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 標籤：社會2011-06-11 03:36 星期六 作者：馬勇 田志凌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龍的傳人》唱的不是

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

   標籤：社會2011-06-11 03:36 星期六作者：馬勇 田志凌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龍的傳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時此刻，用它來提括彼時彼刻，卻是再合適不過。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後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百年來眾說紛紜，當局者不清，旁觀者更不明。但歷史不容許不清不明，同時正因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個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霧，廓清、袪魅、還原。百年彈指，殷鑒不遠，讓我們聽聽，歷史會告訴我們些什麼……

　　 

　　　　攝政底氣不足

　　 

　　　　晚清最後走到那個份上，君主立憲走不下去，不是攝政王和皇族核心層的問題，是皇族之外的高幹子弟的問題。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你對辛亥那段歷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較特別，比如你對載灃等人是抱著一種同情，甚至是欣賞的眼光看的。

　　 

　　　　馬勇：陳寅恪先生在談到歷史人物研究時，反覆強調「同情的理解」，認為對歷史人物應該從歷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貢獻和作為。我們過去把攝政王描寫成優柔寡斷，隆裕皇太后則是軟弱無知的家庭婦女。其實，真實的歷史不是這樣的。就攝政王來說，他是晚清王爺中比較具有國際視野的，在家天下歷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親生子，大約沒有誰比他更關心這個國與家的未來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後一直兢兢業業處理國務。至於眼見著成功的君主立憲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讓位於革命了，說實在的，那不是攝政王和皇族核心層的問題，是皇族之外的高幹子弟的問題。

　　 

　　　　南都：高幹子弟？

　　 

　　　　馬勇：就是所謂的「皇族內閣」那些人。君主立憲的要義是約束君主的權力，君主不再處於國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線，不再當權力要衝。這一點君憲體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並沒有多大障礙。問題在於當時中國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親王奕出任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之後，為清廷皇族開了一個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後介入實際政治。他們在那之前享受著朝廷俸祿，但交換過來的條件是不得從政；恭親王之後就不一樣了，皇族子弟紛紛走出家門去從政，這就使君主立憲的實現無形中增加了極大難度。所以，要想實現君主立憲，就必須重申皇族成員不得從政不得經商兩條鐵的紀律。這對於已經從權力中嘗到無限好處的皇族來說，顯然是很難的。

　　 

　　　　南都：就是說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從政的？

　　 

　　　　馬勇：因為皇族當官，一定有弊政，會導致不公平。鴉片戰爭之後，恭親王弈從1860年起以總理衙門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國幾十年，導致一個最壞的後果，就是皇族子弟個個爭著當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憲沒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攝政王的原因，就是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許多人不願意中國就這樣走上君主立憲，就這樣剝奪了他們的特殊權利。這個利益集團中的許多頑固分子後來就演化為宗社黨。

　　 

　　　　南都：宗社黨主要有哪些人？

　　 

　　　　馬勇：他們這撥人都是很強硬的，包括當時民政部的尚書善耆(他的一個女兒就是後來的川島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積極的，但到了最後關鍵時刻，他發現不讓皇族繼續從政，他就不幹了。還有一個載澤，鎮國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憲運動中，就是載澤最早給慈禧太后和光緒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說，中國唯一的機會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夠讓愛新覺羅萬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憲最後關頭，他發現自己的權力將被削弱，就不幹了。

　　 

　　　　南都：所以總體而言，你認為載灃在辛亥前後的表現還是不錯的？

　　 

　　　　馬勇：過去對載灃的描寫都是無能、短視與自私。但只要仔細研究載灃的相關資料，你會發現這是一種妖魔化的結果。這種妖魔化是辛亥後的必然，因為要為歷史找出責任的承擔者。如果不是載灃對立憲呼聲給予善意回應和良性互動，那麼後來的事情還真的很難說。載灃在最重要時刻還是有擔當的，包括他的辭職。武昌起義後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憲已經不被接受了。袁世凱當時是內閣總理大臣，他找載灃談共和。載灃說不能接受，就辭掉了監國攝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當時才二十八九歲，而且他很有契約精神。

　　 

　　　　南都：契約精神？

　　 

