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隱居彰德韜光養晦
1908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死後,接掌國政的攝政王載灃立即罷了袁世凱的官,令他回籍養痾。此後,直至辛亥革命復出,袁世凱隱居彰德洹上村三年。對於袁世凱這幾年的活動,史籍語焉不詳,民間有許多猜測和誤傳。
橫禍突降
1908年的袁世凱,如日中天,權傾朝野。10月,在他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一周年之際,於一片祝頌聲中,度過50歲生日,步入了他的知天命之年。然而,天意難測,一個月後,11月14、15日,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在兩天之內相繼先後去世。慈禧遺命3歲的溥儀嗣位,是為宣統。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為攝政王監國。50天後,1909年1月2日,還在帝、後百日大孝期間,載灃就對袁世凱下了殺手,以袁腿腳毛病為由,罷了他的官,開去一切差事,勒令回籍養痾。
這天,正值袁世凱當班入宮為光緒帝值宿守靈。儘管惱羞交加,他仍然按照規矩向清廷叩頭「謝恩」。袁世凱不能再入宮值宿,又不敢擅自離去,進退失據。得大學士、軍機大臣世續代為值宿,才得以脫身回家。清朝的權臣開缺之後,往往可能是下獄、抄家,乃至處死的大禍繼至。袁世凱憂懼萬分,第二天,微服出走天津,以觀動靜。駐天津的直隸總督楊士驤,本是袁的親信,但他深知干係重大,拒不接納。同時,北京方面也傳來奕、世續等樞廷重臣的消息,可確保無殺身之虞,於是袁又返回北京,匆匆隻身南下回籍。袁世凱的擔心並不多餘。據說,載灃當初確實是想殺掉他,消除十年前戊戌政變時袁出賣光緒皇帝之恨。而且此時外間已有謠言說,袁世凱已經篡位自立,北洋軍已集中北京。慶王奕已經被幽閉。這些,都是殺掉袁的信號。據深通清代歷朝秘聞及掌故的劉體智所著《異辭錄》說,即使沒有袁與光緒皇帝的這場過節,載灃也會有除袁之舉,以確立新朝的權威。
但是時代不同了。到了20世紀初年的清末,外重內輕的局面已經形成多年,清廷已宣布預備立憲,許多客觀條件制約了清廷隨意處治權臣的可能。而載灃生性庸懦,也缺乏他的先輩們那種殺伐決斷與膽識。在清廷和政府方面,除了幾個少不更事的皇族青年新貴,張牙舞爪,支持載灃以外,所有樞機重臣,滿漢軍機大臣和內閣大學士共七人,奕、張之洞,世續、孫家鼐、那桐、榮慶、鹿傳霖等,都不贊同載灃的主張。張之洞力言,主少國疑,為「朝局計」,對袁世凱「務宜鎮靜寬大」。世續、那桐、榮慶等,雖是滿蒙人,亦都力保袁世凱。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說:「他們保袁世凱不止保袁個人,而是為了大局穩定。」在地方上,北洋陸軍更是「聞之大嘩,各各摩拳擦掌,慷慨急難,幾將肇絕大風潮」。英、美、日本的駐華使節,在中國的有影響力的外國人,外國新聞媒體,都表現了對袁世凱命運的關注。英國和日本兩國政府已經在商議共同干涉清廷對袁的處置。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載灃,不得不接受折衷的辦法:保全袁世凱的性命,將之放逐回籍。韜光養晦
袁世凱於臘盡歲末之際,凄然離京南下,寄寓衛輝府汲縣自己的私宅。稍後,又移居彰德府(安陽)城外的洹上村,開始了他的三年養痾生涯。袁世凱在安陽,頗有一派隱居山林的模樣。
