。
據當時聽到傳達的老人回憶，毛澤東在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時還有如「也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要有集體主義，也要有自由主義」、「中央要成立一個體制小組，專門研究如何劃分權力」、「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等思想極為開放的言論；一些與毛澤東有過接觸的人還記得毛同時還有「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馬克思主義大家都可以發展一點，不要只靠他毛澤東一個人發展嘛」等只有毛澤東才能說的話。
結合毛澤東1955年的「向科學進軍」、「現代化」以及1956年的「雙百方針」、「人民內部矛盾」等觀念，可以說，毛澤東的文化思想在1956年達到最理性、最開放的程度。與此相應，周恩來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董必武在八大上提出黨政職能分開、加強民主與法制、使黨和政府的活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觀點。政治上的「解凍」展示出文化上的「早春天氣」，文藝作品批評官僚主義，經濟上提出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等問題，社會學界提出控制人口的必要性等等。最重要的，是黨的八大關於社會主要矛盾和黨的中心任務的分析使中國有可能告別「階級鬥爭」時代而走向發展經濟文化的新時代。如果「早春天氣」真的順利進入「春暖花開時節」，如果毛澤東從此更多地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國文化有可能創造一個新的「盛世」。遺憾的是，1956年新的取向剛剛露出一點苗頭就被徹底冷藏起來，是誇大階級鬥爭而不是發展經濟文化，是倡導個人崇拜而不是發揚政治民主成為毛澤東晚年思想的重心。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激越口號相應的是「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事業要商量」政治詩的流傳。對於像毛澤東這樣卓越的政治藝術家，其文化關懷的轉移不是可以簡單猜測的。除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之外，就毛澤東本人來說，對這些主要與西方近代文化相關的新觀念還缺少完整的研究和內在認同，青年時代固然是「大雜燴」，1956年也沒有把這些新觀念融貫到他的整個思想之中，更沒有就這些新觀念如何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具體落實作長期、有效的設計和安排。
在政治上，如楊奎松所說：毛澤東「雖然認識到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存在著值得借鑒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現象生長的某些長處，卻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樣的問題，用不著對自己進行監督和限制。過分的自信，使他明顯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視那種建立在嚴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會監督體制。因此，他堅決反對任何企圖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學習的想法。」（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79～83頁）在經濟上，如李銳所說：「《論十大關係》並不是一篇經濟文獻。雖然問題的兩方面都說到了，卻沒有規定性，也就是說，缺少嚴格的定性定量的經濟指導意義。……《論十大關係》在理論上有很多重要的內容，而在具體實行中，卻難以照顧到這一面又不丟掉那一面。特別是一股什麼風吹來之時，兩面性就被衝掉了。……人們無法掌握"並舉』的關係的度，也無從了解工業與農業、重工業與輕工業、土法與洋法等之間的比較關係。」（李銳：《毛澤東的晚年悲劇》，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187頁）1956年的權力結構和社會背景還沒有足夠的動力促進毛澤東對自己的文化思想結構進行結構性調整以適應中國文化建設的客觀需要，一系列新認識還停留在個人的觀念性層次。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晚年的文化探索比較明顯地存在著理性認識與實踐操作相脫節的問題。比如，鑒於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毛澤東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反覆強調在人民內部實行廣泛的民主、在黨內實行民主，但正像薄一波指出的：「這次大會以後，民主集中制在黨內特別是在黨的高層政治生活中，並未得到嚴格遵守和真正執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壞，從而也加劇了黨內生活的不正常。」（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071頁）
在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越來越濃烈的批判中，毛澤東的文化思想日益走向封閉，直到「文革」同時向「封」（中國傳統文化）、「資」（西方近代文化）「修」（蘇聯革命文化）宣戰，曾經以不同方式成為毛澤東文化思想基礎和資源的所有文化都成了革命對象，「文革」以毀滅文化而留在歷史上。以至於李銳認為：「毛澤東基本是斯大林類型的，但在建設新世界方面在科學技術上，還不及斯大林有遠見。」（李銳：《毛澤東的晚年悲劇》第74頁）這對於1958年以後一心想超越斯大林的毛澤東來說，當然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說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成功的革命領袖，卻在下半葉的建設發展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那麼文化上的解釋就是：他對中國農民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充分利用可以有效地配合農村游擊戰爭，卻不能支持中國「站起來」後所需要的真正的經濟、文化和技術上的革命。
十年浩劫結束後，1956年成為當代改革的思想起點之一。在國內政策上，1975年鄧小平主持「整頓」時，就建議整理出版《論十大關係》；十一屆三中全會工作重心轉移的決策與八大路線遙相呼應；在對外政策上，面對蘇聯越來越大的壓力，毛澤東1973年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並由鄧小平1974年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全面作了闡述，其中最有價值的是聯合第二世界（西方發達國家和東歐國家）和利用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矛盾的戰略思想。
「三個世界」的理論「雖然在理論上有不合乎實際的方面，但在當時指導我國的外交工作堅持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努力建設和發展與第三世界各國和其他類型國家的友好關係，包括同美國實現兩國關係的正常化，都起過積極的作用，並且為我國後來的對外開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準備。」（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頁）1979年，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文章中還讚揚「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多麼英明，多麼富有遠見」。毛澤東這種對西方發達國家包括美國的相對友好的分析，與1956年中，他的文化思想狀況曲折相通。從對外開放到與國際接軌，改革後的中國文化建設逐步回歸人類文明的主流。回顧這一歷程，有助於我們可以獲得對中國當代文化清醒的歷史認知，並對建設中國新文化的方向有一個理性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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