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之讀史札記：一個王朝的末日鏡像

05-30

人類本性和社會過程的特定法則貫穿於人類歷史的全過程，它們在一個時代的作用和它們在另一個時代的作用是一樣的，是可以追蹤的。

——查爾斯?霍頓?庫利

歷史就是歷史，然而對歷史的敘述，卻常常因為敘述者的立場不同而發生改變。比如顛覆了一個舊王朝，本質上雖然只是一次打江山坐江山的暴民運動，卻可以被描述為代表這個國家所有人意志的偉大革命；明明是體現這個國家大多數民眾意願的抗爭行為，具有不容忽略的社會運動的性質，卻可以被塗上灰色，用群體性事件來概括，讓你不辨其貌，這樣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我們的教科書往往把農民起義概括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對此我不持異議，但是我同時也想到，所謂農民起義，在今天不就是被稱之為群體性事件的社會運動么？為什麼不用這種方式考察一下歷史呢？如此，會不會產生不同的歷史觀感呢？我就是帶著這樣的念頭進入元朝末年的。

在一定意義上，「末年」是邏輯概念而不是時間概念，這兩個字很不吉利，它往往標誌一個王朝按照歷史規律進入到了行將消亡的階段，不可逆轉了。然而這是我們後人的想法，當朝的人，尤其是那些掌握著國家統治大權的人和特殊利益集團成員是不會有這個見解的，他們仍舊在興緻勃勃地宮廷密斗，仍舊在無休無止地掠奪社會，仍舊在殘酷凶暴地打壓民意……你什麼時候聽到過統治者發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末年」的喟嘆呢？永遠聽不到的。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是當事者迷，他們自我感覺太好，往往看不到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再就是普遍人性使然的不見棺材不落淚，沒到呼啦啦似大廈傾的那一天，他們是絕不會承認有什麼危機的。結果，1368年，隨著明朝崛起，朱元璋作為另一個皇帝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元朝也就走到終點，灰飛煙滅了，這是「元朝末年」的末年，或者說是元朝歷史的最終結局。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王朝更迭，元朝的潰滅屬於常態，僅只是無數次歷史重複中的一次重複，我選擇元朝進行考據並非由於它有多麼深刻的典型性，只是讀書興之所至，突然發現所有王朝的覆滅幾乎都沿著同一條路徑和方向，顯示出幾近相同的規律性，這才對末年兩個字格外在意了起來，覺得這是一扇進入歷史與現實的門，如果走進這扇門，到元朝末年去看一看它是如何崩解為歷史原野上的一堆瓦礫的，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歷史是通過表象而存在，表象需要洞悉，才能夠看清裡面的深刻內容。譬如，很多人認為元朝的覆亡起因於元順帝屈從於宮廷內部各方政治勢力的角力，致使當朝中書右丞相脫脫几上幾下，最終於1355年12月被「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同時代（1356年）就有人慨嘆：「姦邪構陷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之塗炭從此始。設使脫脫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元史》卷138）此言之後兩年，元朝亡。

脫脫之死是不是元朝覆亡的根本原因呢？我認為不是。脫脫雖然與元朝的命運息息相關，但仍只是元朝末年的一個歷史表象，這個王朝覆亡的根本原因，是潛藏在脫脫命運後面的歷史發展推力。這就是說，在通常情況下，表象僅體現為某種或然性，最終決定歷史內容的，是歷史發展深處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就隱藏在一個社會的政治狀況、經濟狀況和文化狀況的總體形態之中，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才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推動力量。

鑒於這種見解，我不想在敘述中用過多筆墨描述人們熟知的歷史景況，而是著眼於細節，藉以說明元朝覆亡之不可避免，這種考察或許更接近真實，就像再過100年如果有人講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必然會著眼於20世紀末、21世紀初政府權力和特殊利益集團瘋狂掠奪和饕餮社會資源和財富，導致工人下崗、農民失地，造成大面積民眾生活困頓，從而引發一系列群體事件一樣，只有這些看似瑣碎的事情才是最具質感的歷史內容。

