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改造國民性沒有過時

05-30

　　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前，魯迅先生1907年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主張「立人」，他說「我們要把人立起來」，就是思想解放、尊重個性、健全人格。他認為如果這個國家沒有經過啟蒙，沒有建立健全的個人人格，只有奴隸或臣民，沒有公民，那麼這個國家不能叫「人國」，而叫「沙聚之邦」。此後，「改造國民性」一詞在新文化運動中流傳開來。

　　對魯迅畢其一生奮力改造的「國民性」，當下很多人習慣於認為那是過去的、舊時代的問題；對有目共睹的社會現狀，近年來也已經司空見慣、見怪不怪。其實，那些在飛機上大打出手的中國遊客，那些圍攻醫生揚言逼其喝尿的醫鬧者，不仍然是魯迅眼中愚昧的國民嗎？只不過時代變化了，國民劣根性也變換了表現形式。魯迅如果活在今天，恐怕不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亂爭」。

　　最近60年，國人精神面貌確已發生巨變，跟魯迅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但也毋庸諱言，國人價值觀扭曲、道德水準下降、物慾私心膨脹等等，又已發展成為新隱患。故而，人性的改造與重塑，即「改造國民性」，始終是事關國家民族興亡的大問題。

　　有意思的是，「改造國民性」五字真經百年來依舊是說不清道不明。就是因為這短短五個字內涵與外延無比深邃與豐富，涉及文學、哲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眾多不同但又相互關聯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顯然，這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

　　魯迅先生提出「改造國民性」，卻沒有留下系統論述中國國民性的鴻篇大著，這終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這個「缺憾」，在21世紀應當由我們在追尋「中國夢」的過程中來完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戰略目標而言，沒有相應的文化道德建設，最終不可能建成現代化的和諧社會，而「改造國民性」正是文化道德建設的題中之義。▲（作者是同濟大學人文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