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臣」到奴僕：漫談古代君臣禮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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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臣」到奴僕：漫談古代君臣禮節的變化

　　現今熒屏上的古裝劇泛濫成災，有一個場景是比較常見的：君主上朝時一群大臣趴在地上三拜九叩的三呼萬歲，無論歷史背景由春秋戰國到清朝，大凡君主上朝就是一堆大臣磕頭，君主高高在上穩坐不動。其實這是大有問題的，完全是這些歷史劇導演圖省事搞出的「硬傷」。

　　中國古代君臣之間的禮儀，並非自古不變的，我們在影視劇中常見的大臣叩拜君主的那種突出君權威嚴的場面，大多是明清時期君臣禮儀的表現。在先秦時期曾有君主禮敬大臣的儀制被廣泛使用，中國古代君臣之禮向突出君主專制權威方向變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後。下面隨便說說一些禮儀變化的歷史，先從秦朝統一前說起：

　　1. 先秦的君主之禮

　　上古先秦的禮儀繁褥，所記述的經典史料文字古樸，十分艱澀難懂，現代的研究者不得不參考後世經學家們的註疏進行解釋。

　　古代君臣之間的禮節，可分為兩種形式:

　　一是舉止性禮節，主要是站立禮與跪拜禮;二是稱謂之禮。

　　先說舉止性禮節：

　　先秦時期，君臣之間的舉止性禮節，不僅僅是臣下向君主施行，而且君主也有向臣下施用儀制。站立禮中，君主向臣下所施行的主要是「揖禮」，即後世所說的「作揖」。據《周禮》載，周王召見諸侯之時，向其中沒有血緣關係的庶姓諸侯，施以「推手小下之」也即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動的「土揖」禮。向有姻親關係的異姓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時揖」禮。向同姓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舉的「天揖」禮。

　　周王與自己的直屬臣下在朝儀之時的禮節，《周禮.夏官》記載：「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門右。」

　　上古人寫文章惜墨如金，如果沒有注釋，估計現在沒幾人能看懂這裡在說什麼意思。這條記載，鄭玄的《注》、唐朝賈公彥的《疏》、清朝孫貽讓的《正義》，皆認為是描述周王向臣下行揖禮各定班位的場景。孫貽讓說得比較具體:「此朝儀，……孤、卿、大夫皆未就位，王揖之，乃各就本位。士則亦先立在位，待王揖與彼」 (孫貽讓《周禮正義》卷59)大致意思是：

　　對孤、卿，一一行揖禮;對大夫，因其同爵者多，且分等，故以對眾而行的旅揖分等而揖之:對士,因士分上中下三等，所以分三次行揖禮。所謂「王還，揖門左、門右」，是王回首而對侍從之故士、虎士、太僕輩們行揖禮，因王御朝之時，這些人在王的身後兩旁門左門右，王向左右作揖完後還得向後左右作揖,所謂「王既出，(背)負屏，揖卿、大夫訖，乃還，面微向後而揖門左右。」〔孫貽讓《周禮正義》卷59〕

　　以上所述，周王天子無論是對諸侯，還是對孤、卿、大夫、士乃至更低級的故士、虎士、大仆等行揖禮，都屬於君臣之禮的範疇，而且是君向臣先施禮,還得是向大臣部下一一行禮，而大夥只要對周王行一次禮就行了。可以看出這時的朝堂上最忙的人就是君主了,後世君主高居寶座巍然不動的景象，周王們大約是做夢也沒想到的。

　　再看跪拜禮。先秦時的人席地而坐，正規的坐姿，是雙膝跪席，臀部壓在腳後跟(呵呵，日本人就是這樣坐的)對同坐的對方表示敬意，則臀部抬起離開雙腳，上身挺直。若再施以手或頭、上身的其他動作，則形成各種形式的跪拜禮，如所謂稽首、頓首、空首什麼的。《說文解字.手部》段玉裁的注:「凡不跪不為拜」，所以史籍中提到具體的「拜」禮，就是指的這種跪拜禮。先秦時期，無論是禮制，還是史事，都有君向臣「拜」--也即行跪拜禮的記錄。沒錯，就是君主向臣下跪拜。

