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樓倖存女工田玉 青春何處還鄉
富士康跳樓倖存女工田玉 青春何處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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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本刊 張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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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們根本不相信「一天要15元的消費」，說他吹牛。孩子們也體會不到，「高速路啊，立交橋啊，火車站啊，怎麼繁華，怎麼人多」。沒人去想，富士康廠房裡，17歲的田玉，每天2880次地重複同一個動作：查看產品屏幕是否有損壞，這是一種什麼感覺
田玉用麥稈做成哨子在吹（受訪者提供）
田玉在康復中心
雨天。院子里泥土稀滑。磚砌房的正廳里，田建黨坐在自製的小木凳上擇菜，邊擇邊說：「我在深圳記憶最深的事，就是去買菜。大夫說田玉要補充營養，吃排骨。我去一個賣菜的小超市，買了3棵蒜苗，1塊錢；3棵香菜，1塊錢。」他搖搖頭，嘆氣一樣吐出3個字：「太貴了。」
他身後正對房門的牆面正中間，掛著「氣度非凡、和藹可親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畫像，左右的對聯是：光輝思想照千秋；光輝思想照千秋。橫批：福星高照。這是湖北襄陽老河口市孟樓鎮鄧崗村田莊的一戶普通農民，也是富士康跳樓倖存女工田玉的家。
離鄉
去年二月初二（3月17日），龍抬頭。田建黨接到村工委書記的通知：大女兒田玉在其打工的深圳富士康公司宿舍樓上跳了下去。
田建黨完全沒法相信。
「我們村裡前幾天有個小孩在城裡上學，給他們家打電話說是他孩子出事了，叫他拿6000塊去。」後來證明，打電話來的，是個騙子。
害怕上當受騙的老實農民田建黨，馬上聯繫跟女兒同在深圳打工的侄子，讓其跑去醫院，確認了消息。
田建黨打聽了鎮上懂得聯繫航空公司的人，被告知當天襄樊（去年10月，襄樊更名襄陽）飛深圳的飛機已經沒了。他只能等到第二天一早從鎮上的長途汽車站出發。一個多月前，田建黨就是在這裡送別女兒南下的。
去深圳之前，田玉對深圳是座怎樣的城市「一竅不通」。電視里，重慶的城市規劃宣傳片給她描繪了一幅大都會畫卷，裡面的世界斑斕閃耀。於是她想，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樣的吧。
田玉念完中專的課程後進入實習期，在家閑了兩個多月沒事做，打電話給在深圳打工的堂姐說想過去。
插秧「很累很累」，「天沒亮就要起來」；種地「很臟很臟」，「像插秧，整天在水跳蚤、泥濘裡面做」。田建黨的「想像就是，在工廠幹活，就是時間長一點，（但會）很輕鬆的吧。最起碼在這個廠里衛生要乾淨一點」。
田建黨舟車輾轉來到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梅林關外的龍華鎮，比家鄉的老河口市還要大，地上有散發霉味的垃圾，天上有徹夜不休的霓虹。這個龐大的城鄉結合部里，坐落著一間給海外電子產品做代工的龐大工廠，名叫富士康；老闆是個跟影視女星傳過緋聞的台灣商人，名叫郭台銘。
