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 大清為什麼會倒台：權貴內鬥導致保路運動失控

「國家是精神的產物。」溯自戊戌，光緒被囚，變法失敗，新黨斥逐，大清政權精神已死。滿洲親貴先則盲目排外，導致庚子重創；繼則聚斂無度，因內鬥而自毀政權。

清朝滅亡起於鐵路國有政策；鐵路國有政策的總後台，是隆裕太后妹夫載澤，盛宣懷只是執行者。度支部大臣載澤，謀奪慶親王的總理職位，清廷高層在鐵路國有實施過程中激烈暗鬥，互相拆台，令保路運動失控，為武昌起義鋪平了道路。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責任內閣。因內閣成員皇族過多，時人譏為「皇族內閣」。

載澤與慶王的權爭

慶親王奕劻的對手載澤，在辛亥革命後已迅速被人遺忘。若要追究促成清朝滅亡的「罪責」，兩人均可居於「首禍」之列。這兩個集團之間的惡鬥，牽引其他派系捲入，導致保路運動失控。尋繹載澤當時舉措的用意，未嘗不是為了保住這個風雨飄搖的政權。

當時和後世的主流言論，都集矢於盛宣懷。盛氏固然難逃其咎，載澤才是真正的主使。盛宣懷營造龐大「國企」王國，後來相繼被袁世凱奪去。1908年慈禧下世，袁氏被黜，慶王仍然柄政；慶、袁本屬一家，盛宣懷要東山再起，只能依附慶王的對手載澤，「遂賂載澤六十萬金，起用為郵傳部尚書」（胡思敬：《國聞備乘》，中華書局2007年，第135頁）。

載澤生於1868年，宗室奕棖之子，原名載蕉，10歲時過繼給奉恩鎮國公奕詢，改名載澤，封奉恩輔國公。自幼聰明靈俐，出入醇王府，得醇親王奕譞憐愛，17歲時被醇親王推薦入上書房讀書，是光緒皇帝的同學，載灃也尊之為「大哥」；得慈禧太后賞識，與太后侄女結婚，成為隆裕後的妹夫。慈禧死後，憑藉與隆裕太后、載灃兄弟的特殊關係，載澤步入權力中心，是宣統朝排名前幾位的重量級人物。

載澤：以立憲為招牌，行中央集權。

庚子之役創巨痛深，部分少壯派親貴開始留意西學新政，載澤為其中佼佼者。1905年，清廷派載澤等人往西方各國考察政治，一輪走馬觀花之後，歸國遞上奏摺，主張「以立憲之精神，實行其中央集權之主義」。學者多留意其主張立憲一事，其實「中央集權」才是載澤政治思想的核心，「立憲」也者，是為順應潮流而祭出的招牌而已。

1907年，慈禧任命載澤為度支部尚書，管理財政，時年38歲。親信楊壽枬後來記此段經歷，謂：「澤公以貴胄為尚書，威權最重……故清理財政、實行預算、提陋規、剔中飽，嚴核浮濫，雷厲風行，節省之一萬萬元以上，雖部臣疆吏不便其所為，未有敢公然抗令者。」（楊壽枬：《覺花寮雜記》，轉引自庄練：《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中華書局1988年，下冊第308頁）楊壽枬蓋為尊者諱。載澤當時權勢熏天，地方督撫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

攝政王載灃赴德國道歉歸來，所念念不忘者同樣是「中央集權」。讓他兩個弟弟一個掌陸軍一個掌海軍，以期集中軍權；讓載澤全面負責理財，以期集中財權。載澤將外債管理權從外務部收歸度支部，削弱慶王掌管的外務部權力；在各省設立中央直屬的監理財政局，在中央設督辦鹽政處（鹽政院），將各省鹽政管理權收歸中央，侵奪了地方財權。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潛滋暗長，到保路運動時來了個「總爆發」。載澤唆使姐夫瑞澂彈劾郵傳部尚書唐紹儀，讓盛宣懷接任，控制了帝國的另一個財源。

