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州暴力衝突:美國「新納粹」作為政治力量正式登場?
2017年8月的這次抗議集會可以追溯到之前發生的一系列對抗事件。其導火索可以追溯到2015年發生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一次暴力事件。當年6月17日,白人至上主義者Dylann Roof衝進位於查爾斯頓的黑人教會,槍殺了9名正在參加主日崇拜的黑人。這次暴力事件的一個後果,就是各地開始陸續拆除南北戰爭時期南方將領的銅像,作為對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抗議和反撥。陸陸續續,在近兩年的時間裡,多個銅像被拆除。2015年當年,一位中學生寫了請願書,請求當地政府移除夏洛茨維爾的解放公園中豎立著美國內戰時期南方將領羅伯特·李(Robert Lee)的銅像。2017年4月,市政廳投票通過,將拆除羅伯特·李的銅像。
就像拉鋸戰一般,拆除銅像的決議很快引發了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新納粹的不滿。2017年5月15日,在解放公園裡,「右翼聯合」Unite the Right第一次組織火炬遊行,表示抗議。抗議集會的領導者就是美國當前較有影響力的白人國家主義者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之後的6月8日和7月8日,美國的3K黨也分別在夏洛茨維爾的教堂和正義公園組織過兩次規模較小的集會。每次集會和遊行,都有自發的反對派站自發聚集。7月8日那一次,50個3K黨的成員參加,而前來反對的人士就有1000個左右。然而,這幾次的集會和遊行並沒有引起足夠的討論和關注,被更加緊迫的新聞事件淹沒了。當地時間2017年8月11日,美國夏洛茨維爾,抗議者手持火把進行集會遊行,反對該市今年早些時候作出的拆除市內一座南北戰爭時期南方將領羅伯特·李銅像的決定。視覺中國 圖新納粹作為政治力量正式登場以往的政治家,對各種極端政治派別都是儘力擺脫干係,避之唯恐不及。特朗普和美國右翼組織的多重聯繫和曖昧態度,恐怕在美國政治史上史無前例。 這意味著在美國,極端政治派別開始了主流化的過程。
當地時間2017年8月12日,美國夏洛茨維爾,民眾點燃蠟燭為遇難者和受傷者祈福。視覺中國 圖自由主義的遺產被拋棄了嗎?早在特朗普當選前,美國當代著名紀錄片導演Michael Moore就曾經為希拉里·柯林頓競選拉票。為此,他在美國俄亥俄州的威明頓舉行過一次演講,題目就叫「Michael Moore In Trumpland」。威明頓的大部分選民都支持特朗普,而Michael Moore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特朗普佔優勢的地方,為希拉里·柯林頓拉票。他的演講輕鬆而且感人,其中有些段落,我摘錄在這裡:「我最擔心的是那些憤怒的白男人們,他們的末日就在眼前了。在美國,35歲以上的白男人只佔到人口比例的19%了,夥計們,我們人就這麼多了。我們在衰落啊,快要滅絕了。這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啊。我們都心知肚明。我們之前的日子不錯,大概好了一萬年吧,也不賴了,對吧夥計們。現在21世紀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單身女人比結婚的女人多了。夥計們,你們看到了吧,她們不再需要我們了,她們現在可以單身了。100年前,她們可不能單身,那時候有法律,女人不能擁有房屋、銀行賬戶,而且不能上法院提出離婚。那時候一大堆法律禁止她們做最基本的事情。現在她們不需要我們了。我們以前還有點用,我們讓種族延續,能幫著拿高處的東西,現在有了人工授精和摺疊梯子,她們顯然不需要我們了…… 如果希拉里贏了,那女人就要掌權了。因為她們不再需要我們了,你知道會發生什麼。男人可能會被送進的集中營的,希拉里和她的學生會舉著點名板子,讓我們登記入內。為了人類延續,她們會選擇我們中的那些聰明的和好看的,留下來……」
Michael Moore具有反諷和誇張的「玩笑話」引起觀眾一陣又一陣的笑聲。人們笑不是因為荒謬,相反是因為嚴肅性。Michael Moore準確的捕捉到了一個文化癥結,那就是一些白人男性所體驗到的負面情緒,一種自怨自艾,一種對自身和本群體的衰退的焦慮、恐懼和確認。 也許有人會說,美國目前的整體經濟並沒有很糟糕,白人的被剝奪感可能不僅是經濟的,也是(也許更主要是)文化和人口學領域的。然而,西方福利國家衰退,全球化帶來的第三世界的崛起,這些政治經濟背景是全球性的。特朗普當選以後,有位出生在俄亥俄州,目前在紐約市工作的美國朋友跟我說,他的家鄉人的苦痛,紐約市裡的人是無法理解的。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下,不斷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新的勞動結構的調整。這一過程中,資本在全球尋找勞動力,白人群體的效率往往不如少數族裔或第三世界的勞動者,他們受到威脅,缺乏安全感,希望強有力的民族國家保護他們的利益。