老田不曉得那麼多，他一直喚女兒的第一個工作單位為「副食」康。
在醫院病房，老田守著剛從ICU里推出來的女兒。她保住了命，但下肢癱瘓。
從去年1月起，據不完全統計，富士康先後傳出15例自殺，其中3人倖存。
田玉蘇醒過來以後，田建黨逐漸問出女兒跳樓的原因工作了一個多月的田玉始終沒有領到工資卡，龍華廠區的領導說她的卡在觀瀾廠區。田玉在觀瀾廠區轉了大半天，被幾個辦公室踢皮球，最終也沒領到工資卡，身無分文的她哭著步行回了14公里外的宿舍。加上此前弄壞、弄丟過兩個手機（爸爸給買的手機掉到洗衣盆里壞掉，跟堂姐借的手機，放在工作服里被偷走），氣性大而又毫無社會經驗的田玉，在掙扎了一晚上之後仍然覺得這個世界絕望得無解，便跳了樓。
「就好像人掉到水裡不會游泳一樣，亂撲騰。」田建黨總結道。
除了老田，幾乎沒有人能夠理解，一個人會因為這樣粗淺的理由自殺。作為一枚工廠的零件，躺在病床上的田玉，就像老家屋堂正廳牆壁上的對聯一樣，在旁人沒留神的時候，一不小心，成了個難以理喻的bug。
「城市無情」
在深圳龍華醫院的花園裡，獨自枯坐了6個半月，田建黨沒弄明白怎麼才能讓女兒站起來，沒弄明白什麼叫「人道主義」補償，沒弄明白富士康為什麼寧願花幾億修高樓防護網也不願派個管事的人來問問田玉為什麼要跳樓。
他只明白了一件事。
「雖說城市裡，國家政策、人心都是好的，（但）實際上，城市無情。你這個人，有利用價值了，在城市能生存；要是老弱病殘的時候，（本）屬於農村的，你（就）得拔腿回來。」
老田第一次出遠門是去北京，因著有六七個人結伴，初到大城市也沒有感到不安，只覺得「比農村好幾百倍」。「那一年，好像有人在自己身上倒汽油，在天安門廣場自焚」。在工地上，老田他們接受安全科長的教育：千萬不要跟那些「自滅」的人有瓜葛。安全科長還講到，四川有個地方蓋地下室，塌了方，一個老鄉被埋在裡面，「老鄉們用手刨刨，刨出來一條腿，幾個老鄉拽著這條腿就喊『一二三』往外邊拽，結果拽出來一條大腿……」
「我覺得他講的就像單田芳說評書一樣。」田建黨的打工生活在這種既親切又傳奇的氣氛中開始了。他在北京聽過「評書」，在十堰討過欠薪，在鄭州被划過包，在杭州錢塘江畔的蘆葦盪旁建過廠房。
五六年前的一個臘月二十八，已經結算過工錢的田建黨想著省下火車票的錢，沒打算回家過年。這天他到工地旁解手，剛一蹲下，便聽到遠處煙花升空的聲響。他蹲在蘆葦盪里，看著漫天煙花，感受著別人過年的氣氛，「心裡不好受」。「考慮來考慮去」，還是買了一張八十多塊錢的臨客火車票，除夕那天坐車返鄉了。
回到老家，田建黨會跟大夥講城市的模樣。老人們根本不相信「一天要15元的消費」，說他吹牛。孩子們也體會不到，「高速路啊，立交橋啊，火車站啊，怎麼繁華，怎麼人多」。沒人去想，富士康廠房裡，17歲的田玉，每天2880次地重複同一個動作：查看產品屏幕是否有損壞，這是一種什麼感覺。
「現實是……這個世界太複雜了。」田玉搖著頭，用家鄉話費勁兒地吐著那麼幾個字。
她會說普通話，但極不習慣，也就不常對人講起，她操著口音說「老鄉都聽得懂我說話」。可實際上，在一個多月的工廠生活里，她沒有結識一位老鄉。只有一個玩兒得還不錯的同伴，兩個人的業餘生活基本也就是逛逛超市，「把東西一個個丟進（購物）籃子，再一個個地放回（貨架上）去」。
剛到深圳時，為了弄清女兒跳樓的原因，田建黨申請進廠看看。在田玉的寢室，他見到幾個只會念「不知道」、「不清楚」三字經的女孩子，張張面孔上硬板板地寫著「陌生」兩字。
從廠里出來正是傍晚，工人們下白班。
「我看都是30歲以下、十幾歲的孩子，很多很多，一個一個數的話就看不清人。」老田迎著寬寬的馬路上走滿的人，感覺比秋收時家裡剝下苞穀粒的數量還要多得多。
