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烏克蘭大選風波的歷史根源

金雁 東歐問題專家

1917年2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羅斯帝國在革命與危機中一度分崩離析。從當年3月到1920年9月，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乘勢發起了建立中央拉達、蓋特曼與執政府這三屆烏克蘭民族主義政府的獨立運動。但是，不論這些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政治上是左還是右，他們都既與俄國的蘇維埃政府，也與沙俄在烏克蘭的將軍鄧尼金、弗蘭格爾之流為敵。當時在烏克蘭

根本沒有一個統一的「白軍」陣營，蘇俄的反對派從極左到極右、從民族獨立鬥士到帝國傳統捍衛者完全是一盤散沙而且彼此敵對，這是他們成不了氣候的最大原因。

在這個混亂時期，現今烏克蘭土地上的「東西對立」也已見端倪，此前從未建國的烏克蘭歷史上無所謂版圖，三屆民族主義政府也從未控制過今天的烏克蘭全境，但相對而言他們的勢力中心始終在西、中烏克蘭。而在今天的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工業區，1918年蘇俄就在那裡扶植建立了「頓涅茨克-克里沃羅格蘇維埃共和國」與中央拉達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抗衡。後來的蘇維埃烏克蘭政府也是首先成立於東烏克蘭的哈爾科夫，而不是烏克蘭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基輔，並且直到1934年，蘇聯的烏克蘭加盟共和國首都也一直設在哈爾科夫。至於俄羅斯為主的克里米亞在內戰中更是沙俄白衛軍如弗蘭格爾等的根據地，而從未認同於烏克蘭民族主義政權。

「麵包換自由」的失敗

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和全蘇乃至社會主義世界的幾個聯邦制國家一樣，實行一種在世界歷史上十分獨特的「一黨制下的『自由國家聯盟』」制度。一方面，根據列寧的民族自決原則，聯盟憲法和共和國憲法均規定了自願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則。為此不但設有包括「外交部」在內的烏克蘭加盟共和國「中央」政府，還在國際社會張揚其形式上的「主權」，直至讓烏克蘭、白俄羅斯與蘇聯都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蘇聯當時不顧美國的反對堅持這樣做，當然是為了其「一國三席位」的特權，而另一方面，這種「聯盟」實行一黨制，而且黨內權力高度統一，加盟共和國黨對聯盟黨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級，沒有任何自主性可言，而且也不存在反對黨。這樣，黨的統一便使聯盟成員的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權成為不可能行使的虛假權利。

但一旦體制有變，聯邦成員本來就合法的自由退出權便由虛轉實，使「聯盟」的解體變得難以避免。在中東歐轉軌過程中，三個這樣的「聯邦」國家(蘇聯、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都解體了。但沒有實行這種「聯邦」制的其他幾個多民族國家，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儘管也有民族問題，也實行了民主化變革，卻沒有損害國家的統一，更沒有導致國家分裂解體。當然理論上講如果沒有民族矛盾，「自由退出權」在轉軌中也未必一定會行使，畢竟統一國家的好處是誰都明白的，尤其是在蘇聯這樣一種中央計劃體系下全聯盟經濟高度一體化、專業分工與協作體系非常發達的狀況下，聯盟解體、協作鏈條中斷與分工體系崩潰對經濟的損害要比市場化體制變革中的所謂「休克療法」打擊更大。但是，問題在於民族矛盾在蘇聯時期的烏克蘭一直沒有解決。

當然，烏克蘭在蘇聯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之巨大也是不容置疑的。儘管沙俄時代烏克蘭已經是帝國境內的經濟先進地區，但它的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之完成無疑是蘇聯時期的成就。除了計劃體制在工業化原始積累中的優勢外，蘇聯統一計劃經濟空間的存在也是烏克蘭發展的重要促進因素。而蘇聯領導層雖然嚴防「烏克蘭民族主義」，但在全蘇範圍內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和俄羅斯作為「斯拉夫三兄弟」，與其他非斯拉夫民族相比，卻也有其特殊地位。

