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山玉器，上古頂峰——龍山時代的玉器西傳與文化融合（下）

二、龍山伏羲族的陶寺文化玉器和齊家文化玉器

龍山中期以後玉器西傳的中線，導致了黃河中上游的龍山伏羲族玉器。本節先言龍山伏羲族的兩大分支，再言兩大分支的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1．龍山伏羲族的兩大文化類型：陶寺文化和齊家文化。先仰韶至仰韶時期三千年，黃河中上游的伏羲族區域基本沒有玉器。仰韶、龍山之交，東擴伏羲支族抵達黃河下游，與東部玉器三族相遇，於是龍山中期以後黃河中上游的伏羲族從東向西逐漸出現了少量玉器。

東擴伏羲支族從黃河上游向黃河中下游的強力東擴，導致黃河下游的東夷族無法從黃河下游向黃河中游西擴，因此玉器西傳的中線，並非經由東夷族的西擴，而是東擴伏羲支族在黃河下游接受了玉器三族的玉器文化，然後西傳黃河中游、上游的龍山伏羲族兩大分支。

東擴伏羲支族於仰韶、龍山之交在黃河下游與玉器三族相遇以後，接受外來玉器文化有一個消化吸收過程，所以黃河中上游的龍山伏羲族直到龍山中期以後，才從東向西逐漸出現玉器。黃河中游的河南、山西伏羲族，龍山中期以前基本沒有玉器，龍山中期以後才出現玉器，出土玉器的重要遺址，有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靈寶西坡等地，形制、紋樣相近，本文稱為「陶寺文化玉器」，包括「山西龍山文化」（陶寺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

黃河上游的陝西、甘肅伏羲族，龍山晚期以前基本沒有玉器，龍山晚期以後才出現玉器，出土玉器的重要遺址，有陝西延安蘆山峁和甘肅靜寧、臨洮等地，形制、紋樣相近，本文稱為「齊家文化玉器」，包括「陝西龍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和「甘肅龍山文化」（馬家窯文化）。

龍山伏羲族兩大分支的玉器均屬外來文化，總體而言數量不多，質量不高，而且玉器形制、玉器紋樣沒有自身的演變譜系，也不遵循觀天玉器衍生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的華夏玉器基本原理，主要是仿製玉器三族的龍山時代玉器。

文化是不斷更新、不斷替代、不斷揚棄的漸變過程。玉器三族的仰韶時代玉器，到了龍山時代已經逐漸淘汰甚至失傳。今人可以通過發掘墓葬等等考古手段，全面了解玉器三族的仰韶時代玉器和龍山時代玉器，但是龍山時代的玉器三族不可能發掘祖先的墓葬，已經不太了解本族的仰韶時代玉器。龍山時代的伏羲族，更不了解玉器三族的仰韶時代玉器，所以龍山伏羲族仿製的觀天玉器、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均非玉器三族的仰韶時代玉器，而是玉器三族的龍山時代玉器。

龍山伏羲族仿製的玉器三族觀天玉器，有璇璣玉衡（三牙璧、有領環）、不規則多孔玉圭（星組定位儀）等等，已詳前文《觀天玉器總論》。本文僅言龍山伏羲族仿製的玉器三族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

2．龍山伏羲族的祭天玉器。山西南部、汾水中游的陶寺中期遺址，是龍山中期以後的神農族酋邦國都。陶寺中期遺址的王級大墓M22，墓室東壁中央的顯著位置，放置一件公豬下頜骨，帶有又長又彎的獠牙[33]，象徵華夏四族共同崇拜的次高神北斗豬神。同一墓中，出土了陶寺文化的不少代表性玉器，包括華夏四族共同崇拜的至高神北極天帝。

其一，龍山伏羲族的北極玉帝。湖北鍾祥六合出土、美國西雅圖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兩件石家河獸面玉帝（圖24-1、2），器面打磨光滑，沒有浮雕。陶寺王墓M22出土的獸面玉帝（圖24-3）[34]，器面另增浮雕，風格有異，證明其為石家河獸面玉帝的仿製品。

先仰韶至仰韶期的伏羲族，其北極天帝「帝俊」的形象，源於北極天象連線而成的「天樞紋」，成為甲骨文「帝」字的源頭[35]。龍山伏羲族與玉器三族相遇以後，仿製了玉器三族的北極玉帝。由於石家河玉器代表當時玉器三族的玉器最高水準，因此陶

寺伏羲族仿製了石家河文化的獸面玉帝。

或問：石家河文化與陶寺文化的獸面玉帝形制相同，如何判斷兩者誰是原創？誰是仿製？陶寺伏羲族是彩陶族，原本沒有玉器，而且陶寺文化沒有獸面玉帝的完整演變譜系；石家河南蠻族是玉器族，而且石家河文化具有獸面玉帝的完整演變譜系；所以不可能是石家河南蠻族仿製陶寺獸面玉帝，只可能是陶寺伏羲族仿製石家河獸面玉帝。陶寺伏羲族對石家河獸面玉帝的仿製，並非華夏玉器史的普通事件，而是華夏文化史的重大事件，標誌著獸面玉帝從長江中游北傳至黃河中游，從華夏文化的外圍區域進入了華夏文化的核心區域，成為商周青銅器饕餮紋天帝的直接源頭。

商周青銅器的饕餮紋獸面玉帝，經歷了上古至中古的四千年演變（公元前5000—前1000年）：遠源是仰韶初期南擴伏羲支族的湖南高廟北斗豬神（圖25-1），中源是仰韶晚期南蠻族的浙江良渚北極玉帝（圖25-2），近源是龍山中期西擴南蠻支族的湖北石家河獸面玉帝（圖25-3、4），直接源頭是龍山晚期東擴伏羲支族的山西陶寺獸面玉帝（圖25-5），然後是商代中期南擴伏羲支族四川三星堆青銅器的饕餮紋獸面玉帝（圖25-6），最後是西周時期陝西周原青銅器的饕餮紋獸面玉帝（圖25-7）[36]。

商周青銅器的饕餮紋雖有極其複雜的後續演變（詳見續著《青銅之道》），但其源於上古玉帝的完整演變過程一目了然。目前僅在黃河中游的陶寺文化中發現了北極玉帝的仿製品，尚未在黃河上游的齊家文化中發現北極玉帝的仿製品，當與距

離東部玉器族的遠近有關。

其二，龍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璧。陶寺文化既有普通玉璧（圖26-1—3），也有紅山式單孔玉璧（圖26-4），證明陶寺玉器也接受了紅山黃帝族玉器的影響。齊家文化除了普通玉璧（圖26-5—8），另有兩種新型玉璧，一是對應二十八宿四大天區的四象玉璧（圖26-9、10），二是對應北極三大天區（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的三垣玉璧（圖26-11、12）[37]