　　據《禮記.曲禮下》記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這段話所涉及的君主行禮有兩方面，一是國君對別國來的大夫行拜禮。二是對「同國」即本國始任為大夫者行拜禮。「拜其辱」之「辱」，按經學家解釋是謙指對方的屈下來見，所以「拜其辱」便是行拜禮以歡迎對方的來見,君主以跪拜禮對初任大夫的臣下表示敬意與拜託。《戰國策.秦策三》記載秦昭王懇請范睢幫他，也是「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唯應允而向秦王「再拜」，「秦王亦再拜」，並對范雌說:「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對范雌待以極高禮遇。

　　君對臣還禮的跪拜禮是「空首」，所謂:「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動作是兩手拱地.叩頭至手而不觸地，故名空首。君主還跪拜禮的次數是一拜，所謂奇拜是也。《儀禮.士相見禮》亦載:「始見於君，……士大夫則莫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八載;「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為長跪。首至手則為拜手。手至地則為拜。首至地則為稽首。」君主對臣下表示特別的敬重，還有施最重的稽首禮的，但不屬禮制的規定，而是「非常禮」也，《尚書》中就記有「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之事，說的是商王太甲向大臣伊尹行稽首禮，西周成王向周公稽首，不過可能被後世儒家理想化過了。

　　除站立禮、跪拜禮外，還有一些禮節也體現出君對臣的禮敬。.如:降階，下台階相迎或行禮。例如諸侯國國君—公對其臣下降階行禮表示歡迎的禮制:「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立。公降階揖之」如此等等。

　　離席，或曰避席。指離開跪坐之席起立，再施以揖禮或拜禮。如春秋時齊桓公大宴臣下，鮑叔牙向桓公敬酒致辭，希望他不要忘記昔日國亂出奔時的苦難。桓公大為感動，而離席再拜，這是君離席向臣行兩拜(再拜)的禮。

　　還有所謂「興」(興席)，是在座席上起立以示敬。《儀禮.士相見禮》記述:君賜臣下宴，臣下食畢拜謝退出時，「君為之興」，便是君對臣之辭去以起立作為相送的禮節，這時大臣們就要說:「君無為興，臣不敢辭」，然後才離開。更重的禮節是君不僅起立，而且「降送之」，即降階相送。

　　此外，還有君為臣「撫席」—撫一下席子請坐、「撇席」—象徵性撣席上灰塵之動作讓坐等等禮節。

　　在稱謂禮上,古人姓名外還有字，先秦時期有「國君不名卿老」禮制，君主不以名稱呼高等官員，以示尊重。

　　正因為先秦之時君對臣有諸多禮敬的儀節，與後世大不一樣，因而令後人對古君王之聖德及禮敬臣下的行為心儀、嘆贊。清人康有為很羨慕的加以總結說:「《禮》:天子為三公下階，為卿離席，為大夫興席，為士撫席。於公卿大夫拜，皆答拜。」(《康有為遺稿》下卷《擬免跪拜詔》)

　　2.秦至唐時期的君臣禮儀

　　中國古代君臣之禮的變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後，已稱皇帝的君主在禮制方面提高與維護其至尊的身份地位，禮敬大臣的儀制與行為減少，君尊臣卑的綱常由此強化。秦統一後，建立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君主稱皇帝，君臣之禮方面突出了強化皇權與提高皇帝尊威，先秦時期君主禮敬大臣而卑己尊臣的禮儀，當然有損皇帝至尊身份，因而從禮制中取消，皇帝只向極個別的大臣主要是自己的授業師及「三老五更」行禮，所以在朝儀及其他場合中已見不到像先秦時期的君主那樣，向諸侯、卿大夫、士等各級臣屬先施以揖禮、跪拜臣下的場面了。此後，只有那至尊的皇帝在朝儀上心安理得地接受百官的跪拜。

　　漢代，最高級的官員為三公：即丞相(東漢稱司徒)、太尉、御史大夫(東漢稱司空)，皇帝對他們的禮敬儀節有「興」，是以起立作為對他們進見的迎接禮，或對其叩拜的還禮，相比先秦時期君主的向臣下行揖禮、空首禮要怠慢多了，不需向臣下俯身作揖或叩首，無傷皇帝至尊身份，因而尚作為禮儀制度保留。例如漢代元旦朝賀之儀，其製為: 三公上殿後面向皇帝座位，贊禮之太常就高聲唱喝:「皇帝為君興」，即皇帝起立對三公的禮賀表示敬謝之意。三公於是跪伏，然後皇帝坐下。皇帝冊、授王、公爵、職時，王、公拜謝，皇帝也以起立作答禮。

