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110周年 袁偉時：拋棄狹隘(經濟觀察報 200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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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2733 次「你出了地鐵中山大學站之後，左轉，然後一直向前走，在十字路口右轉……」通過電話，袁偉時不厭其煩地為我指點著去他家的路。「嗯，先左轉，然後再右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先左後右。」退休之前，袁偉時是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但他最為人稱道的成就卻是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在《中國現代思想散論》、《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和最近出版的《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萃與解讀》等幾部著述中，他對慈禧、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梁啟超、孫中山、陳炯明這些晚清至民國時期人物的重新詮釋令人耳目一新。他說，他的研究領域本來是近現代哲學史，但研究哲學史最終會牽涉到思想史，而研究近現代思想史就不可能不去了解近現代的歷史人物。這一次談話長達四五個小時，73歲老人旺盛的精力令人吃驚。在提議一同散步時他說：「我每天晚飯後都要走1萬米，現在的年輕人反倒不能走路了。」我們穿過中山大學，一直走到珠江。一路上，他不斷向我介紹路旁建築的歷史。走到一個禮堂前，他說：「這就是當年孫中山對大學生說，年輕人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的地方，今天（這句話中間）還應該加上『不是賺大錢』。」在珠江邊，當一對情侶踏著雙人自行車從身邊經過時，這位歷史學家的臉上流露出孩童般的快樂。之前他在住所聊起梁啟超時，特地跑到書房拿出收藏的梁啟超年譜來對我「炫耀」：「現在買不到的」，然後心滿意足地看著我滿臉的惆悵。在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時，他就像一個年輕人，激烈甚至有些偏執。他不知道自己也曾被一些人視為「全盤西化」論者，反而嘲笑他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怎麼可能全盤西化？」隨即又說：「正因為不可能全盤西化，所以我們需要開放社會，只需開放，因為不可能被同質化。」他說：「晚清史和民國史都需要重修」，他又表示恐怕自己只能做一些零散的研究了，精力、財力和人力都不夠。讓他有些難受的是，他不知道這個工作到底何時能夠開始，又何時能夠完成。訪談歷史問：2004年是甲午戰爭110周年。中國為什麼在甲午戰爭中失敗了？答：失敗並非偶然，這是整個中國傳統社會制度和傳統文化釀造出的苦果，將失敗簡單歸咎於某一個人沒有太大意義。慈禧太后修頤和園用了將近3000萬兩銀子，其中挪用了不少海軍經費。北洋海軍哪裡還有足夠的經費？1888年海軍衙門和北洋艦隊正式成立後就不買軍艦了。而日本海軍在1888年之後造了一批先進的軍艦，比中國軍艦的速度更快，火力更強。慈禧太后修頤和園或李鴻章領導的淮軍、北洋海軍的腐敗當然是重要原因，但這一層還只是表象，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制度。現代國家的管理必須有民眾通過多種方式參與。明治維新最初是想建立一個開明專制的政治體制。後來慢慢開放，有了一個比大清帝國和沙皇俄國更先進的政治體制。當時中國則沒有進行這方面的體制變革。於是，最高權力失去制約，一切大事由慈禧一個人說了算。這種機制的惡果是一再釀成大災難。這是最重要的、體制方面的原因。問：回顧那段歷史，您認為我們應該汲取什麼教訓？答：甲午戰爭之前，相對來講，中日兩國關係還算平等，但甲午戰爭改變了一切。明治維新始於1868年，中國的洋務運動也在1864年太平天國失敗之後逐漸展開。兩個運動同時起步，結果迥異，原因在於：第一，當時日本有封建制度，而中國沒有。在封建制度下，權力分散，並受到有力的制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舉措不對，其他方面有力量制約和糾正；不存在一權獨大，可以為所欲為的情況。