其三，龍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璜。陶寺文化的祭天玉璜精品，見於山西陶寺王墓M22（圖27-1），其業字形扉齒，源於同墓出土獸面玉帝的業字形天鷹帝冕（圖27-1左），兩者共同源於石家河玉帝的業字形天鷹帝冕（圖27-1右）。山西臨汾下靳、河南臨汝北劉、河南靈寶西坡的祭天玉璜（圖27-2—4），樸素無華。齊家文化的祭天玉璜，見於陝西延安蘆山峁、甘肅天水師趙村（圖27-5、6）[38]，同樣樸素無華。其四，龍山伏羲族的祭天玉圭。陶寺文化的祭天玉圭，見於山西陶寺（圖28-1），下端無孔，當屬早期仿製品。山西侯馬東周祭祀遺址出土的祭天玉圭，是陶寺文化遺物（圖28-2），下端有孔，當屬後期仿製品。正面刻有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圭的介字形北極天鷹，常被誤視為石家河文化遺物，但其反面沒有石家河玉圭必有的

人形帝面，當非石家河文化遺物，僅是陶寺伏羲族對石家河玉圭的仿製品。黃帝族伐滅陶寺神農族酋邦以後，這一陶寺玉圭經過夏商周三代，保存到東周時期。齊家文化的祭天玉圭，見於陝西延安蘆山峁（圖28-3），下端有孔，是完成品。又見於陝西扶風絳帳（圖28-4），下端二孔打樣，但未鑽通，是半成品。又見於甘肅東鄉、甘肅玉門火燒溝（圖28-5、6）[39]，分別是單孔和二孔。

其五，龍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琮。龍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琮，分為素麵、刻紋兩類。素麵玉琮當屬早期仿製品，尚未掌握刻紋技術。刻紋玉琮當屬後期仿製品，已經掌握刻紋技術。陶寺文化的素麵玉琮，見於山西陶寺（圖29-1—3），均較低矮，其時既未掌握刻紋技術，也不能製作大型玉器。齊家文化的素麵玉琮，見於陝西延安蘆山峁（圖29-4、5）、甘肅定西（圖29-6、7）、甘肅臨洮（圖29-8、9）、甘肅靜寧（圖29-10、11）[40]，高度漸增。陶寺文化的刻紋玉琮，既有陶寺1267號墓出土的圓琮（圖30-2），也有陶寺3168號墓出土的方琮（圖30-3），已經初步掌握刻紋技術，但是僅刻石家河玉琮的區間分隔線（圖30-1），不刻良渚玉琮的北斗豬神，是石家河玉琮的仿製品，而非良渚玉琮的仿製。齊家文化的刻紋玉琮，見於陝西延安蘆山峁（圖30-4、5），前者僅有區間分隔線而無北斗豬神，是石家河玉琮的仿製品；後者四角刻有良渚式北斗豬神，但是紋樣略異，是良渚玉琮的仿製品。又見於甘肅靜寧（圖30-6、7）[41]，紋樣異於石家河玉琮的區間分隔線，也不刻良渚玉琮的北斗豬神。龍山伏羲族的素麵玉琮和刻紋玉琮，都是從東向西，年代漸晚，高度漸增，與良渚玉琮的差異也漸大。

綜上所述，龍山伏羲族的祭天玉器主要是玉帝、玉璧、玉璜、玉圭、玉琮，均為玉器三族祭天玉器的仿製品。

3．龍山伏羲族的威儀玉器。龍山伏羲族的威儀玉器，目前發現兩種。

其一，龍山伏羲族的威儀玉鉞。陶寺文化的威儀玉鉞，見於山西陶寺（圖31-1、2）、山西長治黎城（圖31-3）、河南靈寶西坡（圖31-4）等遺址。

陶寺3073號墓出土的二孔玉鉞（圖31-1），二孔大小不一，下部大孔歪在一

邊。根據前文《觀天玉器總論》對不規則多孔玉圭（星組定位儀）的闡釋，大小不同的鑽孔，必須使用不同的管鑽，孔位歪在一邊並非一不小心鑽歪，而是對位於特定星組的二維分布。這件玉鉞的二孔，也有特定的天文對位：上部小孔當屬對應北極帝星「紫微星」，下部大孔當屬對應伏羲族火歷的標誌星「大火星」[42]。

陶寺3168號墓出土的三孔玉鉞（圖31-2），中心小孔的右上和右下，各有一個8字形大孔。墓中出土的兩片8字形玉片，徹底推翻了鑽錯之說。鑽錯論者認為，鑽完一孔發現位置不對，於是改正錯誤另鑽一孔。其實鑽孔之前必先打樣，無須鑽透即知位置正誤。何況兩次鑽孔不可能鑽出8字形玉片，所以8字孔並非改正錯誤兩次鑽出，而是出於特殊意圖用線割一次性加工而成。這件玉鉞的三孔，也有特定的天文對位：中心小孔當屬對應北極帝星「紫微星」，兩個8字孔當屬對應意義特殊的兩對雙星。可能是標示該墓所葬酋長出生之時或繼位之時的特殊天象，隱喻其繼位出於天意。

山西黎城出土的單孔玉鉞（圖31-3），兩面刻有石家河風格的北極玉帝紋樣（參看其右放大圖）。玉鉞兩側的業字形扉齒，仿效石家河玉帝的業字形天鷹帝冕。夏商周玉鉞的兩側，則是標準的業字型六齒，標示上下半年各六月。

齊家文化的威儀玉鉞，見於陝西延安蘆山峁（圖31-5）[43]，三孔對應意義特殊的三星，或許正是《詩經·綢繆》所言「三星在 戶 」。

其二，龍山伏羲族的威儀虎符。陶寺

文化的威儀虎符（圖32-2），仿製石家河虎符的早期形態（圖32-1）[44]，琢玉技術遜色甚多。齊家文化距離石家河文化較遠，沒有威儀虎符。

綜上所述，龍山伏羲族的威儀玉器主要是玉鉞和虎符，均為石家河威儀玉器的仿製品，沒有仿製玉器三族的威儀玉冠和威儀權柄。玉器三族的威儀玉冠和威儀權柄，均由黃帝族首創，然後東夷族、南蠻族仿製。黃帝族的玉冠用於束髮，黃帝族的權柄源於游牧民族放牧牛羊的鞭子。東夷族、南蠻族散發而不束髮，也不放牧牛羊，但是為了與黃帝族分庭抗禮，全都盲目模仿。伏羲族儘管與東夷族、南蠻族同樣散發而不束髮，也不放牧牛羊，但是屬於高位文化，所以不願改變風俗盲目模仿玉器三族的威儀玉冠和威儀權柄。