市場內部的失敗,導致他們選擇在市場之外進行抗爭。這恐怕是美國右翼產生的重要背景之一。然而,政治上的判斷是艱難的。美國右翼的興起到底意味著什麼呢?它預示著自由主義的遺產被徹底拋棄嗎?預示著法西斯的幽靈會破門而入嗎?野蠻會戰勝自由主義價值嗎?還是說,它僅僅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一次自我調整,就像資本主義發展史上那些受衝擊而憤怒的人們一樣,資本主義的市場會再次化解和接納他們。這些問題,不僅是思考題,也是判斷題。人們回答它們,也就決定了自己在關鍵問題上的個人選擇。 另一方面,夏洛茨維爾事件非常重要,它再次暴露了以種族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包括多元文化、政治正確和言論自由的政治道路。特別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在這次夏洛茨維爾事件中,顯得尤為突出。在8月10日抗議集會之前,夏洛茨維爾的市政廳在收到傑森·凱斯勒申請集會的申請時,就試圖改變集會的地點,將集會地點從靠近鬧市的解放公園改到更加遠離市中心而且更加大的公園,目的就是為了能更好的控制人群。然而,傑森·凱斯勒所代表的Unite the Right組織並沒有接受這一決定,而是上訴,由聯邦法院裁決繼續在解放公園舉行集會。聯邦法院之所以決定支持原集會地點,初衷就是為了保護言論自由。而流血暴力事件發生之後,夏洛茨維爾的市長在Twitter上寫到:「這正是市政府試圖改變集會地點的原因」。8月12日,組織星期六抗議集會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傑森·凱斯勒(Jason Kessler)召開記者招待會,意外被名為傑夫·文德(Jeff Winder)的男性打了一拳,導致記者招待會終止。之後,傑夫·文德告訴記者:「過去幾個月,傑森·凱斯勒給我們的城市帶來了仇恨,給我們城市的有色人種造成了危險,言論自由不能保護仇恨言論(free speech does not protect hate speech)」。這兩個例子,是人們在夏洛茨維爾探索言論自由的邊界和內涵。而從某個角度看來,言論自由的政治已經破產。「水晶之夜」會重演嗎?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然而,在不同的語境中,糾結的人們總是免不了不斷地戲仿、重排過去的場面,而陰差陽錯地將悲劇上演成喜劇,或再因演技差勁退化成鬧劇。 為了幫助我們理解特朗普競選、上台以來的美國政壇和社會的一系列戲劇性事件,那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歷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可以為我們提供一面曲折和變形的鏡子。首先,是外部的強烈相似性:滑稽、而有鼓動性的領袖人物,藉助民主體制上台;以反智、暴戾、排外贏得選民同情和信任,對理性、法治、科學等傳統資產階級價值的否定,對替罪羊的標識,等等。其次,我們看到當代行動者對歷史的刻意學習:從特朗普對群眾集會的熱衷,到他在群眾集會上舉行對他的效忠宣誓,再到另類右翼運動的策略:有意在左翼和自由派強大的地盤上發起挑釁(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園,弗吉尼亞大學校園),以引發激烈和暴力的街頭衝突。讓人想起當年義大利的法西斯黨和德國的納粹黨都是通過激烈的街頭戰鬥將自由主義秩序打垮從而進一步取得優勢的。那麼問題是,為什麼在美國,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應,不像拉美國家那樣?為什麼不是凱恩斯主義的,不是擴張政府開支,而是來自法西斯主義的?如果說,2015年在南卡羅萊納州在黑人教堂的發生大規模槍擊案,是「水晶之夜」的小規模預演,那麼,2017年8月的弗吉尼亞州街頭騷亂,則讓人回想起將近100年前發生在德國城市街頭、在希特勒手下的衝鋒隊和德國共產黨之間的長期暴力混戰。 從2015年特朗普開始競選總統以來,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則經歷了挑戰,新納粹等極端主義思潮被主流化。雖然夏洛茨維爾經歷了流血暴力衝突,但是2017年的美國還不能和1933年的德國類比。「水晶之夜」發生在納粹上台之後,意味著國家機器開始針對猶太人展開暴力屠殺。2017年的夏洛茨維爾事件,則是民間政治力量的對抗和衝突,其中的暴力並非國家暴力。但是,如果今天的美國從夏洛茨維爾事件開始,沿著蝴蝶效應的因果鏈發展下去——美國各地發生激烈的極端左右翼的街頭對抗,導致社會秩序崩潰,從而特朗普有理由宣布實行緊急狀態,甚至解散國會,並實施排外措施以鞏固其統治,那麼,歷史上的「水晶之夜」悲劇的在美國上演,就會有現實的可能性。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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