載灃：讓他兩個弟弟一個掌陸軍一個掌海軍，以期集中軍權；讓載澤全面負責理財，以期集中財權。

載澤擔任度支部尚書不久，提出六條清理財政的方針，結果被奕劻及其盟友袁世凱否決。載澤頂奏，雙方展開筆戰。此時慈禧尚在人世，將載澤當作小孩，沒有支持他的主張。（李娜娜：《載澤與光宣政局》，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到1911年5月，責任內閣成立，慶王任總理大臣，度支部大臣載澤在攝政王載灃面前揚言：「財政支絀，內閣經費不可過事鋪張。」表面上看起來是要內閣厲行節約，實際上是暗示他要在財政方面拉奕劻的後腿。報章對此評論道，載澤此語「顯有裁製之意」。不久，奕劻即向兩位協理大臣發牢騷：「某某兩親貴，一則牽制軍權，一則把持財政，均於暗中極力排擠，本邸有名無實，將何以擔負責任？」（彭劍：《「皇族內閣」與皇室內爭》，《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50卷第2期）總理沒有財權，責任內閣不過是「跛腳鴨政府」。

1911年，慶親王奕劻75歲，垂垂老矣。清廷正當內外交困，朝野人士亟望有個強有力的內閣，以應對險惡形勢。載澤43歲，有年齡優勢，不少人矚望他當內閣總理大臣。末代皇帝溥儀說：「比如載字輩的澤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慶王的總揆奪過來……」（《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64年版，第24頁）徐一士稱：「澤、盛分據財政、交通，高掌遠蹠，實奕劻之勁敵。慶內閣成立，載澤輩即力謀倒閣。其時諳於政情者，多謂繼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者必載澤無疑。載澤既思組閣，則延攬當時有名流之目者以厚聲勢。如張謇、鄭孝胥等，載澤皆竭力羅致，預儲為新閣大臣之選。謇、孝胥以在野之身，均特蒙召對，載澤力也。」 （《凌霄一士隨筆》，山西古籍出版社，第二冊，第635頁）

張謇作為立憲派代表人物，近來頗受學者推崇。張謇在朝中，主要依靠載澤。載澤真心想搞立憲乎？不過此招牌極時髦，能迎合趨新的漢族士紳，藉以擴張勢力，準備向奕劻奪權而已。

鐵路國有政策背後的貓膩

慶親王奕劻久為慈禧所寵信，長期盤踞總理衙門（外務部），1903年榮祿死後，出任領班軍機大臣，權傾朝野，以納賄弄權著稱於世。其人老於官場，對載澤的倒閣謀劃心知肚明，依然不動生色，尋機報復。雙方終在鐵路國有問題上，演變成惡鬥，最終斷送了大清江山。

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垂垂老矣

有關鐵路國有、保路運動的論著汗牛充棟，對載澤論述很少。從一開始，鐵路國有政策就是載澤和盛宣懷合謀，盛宣懷、鄭孝胥出主意，載澤作決策。隨著國際金融市場急劇變化，清廷迫切需要進行幣制改革，載澤需要盛宣懷的幫助。盛宣懷就這樣成為載澤集團的核心人物。

鐵路國有政策的出籠，從1911年5月5日給事中石長信的「幹線國有」奏摺開始。研究鐵路國有的學者，都能猜測到石長信奏摺出於盛宣懷主使，卻找不到直接證據。

載澤1908-1911年給盛宣懷的一批密函，隨盛宣懷「外逃」，為旅日企業家程奮伯收藏，後歸香港中文大學，1987年以《近代名人手札真跡》之名刊行。這批密函證明，石長信奏摺是出於載澤、盛宣懷共同主使。5月4日，載澤致函盛宣懷：問「石折明日是否呈遞，尚祈密告。」第二天，奏摺就遞了上去。實施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是載、盛謀劃的結果，石長信只是一個工具。