4．龍山伏羲族的裝飾玉器。龍山伏羲族的裝飾玉器數量少，質量低，因為裝飾玉器是玉器產能高度發達的副產品。龍山伏羲族初步接受玉器三族的玉器文化，玉器產能不足，琢玉技術初級，尚無餘力大量製作技術水準高超、美學意蘊豐富的裝飾玉器。龍山伏羲族的裝飾玉器，主要是玉笄。見於陶寺文化的山西陶寺2023號墓（圖33-1），齊家文化的陝西延安蘆山峁（圖33-2）、陝西武功游鳳（圖33-3）等少量遺址[45]。綜上所述，龍山伏羲族的玉器，無論是陶寺文化玉器還是齊家文化玉器，均為玉器三族既有玉器的仿製品。由於玉器產能不足，琢玉技術初級，所以玉器總量和玉器種類都不太多，極為有限的玉器生產力，主要用於仿製玉器三族的祭天玉器和威儀玉器，部分用於仿製玉器三族的觀天玉器和裝飾玉器。由於黃河中游南岸的龍山伏羲族與長江中游北岸的石家河文化區域距離最近，而且石家河玉器抵達了龍山時代華夏全境的最高水準，所以龍山伏羲族的玉器受到石家河玉器的影響最大。

三、西擴黃帝支族的陝北石峁文化玉器

龍山中期以後玉器西傳的北線，導致了河套地區的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玉器。本節先言石峁文化的族屬和來源，再言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

1．石峁文化的族屬和來源。上古早期的黃帝祖族，居於內蒙東部、遼寧西部、河北北部，以遊獵為主，以沙地農業為輔，農業產品僅占食物來源的三分之一。隨著全球氣候的轉暖，沙地肥力的耗盡，黃帝族從遊獵為主、農業為輔，逐漸轉向以游牧為主、遊獵為輔，於是從內蒙古草原的東部，逐漸西擴到內蒙古草原的中西部。

仰韶時期甘肅伏羲祖族的地域擴張，主要是東擴、西擴、南擴，基本沒有北擴，因為長城以北的高緯度區域僅適合游牧，不適合農耕。所以紅山黃帝族從內蒙古東部向內蒙古中西部的西擴基本沒有阻力，沿著長城以北的內蒙古草原一路向西，直抵黃河中游的河套地區和黃河上游的河湟地區，居於甘肅、陝西伏羲祖族的北面。

西擴黃帝支族到達內蒙中部的包頭周邊，形成了仰韶中晚期的海生不浪文化（公元前3700—前3000年）、阿善文化（公元前2500—前2300年）；到達內蒙中南部的鄂爾多斯周邊，形成了龍山晚期的朱開溝文化（公元前2300—1500年）[46]；再從朱開溝區域南下，到達陝西北部的河套地區，形成了龍山晚期的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內蒙中部和西部的西擴黃帝支族區域文化，時間先後相續，特徵高度相似，均與紅山文化具有深刻關係。

出土石峁文化玉器的兩大遺址，是陝西北部榆林市神木縣的石峁遺址和新華遺址（圖34）[47]。石峁文化的玉器數量極其巨大，玉器總量超過上古華夏全境的其他區域性玉器文化。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館藏和民間收藏的石峁文化玉器約有四千餘件，流散海外的約有兩千餘件。但是石峁文化的玉器數量雖多，形制、紋樣卻極度缺乏原創性，也沒有自身演變過程，大多仿製玉器三族的傳統玉器和石家河文化的新型玉器。所以有學者認為，石峁文化玉器之所以數量極多又缺乏原創性，是因為均非石峁地區自製，而是石峁游牧民族南下掠奪的戰利品。

石峁文化屬於龍山時代晚期，所以基本沒有先仰韶至仰韶時代的早期觀天玉器，比如觀天玉琯、觀天玦琯等等，但有龍山時代的晚期觀天玉器，既有不規則多孔玉圭（星組定位儀），也有「璇璣」（三牙璧）、

玉衡」（有領環）組成的原始渾天儀（詳見前文《觀天玉器總論》）。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同樣具有龍山玉器的時代特徵。

2．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主要是玉帝、玉璧、玉璜、玉圭。

其一，石峁文化的北極玉帝。石峁黃帝族與玉器三族一樣，以北極帝星為天文中心，以北斗七星為天文核心；以北極玉帝為至高神，以北斗豬神為次高神。政治建構也以酋長對位北斗七星、北斗豬神。本文所舉兩例石峁玉帝，一例是陝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徵集品（圖35-1），一例是民間收藏品（圖35-2）[48]。兩例形制完全相同：均為側面頭像，頭戴蓋天冠，額部刻月形大眼，腮部鑽日形大孔，兼為北極天樞。寓意是北極玉帝主宰日月星辰的循環旋轉。石峁文化區域沒有發現紅山黃帝族的豬首玦、龍首玦，這是石峁族群屬於龍山晚期西擴黃帝支族的旁證。

其二，石峁文化的祭天玉璧。石峁文化的祭天玉璧並非正圓（圖36-2），承襲紅山黃帝族的玄黿玉璧（圖36-1）[49]，這 是石峁族群屬於黃帝族的重要旁證。大汶口東夷族、良渚南蠻族的玉璧均為正圓，唯有紅山黃帝族的玄黿玉璧並非正圓。由於製作正圓玉璧比製作非正圓玉璧容易，所以黃帝族製作非正圓玉璧具有特殊意圖，即把北極天象擬形為玄黿（詳見前文《黃帝族玉器總論》）。

其三，石峁文化的祭天玉璜。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璜（圖37-2），是東夷族玉璜（圖37-1）的仿製品[50]。兩 者均取玉璧的二分之一，是西周「半璧為璜

的先驅。良渚玉璜則取玉璧的三分之一，石家河玉璜則有鳳鳥紋飾。紅山文化尚未發現玉璜。

其四，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圭。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圭（圖38-3），遠源是安徽凌家灘出土的東夷族玉圭早期形態（圖38-1）（晚期形態上端為尖，詳見前文《東夷族玉器總論》），近源是陝西延安蘆山峁出土的龍山伏羲族玉圭（圖38-2）[51]。均為上寬下窄的倒梯形，對應北斗七星之斗魁四星的倒梯形；單孔在下，源於玉圭的原型玉鉞。

其五，石峁文化的祭天牙璋。神木石峁遺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璋，共有兩種形

制。第一種形制（圖39-2），融合了兩種不同文化的元素：單孔在下，上端微凹，源於東夷族玉璋（圖39-1）。下端兩側新增業字形扉齒，源於石家河玉帝的業字形天鷹帝冕（圖39-5、6）。第二種形制（圖39-3），上端從微凹變成了雙牙；雙牙源於紅山黃帝族北斗豬神權柄的雙耳（圖39-4），這是石峁族群屬於黃帝族的重要旁證。石峁文化的牙璋，是上古華夏最早的牙璋。龍山晚期南傳石家河文化區域（圖39-7）[52]，中古以後又見於商代中原和四川三星堆（詳見續文《夏商周玉器總論》）。石峁玉璋的第一種形制有源於石家河帝冕的業字形扉齒，第二種形制南傳石家河文化，說明龍山晚期的石峁玉器、石家河玉器具有雙向交流。