第一,宣示中外,隱居林下,一心養病,絕意復出。袁世凱的一位重要幕僚沈祖憲保存有此一時期袁的未刊書信稿,從1909年初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兩年七個多月時間,共有750通,大多是對人來信的復函。收信的人包括從奕等以下的當朝權貴,到各方督、撫大員、州縣官員、北洋陸軍袍澤、師友、親朋等各方人士,其中以稱養痾為辭的信函就有625通。他反覆表白:「仰蒙朝廷體恤,放歸養痾。聖恩高厚,莫名欽感」,「將與田夫野老講求農桑種植之學,優遊林下,以終餘年,皆出天家所賜也」。對於那些復出的慰勉和勸說,袁均明確表示婉拒:「自顧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遺大投艱,斷難勝任」,「時艱方亟,誠不當以孱疾之軀,再肩巨任」。反覆聲言:「杜門養痾,不幹外事」,「向不與官場通信」。婉拒為人說項、請託,拒絕接受各方的銀錢饋贈。
第二,經營寄寓宅第。袁對汲縣宅第,甚不滿意,適有兒女親家何炳瑩以彰德城外的一片鄉宅相贈,於是,決定營造房舍,舉家遷居彰德。彰德新居即後來著名的洹上村。袁世凱以慈禧太后賜給他的「養壽」二字命名,稱為「養壽園」。園中以「養壽堂」、「謙益堂」為正堂和主建築,二堂均以慈禧太后賜書命名。他集龔自珍詩句為「養壽堂」擬的門聯是:「君恩夠向樵漁說,身世無如屠釣寬」。為「謙益堂」寫的題記是:「光緒辛丑季冬,皇太后御書『謙益』二字賜臣某。聖意深遠,所以勖臣至矣。園居成,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循自省雲。」其借慈禧以自保的用意十分明白。 第三,閉門課子。袁世凱在洹上設立了家塾,除長子袁克定 「仍留京供職,其餘諸兒均攜之來衛,督令讀書」。還手定了《家訓》十一條,為子孫立下做人的規矩。 第四,倡導社會公益事業,並以文會友。從1909年起,袁世凱便以在籍紳士領袖的身份,聯合曾長期寓居衛輝的徐世昌,倡議重修衛輝縣百泉名勝,並領銜募捐籌集資金,得到張鎮芳、端方、蔡紹基等以及北洋袍澤、河南紳民的熱情捐助,共募得捐銀一萬五千餘兩。歷時三年,至1911年秋竣工,百泉諸勝跡,煥然一新。由袁世凱撰文徐世昌書丹,立重修百泉廟碑,以記其事。此外,他曾函請直隸當局,為其在1902年倡立的天津民立第一小學籌集經費,並為該校優秀畢業生頒贈獎學金。 時人謂袁世凱「不學有術」,袁本人亦自詡是辦事的,不是做學問的。但避居彰德之後,既應人之請,為他們的詩文集作序、題詞,又資助時人編輯的《四朝史詩》刊刻,亦與人吟詩唱和,並編詩集刊印,還專門批讀《古文觀止》。雖未免有些造作或矯情,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卻也是遭遣開缺官員們避凶趨吉的一種常態。第五,經營實業。袁世凱回籍之後,1909年夏敦請王錫彤出任實業經營的主持人。袁對王錫彤說:「官可不作,實業不能不辦」,「實業關係國家興衰」,「罷官歸田,無他留戀,惟實業救國,抱此宗旨久矣」。王錫彤欣然應招。
王錫彤首先接手經營京師自來水公司。京師自來水公司的興辦之議,始於1908年。時袁世凱為軍機大臣,慈禧太后問袁,如何防備京城火災,袁以建自來水公司對,於是責成袁主辦此事。自來水公司官督商辦,集商股300萬銀元,1910年竣工。是為20世紀40年代中葉以前北京自來水設施的基礎。稍後,袁命王籌辦河南羅山銀洞沖銀礦,亦曾同嚴修函商是否參加李石曾等倡辦的豆腐公司。此外,袁也在寓居的彰德投資實業。一面重新集資,接辦當地原已停產的豫新紗廠,一面投資水利事業,購置土地,經營農業。這些都反映了他興辦與投資實業的積極態度。 人們經常說,袁世凱不回祖籍項城,擇居彰德,這是他為東山再起的精心謀劃與安排。此說不符事實。首先,豫北衛輝宅第,是在此次罷官之前,由一位親厚何木(汲縣人)幫為買定,作為將來致仕回籍的住所。