「在農村，剛畢業的女孩就像井底之蛙，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道。上學期間，什麼事也沒讓他們操心，沒讓他們受罪。在家，我們在地里干農活，天一熱，她就回來；涼快了，她想去就去，很隨意。」
「隨意」是工廠的天敵，尤其在這個以軍事化管理、以效率聞名的勞動密集型代工企業里。流水線上作業，除了線長的責罵以外，沒有其他人聲；進入車間的樓梯上寫著諸如「走出實驗室，沒有高科技，只有執行的紀律」的名言警句；到處都有保安；指不定哪個角落裡哪條道道上就矗立著一塊「禁止進入」的牌子。
這些牌牌規規讓膽子本來就不大的田玉「不知所措」。害怕、拘束、沒經驗，加上「成天高度集中在檢查產品，大腦都有一定的影響」，身無分文的農村女娃子心裡一下子「沒有一點點譜了」。在老田看來，決定跳樓時，小田「腦袋已經不能正常地運轉了，只能忽高忽低地運轉」。
動身離開深圳前，田建黨第二次去田玉宿舍，收拾行李。因為需要有公司員工陪同，田建黨在雨里等了一個鐘頭，才等到田玉的線長。這個富士康公司最基層的領導，誤將田玉宿舍所在的「百合園廠區」當成了「百花園廠區」；為了糾正這一錯誤，他用了一個小時。
對這座大得無理的工廠，田建黨既不解又憤怒。他看到這些女娃娃的床位上，只鋪著一張毯子，「沒有涼席、褥子什麼的」，再就一個枕頭。田建黨覺得「寒酸」，「還不如家裡，農村最低的條件，夏天還有個涼席吧……你看富士康的外形，高樓大廈的，可好！」
轉瞬即逝工廠夢
在深圳的最後日子，老田終於跟富士康「談妥」了錢的問題。協議上寫著「出於人道主義」，「補償」給田家18萬元。
「18萬」是個老田不能接受的數字，但他最後還是接受了。
「我一個人坐在花園裡分析這個事情。我想國家、政府重視這個企業，把這個企業看得很貴重，別人也動搖不了它。到最後我就想，管它呢，就算它給我10萬，我也要回家；就算他不給我一分錢，我也要回家。既然我生了田玉，她的後半生我還能照顧她。」
去年國慶節那天，老田坐車離開深圳，回去「慢慢過窮日子」。
鄉村生活重新開始。田玉又逐漸快樂起來。在家裡，單單看著聾啞弟弟抱著小熊公仔玩兒，田玉都可以開心地笑上一陣子。她繼續種花，繼續看家裡的麥地從青蔥變成金黃，「將田間的麥稈做成笛子，可以吹響」。
很多人希望幫助田玉。深圳的記者陳遠忠從香港買來編拖鞋的手工教程送給她。老田帶著小田，研究了將近兩個月，基本上把書里教的66道工序的拖鞋做法弄明白了。編好的拖鞋好看、舒適。陳遠忠建議說，你們就編拖鞋賣吧，一雙50塊。
田家覺得可行，就開始組織留在村裡務農的中年婦女們來家裡編製拖鞋。今年四五月間，「田玉拖鞋」經過網上傳播，銷售紅火得很，訂單傳來：廣州100雙，深圳100雙，北京100雙……
「那個時候是你做多少就能賣多少，就是你做不出來。」田建黨常常要勸著急的買主：你要有耐心才買得到。
那段時間田玉情緒高漲。她甚至想到了那座幾個月來刻意迴避的工廠。4月27日，她在微博里寫道：
「如果我建一個工廠，我不會像別的工廠一樣，不讓人說話，管的特別嚴。我會人性化的管理，我會讓他們開心做事，願意來我家做事，不會有壓力，高興來上班，高興回家。」
這大概是迄今為止，田玉有過的、最明確的「理想」。但父親田建黨很不以為然。
「我對她寫這個，只能說個『不現實』。要寫得現實一點，哪個工廠是容易開的？」
實際情況很快應驗了父親的話。在做了千八百雙拖鞋之後，訂單就斷檔了。田玉這才從「愛心」造成的「假象」中明白，「最開始（的買家）都不是來買鞋的。」