第二，中國有科舉制度，日本沒有。科舉制給中國知識階層構建了一條比較公平的上升管道，但它畫地為牢，限制青少年的認知範圍，並將知識意識形態化，讓他們戴上難以衝破的緊箍咒。這是為害千年的排斥外來思想、外來文化，自我封閉的堡壘，也是19、20世紀中國社會轉型的主要障礙之一。日本沒有這個沉重的包袱，他們接受外來思想、文化比我們要容易得多。明治維新開始時天皇發表的《五條誓約》宣告：「欲行我國前所未有之變革」，「求知識於世界」。不久之後，日本開始學習西方，在全國範圍內建構新式國民教育體系，現代科學技術得以源源不斷流入，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逐步展開。近年流行一個說法：廢除科舉制是把維護中國社會穩定的一個良好制度廢掉了，如果變一變它的內容，考現代學術、文化不就行了嗎？其實，科舉制是選拔官員的制度，類似後來的公務員考試。當教育逐漸普及，就業渠道多樣化之後，既容納不下那麼多「候補官員」，也沒有必要保留這樣的獨木橋。1905年廢除科舉制後宣布的過渡辦法也頗為穩妥，那些年輕的秀才、舉人們重新學習，年長的儘可能安排到學堂教書等。這個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有些人說廢除科舉制導致了士紳階層不穩定，從而動搖了社會穩定的基礎；這是書齋中想像出來的假問題。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商業化，士紳階層的構成必然隨著經濟發展進程和商業化水平提高而變動。社會可以隨著中產階層的形成，在新的基礎上穩定下來。如果這個進程不順利，那是另有原因，與科舉制的廢除無關。問：甲午戰爭後，中日雙方的差距就越來越大了。答：但20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甲午以後，兩個國家都輸了。日本拿到中國2．3億兩的賠款，這相當於日本4年的財政收入，相當於中國3年的財政收入。日本要是用這筆錢發展經濟、改善經濟發展環境、改善國民生活，那結果就很可觀了。但85％的賠款都被用於擴軍和相關項目，日本由此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這導致日本後來侵略別國、反過來又被迫無條件投降的災難性後果。所以，日本同樣輸得很慘。問：您的意思是說甲午戰爭雙方都是受害者，即使是對戰爭勝利的一方來說也如此？答：中國固然輸了，日本也不是真正的贏家。從歷史的高度來看，中日兩國四次戰爭是人類擺脫野蠻過程中一個令人痛心的記錄。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政府蓄謀向外擴張。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是明治維新中一些錯誤措施的惡果，這由三個原因造成：第一， 發展經濟沒有把提高本國人民收入、發展各地方經濟放到突出地位。那時候日本人民生活窮困。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百姓也並不富裕，中日兩國城市乃至農村生活水平相近。如果當時日本走以滿足內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主的道路，它還有很寬的發展餘地。但它錯誤選擇了向外擴張這條路，而且是以侵略而不是和平貿易為主要手段。這是人類野蠻史的一部分。不但是日本，很多國家也都這樣，比如英國、德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發達國家的野蠻性才開始減退。全球化過程加速，開始出現世界性的管理機構和管理措施，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ＷＴＯ和國際法院。第二，明治維新過程中日本堅持所謂「和魂洋才」或「東洋的道德，西洋的藝術（指科學、技術）」的錯誤方針。所謂「和魂」就是神道，認為日本是「神賜的土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孫，萬世一系。因此，日本和日本人特別優越。這同中國的天朝思想、華夷之辨如出一轍。也就是說，它拒絕價值觀念和道德的現代化。其《教學大旨》規定：「教學之要務在於闡明仁義忠孝，探求知識才藝」。而「道德之學則以孔學為主」。