　　　　馬勇：辛亥之後，清廷和民國政府達成協議，就是在中國廢除帝制，但對清廷並不再像過去所說的那樣要驅逐韃虜，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嚴，紫禁城歸他們。這對清朝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協議。1914年出現帝制復辟的思潮，載灃就表示反對，他跟宗社黨的人也鬧翻了。1917年張勳推著他兒子溥儀來搞復辟，載灃是非常惱火的。載灃說你不能這麼搞，你這樣就把民國達成的協議給毀了。歷史證明，載灃的判斷是對的。因為後來馮玉祥把溥儀趕出宮，理由就是你搞過幾次復辟。

　　 

　　　　南都：一種觀點是載灃太年輕了，怎麼會找這麼年輕的一個人來攝政呢？

　　 

　　　　馬勇：慈禧皇太后臨死前安排這個接班架構是有她的道理的。載灃接班時26歲，跟慈禧太后當年接班時一樣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載灃搭班，相當於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親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當年接班的時候還大了十幾歲。這個叔嫂結構是一個良性的結構。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實錄》里講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問題上擁有否決權。攝政王載灃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還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說弱，可能載灃的班底比較弱。慈禧接班時特別是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權重的。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時候，都處在上升的狀態。1908年是另外一種格局，攝政王上台的時候，張之洞死了，袁世凱退下來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幾個權臣都下來了，朝廷上來一撥年輕的大臣。如果載灃接班後，不把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痾，不把岑春煊和端方開了，可能不會發生後來的失誤。不是攝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內閣出台之後，強一點的就只一個慶親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個理想的內閣班底差距太遠。這就和載灃底氣不足有關了。

　　 

　　　　南都：載灃開掉這些能臣是因為他底氣不足？

　　 

　　　　馬勇：對。因為載灃沒有打過仗，沒有豐功偉績。只是因為血緣的關係和自己兒子的關係做了攝政王，底氣太不足了。如果這些有本事有實權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沒辦法。開掉端方時他找了一個借口，端方在慈禧的喪禮上拿著照相機到處去照相(那個時候照相機剛剛傳到中國不久)。開他的理由就是他在喪禮上不莊重、不嚴肅。端方那個時候已經從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就以這種理由把他開了。上來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皇族，怎麼能和端方比呢？開岑春煊的理由是懷疑他和康有為、梁啟超有關係，其實是一個造假的照片。革命黨合成了一個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結果朝廷就信了。

　　 

　　　　南都：開袁世凱又是以什麼理由？

　　 

　　　　馬勇：1908年清廷為什麼把袁世凱以腳疾的名義開除了？我們過去的解讀都是說攝政王要報仇，因為袁世凱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變法失敗光緒被軟禁。載灃是光緒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後要向袁世凱報復。那都是康有為的瞎扯。載灃就是沒有底氣。一朝天子一朝臣，一開御前會議，一個權柄在握的重臣在旁邊，攝政王怎麼施展呢？袁世凱確實有腳病，在慈禧和光緒活著的時候，袁世凱就因為腳疾請過好幾次病假，這個材料我是從許寶蘅日記裡面看出來的。另外一個理由，當時袁世凱在外交上有一個失敗，這個後來很少被披露出來。

　　 

　　　　南都：是什麼樣的失敗？

　　 

　　　　馬勇：1908年，在中國東北開仗的日本和俄國談妥了，又把英國和法國拉進來，利益均沾，共同開發東北。這樣一來，中國國土上的權利都歸人家了。德國找到中國，建議和美國搞一個三國聯盟，對抗四國。這時袁世凱是外務部尚書，他請示了慈禧和光緒，認為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牽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撫、袁世凱的老搭檔唐紹儀出使美國。當時走海路，去美國必須經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著唐紹儀不讓走，拖了一個多月才走掉。結果等他到美國，日本和美國已經達成協議，美國被拉到東北利益團體中了。唐紹儀只好灰溜溜地回來。這次外交失敗袁世凱吃了一個啞巴虧，只能以外務部尚書的身份承擔這個責任，有點引咎辭職的味道。

　　 

　　　　南都：你認為隆裕也不是沒有見識之輩？

　　 

　　　　馬勇：隆裕皇太后或許沒有慈禧太后那樣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將大清王朝交給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據。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資料，就不難看出她並不是傳統理解中的婦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夠從一個武裝暴動轉化為一場和平的權力交接，沒有發生大的流血衝突，應歸於暴動發生後各方的妥協和讓步。隆裕並沒有在最後時刻魚死網破摧毀國家，而是接受現實坦然讓步。我認為這表現了中國人一個很重要的智慧。

　　 

　　　　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後關頭的讓步是一種明智的表現？

　　 

