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暴》炸掉中環 港片再造 香港電影的復興？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騰訊娛樂訊 香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已經沒落，但劉德華和江志強試圖重新定義「港片」、「警匪」和「江湖」。「嘗試3D拍攝，就連預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環看到槍戰」—無論是預告片發布會上的對談、電影宣傳通告還是電影海報上，在每個有機會跟外界介紹這部影片的方式里，這些噱頭不斷出現。香港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特意強調了他投資的這部《風暴》不僅在中環槍戰，還搭設了1:1的中環實景—這是一部大製作。12月12日，劉德華和姚晨主演的《風暴》即將上映，並可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用3D技術拍攝的警匪片。儘管講述的還是「一個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壓力下執法」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創新—但激烈的槍戰場面和「炸掉中環」的創意還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現力。在劉德華和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的眼裡，這是重振港片雄風之作。
「把中環炸了！」
那些以槍為道具主角的電影—警匪片、黑幫片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電影的代表類型之一。對於生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內地觀眾來說，這種類型片就是青春期啟蒙，他們在錄像廳或者借來的錄像帶里認識香港、兄弟情義、江湖以及性。而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則是銀都戲院這樣如今不復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難求、大排長龍看警匪片的場景，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是港片的特殊意義所在，香港電影的起落也總是和這種類型片聯繫在一起。而如今銀都戲院已經改成甲級寫字樓，《古惑仔》的拍攝地點旺角也成了遍布連鎖電器店和化妝品賣場的購物區。香港電影的衰落人盡皆知，而警匪片被認為是其目前僅存的優勢。香港電影愛好者、曾經出版《香港電影史記》的魏君子認為個中緣由在於警匪片的投資規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對於很多片子來說投資規模是中等的，而且這是唯一香港能拍、內地不能拍的題材。如果你要在內地當街開槍，要經過很多很多申請和審批。」這個說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國際執行董事林小明的認可。「內地黃賭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愛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觀性要比內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陳木勝新片《掃毒》的時候強調這部電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內地的地氣」還是「更港味」往往決定了兩邊市場對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簡單來說，在哪一個市場更好賣。劉德華並不同意這種歸因方式。他認為所謂「接地氣」和香港題材並不衝突。「愛、傷心，這些東西是不改的。對人來說都一樣，沒有地域之分。你說過山車，在內地、香港、好萊塢不都是一樣流行嗎？」「我聽到有人說，『那個誰誰誰的電影很港味，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吧，所謂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時間掛鉤。《英雄本色》在現在拍也不一定會那麼大賣，但2003年的《無間道》和後來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變的。」在他看來，一切電影都是劇情片，只有故事的優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幫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誼、幫派鬥爭，完全可以用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黑幫片裡頭除了動作戲，最重要的是劇情，你一個學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現情誼，你黑幫片里的劇情也可以用辦公室鬥爭來展現啊。」劉德華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有規矩就按規矩來嘛，內地被禁的導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針對香港。」
他說的是香港電影的現狀。多年低迷之後，香港電影市場呈現極度萎縮的狀態。很多香港電影人在製作一部影片的時候總是要預先判斷自己的產品的投放目標市場—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製作、小題材，比如以情色為賣點的《喜愛夜蒲》反映的是蘭桂坊這樣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標是內地觀眾，會考慮和內地話題更掛鉤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內地電影拍攝本身有諸多審查和禁令。「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會是重點。」影評人駱晉（magasa）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寒戰》這樣的電影似乎更喜歡錶現「香港精神」，宣傳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還有點生硬。而原來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角色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傳統的草根江湖氣，這種氣質放在香港這個很西化的國際大都市裡面，很吸引人。」多年以來，各界對合拍片對香港電影業的影響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合拍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類型越走越寬，一方面又帶來了很多局限性。這種糾結的依賴關係始於2003年CEPA協議的簽訂。