那么，究竟是什麼東西使得元朝進入「末年」的呢？這個也曾經生機勃勃的王朝，怎麼就一下子被摧毀，變為歷史時空深處的一抹煙塵了呢？這裡邊有沒有一種共通的東西，證明在綿延數千年之久的中國歷史中存在著一條強固的歷史邏輯鏈呢？有，這種東西就是我前面說過的「一個社會的政治狀況、經濟狀況和文化狀況的總體形態」，我把它們歸結為三點——

一、統治集團的內部權斗鬆懈了國家機器的堅韌度，國家意志在傳導過程中被耗損，從而在上層統治層面為國家潰解準備了條件；二、統治集團的政治腐爛和對社會財富的窮凶極惡掠奪，致使國家權力合法性喪失殆盡，從而在社會層面為社會變革製造了空間；三、統治集團妄自尊大，無知而顢頇，對群體性事件進行無理性鎮壓，從而在歷史發展層面點燃了社會革命的導火索。

這三點並非彼此孤立，相反，它們幾乎同時存在，互為因果，相輔相成，在綿延數千年之久的中國歷史演進過程中，勾畫出了一個又一個王朝的末世景象。

下面我分開了說。

先說第一點：統治集團的內部權斗鬆懈了國家機器的堅韌度，國家意志在傳導過程中被耗損，從而在上層統治層面為國家潰解準備了條件。

專制主義的本性是社會控制和社會掠奪，這種控制和掠奪必然會在統治者內部產生嚴重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紛爭（即所謂強盜團伙的分贓不均），換一句話說，凡是專制主義立足的地方，上層權力鬥爭都將如影相隨，貫穿始終。雖然我們很樂意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概括中國歷史，但是只要我們矚目歷史敘述，就會發現，至少在初始階段，它首先表現為宮廷鬥爭史，作為宮廷鬥爭的社會結果，才表現為底層民眾揭竿而起，轟轟烈烈地登上歷史舞台（你只要看一看「二十四史」中對宮廷鬥爭浩如煙海的記述就可以了），這在古往今來都是一樣。

劍橋中國史在回溯元朝歷史的時候歸納說：「整個元王朝也有此特點，它早在14世紀就是元政府的破壞性因素。」元順帝妥懽帖睦爾「作為統治中國的最後一位蒙古君主，他在1368年被明軍趕出大都（北京），在1370年死於大草原」，在位35年，相比較而言，應當說是在位很長的皇帝了，在他之前，「從忽必烈死後到1333年間，七位君主平均在位五年半的時間，在這七位君主統治時期的特點是不斷的陰謀、政變和篡弒。」然而，元順帝「漫長的在位期並不表示元朝的統治重新取得了穩定，相反地，派系的混戰以控制傀儡皇帝為目的的政變，轉變為蒙古地方掌兵大員之間通過爭奪左、右知院這兩個主要官職控制朝廷所進行的鬥爭。」作者斷言，元順帝妥懽帖睦爾「在使元王朝足以誇耀一時的權力瓦解和消逝的那些事件中不佔舉足輕重的地位。」作者甚至認為，「成吉思汗是一位軍事天才和具有雄才大略和超人毅力的領袖，但是人們發現他的這個第七代孫子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庸才接班人而已。只要看看他統治時期的歷史得寫一些更重要的人物，得寫主要由別人製造和遇到的問題，這種評論就足以說明一切了。」（引文均出自《劍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魯迅先生翻開歷史的冊頁，從滿本書都讀到「吃人」二字，實在是看到了歷史的真諦。值得注意的是，專制主義絞肉機「吃」掉的不僅僅是無權無勢的底層民眾，兵火之災、餓死幾千萬之類；也不僅僅是世事洞明的知識分子精英，引蛇出洞、焚書坑儒之類；更有在宮廷鬥爭中敗下陣來死掉或者躲在一隅舔舐傷口的統治階級成員，所謂「勝者王侯，敗者賊」是也。毛澤東曾經用「路線鬥爭」概括後一種歷史現象，不過是統治集團內部勝利者一方對失敗者一方「欲治之罪何患無辭」的強調罷了，明眼人都知道，「鬥爭」就是「鬥爭」，與真實意義上的「路線」風馬牛不相及，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前面說過，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描述元朝末年所有令人眼花繚亂的權力傾軋行為，只能選取其中一個時段、一條線索進行追蹤，為了限制篇幅，我也許會把我認為有意義的情節稍微放大，把無關緊要的情節稍微縮小，或者乾脆隱掉，以讀者形成概念為度。另外，我可能還要把一些現代辭彙植入到歷史敘述中去，唯一目的是為了便於讀者理解，讀起來輕鬆一些，希望不要做更多聯想。