「以前是抱著希望去做（拖鞋）的，現在不行了……（辦工廠也）沒那個能耐。不敢想了。」
小田的工廠夢破滅了。
拖鞋沒了訂單，由農婦充當的臨時工也被遣散回家，老田又閑下來。一天，他在屋裡轉悠，看到電視上說，鄭州一家打火機公司招加工商，招商廣告以講故事的方式，訴說著沒什麼特殊技能的小青年組織工人在家庭小作坊里加工打火機而發財致富的傳奇。田建黨被說得心動，就打通了屏幕上提供的電話。一個說話「怪實在，怪好聽」的女人出現在電話那邊，邀請老田去觀摩廠房。到了鄭州，老田在那棟大樓里左看右看，覺得辦公室里的人像是裝腔作勢的臨時演員，展示的打火機只有一種，不像正兒八經做生意的架勢，在9000塊錢的押金合同面前，老田退縮了。
狐疑一直存在，總覺得有陷阱，但又不曉得人家的坑挖在哪裡。不過老田還不死心。又一日，武漢也有一家打火機公司招商，老田又隨手把號碼記在掛曆紙上。
他問我：你覺得做打火機這個事，現不現實？
我到網上一搜，發現諸多控訴鄭州那家打火機公司行騙的帖子。
老田的工廠夢也破滅了。
村裡最後的女孩
為了生計，田玉在淘寶上開了網店，但因為地處偏僻，沒有快遞公司願意來收件，所以發貨只能用EMS，無議價餘地，「希望大家能夠諒解！」
一雙66道工序的手工拖鞋，加上郵寄費，共計75塊錢才能買到的一雙拖鞋，還要等上一兩天的製作時間，這個因為要康復訓練而不能經常在線的賣家，銷售業績可想而知。
如此精貴的拖鞋，田家人自己都沒穿過，「只是做的時候在腳上試一下」。
絨面布料編成的拖鞋，顏色鮮得很，跟田家已經斑駁發黑的綠漆舊傢具很不相稱。拖鞋們被仔細地包在層層塑料袋裡。
「這種拖鞋只能在地板和地毯上穿，到外面穿就不行。」所以，「這個東西非得在大型城市裡銷。」田建黨分析道。
城市，對於老田一家老小來說，身在其中時，覺得「沒辦法」、「一片黑」；等到離開以後，又成了寄望的對象。
今年5月，通過《襄陽晚報》記者聯繫，襄陽的鄂西北工傷康復中心愿意為田玉進行免費的康復治療。
在康復治療大廳，田玉一邊開著手機放音樂，一邊進行康復鍛煉。因為手機掛著QQ，常有好友上線的咚咚聲，田玉媽媽被吵得很惱火：「你那手機，能不能關了？」
田玉不理會。在家的時候她從來不會讓手機這麼吵，但一進城，她總會讓這個機器保持忙碌。
康復訓練中有一項是田玉最不愛做的：上身與腿成直角坐於床上，身體兩側各有一支架，雙手撐支架使腿部離開床面。她不愛做的理由是，「褲子會濕。不是因為出汗。」
這天她做了四五十下，嘴巴突然撅得老高，把兩個支架撇到一邊，抱怨媽媽：「我說不做，你非讓我做……」她用手撐著，挪到床邊，挪上輪椅，媽媽剛一卷好濕了的床單，她就一把抓過來，迅速掖到輪椅靠背底部，用後背嚴嚴實實地倚在上面。
她藏起了床單，也藏起了自己的難堪。
在《傷不起》的洪亮歌聲中，她自己搖著輪椅，回屋換衣服去了。
那天，她在助行架的幫助和康復師的「逼迫」下，順著康復大廳里畫的腳印，走了一圈，頭髮滴汗。腳印畫了64步，田玉走了一個半小時。
明年，回到家鄉的田玉，將成為村裡最後一個年輕女孩。平日里，除了過年，村裡再也沒有一個她這般年紀的人。連她去年輟學的妹妹，田建黨也打算著，明年送到杭州她小姨那裡做工。這跟他當初送走田玉時的希冀一模一樣。
康復中心的房間窗台上，擺著田玉種的花：印心兒吊籃，觀音蓮，梔子花，還有一籃子石頭，石頭縫裡鑽出絲葉。
田玉很喜歡這籃子叫不出名字的不開花的絲葉植物：「我覺得它挺神奇的，不需要土，只要有水有石，它就能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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