而且僅就俄烏關係來講，蘇聯時期烏克蘭也不是沒有便宜可占。原來，蘇聯類型國家民族政策的特點之一是不尊重你的人權，卻比較尊重你的「文化」，它根據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僅僅是根據領導人的喜好，有時固然搞強制同化，有時卻也搞人為的「異化」。只要你在政治上認同，唱歌跳舞、傳統民俗、年節禮儀乃至語言文字之類的「民族特色」不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還很被提倡，乃至被過分提倡。尤其把一些特別弱小的民族「文化」當成珍稀古董給予大熊貓式的特殊「保護」，甚至人為地阻斷自然融合，強化民族差異。然而，排他的特性認同一旦形成就難以逆轉，而缺乏人權導致的不滿卻不會因為「文化」的受保護而消失。在東南部俄羅斯人聚居區(克里米亞與頓巴斯等地)劃歸烏克蘭後，烏克蘭文化在當地影響的增加的確是蘇聯當局鼓勵的。但烏克蘭人並不會因此感謝蘇聯，俄羅斯人卻因此埋怨蘇聯。這種兩邊不討好的做法不但使兩邊對聯盟都增加了疏離感，造成政治高壓消失後的聯盟更難維繫，而且也助長了獨立後烏克蘭的「東西矛盾」。

這類國家民族政策的又一個特點是「以麵包代替自由」。對被統治民族在嚴防政治異端的同時，有時也給予經濟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賜，甚至犧牲「統治民族」的利益來實現這一點，而這樣做無需徵求「統治民族」人民的同意。克里米亞歸屬烏克蘭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克里米亞半島在地理上雖與烏克蘭有地峽相連，然而在歷史上與人文環境上卻與烏克蘭聯繫甚少。全半島的人口也以俄羅斯族為主。但在1954年，主政蘇聯的赫魯曉夫為紀念「俄烏合併300周年」，一高興便把克里米亞從俄羅斯割出，送給「兄弟的烏克蘭」做了禮物。但如此「慷俄羅斯之慨」，卻未能買到烏克蘭人之好。因為「自由」固然不能當飯吃，但麵包也不能代替「自由」，吃得再飽的奴隸照樣會有不滿。40多年後烏克蘭一獨立，克里米亞俄羅斯人被割斷與俄羅斯本國的聯繫，從此作為烏克蘭境內的親俄地區不斷與烏克蘭中央產生摩擦，成為俄烏關係中的一大難題。當年領導人的即興之舉，卻落得個俄羅斯、烏克蘭與克里米亞三方皆苦不堪言的結果。

劇變後的獨立

1991年8月24日，烏克蘭借蘇聯「政變」之際宣布獨立。是年底，蘇聯解體，烏克蘭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當時烏克蘭人一片歡騰，在全民公決時，全烏83%的公民投了票，90%以上的票贊成獨立，連俄羅斯族占絕對優勢的克里米亞，甚至黑海艦隊官兵都多數投了贊成票。蘇聯解體之際，筆者當時在基輔，聽到不止一個烏克蘭朋友說：「過去我們受蘇聯拖累，現在好了，幾年之後我們就是又一個芬蘭」(芬蘭原屬俄羅斯帝國，當年整體狀況和烏克蘭差不多，十月革命後脫離俄國獨立，經濟發展很快，現已成為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之一)。

那時的烏克蘭人說話「牛」得很，尤其是對俄羅斯。獨立後不久，俄烏兩國總統互訪，俄總統葉利欽與烏總統克拉夫丘克在電視直播里就鬥起嘴來。葉利欽說：烏克蘭如果在前蘇聯遺產分割中損害俄羅斯的利益，俄羅斯就不向烏克蘭提供石油；克拉夫丘克馬上回敬：你不給我石油，我就不給你糧食。葉利欽：你不給我糧食，我就不給你天然氣；克拉夫丘克：你不給我天然氣，我就不給你鋼鐵……兩人就這麼「你不給我，我不給你」地鬥了好幾個回合，把電視機前的觀眾聽得直樂。但這種「你不給我我不給你」的遊戲一旦當真，雙方都受害不淺。而俄羅斯經濟畢竟更加「大而全」，統一經濟空間的解體對烏克蘭的打擊更大。獨立兩年之後，烏克蘭的經濟狀況和居民生活已經下滑到俄羅斯的水平之下。現在有人套用「休克療法導致東歐困境」的調子，把烏克蘭也作為「休克療法」失敗的例子，但其實，政局混亂中的烏克蘭根本沒有搞過任何「療法」。至少與俄羅斯相比，烏克蘭的經濟體制變革完全談不上「激進」。