1890年發布的《教育敕語》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輔佐天壤無窮之皇室」，「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謂「東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隨軍閥侵略別國，就是這些愚昧的價值觀念的惡果。第三，當時日本的政治體制中注入了很多專制因素，沒有完成政治體制現代化的任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佔領軍的強制下，日本才被迫進行比較徹底的改革。1889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可發敕令代替法律」，「任命文武官員」；「天皇行宣戰、講和及締結各種條約」。所有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在戰時或國家發生事變情況下，不得妨礙天皇施行大權。」在國會之外，日本還設立樞密院為天皇的顧問，凡憲法的制定、解釋和修改，重要法律之制定及修改、重要敕令的頒布和重要行政措施，都要諮詢這些元老的意見。國會分元老院和眾議院，內閣也不完全對國會負責，而在很大程度上聽命於天皇。軍部可以干政，現役軍人可以擔任內閣要職。加上特務、警察橫行，公民自由成為一紙具文。總的說來，在天皇統領下，當時元老、軍閥、財閥操縱了日本政治，當時日本走上歪路是必然的。問：這樣看來，東方國家要實現現代化的確很艱難。答：的確如此。我們應該把中日四次戰爭看成是人類擺脫野蠻所付的代價。人類要學會總結，不要變得狹隘。對於這四次戰爭，日本確實自我反省精神不夠。那麼，我們的反思精神夠不夠呢？我認為不少中國人也缺乏這種反思精神。有些人動不動就把一些事情同愛國、賣國或國家關係聯繫起來，很簡單的事情就會引發強烈的民族情緒。誰要是講日本的好話，這個人就成了賣國賊。問：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和日本似乎有過一段黃金時期。李鴻章、梁啟超、康有為等同日本政治家的關係相當好，那時日本似乎是整個中國的學習對象和好鄰居。答：情況比較複雜。義和團事件以後，日本是中國學習的榜樣。那時出現過中國人留學日本的高潮。有位美國學者寫了一部書稱這十年是中日關係史上的「黃金十年」。另一方面，中日之間也有被打敗和被掠奪的深仇大恨，不少人看見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遺址後所寫的感懷詩，都表達了這種情緒。問：可是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孫中山，他們都把日本作為一個支持他們的力量。答：中國的改革先驅有兩個想法：一是認為日本的改革成功，可以成為中國的榜樣；另一個想法認為兩國同文同祖。其實在國際關係中，重要的不是種族文化，而是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孫中山和日本人都講「中日同是東亞和黃種人」這樣的話，其實這是一個種族和地緣的假象。事實上，割讓台灣、巨額賠款又讓中國人受不了。所以，那時候中國人的情緒很複雜。問：難道那時日本政府的思路跟以後日本政府的思路有很大不同嗎？答：1890年以後，日本實行政黨政治。不同黨或不同政治家組閣，推行的政策會有較大差別。如果存在一個相對雙方關係較好的年代，應該是辛亥革命前的十年。直到《二十一條》出來，這個好鄰居時代就徹底結束了。義和團失敗以後的新政從1901年開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都在推進。這十幾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時期，也是政治制度改革有較大推進的時期。從十九世紀一直到義和團運動，那候中國一年財政收入大概有8000萬兩。到辛亥革命前，達到3億兩。另外還有幾個大的改革，其一就是將科舉制度廢除，建立新式教育制度。這種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以日本教育制度為藍本。而且日本派了很多教師來幫助中國教學。問：這是一種政府行為嗎？答：日本政府也支持，這是一方面。另一個方面，日本幫助中國進行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它派了法律專家來，給中國官員開系統講座，講現代法律知識。刑法、民法的起草都是在他們幫助下進行的。這些法律稍加修改一直延用到民國，甚至解放區都曾經用過。所謂君主立憲，基本上也是以日本憲法為藍本的。日本政府里有不同派別，不都是侵略者，確實存在一些對中國友好的政治家。但其總的國策是以中國為主要向外擴張的對象。