從石長信5月5日呈遞奏摺，中經郵傳部覆奏，到5月9日上諭批准，效率高得驚人，可能創下清末重大決策出台速度的最高紀錄。這一切，是載澤和攝政王載灃事先商量好，為的是避開內閣會議，因為第一屆責任內閣已經確定在5月8日成立（1911年5月14日《申報》）。此舉實際違反了剛剛公布的內閣官制；身為新任內閣總理大臣的慶親王，不僅事先毫不知情，上諭也未經總理大臣副署。換句話說，上諭是違法的！

對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都是袁世凱一黨）來說，如此重大國策，度支部、郵傳部事先竟不通氣，把新成立的「內閣」不放在眼裡，此仇不報，非君子也。這還只是「陽」的一面。

內閣協理大臣那桐

「陰」的一面，是總理、協理大臣收不到回扣。幹路收歸國有，全靠借外債；巨額外債都是有回扣的。載澤壟斷外債借款權，獨吞回扣，奕劻分文未得。（彭芬：《辛亥遜清政變發源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四]，第333頁）此恨綿綿，無盡期也。

慶王「默窺將來恐有最激烈之風潮發現，頗不願擔此重責」（1911年6月4日《大公報》）。故一到討論路事的內閣會議，內閣總理大臣輒請假躲避，其目的在於表達對載澤的不滿，向攝政王施壓。慶王預見「恐有最激烈之風潮」，並非未卜先知，乃是操縱親信參與攪局。「皇族內閣」成立後，飽受輿論抨擊；奕劻縱容保路風潮坐大，有轉移視線的嫌疑。5月30日，奕劻發表談話，說「事實由盛大臣所發起，故遇事均責成該大臣籌議一切」（1911年5月30日《大公報》）。總理大臣已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鐵路國有政策的出台，一開始就在中央埋下炸彈。盛宣懷以為「川人易與」，川路股份贖回條件苛刻，與粵路有別，又踩響了地雷。地雷與炸彈，相互激蕩，終將鐵路國有炸得粉碎。

粵路「因路工遲滯。糜費太甚。票價不及五成。現每股從優先發還六成。其餘虧耗之四成。並准格外體恤。發給國家無利股票」（1911年6月17日上諭）。盛宣懷何以對粵路格外優待？原來，盛已經安排親信「赴港澳、南洋各島，收回大宗股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 辛亥革命前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頁）。用五折以下的低價「逢低吸納」，立即兌現六折現金，剩下的四成發給國家無利股票，盛氏及其親信，單是這一筆，已經賺到盤滿缽滿。公共政策的出台，往往是主事者牟取暴利的機會。鐵路國有政策，說的是利國利民，實則先利己。

盛宣懷：長袖善舞，毀譽參半。

王人文、玉崐帶頭抵制

載澤剛愎自用，盛宣懷也忙中出錯，對四川極度忽視。在粵路問題上，盛氏一直跟兩廣總督張鳴岐保持通信；對於湘路、鄂路，瑞澂、端方則是圈內人，已經心中有數。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作為重要當事人，事先毫不知情。就我所見資料，盛宣懷沒有提前跟王人文溝通過。

王人文，貴州人，進士出身，因受趙爾巽知遇，從知府累遷至布政使。趙爾巽移督東三省，王人文覬覦川督位子。但趙爾巽已計劃「傳位」給他弟弟趙爾豐，讓王人文當督辦川滇邊務大臣。朝命一下，如一盆冷水當頭澆了下來，王人文失望至極。

鐵路國有的上諭下來，王人文剛開始也沒有弄明白其含義，直到川人群起保路，因事不關己，乾脆做個順水人情，反過來幫保路同志會代奏，指斥盛宣懷「誤國」，義正詞嚴背後，藏著自己滿肚子委屈。本來，各省均已成立咨議局，川路也有股東會，自可通過這兩個正規渠道表達訴求；另立保路同志會，廣發傳單，總督可迅速取締。王人文若按正常思路行事，四川保路運動早就偃旗息鼓了。

