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性的改造和人的現代化

論文摘要： 歷史上很多有識之士認識到改造國民性的重要，由國民劣根性所產生的種種文化心理與現代化的要求存在著衝突，阻礙著國民素質的提高，從而不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對改造國民性和提高國民素質非常關注。我們應該按照「四有」標準，培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人才。　　論文關鍵詞： 國民性；國民素質；小農意識；臣民意識；人治思想 　　 　　 　　一 　　 　　公元前359年，為了富國強兵，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為了使新法令取信於民，行之有效，商鞅想出了一個「徙木立信」的辦法。他派人在櫟陽城的南門樹起一根三丈長的木杆，在一旁掛了一副布告：誰能把這根木杆扛到北門口，賞予十金。但圍觀的人不大相信扛一根木杆就會得到賞金，所以沒人願意去扛。後來，布告上的「賞予十金」又改成了「賞予五十金」。終於從人群中走出了一個大漢，抱著試探的心理把木杆扛到了北門口。守門的官吏果然賞給了他五十金。這件事傳開，老百姓才知道商鞅執法如山，說一不二。這自然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但是，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卻從中看出了國民的悲哀。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歲的毛澤東在長沙一所中學就讀時，選擇這件事做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論》的作文。他說：「商鞅之法，……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俱費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他的結論很明顯，中華民族幾遭淪亡慘境，根子在於民智黑暗；改革社會，救國圖存的首要前提，是人心民心的改造。 　　的確，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大多數有識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認識到這個問題。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不見成效，政治體制的維新運動血灑刑場，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的藥方把一個古老的病人弄的日益衰弱，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精神文明當作振興中華的新的良方。從梁啟超的「欲維新我國，當維新我民」，到嚴復的「開民智，新民德」，再到魯迅的「改造國民性」，表明這是那個時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話題。 　　這裡面最典型的莫過於魯迅的「改造國民性」了。魯迅原是學醫的，他曾想用現代醫學，來救治被庸醫所誤的病人的痛苦，並以此來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但後來，在一次上細菌課前，放映一部日俄戰爭的紀錄影片，看到日軍槍決一個為俄國作偵探的中國人，而圍觀的中國人精神麻木，熟若無睹。這給魯迅以強烈的刺激，他由此想到，「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因此，中國人急待醫治的，尚不是病弱的身體，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於是他毅然辭醫修文，放下治療人體的手術刀，拿起了文藝這把解剖人們靈魂的「手術刀」。魯迅認為，中國人對於自身的弱點並不是十分了解的，所以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民族的病態」揭露出來，讓中國人自己認識自己，從而驚覺，從而奮起。魯迅揭露和剖析國民性的工作主要是通過他的小說和雜文來實現的，在他的文章中，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如瞞和騙、逢場作戲、看客式的無聊、卑怯與勢利、不思反抗的奴才心理等等無不得到暴光，並且魯迅還痛下針砭，深中時弊，甚至讓今天的中國人也會時或感到腦門上被扎進熱辣辣的一針。 　　應該說，魯迅提出的「改革國民性」，是一個偉大民族的自我批評。在中國人民向現代化闊步前進的時候，這種針對「國民劣根性」的自我批評，仍然需要。正如我們現時所看到的，由「國民劣根性」產生的種種弱點，正在嚴重地阻礙著改革開放，阻礙著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進行。 　　 　　二 　　 　　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對於國民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由國民劣根性而產生的種種文化心理和現代化的要求存在著衝突，阻礙著國民素質的提高，不利於人的現代化的實現，從而不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行。 第一，專制思想之與民主觀念 　　自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稱帝起，中國專制主義的歷史長達2000多年，可以說是世界上資格最老的了。歷代封建統治者都致力於加強中央集權，於是秦有「焚書坑儒」，漢有「罷黜百家」，魏晉隋唐有三武滅佛，宋有「理學」一統，明有特務政治，而且從朱元璋到清代的列祖列宗，大興文字獄，專制日酷。政治專制和文化專制互為表裡，讓人民噤若寒蟬，不敢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只有唯統治者的馬首是瞻，從上從權，天下只有一種聲音。這與我們現在建設民主社會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建設民主社會要求人人參政議政，形成一種民主風氣。應該說，自建國以來，我國的民主制度不斷完善，但如果人民沒有民主觀念，再好的民主制度也發揮不了作用。