　　王應麟《漢制考.序》還曾敘述:漢制丞相進見時，皇帝為其起立以示敬：皇帝在車上時，若路遇丞相求見，要下車以示禮敬。

　　君臣處理政務之時，皇帝與三公等在朝堂之中共坐商議，這就是明清之人在追述那時的君臣之禮十分羨慕的「古有三公坐論之禮」、大臣與皇帝「坐而論道」。召見個別大臣時也是如此，西漢文帝召賈誼在宣室(未央殿前)談論，文帝聽得著迷，不知不覺以膝行挪動靠近賈誼所坐之席，賈誼也沒什麼特別的反映,顯示出當時君臣「坐而論道」的場景。皇帝與宰相等高級官員共坐議政的禮制，一直延續到唐、五代，其時仍是「大臣見君，列坐殿上」(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卷1)宰相還有特別的禮遇,「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歷代職官表》卷3)

　　君主禮敬大臣保留上古遺風最多的，是尊師敬老之禮。西漢的張禹，曾是漢成帝的授業師.後任宰相。致仕家居後，成帝不時派人慰問。張禹病時，成帝前來看望,「親拜禹床下」。

　　這一時期皇帝敬老的禮儀，主要就是三老五更之禮，所謂三老，是鄉官之名。戰國時閭里及縣，均有三老，漢初鄉、縣也有三老，由年在五十歲以上者擔任;所謂五更，乃年老致仕而有經驗之鄉間耆老。這也是先秦遺風，"三老五更"主要代表了國家重視老人，並使老人"老有所終"的養老制度，所以天子也往往尊禮三老五更，以年老大臣為代表。

　　依照古禮，皇帝向三老五更示敬時，不僅要跪拜，還親自割牲、執醬、執爵。東漢舉行此禮時其儀製為:

　　舉行此禮儀，皇帝要先到太學之辟雍禮殿等候，其御座設在東邊之席(以西為上位)。將三老、五更以安車接至後，皇帝於門屏親迎、行禮。至台階，皇帝以揖禮相讓請他們登階。殿中，三老被安排在最尊的西席，東面。五更在次尊之北席，南面。皇帝在東席，西面，面向三老更行跪拜禮，以及以三老為師、聆聽其講授且親自割牲、執醬、執爵侍奉三老，東漢班固《白虎通義》解釋皇帝的這種禮敬原則是「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即以對父兄尊長之禮敬待他們。

　　據《周書》卷十五《于謹傳》，周武帝宇文邕在太學敬三老於謹，讓于謹「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皇帝反而西面「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侑」，隨後「皇帝北面立而訪道。」于謹說了些「虛心納諫」的話以教導皇帝，「皇帝再拜受之」。這反映這時的君臣之禮還帶有上古遺風，唐代的這一禮儀也與東漢相似。

　　再看稱謂之禮方面，「君前臣名」是君臣稱謂之禮的重要原則，它是說:一、臣下在皇帝面前自稱必須用其名;二、在皇帝面前提到其他大臣，也須稱其名。它循從禮俗中的尊卑之禮而成為君臣之禮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具有「卑」身份的臣子在有「尊」身份的皇帝之前，必須謙稱其名以示尊敬。如果某位大臣被破例允許不稱其名(不包括自稱)，則屬於君對臣的極高禮遇了，「贊拜不名」、「詔書不名」等便一屬此例。

　　被賜予「贊拜不名」特權者，朝儀叩拜，贊禮官在皇帝面前不像宣其他官員那樣唱出其名，因為是在天子面前，而且是正規的朝儀當眾場合，所以官員們視其為恩遇殊榮。被賜以贊拜不名者，往往還賦予君臣禮制其他方面的特權，如「入朝不趨」—入朝上殿時，不像一般朝臣那樣以快步趨行表示對皇帝的禮敬，可漫步而行。「劍履上殿」—一般官員要遵從上殿時去佩劍、脫履的尊君禮制，而有此特權者是著履、帶劍上殿。這一時期得此殊榮者不乏其人，如西漢之蕭何，東漢末之曹操，東晉之王導、陶侃，南朝齊之蕭鶯、梁之侯景，隋之竇熾等。這一時期，皇帝對親近大臣常以字相稱，不稱其名。如漢高祖劉邦於眾臣面前稱讚張良:「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西漢景帝對竇嬰稱呼其字「王孫」等。顧炎武《日知錄》舉唐代為例說，唐太宗時，諸如封倫(封德彝)、高儉(高士廉)等人所以都是以字為名，乃「蓋因天子常稱臣下之字故爾」，「常不名之，恆呼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