　　　　馬勇：如果不是她的態度與決斷，南北之間不可能走上談判桌。魚死網破孤注一擲，是概率比較高的可能。根據袁世凱的建議，隆裕皇太后召開了三天御前會議，像鐵良、良弼這些強硬派都是掌握軍隊的，他們說我們有槍，不接受南方的條件。隆裕問擔任過軍諮大臣的載濤，那你能打下來嗎？載濤說，我沒打過仗，不知道。這個時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態就非常重要了，她覺得慶親王、袁世凱是真誠地護著王室。當歷史潮流往這兒走的時候，你要順勢發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詔》，大意是說，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歷史潮流而動，我接受這個結果了。這就是明智。

　　 

　　　　立憲欲速不達

　　 

　　　　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來漸進式改革。梁啟超講過，應該用三十年的時間準備。因為日本從1867年開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時候才宣布明治憲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個立憲的體制。

　　 

　　　　南都：清廷一直被質疑是假立憲，沒有誠意，但你認為它是有誠意的。

　　 

　　　　馬勇：說假立憲，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黨人說的。我這本書的開篇就叫《革命與改良賽跑》，孫中山一個人的革命主張從1901年開始有很多跟隨者，因為清廷那幾年確實不給力，有很多問題。但是當1905年五大臣考察憲政回來，清廷踏上了立憲之路後，一大批原來支持革命的人就回歸了。朝廷已經說了通過和平的改良走上立憲道路，幹嗎一定要砸碎，一定要製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內閣出台，清廷到最後時刻確實沒有處理好，這是一個事實。但是你不能因為最後他沒有處理好，就回過頭來說它不真誠。立憲黨人都是什麼人呢？湯化龍、湯壽潛、張謇、趙鳳昌，這都是當時中國最厲害的人，他們的地位和智商遠遠高出革命黨。當然也不能低估革命黨的功能，如果沒有革命黨在外部的壓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

　　 

　　　　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員出洋考察憲政，最初目的並不是真的想立憲。

　　 

　　　　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動。1904年日俄雙方在中國東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時，美國人召集日俄等國開會，處理東三省善後問題，卻沒有讓中國參加。美國人的理由是，這是立憲國家之間的事，而中國還不是。況且雖然日俄兩國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與此無關。

　　 

　　　　早在1904年3月，盛宣懷等官員就曾建議清廷，為了防止日本戰後霸佔東三省，應該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義出訪歐美國家，真實目的是與各國進行外交斡旋，爭取各國在東三省問題上的支持和同情。當時清廷沒接受。但到了戰後會議把中國排除在外，從各省督撫到各部大員開始紛紛請求變法立憲。清廷才回頭採納盛宣懷的意見。因為考察憲政是西洋各國普遍歡迎的事情。名義上說是去考察立憲，實際上是去主談外交問題。當然在五大臣出發之前，在日俄戰爭刺激下，關於立憲的呼聲在清廷高層內部也已經成為主流了。

　　 

　　　　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嗎？

　　 

　　　　馬勇：外交沒談出什麼名堂來，但是這幾個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腦了，回來之後就認為中國應該走君主立憲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賞的大臣戴鴻慈講了立憲的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皇權鞏固，有利於消弭革命黨，有利於百姓監督官員。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層官員，因為把權力釋放之後，人民有監督他們的權利。這就說服了慈禧，開始真的準備立憲。

　　 

　　　　南都：五大臣出洋時，還遇到革命黨的襲擊？

　　 

　　　　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黨人吳樾在五大臣的專列上搞爆炸，載澤等人只是受輕傷。後來吳樾被譽為革命英雄，其實在當時他是引起國內外輿論的普遍譴責，被認為是置國家前途於不顧，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革命黨之所以要阻止立憲，是因為清廷發起立憲運動之後，獲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嚴重邊緣化。所以當時革命黨人一方面批評清廷是假立憲，是欺騙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憲，打擊那些骨幹和領袖人物。但吳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識到改革迫在眉睫，堅定了政府的決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報界的一份電報中所說，這個炸彈表明，從速實行憲政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程度。所以我講吳樾是臨門一腳，把清政府立憲的球踢進去了。很快大踏步的，到1908年就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

　　 

　　　　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憲，那為什麼定預備立憲期是九年那麼長？

　　 

　　　　馬勇：當時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來漸進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幾年、二十年。梁啟超講過，應該用三十年的時間準備。因為日本從1867年開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時候才宣布明治憲法，1890年開始實施，僅制定憲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時間，至於建成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立憲體制，可能時間還要長。後來清廷公布的時間是九年，有形勢逼迫、立憲派人強烈要求的因素。