CEPA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內地投資影院，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不再受進口配額（20部）限制，合拍片在內地發行時可以享受國產片同等待遇，同時合拍片的製作、人員配比等條件也更為寬鬆。在CEPA實施的第一年，申報審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種觀點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曾經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出地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全面衰落。
香港電影崛起於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稱為巔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電影史上都算得上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彈丸之地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電影美學，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這樣的導演都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產電影的總產值僅次於好萊塢，它在1993年達到產量巔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則在1992年達到了15.72億港元。但1990年之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了黑幫控制的時期，無論製作還是藝人經紀都陷入混亂。「當時李連杰的老闆簽了李連杰5部電影的約，有個黑社會想中間借李連杰出來，老闆不借，結果就在辦公室門口被幹掉了，6槍。」江志強說。另一方面，1997年回歸前的「末日情緒」則讓香港電影人陷入了自暴自棄的情緒，儘管有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美學風格出現，但香港電影還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劇了這種下滑—這個現象的破壞性並不僅僅發生在香港本地市場，台灣和東南亞原本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隨著好萊塢電影的進入而急劇減少了進口數量。諸如吳宇森這樣的代表性導演在1993年之後選擇在好萊塢發展，但相比市場，香港電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學元素倒並未消失。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殺死比爾》這樣的作品裡屢有致敬之意，從畫面、拍攝手法到音樂配合，都能看出當年香港電影的影響力。當然，香港電影界還是不斷有人翻盤，《無間道》就把香港電影短暫地帶出過低迷狀態—以至於事隔10年，每個人回憶起《無間道》這個系列的電影的時候，還能強烈地表達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們從中體會到的榮耀。
2002年，劉德華接拍了據說是他這輩子最喜愛的作品《無間道》。他說這部戲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戲，全是靠劇情、故事」，尤其是讓他自己、也讓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天台那場戲。「原來說和梁朝偉在天台上打。但是拍著總覺得不太舒服，後來我說先停一下，我跟梁朝偉商量一下。他也覺得這個地方不該打，後來我們就改成現在這樣了。」劉德華說。江志強對於《無間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個時候他正在發行張藝謀的作品《英雄》(電影版、美劇版)，《無間道》在香港的票房達到了5500萬元，而《英雄》只有2300萬元。「《無間道》作為警匪片，一場動作戲都沒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劇情好。」江志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馬電影公司CEO庄澄稱其為「High Concept」電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兩句話說完的故事，第二是一個沒有人說過的故事。」庄澄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無間道》就是這樣。警察去黑社會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會去警察那裡做卧底很少，這就是一個High Concept。」但另一方面，這種創意的來源很簡單：沒有錢。《無間道》僅有的1000多萬港元的預算基本都給了演員。「劉德華和梁朝偉一起坐在音響店裡聽蔡琴的歌，還有你看其中有一場黃秋生從樓上摔下來摔死的戲，本來是動作戲，但是沒戲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種味道。」魏君子說。
《無間道》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香港電影在這些年中，諸如《桃姐》這樣的好片子時有面世。但那些溫情而文藝的電影並不足以喚起整個市場的熱情，就像《無間道》總是被譽為「救世之作」，只有這個級別的影片才能證明香港電影的復興。