眾所周知，在專制主義條件下，政治只是少數人的事，人民被排除在國家政治過程之外，所有人事變動都在人民看不到的地方，這也是孟德斯鳩斷言「專制主義政治的特點是神秘和恐怖」的原因。譬如，我們只知道1352年初元順帝妥懽帖睦爾拿掉了脫脫的中書右丞相（國務院總理）職務，讓御史大夫（中紀委書記）汪家奴取而代之，平章定住為左丞相（國務院副總理），可我們並不知道這次「路線鬥爭」的焦點究竟是什麼，也不知道新總理是不是一定比被罷免了的總理更有智慧和膽略，我們看到的只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新一輪宮廷鬥爭重新開始，結果還不到兩個月，元順帝又變卦了，重新任命定住為國務院總理，哈麻為國務院副總理，哈麻的弟弟雪雪為中紀委書記……這裡邊有多少陰謀與運籌、卑劣與骯髒，我們就不說了吧！

得以操縱朝政的哈麻兄弟免不了要想，妥懽帖睦爾雖然對我等有恩，但誰敢保證其身後我等還能佔據國家權力的半壁江山呢？再說，紅牆之內風雲詭譎，各路諸侯大顯神通，萬一有人鬆動了妥懽帖睦爾，他一念之差不就把我等廢掉了？！萬全之策是扶植一個傀儡式的新主，確保無產階級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確保我等繼續最大程度地攫取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於是，這兩位不省心的兄弟上躥下跳，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在全國範圍內高調「唱紅打黑」，折騰了個不亦樂乎，結果用不到四年時間就構建了一種新的政治格局，那就是：擁立皇太子為帝，架空皇帝，逼迫順帝妥懽帖睦爾退位為太上皇。

看上去似乎很美，一切都很順利。沒想到進入1356年以後形勢發生了逆轉，先是發生了哈麻的重要親信躲藏進美國領事館的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國際震動，朝野議論紛紛；接著，哈麻的妹婿禿魯帖木兒把哈麻兄弟的陰謀密告給了順帝；再下來，脫脫舊部、新任御史大夫搠思監也向順帝劾奏哈麻兄弟妄圖分裂中央、篡黨奪權的政治圖謀……所有這些事都極大地驚駭了順帝妥懽帖睦爾，他萬萬沒有想到，如此險惡的政治陰謀在身邊運籌達四年之久，竟然沒有被察覺，他聽到政治爆炸的時鐘在滴答作響，他必須做一點兒什麼了。

在專制主義的政治結構中，力量大小取決於權力在權力鏈中的位置，處在最頂端的皇帝當然是最厲害的角色，這甚至與皇帝本人平庸不平庸沒有什麼關係，中國歷史上不是出現過很多愚蠢皇帝統治國家的例子嗎？果真，平庸的元順帝對威脅自己權位的人的反擊果斷而有效，當即免去了哈麻兄弟的一切職務，在順帝親自部署下，公安監察機關順勢介入，迅速掌握了「哈麻反黨集團案」的關鍵證據，案情步步深入，並且按照順帝制定的節奏如期結案，結果是：分別遣送哈麻、雪雪到惠州、肇州勞教，朝廷與此同時迅速向全國下發紅頭文件，以一百多頁的篇幅公布哈麻兄弟妄圖推篡黨奪權的反動罪行，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政府發賀電向順帝妥懽帖睦爾致敬，明確表態支持中央，並連夜傳達到全國黨政機關司局級幹部。