　　南朝梁武帝時，在君稱臣上還有這樣一段故事，當時蔡撙為吏部尚書，並以納言(侍中)代宰相職。梁武帝在一次招待群臣的宴會上，連呼其姓名「蔡撙」多次，蔡撙都假裝聽不見，梁武帝改喚其「蔡尚書」，蔡撙這才起立應答，還正色對梁武帝說:「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以致「皇帝慚色」(李延壽《南史》卷29《蔡廓傳?附孫蔡搏傳》)

　　這裡，梁武帝並沒有因此感到丟面子發火，而且也認為以名呼臣為失禮，以「蔡尚書」改稱之，還被蔡尚書搶白了一番而面有慚色，說明當時確有皇帝在稱謂上要敬重高級官員的禮俗。而宰輔一類的官員在朝中也有較高的身份地位，因而蔡撙敢於對皇帝直呼其名表示不滿，並維護自己的尊嚴。

　　皇帝對三公的禮敬，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允許顯要之臣贊拜不名、人朝不趨、劍履上殿等，也反映這一時期高級臣僚較尊貴的身份地位，及君臣之間尚不甚森嚴的等級差距。而君臣共同坐而議政、君對臣「常從容賜茶」、君主常以字親近稱呼臣下，則又是皇帝以比較密近的方式維持君臣關係的表現。

　　3、宋以後君臣之禮的變化

　　宋以後，君臣之禮變化的重要表現，就是皇帝大力維護自身至尊威嚴，同時大臣的身份地位在禮制方面越來越受貶抑，文武大員地位身份因此降低，君臣等級的差距向天壤之別發展，君臣間宜師宜友的人際關係再也無法重現了。

　　這種顯著變化，主要表現在舉止性禮節方面。清人康有為對這一變化描述說:「漢制，皇帝為丞相起，晉、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後世從之。」(康有為《康有為遺稿》下卷《擬免跪拜詔》)，這裡說的就是古代中國君臣共同議政的場合中禮節變化的大概情況：唐以前是臣與君共坐，到了宋朝，皇帝仍坐，大臣則由坐改為站立。元朝進一步發展為臣下跪著向坐著的皇帝察復，明清沿襲而不改。

　　君坐臣立的變化由宋太祖開始，《宋人軼事彙編》卷1《太祖》有這麼個故事：

　　宋太祖在某一天朝堂議事，對仍坐在那裡議事的宰相范質說：「我眼昏不明，你們自己看著文書念給我聽吧。」，宰相等人奏事時起立以示尊敬，等他們完事後想複位時，太祖已偷偷命太監撤去了座位。從此大臣們坐著和皇帝討論國事的歷史就結束了。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太祖把易君臣共坐為君坐臣立這一君臣之禮的重大改變，與其「杯酒釋兵權」一樣做得是如此的巧妙。從此，君臣促膝而談式的共坐議政，變為君主高坐於御座之上,臣僚站立其下，君臣之間高下分明。個別大臣再坐於殿上，則需皇帝特恩賜坐了，當然他們也只敢側身坐上半個座位。

　　元代，則臣下已須向君主跪伏，如應奉翰林文字官在進實錄向皇帝表奏時，便是對皇帝「跪讀表，讀畢，俯伏，興，複位」(《元史》卷67《禮樂志一》)。讀表時是跪著，讀完後，還要向皇帝俯伏行禮，然後起立.歸復原位。

　　明朝沿襲了元代臣下向皇帝跪拜的制度。《大明會典》記述:君臣議政之時，「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這段話的意思表明:百官即所有官員無論品級多高，都要向皇帝跪奏政事。奏完皇帝令起，才能站立起來。皇帝發布聖諭時，百官都要跪著聽。皇帝賞賜大臣，大臣必須在御前跪受賜物，然後五拜叩頭。三拜九叩頭的大禮到此時也成為常見的禮儀了。