專制制度下形成的從上從權的思想限制著人們參政議政的積極性、主動性，所以，我們必須清除專制思想，培養民主觀念，否則中國的民主之路會非常艱難。 　　第二，小農意識之與市場觀念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大國，主要社會成員是農民，小農經濟是中華民族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經濟形式。自秦以來，歷代封建統治者無不以農為本，把發展小農經濟作為根本大計，讓農民致力於農耕生產。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談到的一件事就反映了這一點：一位從內蒙古旅行回來的美國朋友很奇怪地問：「你們中原去的人，到了最適宜放牧的草原上，依舊鋤地播種，一家家劃著小小的一方地，種植起來；真像是向土地里一鑽，看不到其他利用這片土地的方法了。」這就是小農經濟下的中國人。但這種小農經濟孕育出來的小農意識與當代中國市場經濟提倡的市場觀念並不適應。市場觀念強調差別、對立，鼓勵競爭，小農意識則強調中庸、均平、和諧，反對競爭；市場觀念主張大積累、重生產，小農意識則強調輕生產、重消費；市場觀念講究等價交換，小農意識則主張講面子、愛虛榮、重形式；市場觀念強調信息的溝通，小農意識則主張「人至老死不相往來」；……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依然存在，糾纏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發育。不根除消極落後的小農意識，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會面臨很大的阻力。 　　第三，臣民意識之與公民精神 　　中國人被專制主義窒息了2000多年，這種嚴酷的君主專制嚴重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識，使中國人缺乏獨立的人格，形成了奴性人格，或者說是臣民意識。這種「臣民」沒有獨立的人格，依附於人，沒有言論自由。我們現在是要建立民主法治社會，它鼓勵人的全面發展，它需要的是公民精神。公民精神是以平等為核心價值觀並由此發生的代表人類先進文化方向的文明意識和文明精神，它要求人具有平等、自由、民主、獨立、法治、人權等各方面的觀念。專制制度下形成的臣民意識嚴重阻礙著公民精神的形成，這也是中國在世界上落後最甚的地方。著名學者李慎之先生在1997年《改革》雜誌座談會上指出：千差距、萬差距，缺乏公民意識，是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所以我們要破除幾千年遺傳下來的病態人格—臣民意識，樹立公民精神。惟有培植了國人的公民精神，培養出夠格的現代化公民，才能更好地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第四，人治思想之與法治觀念 　　中國古代有著嚴密的法律，也不乏公正廉明的執法之臣，但中國古代文化從其主流看，仍然是人治文化傳統。其主要原因是四個字：「法自君出」，就是說，封建時代的法律條文雖多，但都是由皇帝欽定的法律，總會把皇帝本人置於法律之上，不是法律約束皇帝，而是皇帝編排法律。雖然法律對皇帝也有約束，但是這種約束力要以皇帝的聖明、自覺守法為前提。可以這麼說，中國古代的法律，遇到開明的皇帝，有為的臣僚，清廉的官吏，尚有些用處，一旦遇到昏庸無道的君主，那千條萬緒的律令幾乎全無用處。所以有人總結中國的歷史經驗，就有這樣一句話，「人存政存，人亡政息。」於是中國政治傳統留給後人一大遺產，就是不大相信法治，而是相信人治，即所謂「有治人而後有治法。」長期以來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清官意識就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這一心理。清官意識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產物，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生活的人民往往把希望寄托在某些品質較好的人身上，或是明君，或是賢臣。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的今天，這種清官意識依然在影響著中國人。它與我們所追求的民主精神、法治建設是格格不入的。因為清官意識的濃厚則反映的是公民民主素質的低下、法治觀念的淡薄。我們國家目前已是一個法治社會，依法治國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這種人治觀念的存在嚴重阻礙著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進行。因為在人治社會下，廣大人民群眾被排除在國家政治權力之外，政治只是少數掌權者的專利，人治的治國方式始終是少數統治者對多數平民百姓的統治。因而人民群眾是根本不可能主動參與國家政治的，他們對政治的態度和關心是冷漠和被動的，人們最大的政治願望就是盼望著能出現能為民請命的好清官。這樣人民群眾就無法真正實現當家作主，我們也就無法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第五，求穩趨同心理之與創新意識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強調個人修養，在修養方式上注重向內用功。孔子主張「克己復禮」，要求人們時時處處把自己作為鬥爭的對象，處處克制自己，以安於現狀。儒家這種克己復禮、內向保守的人格模式使人的自我意識和向外追求的精神受到抑制，這不利於人的個性自由和全面發展，有礙於人的自主意識和創造精神的發揚。同時，中國傳統文化群體本位的價值觀強調整體大於個體，個體作為整體的部分依附於整體並且無條件地服從整體。古訓「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民諺「槍打出頭鳥」就是這一價值觀的真實反映。這種群體本位的價值觀忽視了個人的存在，壓抑了個體的主體創造性、獨立性和自主性。中國傳統文化這種對個性的壓抑幾千年代代相傳，形成我們民族過於求穩趨同，不敢求異冒險的心理「積澱」。 這種心理「積澱」和現代社會是不相吻合的。