　　 

　　　　1908年8月，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稍後又提出一份《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清單》，根據這份清單的規劃，九年當中會逐步舉辦各省諮議局，進行諮議局選舉，辦地方自治，辦教育提高識字率，設置律法等等。如果我們不帶政治偏見的話，應該承認這個立憲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規划了詳細方案、責任目標、每年應該辦的事項。比如當時格外重視提高識字率的要求，規定到第九年識字人口要達到二十分之一。但後來有立憲派三次國會請願事件，攝政王載灃不得不將年限縮短了。

　　 

　　　　南都：立憲派為什麼要求提前開國會？

　　 

　　　　馬勇：與外交危機有關。九年立憲是一個有計劃、有步驟推進的過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諮議局選舉，諮議局的成員基本都是當時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學回來，或者畢業於國內新式學堂。他們確實做了許多參政議政的實事，對地方政治經濟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議案。但1909年9月，中日兩國達成《中韓界務條款》，相當於日本擴張了在東北的勢力。這一危機導致當時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等立憲黨人聯合江蘇、浙江巡撫，要求清政府改變九年規劃，提前召開國會，以救國難。各省諮議局組織請願代表，三次到北京請願。

　　 

　　　　1910年7月，日俄兩國又簽訂第二次《日俄協定》，背著中國瓜分東三省。之後日本又正式吞併了朝鮮。這些來自外界的危機很大地刺激了國內的國民情緒，要求儘快立憲的聲音更加強烈。8月，各省諮議局在北京成立各省諮議局聯合會，湯化龍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兩年內召開國會。東三省總督錫良也向中央發電報，表達請願民眾的訴求。他還聯合了十幾個省的督撫聯名致電清政府，要求立即組織內閣，明年開設國會。

　　 

　　　　南都：清政府對此態度如何？

　　 

　　　　馬勇：前兩次請願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從攝政王的立場看，九年預備立憲是各方認定的日程計劃，不能說改就改。他反覆強調，朝廷從來都希望憲政早日達成，只是考慮到國家至重，憲政至繁，必須慎思而後動，不能貿然行動。但這些解釋沒能說服請願代表，反而被認為是缺乏誠意，敷衍拖延的表現。到第三次請願的時候，攝政王終於讓步了。各省督撫的聯名電報應該給了他比較大的壓力，他召集政府要員王公大臣討論，最後宣布將九年縮短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憲。但這一讓步，反而不可收拾了。

　　 

　　　　南都：請願仍沒有結束嗎？

　　 

　　　　馬勇：有很多人認為既然可以讓步，為什麼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開國會呢？代表們接著發動了第四次請願，要求第二年立即召開國會。清政府採用強力壓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請願壓下了。所以這一個讓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諾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個接一個。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皇族內閣出來之後，攝政王不願意退讓，就和這次國會運動有關。國會請願運動之後，你讓了，並不能平息下去。

　　 

　　　　共和大勢所趨

　　 

　　　　1894年的時候，中國人確實不知道怎麼開會，但是到了1912年的時候，中國人太知道怎麼開會了，因為有了十幾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

　　 

　　　　南都：我們都知道，最後終結清王朝的，袁世凱是關鍵人物。他早期是傾向立憲的，後來的態度是怎麼轉到民主共和的呢？

　　 

　　　　馬勇：南北議和過程中，袁世凱一再向南方聲明，民主共和並不是中國最需要的，應該君主立憲———保留皇上有什麼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國民的向心力。袁世凱身邊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簡單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體當中，都是研究多軌策略的。武昌起義爆發的第二天，袁世凱還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種意見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憲、民主共和、推翻清廷，這幾套都有。都不會單邊下注，都是多邊下注。

　　 

　　　　南都：他會有好多個方案？

　　 

　　　　馬勇：袁世凱派去談判的人當中，就有主張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談判總代表唐紹儀。他一定是多元選擇，順勢發力的。武昌起義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說，我們要把袁世凱從清廷當中拉出來，怎麼拉呢？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給他誘餌，我們請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話成立新政府，讓你當總統，這是第二個誘餌。另外他們就散布謠言，說你看朝廷對你不信任。這一點確實讓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當了。袁世凱在這個時候，對朝廷沒有二心。但武昌打下來之後，袁世凱在那兒按兵不動。後人多以為袁世凱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勢壓清廷，又用清廷的變革壓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這不能代表袁世凱當時的想法。袁世凱的目的很明確，就是保持軍事高壓，但最終還是要用談判解決問題。但是皇族的強硬派就不幹了。 

