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科學誠信：讀《科學家的不端行為--捏造·篡改·剽竊》

《科學家的不端行為——捏造·篡改·剽竊》作者 山崎茂明 （日）譯者 　楊艦等 　出版社 清華大學出版社歲末年初的世界科學舞台上，充斥著刺耳的不和諧音，先是韓國科學家黃禹錫因為非法收集卵子、捏造幹細胞實驗結果而捲入醜聞，被奪去「韓國第一科學家」的稱號，前功盡棄。接著挪威的一名口腔癌專家、日本東大的一名生化學家也捲入了類似的捏造醜聞，雖然影響不及前者，但此類事件，一時甚囂塵上，其對大眾心理和科學家形象的整體影響不容低估。國內某大報在不失時機地報道四川一項有爭議的研究時，則乾脆使用了「中國版黃禹錫」的稱謂。不知不覺間，「黃禹錫」儼然已經成為代表科學家不端行為的一個符號。在諸事件之後的一片「反思」、「痛斥」「疾呼」風暴中，重新翻開山崎教授這本論述科學家不端行為的著作，恰逢其時——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歷史的思考維度，使得我們得以透過被醜聞、捏造、篡改、剽竊、濫用署名權、實驗室等級制度等重重迷霧包裹的科學家陰暗面，一探科學家不端行為內在的邏輯和解決步驟。這本書的書名直白而醒目，是一個「負面」的書名，翻開正文，卻不難發現此書內容展開的緩慢——作者第一章沒有對所謂不端行為下定義，亦沒有直接從自己挖掘出的案例切入，而是繞開去說明寫作本書的緣由，寫美國的「研究誠信辦公室」之行，這是一個監督科學家不端行為的成熟機構，可以說，作者選擇從「正面」下筆，是有著學術上的考量，學者不同於記者，對於科學醜聞這樣的事件，亦應該當作「倫理問題來研究，而不僅僅被人們當作醜聞來炒作」。誠然，對於寫作本身而言，這不是很「討巧」的寫法，平鋪直敘喪失了部分可讀性和衝擊力，卻換來了難能可貴的理性和建設性，沒有高調批判，也非刨根問底，而是要搞清事件何以發生？如何將處置程序標準化？山崎教授1998年考察美國的「研究誠信辦公室」，是為了借鑒美國的事件處理經驗，可是他卻在翻閱檔案時偶然發現了本國的三位科學家在美研究期間受到舉報的情況，彼時「那種驚訝的感覺是難以忘懷的」。在對案例的介紹中，作者「厚道」地稱他們A博士、B博士、C博士，其中前二人涉嫌捏造數據，後者涉嫌篡改原始數據，在對事件前因後果的詳細介紹中，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那就是作者在每一個案例最後，都要展開筆墨分析一下各人對於自身事件的道歉信，作者以為，所謂科學家的不端行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從既有的案例中汲取教訓，「教育與啟蒙比調查更為重要」，而完善的調查報告，應以舉報始，以當事人的真誠歉意終。這裡有個文化差異的問題：在美國，人們基於「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錯誤和不端行為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這樣一種共識，從正面去看待現實，在制度設計上，防弊的目標要高於形式的完美或施政的便利。而社會對於不端行為的發生也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處理辦法。說美國的「研究誠信辦公室」是一個調查監督機構，可能並不確切，在實際的「標準對應步驟」中，接到舉報後的第一步是「照會調查」，該辦公室要求發生不端行為的研究機關自行組織調查；第二步稱為「正式調查」，由該辦公室直接進行全面調查，正式調查中的一個重要原則是，該辦公室雖然審查所有的報告，但是對不端行為的調查由研究機關自己來進行，責任的明確劃分是出發點，最後則以當事人的書面道歉信作為整個調查報告的結尾。可見這個辦公室更像是一個信息和中介機構，其對科學研究的監督作用，不是倚賴自身專家的科學權威或是行政權力，而是靠激發研究機關自身的「免疫」作用——「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是其文化基礎、靠信息公開的力量——《信息自由法》給予其法律基礎。這個辦公室公開發行《研究誠信辦公室通訊》及其網路版，並且在科學家中組織誠信教育活動和調查，藉以擴大自身影響。在美國，對於不端行為的調查報告屬於「公共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免費得到。