3．石峁文化的威儀玉器。石峁黃帝族酋長的威儀玉器，主要是玉鉞和玉戈。

其一，石峁黃帝族的威儀玉鉞。農耕三族均有源於農具石斧的威儀石鉞、威儀陶鉞、威儀玉鉞，陳列方式均為鉞柄豎置，鉞身橫置。紅山黃帝族沒有農具石斧，也沒有威儀石鉞、威儀陶鉞、威儀玉鉞。石峁黃帝族仿效農耕三族而製作了威儀玉鉞，既有綁於鉞柄的橫置（圖40-1左），也有置於鉞架的豎置（圖40-1右）。夏商周黃帝族的威儀玉鉞（圖40-2—4）[53]，不僅形制承襲石峁黃帝族，僅是玉鉞兩側另增源於石峁牙璋的業字形扉齒，而且陳列方式同樣承襲石峁黃帝族，多為置於鉞架的豎置，青銅大鉞也是置於鉞架的豎置（詳見續文《夏商周玉器總論》）。

其二，石峁黃帝族的威儀權柄。石峁黃帝族的威儀權柄（圖41-1），形制異於紅山黃帝族、大汶口東夷族、良渚南蠻族的威儀權柄，是石峁黃帝族創製的新型威儀權柄。夏商周黃帝族的威儀權柄（圖41-2—4）[54]，並非承襲紅山黃帝族、大汶口東夷族、良渚南蠻族的威儀權柄，而是

承襲石峁黃帝族的威儀權柄（詳見續文《夏商周玉器總論》）。

其三，石峁文化的威儀玉戈。石峁黃帝族的威儀玉戈（圖42-1），是其創製的全新威儀玉器。上古早期的紅山黃帝族，以遊獵為主、農業為輔，秋冬以後可以憑藉農產品維持到開春，偶爾才會南下農耕區域進行掠奪，然而並非常態，所以沒有威嚇農耕民族的威儀玉戈。上古晚期的石峁黃帝族，以游牧為主、掠奪為輔，基本放棄了農業，秋冬以後不南下掠奪就難以維持生存，南下掠奪成為常態，專名「打秋草」，於是創製了威嚇農耕民族的威儀玉戈。夏商周黃帝族的威儀玉戈（圖41-2—4）[55]，承襲上古石峁黃帝族的威儀玉戈（詳見續文《夏商周玉器總論》）。由於玉質易碎，因此石峁黃帝族和夏商周黃帝族的玉戈均非實用兵器，而是象徵殺伐的威儀玉器。不少學者把農耕三族的威儀玉鉞全都視為「玉兵」，並不確切。農耕三族的威儀玉鉞源於農具石斧，並非真正的玉兵。石峁黃帝族的威儀玉戈源於兵器石戈，才是真正的玉兵。《越絕書》記載：「黃帝之時，以玉為兵。」龍山時代的其他文化區域沒有玉兵，唯有石峁文化才有玉兵，再次證明石峁族群屬於黃帝族。石峁黃帝族的威儀玉鉞、威

儀權柄、威儀玉戈，均被夏商周承襲，充分證明夏商周的統治族群均為黃帝族。

4．石峁文化的裝飾玉器。石峁文化的玉器，主要是觀天玉器、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數量不多。

石峁文化的鷹形玉笄（圖43-2），是石家河鷹形玉笄（圖43-1）的仿製品，因為石家河鷹形玉笄源於石家河北極天鷹，石峁鷹形玉笄沒有自身的形制來源。兩者除了鷹翅紋樣不同，另有細微差異：石家河玉笄的鷹嘴不能鉤物，鷹首後部有羽。石峁玉笄的鷹嘴可以鉤物，鷹首後部無羽。香港關善明的一件收藏品（圖43-3）[56]，則是石峁鷹形玉笄的仿製品，進一步放大了石峁鷹形玉笄的細節走樣，鷹形已經難以辨識。

綜上所述，石峁黃帝族廣泛仿製了玉器三族的龍山文化玉器，紅山黃帝族的玉器對其影響最大，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對其影響次大。其與紅山玉器的關係，僅是單向承襲，但不反向影響紅山玉器。其與石家河玉器的關係，則是雙向交流，所以石家河文化仿製了石峁牙璋，石峁文化仿製了石家河鷹形玉笄。

關於石峁玉器為何與石家河玉器頗多相似，台灣學者郭靜雲另有獨到解讀：

神木玉器都存放在專門的石棺或玉坑內，並未見有放在墓葬中當作隨葬品的情況，這說明玉器在神木十分稀少，是來自遠地的貴重品，而非本地可以自己製作生產的東西。

石峁和新華兩座遺址的情況，顯示其先民將所獲得的珍貴物品當作地下寶藏。青銅時期，北方族群南下掠奪，帶走寶貴的銅器和玉器後，也是存放在地下坑裡。神木族群是以掠奪為生的族群，不能過穩定的農耕生活。這也代表在氣候冷化、乾燥化時期，黃河上游原有的農地變成草原，不利於農耕，反成游牧和掠奪族群的生活區。從青銅初期以來，掠奪族群開始時常順著黃河經過三門峽而下，掠奪當時江河地區的農耕文明，他們所搶奪而來的玉器、綠松石器都被專門保存在地下當作戰利品，神木遺址的美玉棺和玉器坑應亦如此。這些玉器只是戰利品，沒有被當作祭品或隨葬品，也沒有進入神木先民的精神生活里[57]。

郭靜雲認為，石峁文化的玉器之所以與南方農耕區域的玉器相似，是因為石峁族群屬於游牧民族，石峁文化的玉器均非石峁族群自製，而是南下掠奪的戰利品。石峁文化的玉器數量如此之大，確有可能部分來自南下掠奪，但是根據本文的辨析，也有部分屬於自製。由於石峁遺址的科學發掘尚在進行之中，考古報告尚未正式出版，因此本文對石峁玉器的來源暫不深論，等到將來考古材料更為充分之時再作補充。

綜上所述，龍山晚期的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是西擴黃帝支族的文化，除了大量仿製玉器三族的傳統玉器，也對玉器三族的傳統玉器略有改造，而其改造的玉器形制，多被夏商周黃帝族承襲。石峁玉器的最大創製，是威嚇農耕民族的華夏最早玉兵，因為南下掠奪農耕民族是其生活方式。

5．石峁巨城與炎黃之戰。石峁黃帝族與西部伏羲族在龍山晚期激烈衝突的證據，除了上古最早的石峁玉兵，還有上古最大的石峁巨城（圖44）[58]。

石峁城址是龍山晚期華夏全境的最大城址，面積425萬平米，而且是砌築的石頭城牆。神農族酋邦的山西陶寺中期城址，面積290萬平米，是板築的泥土城牆。南蠻族酋邦的浙江良渚反山城址，面積300萬平米，是堆築的泥土城牆。東夷族酋邦的山東日照兩城鎮城址，面積100多萬平米，也是堆築的泥土城牆。