當時並無罷官之事,自然亦無再起之謀。再移彰德,則確有親家以鄉宅相贈的偶然性。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其次,袁世凱不回項城原籍,確有一些隱衷。項城袁氏,是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袁世凱是庶出,且又出嗣於叔父袁保慶。其嗣父死於外省任上,他奉嗣母回里時,就未返項城祖居,而是寓居於陳州府城淮陽。此後,自袁世凱從軍後30年間,他這一門,完全離開項城了。袁世凱生母死後,他以直隸總督之尊,奉旨回籍葬親,卻飽受了挫辱和窩囊氣,他的生母不得與其父合葬,只得另找了一穴墓地獨葬。袁世凱無顏亦無意再回項城了。其實,即使無此特殊情節,袁世凱亦未必一定回原籍。袁氏族人流寓在外地者大有人在。第三,衛輝、彰德一帶,交通方便,鐵路南北通達,水路上通天津,又有較好的人文景觀,適於居住,許多外地官員如李秉衡、徐世昌及其祖上、王廉都寓居這裡,端方也打算在這裡寄寓。總之,袁擇居豫北,同罷官後的再謀復出並無必然聯繫。不平與不安
袁世凱在50歲的盛年被開缺罷官,其意氣難平是不言而喻的。他在回籍後給各方來信的複信中,就不時流露出忿忿不平之氣。他明言:「只以事變紛乘」,清廷才將他罷官削職的,「放歸養痾」只是借口。他多次用「半生鞅掌,夢覺邯鄲,自顧中外迴旋,過多功少,時艱莫補」這樣一類的言語,隱怨清廷苛待功臣,刻薄寡恩。
1910年春夏,袁世凱邀集了各方人士到養壽園遊園聚會,借著同來游者的吟詩唱和,盡情地抒發了胸中的積忿和對時局的感觸。袁和友人詩說:「雕倦青雲路,魚浮綠水源。漳洹猶覺淺,何處問江村。」表達了一片龍入淺水、虎落平陽的心境。他以《登樓》為題的詩說:「樓小能容膝,高檐老樹齊。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明白地表示,他身在蝸居,志在高山。以《病足》為題的詩則直斥了庸夫誤國。詩曰:「採藥入名山,愧予非健步。良醫不可求,莫使庸夫誤。」而和張鎮芳的詩,則明白地表示了他對時局的隱憂以及復出的強烈慾望:「遠天風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幾派流。日暮浮雲君莫問,願聞強飯似初不。」此乃揚言:他袁某健壯如昨,雄心不老,芟夷擾攘,收拾局勢,捨我其誰。袁撰寫的《重修百泉祠廟碑》,抒發了與其詩作同樣的意思。他以「懷奇負異」的「龍驤虎踞之士」自居,要在「時方多艱,風雲擾」之秋,出而平定「多難」的世道。 袁克定為袁世凱的唱和詩寫有一篇跋語說:「詩中『連天風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幾派流』之句,已成詩讖。」「洹上雜詠,可作中華民國虞歌觀,亦可做中華民國緯文觀。」知父莫若子,這是袁克定所理解的其父心聲。 兇險的遭際,使放逐中的袁世凱時刻關注著朝廷的動靜,提防著個人的安危。袁世凱的未刊書信稿表明,袁克定坐鎮的北京錫拉衚衕宅第,即是他的駐京辦事處,京漢鐵路火車是信息傳遞的主要通道,且由北洋舊部隨時維持和保證通訊的安全。1911年夏,有袁克文的信使在順德(今邢台)火車站被竊,大名鎮總兵言敦源迅即派幹員緝查,數日之內便告破獲,繳回密信,反映了京漢路信息孔道的重要與安全保障之嚴密。 袁世凱的另一位親信、鐵路局長梁士詒,更為之專備火車以供緩急之用。梁士詒曾對楊土琦說: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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