財政貨幣雙緊縮是「休克療法」的第一個特徵，但當俄羅斯大搞緊縮財政時，烏克蘭的克拉夫丘克政府卻在財政、貨幣上都實行放鬆，預算赤字佔GDP的比重升至27.1%。結果導致比俄羅斯更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1993年底通脹率高達10256%，被世界銀行冠以全球之最。這一經濟災難是導致克拉夫丘克提前下台的主要原因。

由於府、院對立，烏克蘭一直沒能通過「大私有化法」。而1994年以後，左派三黨更利用議會成功凍結了國家私有化計劃。總的來看，烏克蘭的私有化進度不如俄羅斯，更遠不如波蘭、匈牙利等轉軌國家，可見烏克蘭政局整個來說要比俄羅斯更「傳統」，其轉軌的進度也更慢。但是烏克蘭經濟滑坡無論就幅度還是持續時間而言，都明顯超過俄羅斯，更遠遠超過波蘭等中東歐國家，無怪乎它被轉軌經濟學家視為「漸進式失敗」的典型。

於是，如果說獨聯體國家整體上轉軌績效不如中東歐國家，那麼烏克蘭又是獨聯體國家中最差者之一。獨立後的「你不給我我不給你」導致這些企業陷於癱瘓，尤其是重工業、大型國企集中的烏克蘭東部、南部地區，過去經濟更發達、生活更好，但因一體化程度更高，獨立後經濟滑坡更甚，偏偏這些地方是歷史上屬俄時間最久、俄羅斯人最集中、與俄羅斯的傳統聯繫最緊密的地方。尤其是俄羅斯人居多數的頓巴斯和1954年才被領導送給烏克蘭的克里米亞，這裡的人民原來在俄在烏都堪稱富裕，蘇聯解體時本來是期望更富才支持獨立的，沒想到「又一個芬蘭」沒當成，卻成了「又一個玻利維亞」。政治上他們受到西部的壓制，經濟上臨近的俄羅斯地區原來不如他們，現在卻比他們過得好，這叫他們怎麼能不「親俄」？

儘管如此，千年以來烏克蘭人歷經反蒙(金帳汗)、反波、反德、又反俄的鬥爭，民族主義薪火相傳。尤其是烏克蘭西部地區，這裡是烏克蘭民族精神的發源地，屬俄時間最短，居民中烏克蘭族的比例最高，歷史上反俄鬥爭最激烈，蘇聯時期吃苦最多。而與他們相鄰的波蘭、捷克與匈牙利又恰恰是中東歐經濟轉軌最成功的國家，經濟復甦快，人民生活好。特別是歷史上長期作為烏克蘭宗主國的波蘭更是轉軌國家成功的典型，這不能不對西烏克蘭人產生吸引力。在文化上，過去西烏克蘭雖然工業經濟不如東部發達，卻一直是烏克蘭民族的精神中心。西烏克蘭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的水平高於東部。同時，歷史上由西方傳入的天主教教徒如今占烏克蘭總人口10%，集中在西部，如今烏克蘭自主正教信徒也仍以西部居民為主。西部自主正教與天主教和東部的俄羅斯東正教，也形成了一定的隔閡。

這樣，烏克蘭人親西疏俄、羨慕波蘭、渴望加入歐盟乃至北約、對俄保持獨立自主的傾向、融入西方的傾向等等，便在西部尤為突出，而烏克蘭內部的東西矛盾也日益明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