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地位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江澤民認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和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他指出:「一個沒有創新能力的民族，難以屹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我們必須把增強民族創新能力提到關係中華民族興衰存亡的高度來認識。」我們現在處於知識創新、文化創新、科技創新的時代，必須擺脫傳統的求穩趨同心理，培育國民的創新精神、創新意識，這樣才能在當代世界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三 　　 　　中國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而這需要現代化的人進行建設，沒有現代化的人是不行的。當代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坎坷道路昭示我們：沒有人本身的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必將陷入困境。一個民族和國家民眾的素質如何，決定這個民族和國家的興衰成敗。當今世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人的素質的競爭。正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所說：「再完美的現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傳統人的手中變成廢紙一堆。」因此，人的現代化「並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的副產品，而是其成功的先決條件」。 　　人的現代化的實質，是人的思想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只有在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上都經歷了一場向現代性的轉變，形成了現代化人格，人才能稱之為現代化的人，這樣的社會才能稱之為現代化的社會。人的現代化的根本，就在於提高人的素質並逐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其具備的特徵有：民主思想、科學精神、法律意識、環保理念、自主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科學和現代思維方式等等。但從上文可以看出，多數中國人還達不到這些要求，民主素質的低下、小農意識的濃厚、公民精神的缺失、法治觀念的淡薄、保守心理的根深蒂固等等，這一切與現代化的理念格格不入，而且背道而馳，也說明我們距離現代化的人還有很大的差距。有位西方的學者在評價中國民眾的素質時說：中國民眾還處於少年時期。所以，中國民眾要躋身於世界強盛民族之林，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以時下迫切需要的，是培養現代化的人，鍛造具有現代意識的新國民。為此，我們必須要繼續國民性的改造工作，因為這是實現人的現代化得最大障礙。這一任務絕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在精神領域裡積澱的歷史包袱實在太沉重了，要清除這些歷史垃圾，丟掉沉重的包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所以，我們對這一問題要高度重視。 　　對於國民性改造和國民素質提高問題，黨的領導人都非常關注。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已經認識到國民性改造的重要，建國以後，毛澤東把自己青年時期的思想在實踐中貫徹下去。因此,「『思想改造』的方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十六年中,一直被大規模和頻繁地使用,以致這個過程已成為毛的中國的基本特徵。」由此可見，國民性改造在建國後毛澤東的思想發展中佔據著中心地位和很大的份量。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明確指出：「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這裡所說的繼續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就是繼續改造國民性。在此基礎上，鄧小平進一步論述了提高國民素質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認為綜合國力的強弱關鍵取決於國民素質的高低：「我們的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以及帶來的諸多問題，江澤民敏銳地察覺到國民素質問題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社會問題。他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民素質的提高和人才資源的開發。」 　　改造國民性的同時，我們要按照鄧小平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目標來培養現代化的人。「四有」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它們之間密切聯繫，缺一不可，其中理想是目標，道德是基礎，紀律是保證，文化是條件。「四有」中有理想、有道德、有紀律是對人的思想道德素質方面的要求，有文化則是對人的科學文化素質方面的要求。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公民的培養目標，「四有」內在地構成了當代中國人的現代化的基本素質特徵，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和現代化建設對全體公民的社會政治理想、道德情操、科學文化素養、民主法制和紀律觀念等方面全面發展的要求。因此，按照「四有」要求，我們才能培養出現代化的人，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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