《風暴》投入巨大。這部整體費用超過8000萬元的電影可能是10年來投資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環畢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萬元預算，而決定使用3D拍攝，又增加了千萬級的費用。江志強透露，最終製作費用可能還會比8000萬元再高出一些。這是江志強「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後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戰》分別在內地拿到4800萬元和2.5元億票房，《寒戰》以4200萬港元成為去年香港國產片票房冠軍，並拿到今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在內的9項大獎，而上一部在金像獎上如此風光的警匪片正是《無間道》。按照江志強的說法，他試圖為《風暴》加入新東西—這樣你就會理解宣傳里強調「炸掉中環」的意義。但江志強不是一個為了新而跟風的人。他以理性著稱。哪怕在合作者劉德華看來，江志強也過於理性，甚至苛刻了。
當監製劉德華希望嘗試用3D拍攝時，江志強就開始計算多花的錢要從哪裡去賺回來。比如他會參考一部國內電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時由於價高，影院經理們通常更喜歡3D，另外還需要考慮這個電影適不適合拍3D，綜合起來決定花這筆錢值不值。為了分散風險，如果要增加1500萬元預算，江志強會要求劉德華從片酬中拿出750萬，把雙方的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在《風暴》的整個製作過程中，劉德華主要負責前期影片內容把握，而江志強統籌項目整體預算，尋找其他投資人，以及負責後期的宣傳和發行。江志強認為劉德華在製作、演戲和講好故事方面比別人要強一倍，而劉德華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跟「江老闆」學習怎麼花錢和省錢。同樣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魏君子說江志強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覺得不錯，那就做啊。比如《風暴》，導演袁錦麟說我想炸掉中環，好啊，可以啊。宣傳上也是這樣的，比如他覺得之前全是室內發布會，在一個酒店裡說說弄弄。這次提出來說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個活動。他說可以啊。然後真的為了做一場活動跑前跑後，去搞定場地、公安、消防這些東西，真的能把這個東西弄成。」從很多角度來看，江志強是電影投資人中的異類。江志強的父親江祖貽是著名的電影發行人，195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經營「百老匯影院」，從小江志強就跟著父親去世界各地買電影，然後拿回香港發行。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繁榮期，他把宮崎駿的《天空之城》這樣的「獨立進口片」引入香港—當時好萊塢影片由美國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發行。而當進口片開始競價的時候，他轉而開始自己拍電影，此時正值香港電影沒落期。很多人認為合拍片沒有前途，但江志強認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劉德華一樣，對電影的好壞判斷的第一準則是：先看劇本。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強的最明顯的特徵還是「會算」，他自己也樂於承認這一點。」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韓延說只能給你1個月，工作人員我簽2個月，拍戲的人我只簽30天。」江志強說，「不同類型片子的劇組多少人，要拍多久，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曉路說，《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給你拍1個半月到2個月，在美國拍。2個月就要拍夠35天。」江志強一直將安樂影業控制在50人左右的規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項目，將不同工種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公司一樣建立許多職能分部，由多個部門參與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他被譽為國內最優秀的製片人，也是最事必躬親的一個，光劇本就看過一萬多本。「我剛開始在香港拍片的時候和現在，觀眾喜好其實是差不多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去拍超級大片，大家都覺得超級大片能賺的時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為這些東西我都經歷過，所以我知道這個變化。」江志強說，他早年的經歷讓他相信，電影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賣。而在香港電影的歷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萬元的製作級別只是一個個別現象。
在大多數人的製作體系里，無論是投入過少還是文化差異都是香港電影在CEPA後趨於沒落的原因。但從電影工業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便在香港電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整個生產模式也與好萊塢甚至是「工業體系」的概念相差甚遠。導演在拍攝期間隨意更改劇本、拍攝時停時趕，一部戲常常只拍十幾天，為了趕時間有時候只有劇本大綱就開拍。這種「自由」與「即興」成為香港電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個市場的規模和影片質量，這種製作理念和風格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落伍。「1997」的末日預期導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壓彎香港電影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1997年回歸日的臨近，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從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變為了一種恐懼，由於不知道回歸以後香港電影會變成怎樣，最現實的做法便是—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賺錢，然後移民。