成都將軍玉崐也火上加油，兩次領銜會奏，指責四國借款合同違反法律，抨擊盛宣懷欺君罔上、賣國賣路。玉崐純是出於正義感嗎？恐非如此。玉崐本是慶王府包衣（奴才），得慶王栽培一步步做到成都將軍（從一品），一切唯慶王馬首是瞻。慶王對借債有意見，玉崐早就熟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四]，第335頁）與載澤、盛宣懷作對，乃是老奴才向慶王表忠心。

等到8月3日，趙爾豐趕到成都接印，大勢已難挽回。郵傳部一味強硬，不尊重位於第一線的地方督撫，中央與地方矛盾達於頂點。趙爾豐被迫討好川人，延續王人文路線，雖招朝廷三番五次申飭而不顧。

奕劻故意對載澤封鎖消息，「近日川省來電，政府始終未使度支部聞知。」攝政王面對內閣分裂，束手無策，只將責任推給郵傳部。「川督屢次電奏，朝廷竟無隻字回復，只令部中發電，何能有濟」（載澤致盛宣懷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第六冊）形勢日甚一日在惡化，內閣對川督卻沒有明確的指示。

誘使趙爾豐開槍殺人的直接原因，是9月2日派督辦鐵路大臣端方赴川查辦的上諭。所謂「赴川查辦」，除了辦事之外，還有「辦人」的含義。保路風潮若延續下去，端方入川，趙爾豐勢必撤職。為保住官位，必須儘快平息風潮。於是，9月7日，趙爾豐開槍了。這一槍，斷送了第一次和平解決的機會。

9月13日，端方寫信給盛宣懷，言：「季帥（趙爾豐）不曉鄙意，誤以為鄙人前往，將取而代之。」（《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 辛亥革命前後》，第148頁）無論端方如何辯白，趙爾豐感到官位行將不保，被迫使出嚴厲鎮壓手段。

端方、瑞澂、岑春煊，各打各的算盤

端方，漢軍旗人，小有才，喜追逐新潮流。戊戌時「咸與維新」，做了農工商總局督辦；康梁事敗，做了一首打油詩《勸善歌》，歌頌「太后佛爺真聖人，垂簾聽政愛黎民」，可見其投機天性。庚子事變後，端方結好張之洞、袁世凱，籠絡趨新士紳，鼓吹新政，做過湖北巡撫、江蘇巡撫、兩江總督，1905年更率團到西方考察政治，鼓吹立憲，紅遍朝野，一度做到直隸總督，因私自拍攝慈禧太后葬禮被解職。

1911年5月，端方靜極思動，以重賂得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劉體智：《異辭錄》，中華書局1988年，第231頁）此次復出，端方是以督辦鐵路為跳板，打算謀一巡撫、總督實缺。

端方駐武漢，湖廣總督瑞澂不自安，怕隨時被取而代之。瑞澂是載澤姐夫，大學士琦善之孫，將軍恭鏜之子，紈絝子弟，依靠與載澤的姻親關係，歷任上海道台、江蘇布政使等優缺，躋身湖廣總督。8月底，四川已經鬧到不可收拾，朝廷有意派大臣入川查辦。端方剛剛嚴參了趙爾豐，兩人矛盾激化；最合適的人選，是曾任四川總督深得民心的岑春煊。但岑春煊是慶親王死對頭，為照顧奕劻的面子，暫時不好提出。載澤於是動了派瑞澂入川的念頭（載澤致載灃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第六冊）。如果瑞澂被派入川，正在武漢的端方豈不剛好接任湖廣總督？這是瑞澂所擔心的。瑞澂寧願送錢加送軍隊，也要逼端方入川。