石峁城址的石頭城牆，與農耕三族的泥土城牆形成了鮮明差異，而與內蒙中部海生不浪文化的石城、阿善文化的石城，內蒙東部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石城一脈相承，均為龍山晚期黃帝族所建。在內蒙古中南部的長城一線，已經發現了龍山晚期黃帝族所建的二十多座石城[59]。龍山晚期的黃帝族在長城一線普遍建造石城，正是為了進攻南方的農耕三族。秦漢以後的中原統治者建造長城，則是為了防禦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儘管上古石城由游牧民族建造而用於進攻農耕民族，中古長城由農耕民族建造而用於防禦游牧民族，但是全都建於作為農牧分界的長城一線。蘇秉琦認為，這些上古石城是中古長城的史前原型：

北方早期青銅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小型城堡帶，與戰國秦漢長城並行，可稱為長城的「原型」[60]。

蘇秉琦雖未明言建造上古石城的族屬，但他認為紅山文化屬於黃帝族，已經暗示了上古石城的建造者是黃帝族。

龍山晚期長城以南的農耕區域尚無真正的國家，僅有前國家形態的酋邦，所以北方游牧民族建造了一系列石城作為南侵的橋頭堡。中古以後，長城以南的農耕區域出現了南下游牧民族統治農耕民族的早期國家，於是中原王朝的黃帝族統治者為了防禦仍在北方游牧的其他黃帝族南侵而修建了長城。

長城以北的上古、中古黃帝族各大支族，語言相近，均屬阿爾泰語系，族屬認同並無困難，但是政治上未必具有統一歸屬，甚至為了爭奪牧區而時常衝突。他們為了各自的部族利益而南侵，猶如不同的狼群各自捕獵羊群。中古以後長城以南的中原黃帝族，為了王朝利益而防範上古同宗的北方黃帝族，猶如捕獲羊群的狼群防範其他狼群的覬覦。

石峁巨城顯示了西擴黃帝支族與西部伏羲祖族的高度對抗，也顯示了西擴黃帝支族對西部伏羲祖族的巨大軍事優勢，因為作為游牧民族的石峁黃帝族人數極少，建造巨城所需的巨量人力資源，只能來自南下劫掠的農耕族戰俘和農耕族奴隸。

《淮南子·原道訓》記載：「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史記·夏本紀》：「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證明「顓頊-鯀- 禹」屬於同一黃帝族支系。《史記·六國表》：「禹興於西羌。」「西羌」並非大禹的族屬，而是大禹所屬黃帝族興起的地域，亦即興起於華夏西部的伏羲祖族區域。龍山晚期興起於「西羌」區域的黃帝族，正是顓頊-鯀-禹所屬的「西夏」。

龍山晚期出現於「西羌」區域的石峁巨城，對應於大禹之父夏鯀所建「三仞之城」。龍山末期石峁巨城的毀棄，對應於大禹的「壞城平池」。龍山末期建立於中原的夏朝，對應於「散財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逸周書·史記解》記載了「西夏」之亡：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財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是夏代黃帝族的自我美飾，與古史所言「黃帝好仁，蚩尤凶暴」性質相同，既與文獻記載的「炎黃之戰」不可兼容，又與考古發現的石峁巨城不可兼容。「西夏」二字，「夏」是族名，「西」是相對於中原「夏朝」的方位區別名。十六國時期的匈奴人，北宋時期的党項人，均在同一區域建立了「大夏」，均被中原王朝稱為「西夏」。匈奴、党項的中古「西夏」，承於顓頊- 大禹的上古「西夏」。

綜上所述，龍山晚期建造石峁巨城的黃帝族，正是「顓頊-鯀-禹」一系的西北黃帝族「夏族」。西北石峁文化的黃帝族酋長顓頊，南下征服了黃河上游的西北伏羲族「共工氏」，成為黃帝族部落聯盟的「元後」。隨後夏鯀治水失敗而死，於是東北紅山文化的黃帝族酋長唐堯繼任「元後」，征服了黃河中游北岸的中原伏羲族「神農氏」，伐滅了神農族酋邦的國都山西陶寺，焚毀了神農歸藏曆的天文台陶寺太極台[61]。隨後東北紅山文化的黃帝族酋長虞舜繼任「元後」，南征黃河中游南岸、長江中游北岸、石家河文化區域的「三苗」，失敗身死，葬於蒼梧。隨後西北石峁文化的黃帝族酋長大禹繼任元後」，通過治水完成了對農耕三族的征服，也完成了對三苗的征服，建立了中原第一王國「夏朝」[62]。所以河南偃師二里頭夏都遺址出土的大量夏代玉器，全都承襲石峁文化玉器。商周玉器又都承襲夏代玉器，從而形成了夏商周黃帝族玉器對石峁黃帝族玉器的全面承襲（詳見續文《夏商周玉器總論》）。

結語 彩陶東傳玉器西傳，華夏四族文化融合

伏羲族是上古四千年華夏區域的主導族群，又是夏商周兩千年的主體族群，因此夏商周文化以伏羲族文化為根本基礎，伏羲族的文化印跡在上古以降的口傳史和中古以後的歷史文獻中無所不在，比如夏代《連山》、商代《歸藏》、西周《周易》均以伏羲六十四卦為基本模型。而且伏羲族創造的伏羲六十四卦、伏羲太極圖均有科學性，亦即上古一次定型、後世無法改變的圖像確定性和邏輯唯一性，因此論證上古伏羲族的文化同一性較為容易。

玉器三族既不是上古四千年華夏區域的主導族群，也不是夏商周兩千年的主體族群，因此玉器三族的文化成分在夏商周文化中僅僅附麗於伏羲族文化。尤其是上古晚期的龍山一千年，玉器三族大量接受伏羲族的高位文化，導致其自身的低位文化遭到大量覆蓋，所以玉器三族的文化印跡在上古以降的口傳史和中古以後的歷史文獻中極為稀少。而且玉器三族的文化符號和文化元素缺乏類似於伏羲六十四卦、伏羲太極圖的科學性，亦即缺乏上古一次定型、後世無法改變的圖像確定性和邏輯唯一性，因此論證上古玉器三族的文化特徵及其文化同一性較為困難。儘管如此，仍然可以舉出四大系統證據，證明上古玉器三族的文化同一性。

系統證據一，遺傳學證據。上古伏羲族是晚亞洲人西支，父系DNA 是O3。上古玉器三族是晚亞洲人東支，父系DNA 是O1、O2[63]。

系統證據二，體質人類學證據和特殊風俗證據。潘其鳳、朱泓的論文《先秦時期我國居民種族類型的地理分布》，從體質人類學、特殊風俗兩個角度，提供了區分上古華夏兩支四族的系統證據。