　　由明朝開始，由於尊君卑臣的強化，君主對臣下已表現為非禮對待的地步，其突出體現，便是明代對大臣們的「廷杖」—堂堂大臣在皇宮大殿上被扒了褲子打屁股。《明史》總結: 「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而殿陛行杖習為故事矣。……公卿之辱，前此未有。」據明史專家吳晗先生說，廷杖「始於元代，元代中書省長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記載。朱元璋較元代實行得更普遍、更厲害，無論多大的官員，只要皇帝一不高興，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頓，打完了再拖上來，打死了就拋下去完事。」(見《明代特務政治》)正德、嘉靖時的兩次大廷杖，諫止正德南巡廷杖146人，死者11人;嘉靖爭大禮，廷仗134人，死者16人，規模浩大，曠古未有。清代的皇帝也有鞭打官員，板責皇子的老師的事。堂堂朝廷命官們甚至皇子之師竟遭杖責，簡直是斯文掃地，也可見當時臣僚身份地位降低的程度。

　　清朝繼承明制，皇帝與大臣議政，或是御門聽政，或是便殿召對，都是臣向君跪，大臣持本章至本案前跪放，起立歸班「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幾件」。內閣大學士、學士也是「依班次跪」，皇帝降旨宣答，「大學士等承旨訖，興，由東階降」。御門聽政，大臣們是跪在硬地上，而且「動輒逾刻」，甚至一跪就跪上幾個小時，年邁大臣實在不堪其苦。乾隆五年嚴冬清高宗御門聽政時才萌生了點惻隱之心，為此降諭給在磚地上向其長跪的一品高官宰輔級的大學士、年老大臣加個跪墊，在乾隆看來，已算是對他們的特別優待了。此時的皇帝，與漢代對三公宰輔起立相迎的皇帝相比，在禮待大臣的觀念上已有天壤之別!

　　便殿召對，多是在皇帝的寢宮室內，為高級官員設有跪墊，其實跪在墊上時間長了也受不了，所以有大臣在召見時，在膝間以厚棉裹起來做個墊子。至召對完畢，皇帝令其退出，大臣才能站起來，退後幾步，再下跪口祝聖安，然後退出，即所謂「跪安」也。御座之下，天威咫尺，長時間畢恭畢敬地跪，沒有頑強堅韌的毅力及一定體力是堅持不了的。乾隆朝的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劉於義，在年已七十餘時奏事養心殿，因跪的時間太久，站起時踩到自己衣服角，一下摔倒在高高的御座下，因身體肥胖年紀太老，這位七十多歲的正一品宰輔高官就此跌死在乾隆腳下，不知算不算因公殉職?

　　同是君坐臣跪，明清兩代從細節上看又不一樣。明代君臣議事時，只有奏事者跪，其他人站立，且跪奏者奏事完畢，皇帝即命其起立。清代則不然，御門聽政時，輪到某班奏事，該班官員要全邵一起跪下。便殿召對，則所有大臣都要跪在皇帝腳下。康熙以後，召對大臣時間久了，也會賜墊於大臣坐，但是懾於皇帝威嚴與森嚴的君臣之禮，實際大臣們並不敢坐，所謂得「賜墊坐」者，最多不過是跪在墊上。受優禮的，是各機構的最高級官員，因而被賜坐—跪在墊上。至於正二品的侍郎及以下員，則連跪在墊上的資格都沒有。

　　皇帝既然要求臣下在其面前站立、跪伏，體現他的至尊威嚴，向臣下屈尊施禮的事就不可能了，所以，漢唐時期僅存的皇帝向業師、三老五更跪拜的古禮，也在宋代以後被取消。

　　我們看看宋朝的三老五更之禮可以發現幾個特點:

　　1.皇帝不出迎三老、五更，而由太常寺博士排皇帝安坐等候。

　　2.皇帝不向三老、五更施禮，而是三老、五更來至御座前，先.向皇帝行揖禮「皇帝為興」，只是以站起來作還禮。

　　3.席間，皇帝也不為三老割肉、執醬，而由尚食官代行。

　　4.皇帝也不送出，而是三老、五更至御座前行揖禮告別。

　　可見宋代，禮敬三老五更的儀節大量省略了，皇帝再也不需要向別人禮拜了。元明以後乾脆取消了這一禮儀。至清朝中期，就是那位讓年邁大臣在其座下因跪的太久而跌死的乾隆皇帝，一度心血來潮，打算行三老五更之禮，然而大學士張廷玉婉言勸止，說是這種古禮「臣下誰敢受之?!」

　　在君臣稱謂之禮方面，皇帝對臣下禮敬的現象也大為減少，如君對臣之稱字就已不多見，至於「贊拜不名」，大臣得此禮遇者更為罕見，就連明萬曆時身為宰輔兼皇帝之師的張居正也未被賜予這種榮譽。明代皇帝對大臣已是直指其名，清代皇帝的「上諭」、對臣下奏摺的「硃批」所保留下的稱謂看，清帝對臣下也直呼其名，或以「爾」、「汝」稱之，宰輔之臣大學士從來也無人敢像南梁蔡撙那樣對此表示不滿。

　　宋以後的宰相，包括無宰相之名的大學士、軍機大臣，其身份地位和權勢都已不能與漢魏之時位極人臣的宰相同日而語。明代雖有嚴嵩、張居正等權臣，但他們並非如以前依宰相制所當然具有之權，本質上說他們不過是皇帝的秘書，所以他們之有權，是在皇帝荒政、昏庸的情況下代行了一部分皇權。清代皇帝勤政、乾綱獨攬，宰輔之臣就權力輕微，碌碌無為。明代的宰輔如張居正等人，儘管也曾權力炙手可熱，只不過是個別的暫時現象。因為他們的地位身份已相對卑下，因而無一不在低級官員的彈劾下，被皇帝輕易剷除。明崇禎朝17年中，被皇帝換掉的宰輔之臣大學士竟有43人，平均兩年5人，其中23人為罷免;七卿即六部長官尚書、都察院都御史，被撤換52人，平均一年3人，其中27人是罷免，21人以罪削職，以罪削者多下獄、處死或充軍(據《明史》卷100《宰輔年表二》、卷112《七卿年表二》統計)。這就是說這些高級官僚身份地位相對低下，已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抗皇權了。

　　君尊臣卑的強化，使臣下每天生活在恐懼中，不敢主動大膽地匡正君主過失，從而削弱臣僚的輔政作用。明清時期皇帝的威嚴已被抬高到絕對至尊的地步，卑視臣下，君主容不得臣下對其尊嚴的絲毫損傷，包括直言諫凈，甚至以殘酷的非禮手段如廷杖對諫凈之臣進行嚴懲，君主的錯誤施政與行為已無法得到官僚系統的糾正，而曲從、討好君主，不顧是非的奸臣，則往往因此得勢，藉此營私，打擊正直的大臣，從而導致朝政的腐敗。

　　君主禮敬大臣的儀制被逐步取消，在禮節上不斷卑抑臣下的過程，反映出君尊臣卑綱常的不斷強化，君臣之間等級差距加大並森嚴化。宋太祖要求臣下站立地下，自己高坐椅上，就是藉此而造成君臣之間的高下之分，以尊君、卑臣。朝堂之上，對宰輔之臣不讓坐的「非禮」之舉，更屬一種有意貶斥臣下的行為。明初強化君主專制，強調大臣跪拜君主的禮儀，就是要將臣僚變為臣僕。到了清朝，明代君主專制體制的延續，又融人滿族君臣之禮的舊俗，進一步發展為奏事之臣的全部列跪。這時的君臣禮儀已是一種加強專制君權的手段。

　　話又說回來，有皇帝的專制主義的存在和加強，大臣變成臣僕或奴才是必然趨勢。考證「臣」字的本來意義;臣，上古就是指男性奴隸。《尚書.費誓》：「臣妾逋逃。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還有《禮記.少儀》所載：「臣，征伐所獲民虜也。」據近人研究，甲骨文中的「工」、「奴」、「奚」、「臣」、「妾」等，也都是指奴隸。由此看來，大臣們由先秦到清朝，完成了一個語言學上名致實歸的大循環。本來就是這麼回事：想做皇帝座下的大臣，就先得有做奴才的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