　　

　　　　南都：他們認為袁世凱有異心嗎？

　　 

　　　　馬勇：強硬派認為，袁世凱已經打下了一個有利的地形，為什麼不繼續往前打呢？袁世凱講，我可以踏平武漢三鎮，我可以踏平兩湖，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幹掉張謇、趙鳳昌、湯壽潛，因為他們在人民中間。袁世凱講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終一定是要政治解決，因為嘩變的新軍不是要求加餉，他們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幾個人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但是明顯可以從這個爭論當中看出來，南方瓦解的戰術在袁世凱那裡也有一點影響。

　　 

　　　　南都：包括楊度這些堅決的立憲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為什麼也轉向支持共和了呢？

　　 

　　　　馬勇：1912年楊度在北京發起成立「共和促進會」，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他與袁世凱關係密切，所以他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也預示著袁世凱態度的轉變。楊度當時強調，之前大家主張君主立憲是以救國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為唯一目的。現在中國已經錯過了君主立憲的良機，武昌起義之後，就意味著君主立憲走到了絕境。現在面臨南北分裂，國將不國。要保全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條件，走向共和。

　　 

　　　　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諮議局，其實也是為自己埋下了強勁的對手。

　　 

　　　　馬勇：那是培養了一大批職業政治家。各省的諮議局都是光緒時代培養出來的。這撥人都是經濟上的中產階級。按照憲法大綱規定，諮議局的議員要選舉。競爭非常厲害，賄選、拉選票、造假都有。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緒確實被調動起來了，對政治介入的熱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憲法頒布前後，各省的諮議局已經成為行政首長很頭疼的一件事。總督和巡撫動不動就被諮議局叫來問詢，回答一下這個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就和台灣、美國的民主體制一樣。當然是民主的進步了。

　　 

　　　　南都：這些人都是什麼背景的人？

　　 

　　　　馬勇：一個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沒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諮議局議員選舉的時候，就有一項財產申報。比如你要想競選上海選區諮議局的議員，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納稅證明，才有資格參加選舉。而且你的財產也要登記出來。這種狀況下，他就成為一個職業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後到日本留學的。比如李大釗、楊度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學的法政，回來只有當官一條路。最初的起步必須從議會起步，所以這一撥留學生都在各省的諮議局裡面混事。這撥職業政客一直到民國時代，民國時代的民主思潮，都和這些人有關。

　　 

　　　　南都：所以當時的民主試驗其實是有一定效果的了？

　　 

　　　　馬勇：孫中山多次講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質，要教人民怎麼開會，怎麼投票，怎麼選舉。這是因為孫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後，清廷不讓他回國，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幾年的發展。1894年的時候，中國人確實不知道怎麼開會，但是到了1912年的時候，中國人太知道怎麼開會了，因為有了十幾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但是這個孫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國外沒有回來，另外他戴了一個有色眼鏡，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認為是假的、騙人的。

　　 

　　　　南都：但立憲派也是少數人？

　　 

　　　　馬勇：晚清十幾年的立憲運動發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線，人民只是給一張選票，給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權力，並不是讓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孫中山和後來的革命者都是動員人民。政治不能這麼玩，政治永遠都應該是職業政治家手裡面的東西，但是職業政治家的合法性來源於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種很合乎中國國情的一個立憲的路，後來孫中山走的另外一條路，怎麼訓政，怎麼民主。

　　 

　　　　南都：就是說要相信民眾的判斷力。

　　 

　　　　馬勇：應該相信人民的判斷。就是選上了一個壞人，人民仍然有辦法把他選下來。而且中國當時走的精英政治路線，人民選的就是諮議局議員，並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選大總統。我們當時走的代議制，和美國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誠的代議制，真正的代議制，在基層放開權力就行了。

　　 

　　　　南都：所以你說，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

　　 

　　　　馬勇：因為這場革命不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內戰和血腥。我認為這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

　　

　　馬勇：　1956年生，安徽濉溪人。198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同年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從事研究工作，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會長及秘書長等。研究領域為中國史，重點在近代史。著述數十種，論文百餘篇。代表作有《漢代春秋學研究》、《梁漱溟評傳》、《中國現代化歷程》(第一副主編)、《從維新運動到義和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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