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居民在體質上的差異主要表現為：與仰韶文化居民相比，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身材略高一些，顱型更高，面部比較高、寬......二者在風俗習慣方面也存在著差別，比如在大汶口文化居民中普遍存在著頭骨枕部人工畸型（扁頭）以及拔除一對上頜側門齒的習俗，還有口中含球的特殊習俗。這些習俗在黃河中上游地區十分罕見，迄今為止，我們還只是在河南鄭州西山遺址出土的仰韶晚期人骨上發現有枕部人工畸型和拔牙的現象。黃河上游甘肅、青海地區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顱面形態特徵具有中長顱型、高顱型結合較窄的面寬等特點，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更為接近，且與現代華北類型較為相似......進入公元前第3000年以後，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化逐漸被新崛起的龍山文化所取代......山東諸城呈子遺址的龍山文化居民未見大汶口文化中盛行的顱枕部變形和拔牙現象，而在兗州西吳寺龍山文化居民中卻仍然保留著上述兩種特殊的習俗......小河沿文化居民中間存在著使頭骨枕部人工變形的習俗......根據浙江餘姚河姆渡、上海崧澤、廣西桂林甑皮岩、廣東佛山河宕和福建閩侯曇石山等遺址出土的古代人骨所反映出的體質特徵來看，他們可能是一些同種系的人群[64]。

甘肅、青海伏羲族的體質人類學特徵「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更為接近，且與現代華北類型較為相似」，證明伏羲族從甘肅、青海東擴到黃河中下游，成了上古黃河全境的主導族群。

大汶口文化的東夷族和小河沿文化的黃帝族共同具有顱後矯型和拔除二齒的特殊習俗，證明了東夷族、黃帝族屬於同一種系。而廣泛分布於浙江餘姚河姆渡、上海崧澤、廣西桂林甑皮岩、廣東佛山河宕和福建閩侯曇石山的體質人類學特徵，又證明南蠻族與東夷族、黃帝族也是「同種系的人群」。「山東諸城呈子遺址的龍山文化居民未見大汶口文化中盛行的顱枕部變形和拔牙現象」，證明了山東龍山文化並非大汶口文化區域的土著民族東夷族的自有文化，而是東擴伏羲支族帶來的新文化，當然也吸納、融合了東夷族文化的大量元素，因而導致了晚期伏羲族的龍山文化呈現出與早期伏羲族的仰韶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面貌。

系統證據三，玉器三族共有玉器，缺乏彩陶，東擴伏羲支族到達華夏東部沿海之前，玉器三族的素陶以黑陶為共同特徵。龍山時代東擴伏羲支族到達華夏東部沿海以後，玉器三族才有了彩陶，並且全盤接受伏羲族的彩陶紋樣及其天文曆法內涵。山東區域的東擴伏羲支族，又把玉器三族的原始黑陶，提升為山東龍山文化的蛋殼黑陶。

系統證據四，玉器三族的玉器蘊含的天文曆法，內容和水準基本相同，遠遠落後於伏羲族。因為發明了立圭測影的伏羲族可以全天候的不間斷天文觀測，可以透徹理解天文曆法，沒有發明立圭測影的玉器三族只能夜觀星象，不能晝測圭影，無法透徹理解天文曆法。

龍山一千年華夏四族的文化碰撞與文化交流，一方面導致玉器三族接受了伏羲族的彩陶及其先進天文曆法，另一方面導致伏羲族吸收了玉器三族的玉器及其天文曆法養料，於是華夏四族同時出現了文化升級。

東夷族從後李文化（公元前6500—前5500年）、北辛文化（公元前5500—前4500年）、大汶口文化（公元前 4500—前 2500年），升級為凌家灘文化（公元前3800—前2000年）。黃帝族從興隆窪文化（公元前6200—前5400年）、趙寶溝文化（公元前5200—前4400年）、紅山文化（公元前4700—前3000年），升級為小河沿文化（公元前3000—前2500年）。而其西擴支族則從海生不浪文化（公元前3700—前3000年）、阿善文化（公元前2500—前2300年）、朱開溝文化（公元前2300—前1500年），升級為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南蠻族從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馬家浜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崧澤文化（公元前4000—前3300年），升級為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000年）。而其西擴支族則從屈家嶺文化（公元前3300—前2600年），升級為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前2200年）。伏羲族從大地灣文化（公元前6000—前2800年）、仰韶文化（公元語前5000—前3000年），升級為龍山文化（公元前3000—前2000年），包括黃河中游的陶寺文化和黃河上游的齊家文化。華夏四族的整體文化升級，終結了仰韶時代，開啟了龍山時代。

先仰韶—仰韶期三千年（公元前6000—前3000年），華夏全境的文化傳播主題是甘肅天水大地灣的伏羲祖族大地灣文化東漸，於是東擴伏羲支族依次形成了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西部的仰韶文化，並把伏羲族彩陶及其先進天文曆法東傳玉器三族。東部玉器三族主要是興隆窪- 紅山的黃帝族先發玉器南傳，河姆渡- 良渚的南蠻族後發玉器北傳，居於丁字路口的東夷族先後接受了南傳的黃帝族玉器、北傳的南蠻族玉器和東傳的伏羲族彩陶。龍山期一千年（公元前3000—前2000年），華夏全境的文化傳播主題是東擴伏羲支族在黃河中下游吸收了玉器三族的文化養料，把伏羲族的彩陶文化與玉器三族的文化玉器予以融合，升級為山東龍山文化，然後山東龍山文化迅速西傳，催生了河南龍山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山西龍山文化（陶寺文化）、陝西龍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湖北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甘青龍山文化（馬家窯-齊家文化）。伏羲族主導的三千年文化東漸和一千年文化西傳，成就了上古四千年華夏文化的原始積累，為中古以後的中原文化奠定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雄厚基礎。

