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丨中國哲學中的「良知」
在中國哲學中,「良知」的概念來自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盡心上》)
孟子還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的「良能良知」常被理解為一種與生俱來、先天所賦的能力與知識。這可能與孟子的一個比喻有關:「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但從孟子的論證看,孟子所說的「不學而能」和「不慮而知」指一種內生的、自覺的道德意識。它不是出於交情和聲譽等名利關係考慮而產生的,而是發端於人在平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就有的惻隱之心、是非之心。明確地把良知提高到心之體和世界本源的地位,還是後來的事情,只不過在孟子那裡已經可以看到這種傾向。
孟子把「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視為人的善端,因而主張人的本性是善的。宋明以來的中國新儒家有把人的這種善的本性本體論化的傾向。人倫被視為來自天理,良知被視為與天地之心同一。為什麼人人都有這樣的善端呢?按照他們的解釋,這是因為人心和天地之心是相通的,天道和人道的本質都是誠。因而不需外鑠,只要反求諸己,就可以發現天地萬物和人共同的本心,把自己的善的本性發揮出來,率性盡心,人皆可為堯舜。
在宋明理學中,「良知」的觀念與「天理」和「萬物一體」的觀念相關聯。這一思想是程顥在其著名短文《識仁》篇中引入的。他所使用的表達式是「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他在此明確聯繫到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孟子·盡心上》)這裡說的萬物同體的「體」指的是天或天理。他明確指出「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由此可見,在宋明理學中,良能良知不是指人的自然本性,而是歸結為天或天理。
朱熹把孟子所說的「良心」解讀為「本然之善心,即仁義之心也」。他也贊同程顥的「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的主張,以及把良知歸結為天理的觀點。但他強調,人心要由天理指導。他詮釋《尚書·大禹謨》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思想,認為「道心」是天理的體現,「人心」受物慾所累,主張人心要服從道心,以天理指導人心,進一步發揮程顥的「存天理去人慾」的主張。
朱熹儘管贊同「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的觀點,但他指出這一說法不能抹殺事物之間的差別。他主張「理一分殊」,認為萬物在「太極」或「一理」中既有統一性又各有分殊。如果過分強調一體性,會導致墨子「兼愛」那樣的無差別的愛,以及道家或佛教那樣的把我與萬物置於同等地位的觀念。朱熹在其整理加註的《太極圖說》中指出:「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
在理學家那裡,良知被歸結為天理,而王陽明主張心是主宰,把天理歸結為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傳習錄·答顧東橋書》)「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知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傳習錄·答聶文蔚》)在《大學問》中王陽明主張:「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
王陽明認為,人面臨倫理決斷的處境總是具體和複雜的,有時沒有先前的準則可參考,有時各種各樣的理據交織在一起,似乎每條理據都能成立,但從它們引申出的結論又互相衝突,這時唯憑良知來決斷:「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園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矩之不可勝窮也。……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傳習錄·答顧東橋書》)王陽明的良知說強調了心的能動性,以良知本心統攝天理,以良知決斷處置權變。
中國近代大儒熊十力把「良知」視為「本心」「本體」。「良知」與「天地之心」相通,通過本體的「大用流行」,把「仁」貫穿於天地萬物和人類之中。「良知」不是「小我」之心,而是「大我」的本心。人通過良知體悟本體,但體悟本體後不能「隳廢大用」,不能「廢絕量智,抑或看輕量智,以格物致知之學為俗學」。良知要在道德倫理和社會實踐中把自己向外推出來並實現自己,「良知」與「善行」是分不開的。自我修養和社會實踐是良知開啟自己和推廣自己的必由之路。
中國哲學中的這一「良知」的概念,在塑造中華古代文明的特色中起關鍵作用,對於現代社會的道德意識的培育依然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原載於《復旦學報》(作者張慶熊,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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