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科學家不端行為往往被視作「家醜」，相關負責機構巴不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得了人的「面子」，戕害了科學的「里子」。美國聯邦政府對「科學家不端行為」的定義是：捏造、篡改、剽竊。縮寫為FFP（Fabrication、Falsification、Plagiarism）。之所以持一種謹慎的定義，是擔心影響那些使用新型方法或非正統方法進行研究的科學家。不過這個定義在實際應用中，面臨著內容不足的窘境，比如實驗室中的性騷擾現象、論文寫作中的署名權濫用、以及論文一稿多投等。當然，所謂這些「不端行為」也不是科學家的專利，新聞界中不乏捏造假新聞的例子，文學界中剽竊行為、一稿多投更是代不乏人。至於性騷擾問題，則早已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與其他的領域不同的是，它們在實驗室這樣一個特殊環境中發生，便會引起超乎尋常的關注。一般而言，大眾對於科學家有著很高的期望值，科學界對於自身的操守也有著相當的自信，一旦出現害群之馬，大眾在媒體的煽動下，負面印象急劇膨脹，極易在瞬間滑入道德批評的黑白世界。美國作家奧爾德在《萬物之尺》一書中披露，當年法國科學家梅尚和德朗布爾負責確定「米制」的子午弧測量，在事後進行的整理工作中，德朗布爾發現梅尚的一部分測量數據竟然是捏造的！儘管如此，他們對「米」的測量結果還是沿用至今。不可否認，這裡面有著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同樣的事情，要是發生在關係到人們的健康，並且由大量的公共資金來支撐的生命科學研究領域，人們不能不去追問它的可信性。這從書中的案例研究可以體會到，全書詳細討論的12起不端行為，如費希爾乳腺癌醜聞、皮爾斯事件和今西——凱利事件等，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佔了絕大多數。由於對不端行為持一種開放式的定義，所以書中特辟一章，單獨討論「署名權」。署名權的濫用是當前科研論文的通病，而人們往往對此忽視，畢竟現在的大型研究項目往往需要若干領域專家聯合攻關，臨床醫學的研究論文中出現統計學家的名字已經司空見慣。可在作者看來，「許多基於捏造、篡改和剽竊行為基礎上的不端行為，常常與署名權的誤用聯繫在一起。」1993年的《新英格蘭醫學學報》上，刊載了一篇臨床實驗報告，署名作者竟然有972人，平均下來，每人只寫了兩句話；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間，俄羅斯化學家斯特拉可夫成為948篇論文的作者，相當於不到4天發表一篇論文；上面說到的那個「中國版黃禹錫」，在他的論文中，署名作者有18位，其中竟然有「連基本的生物學知識都不懂」的人！不知是作者文風還是譯出眾手的緣故，此書讀來並非文採風流，讀來甚至有「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之意。然而與國內的學術打假明星不同，濃厚的問題意識是日本學者令人欽佩之處。在此書的結論部分，作者對「研究誠信辦公室」推崇備至，也從大學、學會、期刊、資料庫、網路信息公開等各方面提出了正面的、中肯的建議。反觀我國，人們面對科研領域的不端行為，尚處於一種粗糙而直接的道德批評層面。事件一出，《×××黑幕》《×××真相》《×××，你為何還不懺悔》等怒斥不絕於耳，個別人以此為基礎構建自己的道德優越感和學術警察角色。正如科學不端行為的發生不單單是科學家的單純道德問題，其解決之道，也必然是多元的。在「發表抑或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業績至上主義籠罩下，大多數科學家早已從社會精英階層逐步轉化為一種批量手工生產科研論文的職業，現實是，科研資源為國家所掌握，考核個人的具體科研質量難度很大，而「專著」數量是硬指標， SCI是硬指標，一目了然。某些研究者自己也清楚，自己生產的許多論文，可能誰也不會去理會，最終僅僅化約為表示研究成績的一個數字而已。那些急於取得科研自主地位的科學家身上，出現「四姨太效應」（田松語）雖不可饒恕，卻也很難避免，這不是湧現一批學術道德警察就能解決的整體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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