注釋：[1]圖1-1—4，伏羲族地軸傾斜紋，均見張遠山：《伏羲之道》第32頁，[長沙]嶽麓書社2015年版。圖1-5—8，四川大溪、湖北枝江彩陶紋，采自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2]圖2-1，湖南高廟文化松溪口遺址八角星，采自潘茂輝：《試論湖南高廟文化和湯家崗文化的陶器裝飾藝術及其演變》，載《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14第十一輯。圖2-2、3，湖南湯家崗八角星，采自《湖南安鄉縣湯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載《考古》1982年第7期。圖2-4，湖北八角星，采自《秭歸柳林溪》，[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圖2-5，采自《青海柳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圖2-6，江西八角星，采自《江西靖安鄭家坳新石器時代墓葬清理簡報》，載《東南文化》1989年第10期。圖2-7，崧澤八角星，采自《崧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圖2-8，綽墩八角星，采自《江蘇崑山市綽墩遺址發掘報告》，載《東南文化》2000年第1期。圖2-9，潘家塘八角星，采自《江蘇武進潘家塘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試掘》，載《考古》1979年第9期。圖2-10，青墩八角星，采自《江蘇海安青墩遺址》，載《考古學報》1984年第4期。圖2-11，采自《江蘇邳縣四戶鎮大墩子遺址探掘報告》，載《考古學報》1964年第2期。圖2-12，采自《凌家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圖2-13，采自《大汶口續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圖2-14，采自李恭篤：《遼寧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載《文物》1977年12期。[3]圖3-1、2，大地灣伏羲族北斗豬神，采自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圖3-3、4、5、6，湖南高廟文化北斗豬神，采自潘茂輝：《試論湖南高廟文化和湯家崗文化的陶器裝飾藝術及其演變》；載《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顧萬發：《論高廟文化中獠牙獸的動物屬性》，載《黃河黃土黃種人》2016年第2期。[4]參看楊建芳：《大溪文化玉器淵源探索》，載《南方民龍山玉器，上古頂峰族考古》1987 第1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5]圖4，石家河文化分布圖，采自《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6]圖5-1，采自《肖家屋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圖5-2，采自《鄧家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7]圖6-1，高廟北斗豬神，已見前注。圖 6-2，反山M12 ：98玉帝；圖6-4，反山M12 ：97玉琮；采自《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圖6-3，石家河玉帝遺物，采自《山西曲沃羊舌晉侯墓地發掘簡報》，載《文物》2009年第1期。圖6-5，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圖6-6，大英博物館藏石家河玉帝，采自該館官網。圖6-7，美國福格美術館藏石家河玉帝，采自該館官網。圖6-8，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出土石家河玉帝遺物；圖6-14，陝西岐山鳳雛村甲組西周宮室基址出土石家河玉帝遺物；采自古 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圖6-9，美國華盛頓斯密森寧研究院藏石家河玉帝；圖6-13，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石家河玉帝；采自江伊利、古 方：《玉器時代：美國博物館藏中國早期玉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圖6-10，美國芝加哥美術研究所藏石家河玉帝。圖6-11，石家河遺址2015年12月出土，采自2015年12月21日《楚天都市報》。圖6-12，傅忠謨舊藏石家河玉帝，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采自古 方主編：《中國傳世玉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圖6-15，上海博物館藏石家河玉帝，采自該館官網。[8]圖7-1，已見前注。圖7-2，法國巴黎賽努奇博物館藏石家河北極天鷹璇璣，采自該館官網。圖7-3，肖家屋脊出土北極天鷹，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9]圖8-1、2，采自江伊利、古 方：《玉器時代：美國博物館藏中國早期玉器》。圖8-3，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石家河遺物，采自《新干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圖8-4、5、6，分別藏於河南省文物商店、美國賽克勒博物館、比利時皇家歷史博物館，采自常素霞：《中國古代玉器圖譜》，[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10]圖9-3，即圖6-3上部。圖9-1，瑤山M10 ：20，采自《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圖9-2，紐約顧為群藏，圖片為顧氏向作者提供，特别致謝。圖9-4，湖北天門肖家屋脊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圖9-5，湖北鍾祥六合出土，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圖9-6，湖北天門石家河譚家嶺出土，采自采自方 勤：《荊楚故事——從石家河談起》，中國考古網2017年2月17日。圖9-7，美國西雅圖藝術博物館藏，采自該館官網。[11]圖10-1，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采自《中國傳世玉器全集》。圖10-2，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采自該館官網。圖10-3、4，湖北天門石家河、荊州棗林崗出土，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圖10-5、6，采自古 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圖10-7，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采自該館官網。圖10-8、9，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圖10-10，天津博物館藏石家河玉圭北極玉帝紋樣，采自[日]林巳奈夫：《神與獸的紋樣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年版。[12]圖11-1，台北故宮藏石家河玉圭北極天鷹紋樣，采自[日]林巳奈夫《神與獸的紋樣學》。圖11-2，甘肅廣河半山出土虎頭人器蓋（編號553），采自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圖11-3，石家河遺址2015年12月出土，采自2015年12月21日《楚天都市報》。圖11-4—7，分藏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天津博物館、故宮博物院，采自《中國傳世玉器全集》。圖11-8，河姆渡一期陶塊刻紋，采自《河姆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圖11-9，山東莒縣陵陽河陶尊祭壇北斗紋，采自《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墓葬發掘簡報》，載《史前研究》1987年第8期。圖11-10，高廟文化北斗豬神祭壇，采自《湖南黔陽高廟遺址發掘簡報》，載《文物》2000年第4期。圖11-11，肖家屋脊虎符，采自《肖家屋脊》。[13]圖12-1、5、6，台北故宮藏；圖12-2、3，山東日照兩城鎮、江蘇溧陽宋庄村出土；圖12-4，香港關善明藏，采自楊伯達：《關氏所藏中國古玉》，[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圖12-7，天津博物館藏；采自常素霞：《中國古代玉器圖譜》。圖12-8，上海博物館藏，采自[日]林巳奈夫：《神與獸的紋樣學》。[14]表1各圖，均見圖12注。[15]圖13，羅家柏嶺、孫家崗出土，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16]圖14-1，反山M12 ：98玉琮，采自《反山》。圖14-2，湖南常德度家崗出土，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圖14-3—8，廣東石硤出土，采自常素霞：《中國古代玉器圖譜》。[17]圖15-1，山東海陽市司馬台遺址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圖15-2，湖北荊州汪家場屋出土，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18]圖 16-1，山西陶寺M3072 出土，采自《1978 －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簡報》，載《考古》1983年第1期。圖16-2，凌家灘出土，采自《凌家灘玉器》。圖16-3A，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圖16-4，浙江餘杭後頭山出土；圖16-5，湖北天門肖家屋脊出土；圖16-6，湖北天門羅家柏嶺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9][20][26][28][35][61][62]詳見張遠山：《伏羲之道》第42、47、49、67、28、109、106頁，[長沙]嶽麓書社2015年版。[21]圖17-1，采自《湖南洪江市高廟新石器時代遺址》，載《考古》2006年第7期。圖17-2、6，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圖17-3，廣東石硤玉璜，采自《中國古代玉器圖譜》。圖17-4、5，收藏於天津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者為傳世品，後者為湖北天門羅家柏嶺出土，采自博物館官網。圖17-7，石家河遺址2015年12月出土，采自2015年12月21日《楚天都市報》。圖17-8，石家河遺址2015年12月出土，采自方 勤：《荊楚故事——從石家河談起》，中國考古網2017年2月17日。[22]圖18-1，餘杭瑤山出土，采自《瑤山》。圖18-2，肖家屋脊出土，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23]圖19-1，高廟文化玉鉞，采自《湖南洪江市高廟新石器時代遺址》。圖19-2、3，石家河文化玉鉞傳世品，收藏於香港關善明、美國賽克勒博物館。