岑春煊是清末官場中的異類，前雲貴總督岑毓英之子，「官二代」但無紈絝習氣，好名而不貪財，作風雷厲風行，是清末「反腐敗」的一面旗幟。1900年任甘肅布政使時帶領馬隊千里馳援北京，因護駕有功，深得慈禧寵信。1902年任四川總督，以霹靂手段平定匪亂，嚴查貪官、劾罷庸官，深得川人愛戴。1907年入京，向慈禧面劾慶親王貪污受賄誤國，被慶王、袁世凱聯手擊敗，投閑置散。

端方懼怕入川，遲遲其行，讓載澤震怒，被迫啟用岑春煊。9月14日載澤在攝政王面前提出動議，最終岑春煊得到的名份，是「會同辦理剿撫事宜」。這對久歷封疆、能名震天下的岑春煊來說，是一種侮辱。載澤也憤憤不平：「起用西林，只令會同辦理剿撫，既無兵權，又無名分，倘亦別有用意，不欲其成功耶？」（載澤致盛宣懷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第六冊）岑春煊乃故意提出異議，繼而稱病抗議。四川形勢如此緊急，只有調整政策、儘快實授岑春煊為四川總督。這是平定四川局勢的第二次機會。奕劻因私人恩怨，讓清廷錯過了這次機會。

縱觀鐵路國有實施過程，載澤魯莽，一味主張強硬；載灃優柔，無一定主張；奕劻陰狠，不惜局勢糜爛，要對載澤、盛宣懷施加報復，阻止岑春煊復出。中央既無一貫到底的主張，於是士紳鼓動，百姓起鬨，督撫抗命，高層在互相掣肘中，久拖不決，兩次錯過處理川亂的最佳時機。這才是保路運動失控的主因。

大結局？

10月10日，湖北新軍起義，瑞澂逃跑，武昌失守。瑞澂攜帶官印避登楚豫兵輪，逃往上海。瑞澂若能與岑春煊和衷共濟，本可利用岑春煊從雲南調來的五百精兵，協助「平亂」，武昌起義本無勝算。

岑春煊在武昌住處聽到總督府的槍聲，「余仍安卧，至黎明出城買舟渡江，乘輪東下」（岑春煊：《樂齋漫筆》，中華書局2007年，第36頁）。武昌槍響那一刻，岑春煊心灰意冷，手中有兵，也不願施以援手。10月14日，清廷宣布授岑春煊四川總督，放了一個馬後炮。此後岑春煊的言行，跡近耍弄清廷，充滿報復意味。1912年初，岑春煊更領銜促請「速定共和國體」，對清廷施加最後一擊。

端方不願入川，禁不住朝廷催促，瑞澂「歡送」，磨磨蹭蹭，一步三嘆，陷入民軍包圍之中，終在資州為手下士兵所殺。

盛宣懷早在10月26日被「革職永不敘用。」此老機警，立即收拾機密文件，逃往日本，避過一劫，雖遭舉國唾罵，仍得以壽終。

趙爾豐迫於形勢，將權力移交給保路運動領袖蒲殿俊，後為軍政府都督尹昌衡所殺。

載澤從權力巔峰瞬間跌落谷底。隨著袁世凱的復出，滿洲權貴已成過眼雲煙。做過多年度支部尚書（大臣）的載澤，不善理財，財產漸漸被管事人掏空，到1930年去世時，「無以為殮」，其女被迫賣身葬父，凄涼萬狀。（朱德裳：《三十年聞見錄》，嶽麓書社1985年，第106-107頁）未能治家，焉能治國？煊赫一時滿洲親貴，大多不過如此。

「國家是精神的產物。」溯自戊戌，光緒被囚，變法失敗，新黨斥逐，大清政權精神已死。滿洲親貴先則盲目排外，導致庚子重創；繼則聚斂無度，因內鬥而自毀政權。漢人士大夫亦如癲如狂，隨波逐流。如此政權，不亡何待？正如鄭孝胥在日記中所言：

「魄之將狂，魂來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

2015.5.17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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