問：改良派、革命派都得到了日本的友好幫助。答：對。日本政府內部的理念很複雜。有些人確實同情中國革命、中國改革，希望中國強大。今天問：現在，中國和日本處於一種很微妙的狀況。許多中國人不喜歡日本人，而一些日本人在自己國內也比較仇視中國人。這種民族情緒是從什麼時候被煽動起來的呢？同時侵略過中國、和中國發生過戰爭的有很多國家，比如英、法、俄等，中國人對這些國家的民族情緒，都沒有對日本這樣強烈。答：中日雙方民族對立情緒那麼強烈，我想是由幾個原因造成的：首先，日本的侵略對中國人物質和精神都傷害很深，而日本政府和主流文化沒有深刻反省這些罪行。從深一層看，這與東方文化帶來的盲目民族優越感有關，公民獨立判斷的意識很差。日本教育在價值觀上老是強調要忠君、愛國、絕對服從。結果公民個人的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就淡薄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民眾情緒很容易被一些政客或極端分子操縱，這對一個國家的發展非常不利。這是東方文化的弱點。到現在許多中國人還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大問題。問：您的書里講到兩種愛國主義，民族情緒也算是其中的一種吧。答：這是很狹隘、很致命的愛國主義。例如中日足球比賽，足球就是足球，跟政治有什麼關係啊？把它提升到國家關係層面上來，讓足球運動員代表整個國家，這恰當嗎？任何人的意見想法我們都要尊重，但身份要恰如其分。東方文化總把集體放在第一位。國家有危難，應該捍衛國家，國家利益應該維護，這都正確。問題在於，我們應該理性地判斷，什麼是國家利益。除了上面說到的文化因素，還由於這幾年中國經濟發展了，潛意識裡的天朝主義、要恢復大國地位的強烈願望應運而生。人口眾多的中國應該成為經濟發達、政治民主、公民自由、實行法治的大國，這理所當然。但我們應該平等對待世界上所有民族。這種轉變，在心理基礎上缺乏足夠的教育，把什麼事情都提高到了整個國家層面。這其實是我們作為公民該怎樣對待其他國家公民的問題。問：如果處理不好，強大反而滋生了狹隘民族主義。答：對。我們受過侵略，但不要總感覺人家欠著我們。在新的基礎上，怎樣塑造一個公民的世界觀？魯迅和梁啟超都提出這樣的問題：不怕中國人消失，而怕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問：這句話怎麼理解？答：中國人不可能消失。但中國人是不是具有世界公民的水平和意識？在思想上、智識上、文明程度上，能不能達到世界文明已經達到的水平？國家實現現代化以前，國人總體素質顯然達不到這樣的水平。所以，他們擔憂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問：世界人這個概念包括「同化」的意思嗎？答：不是同化。人們不可能被同化。日本人曾經熱衷「脫亞入歐」。有的人甚至說要全盤西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全盤西化是絕對不可能的，但在「脫亞入歐」口號下，日本學了很多西方的好東西，如教育體制、經濟體制、科學技術等等。這些成為它迅速發展的基礎。與此同時，它的民族文化保存了下來。任何一個生存下來的民族，其特性都不可能完全消失。把現代化看成與保存民族文化勢不兩立，這是文人學士製造出來的假問題。中華民族這樣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不可能被同化，它的特點不可能被完全抹掉。但民族總的認識水平、知識水平和文明素養能不能達到世界水平，這是一個問題？世界上很多著名人士包括馬克思都說自己是世界公民，這個稱號不是少數人的，應該是所有公民的。只有從世界公民這樣的高度看問題，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關鍵時刻能最好地捍衛國家的利益。如果具有這樣的素養，就不會產生狹隘的民族主義，就不會動輒把很小的事情提高到國家關係的層面。問：民族主義在歷史上是積極的嗎？答：當一個國家被奴役，國家沒有取得獨立地位的時候，民族主義能夠動員民眾對抗外來侵略者，它的作用是積極的。但任何國家的民族主義都很容易走向極端，只有把爭取國家獨立同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結合起來，才會有真正健康的民族主義。( 李翔 廣州報道 05-01-03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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