圖19-4，石硤文化玉鉞，采自《中國古代玉器圖譜》。[24]圖20-1、2、3，已見前注。圖20-4—8，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肖家屋脊》。[25]圖21-1、5，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圖21-2，石家河遺址 2015 年 12 月出土，采自 2015 年 12 月 21 日《楚天都市報》。圖21-3，芝加哥藝術研究院藏，采自江伊莉、古 方：《玉器時代：美國博物館藏中國早期玉器》。圖21-4，首都博物館藏，采自《中國傳世玉器全集》。圖21-6，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石家河文化遺物，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27]參看穆朝娜：《史前時期的玉蟬》之《史前玉蟬出土情況一覽表》，載《文物春秋》2006年第6期。[29]圖22-1，山東莒縣陵陽河日月山符號；圖22-2，大紋口文化北斗紋；采自欒豐實：《大汶口文化：從原始到文 明 》，[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圖22-3，采自《蒙城尉遲寺》，[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圖22-4，已見前注。圖22-5，美國弗利爾博物館藏石家河玉鐲。圖22-6，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圖22-7，采自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30]圖23-1，台北故宮博物館藏石家河玉圭之北極天鷹，已見前注。圖23-2、3，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圖23-4，二里頭出土石家河文化遺物（2002VM3），采自《二里頭》，[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圖23-5，湖北武漢市黃陂區盤龍城李家嘴商代早期遺址出土石家河文化遺物（PLZM3 ：12），現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采自《盤龍 城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圖23-6，殷墟小屯M331出土石家河文化遺物，采自《中國古代玉器圖譜》。圖23-7，安微省廬江縣葉屯漢墓出土石家河文化遺物，現藏安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圖23-8—13，分藏首都博物館、天津博物館、哈佛大學藝術館、華盛頓賽克博物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歐德贊男爵夫婦。[31]《淮南子·修務訓》：「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高誘註：「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32]參看楊新改、韓建業：《禹征三苗探索》，載《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俞偉超：《先楚與三苗文化的考古學推測》，載《文物》1980年第10期。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33]參看何 駑等：《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載《考古》雜誌2003年第9期。羅 明：《陶寺中期大墓M22隨葬公豬下頜意義淺析》，載謝希恭主編：《襄汾陶寺遺址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34]圖24-1、2，已見前注。圖24-3，陶寺王墓M22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36]圖25-1—5，已見前注。圖25-6、7，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陝西周原西周墓出土，采自《中國青銅器全 集 》。[37]圖26-1—4，山西陶寺出土；圖26-5—8，陝西眉縣、甘肅廣和齊家坪（齊家文化得名地）、甘肅靜寧、甘肅武威皇娘娘台出土；圖26-9—12，陝西延安市蘆山峁、陝西甘泉石門鄉、甘肅天水師趙村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38]圖27-1，山西陶寺王墓M22出土；圖27-2，山西臨汾下靳出土；圖27-3，河南臨汝北劉庄出土；圖27-5，陝西延安蘆山峁出土；圖27-6，甘肅天水師趙村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圖27-4，河南靈寶西坡出土，采自《靈寶西坡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39]圖 28-1，山西陶寺M1700 出土；圖 28-2，山西侯馬東周祭祀遺址出土；圖28-3，陝西延安蘆山峁出土；圖28-4，陝西扶風絳帳出土；圖28-5，甘肅東鄉出土；圖28-6，甘肅玉門火燒溝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40]圖29-1—3，山西陶寺22號墓和1271號墓、山西芮城清涼寺52號墓出土；圖29-4、5，陝西延安蘆山峁出土；圖29-6、7，甘肅定西出土；圖29-8、9，甘肅臨洮出土；圖29-10、11，甘肅靜寧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41]圖30-1，已見前注。圖30-2、3，山西陶寺1267號墓、3168號墓出土；圖30-4、5，陝西延安蘆山峁出土；圖30-6、7，甘肅靜寧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42]關於伏羲族火歷，參看張遠山：《伏羲之道》第68頁。龍山玉器，上古頂峰[43]圖31-1，河南靈寶西坡出土，采自《靈寶西坡墓地》。圖31-2、3、4，山西陶寺3073號墓、3168號墓、山西黎城出土；圖31-5，陝西延安蘆山峁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44]圖32-1，已見前注。圖32-2，山西芮城清涼寺87號墓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45]圖33-1，山西陶寺2023號墓出土；圖33-2，陝西延安蘆山峁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46]海生不浪文化（阿善二期）、阿善文化（阿善三期）、朱開溝文化的絕對年代，目前尚無定論，本文參考了相關考古報告和部分學者意見。[47]圖 34，采自《神木新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48]圖35-1，戴應新徵集，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圖35-2，采自葉舒憲：《玉文化先統一中國說：石峁玉器新發現及其文明史意義》，載《民族藝術》2013年第4期。[49]圖36-1，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冢15號墓出土，采自《牛河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圖36-2，采自戴應新：《回憶石峁遺址的發現與石峁玉器》（上），載《收藏界》2014年第6期。[50]圖37-1，安徽凌家灘87M8出土，采自《凌家灘》。圖37-2，陝西神木新華遺址出土，采自《神木新華》。[51]圖38-1，安徽凌家灘98M20出土，采自《凌家灘》。圖38-2，陝西延安蘆山峁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圖38-3，陝西神木新華遺址出土，采自《神木新華》。[52]圖39-1，山東海陽市司馬台出土；圖39-2、3，陝西石峁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圖39-4，遼寧省文物總店所藏紅山權柄，采自郭大順、洪殿旭：《紅山文化玉器鑒賞》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圖39-5—7，均見前注。[53]圖40-1左，石峁橫置玉鉞，采自戴應新：《回憶石峁遺址的發現與石峁玉器》（上）。圖40-1右，石峁豎置玉鉞，采自許滿貴：《賞玉戚話親戚》，載《東方收藏》2015年第9期。圖40-2，二里頭出土夏代玉鉞；圖40-3，河南安陽小屯出土商代玉鉞；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圖40-4，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西周玉鉞，采自《張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9年版。[54]圖41-1，新華遺址99M27 ：1出土，采自《神木新華》；參看《陝西神木新華遺址1999年發掘簡報》，載《中原文物》2002年第10期。圖41-2，采自《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圖41-3，河南殷墟小屯、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圖41-4，西周虢國墓出土，采自常素霞：《中國古代玉器圖譜》。[55]圖42-1，陝西石峁出土，采自戴應新：《回憶石峁遺址的發現與石峁玉器》（上）。圖42-2，河南偃師二里頭夏都遺址出土，采自《二里頭》，[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圖42-3，商代河北藁城、江西大洋洲出土；圖42-4，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組宮室基址T27、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出土；采自《中國古代玉器圖譜》。[56]圖43-1，已見前注。圖43-2，神木石峁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圖43-3，香港關善明藏，采自楊伯達：《關氏所藏中國古玉》。[57]郭靜云：《牙璋起源芻議》，載《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9月。[58]圖44，采自《陝西神木縣石峁遺址》，載《考古》2013年第7期。[59]參看魏 峻：《內蒙古中南部史前石城的初步分析》，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60]蘇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第92頁，[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參看韓建業：《試論作為長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帶》，載《華夏考石》2008年第1期。[63]參看張遠山：《伏羲之道》緒論。[64]水 濤、賀雲翱編著：《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研究導引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論壇 2017年07期 ，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