沒有人在乎香港電影的未來。「1996年的時候，感覺就是末日一樣，拍戲的時候什麼動作、燈光都不管了，十幾天，二十幾天出一部戲很正常。」魏君子說。「想深一層，香港電影人到內地拍戲的門路也不是那麼寬廣和理想，如果我們去到內地，限制隨時出現，而且擅長又允許被拍的部分越來越小。所以衡量整個大環境之後，表面上看出路廣了，但是優勢沒有發揮出來。跟著時間的向前，我們卻在退步，可發揮的範圍日益小了，所以不擔心是假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卓伯棠說。他看到有點成績的香港電影人都去了內地。「現在他們沒興趣在香港拍戲，內地製作動輒上億元，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香港電影製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匱乏的編劇、導演資源。林小明把這個歸結為電影產業沒落的惡性循環效應，但他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這種局面，單憑我們一家公司哪裡能改變。」劉德華也感受到了香港同業的迷惘。「方向不明，應該有的分配沒有做好，比如現在有模仿好萊塢的、和內地合拍的、有隻拍道地香港的。」現在誰都知道，除了演員，劉德華也是一個電影投資人，他旗下的映藝娛樂在2005年推出「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的項目包括當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導演寧浩以及他的《瘋狂的石頭》。「其實這個事情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電影公司老闆該做的。我們給編劇每個月6000元，你寫，你感知世界。每個月交一個故事大綱。你要行，半年後變成1萬元一個月。先來10個，有8個不行，那你就留2個。6個月，10個人。才36萬元，可以有10個編劇。為什麼沒有人去做呢？」劉德華說。你可以說他在適應內地這個大市場，也可以說他在為這個市場培育新興力量。2013年7月，「亞洲新星導」第二期計劃里的導演劉娟的處女座《初戀未滿》上映，並獲得了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評委會特別獎。在得知劉娟獲獎後，劉德華特別錄製了祝賀的VCR。「他（劉德華）遵從新星導是培養新人的一個計劃，會給新人很大的空間，從故事講述方式、情感表達到結構呈現。他把自己放到一個『前輩觀眾』的位置，給你一些他的年齡段的體會，然後給新導演自己選擇。我覺得作為老闆來說，這個鬆緊度很舒服。」劉娟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從接觸到確定拍攝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而確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劉德華本人被劇本里的情感打動。《初戀未滿》講述的是1997年6個即將高考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友誼和愛情，情節背景放在了劉娟的家鄉重慶，儘管上映的檔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網友認為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包括檔期在內的很多營銷環節是劉德華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從《初戀未滿》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它給人一種愛情片的假象，其實說的是青春和成長。他更偏重內容製作的部分，這也是《風暴》里他倚重江志強的另一個原因。
江志強也面對著同樣一個大市場，他在過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文藝片投資人」。從《不能說的秘密》、《月滿軒尼詩》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業的投資之一。「我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拍一個內地的警匪片，我現在正在籌備，你給我2年，我拍一部給你看。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挑戰，我希望能夠拍一部成功的內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賣。接地氣、有內容、有話題，就好像馮小剛拍《非誠勿擾》(觀看)那樣的。」
江志強和劉德華「炸掉了中環」
在《風暴》結尾時，十字路口被炸開了一個幾十米寬的大洞，周圍是燃燒的汽車、彈孔、散落在各處的屍體和劫後餘生的路人。今年52歲的劉德華說他從來沒有從3D的角度看過一部警匪片的拍攝。他年輕時曾經一年拍過13部影片，因此有了「劉十三」的名號。他見證了香港電影最後20年大部分的輝煌和荒唐的時代，也趕上了類型片的尾巴—他會不自覺地用類型片的思維來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圖》，他相信導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樣，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從未提及這個項目本身就好大喜功。「有人說槍戰戲疲勞了。你看2010年的《拆彈部隊》，你會疲勞嗎？從演戲的角度，以前是兩個主角耍嘴皮，現在那招不行了，現在是體現態度。同樣的劇情20年後再拍，還是可以潮的。」和很多人一樣，劉德華希望警匪這種類型片可以復活，只是他希望復活在自己手中。《風暴》是劉德華出演的第146部電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賣力—沒有任何替身，就從十幾樓縱身而下。在發布會的時候，他笑稱因為3D成本增加，請替身的預算被砍掉了。「有人跟我說，『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說我換個角度說，我一輩子都演人，你會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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