讀者一定看得出來，此時元順帝妥懽帖睦爾還沒有殺掉哈麻兄弟的意思，然而在一個封閉的權力系統中，一人一事的背後，往往有集團性的人物由於利益糾合而結為同盟，而這樣的同盟又是既有的政治架構所絕對不能容忍的。麇集在順帝身邊的人在此之前都遠在哈麻兄弟的利益圈之外，此刻有了翻轉，當然都希望哈麻兄弟儘早死掉，徹底瓦解哈麻的政治同盟，以絕後患。於是，這些人就巧用三寸不爛之舌，紛紛前去遊說元順帝妥懽帖睦爾，說哈麻兄弟的罪行遠比目前揭露出來的嚴重，對黨和國家的長遠利益造成了潛在威脅，還需要進一步深究嚴辦，否則後患無窮……云云。妥懽帖睦爾固然明白這些人的心思，然而他也有自己的各方力量此消彼長的政治權衡，正是這種政治權衡，使他最終做出了順應哈麻兄弟的敵人的提議：殺掉哈麻兄弟。

1356年，大地復甦時節，街道邊的小草已經開始發芽，到處都是星星點點的綠色；樹木的僵硬枝條也變得柔軟了，有的爆出了黃色的芽蕾，不久就要吐露出嫩綠；河灣里的鴨子愜意地交談著春天的到來，心情好極了。就在這個時候，哈麻兄弟的囚車在武警部隊的押解下，轟然有聲地駛過京城主要街道，往通州方向駛去，他們將乘船從大運河前往服刑地。

在囚牢里關了一個多月，哈麻兄弟的臉色很不好看，但他們的眼睛中還閃爍著光亮。他們知道在嚴酷的宮廷鬥爭中，失敗者一方往往要人頭落地、家破人亡，留存下來一條性命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說不定哪天風水流轉，我們兄弟還要重返京城哩！

就在他們即將登船的時候，一彪人馬絕塵而至，中央紀委官員神色凝重地向武警軍官傳達最高人民法院的最終裁決：杖死犯人。通俗說法是：將犯人亂棍打死。武警軍官迅速執行了命令，在運河碼頭划出一片戒嚴區域，老百姓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哈麻兄弟就被活活打死在了河灘上，這意味著黨內「第N次路線鬥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朝廷控制的報紙和廣播很是熱鬧了一陣子，把一次血腥的宮廷權斗描述為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政治鬥爭，而元朝老百姓也就真的以為除掉哈麻兄弟，自己的日子就會好過一些，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歡呼不已，紛紛湧上街頭敲鑼打鼓慶賀，就像過節一樣，京城主要街道標語翻飛，紅旗獵獵，成了一片紅色的海洋。

他們永遠不知道，在這場事變中的真正得益者究竟何人。

在刑偵學中，有一個非常簡單卻經常被放在第一位考慮的案情推理方法，那就是：何人可以從案件中獲利？獲利往往是人作案的動機，獲利者往往就是作案者。數千年以來從來看不透紅牆深處刀光劍影的底層民眾，正是用這種推理法來「直覺」隱秘的宮廷鬥爭，從而推斷出誰是某一政治事件主角的，所以才有「若知朝廷事，需問鄉里人」這樣的話。果然，1356年4月，在與「哈麻反黨集團」進行鬥爭中立下卓著功勛的搠思監被元順帝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第二年又升任為總理，成為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此同時，一個叫太平（原名賀惟一）的漢人也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權力是這樣一種東西，只要它脫離人民的視野在暗處運行，就一定是骯髒、貪婪、腐爛、凶暴的。雖然妥懽帖睦爾對搠思監有「你辦事，我放心」的政治評價，然而搠思監一旦位高權重起來，「辦事」能否真的讓人「放心」，即使元順帝心裡也沒有多大把握。元順帝的這種懷疑不是沒有來由的，這裡面的確蘊含著某種秘密政治的機理：凡是佔據權力高位的人，對下屬和身邊的任何人都會懷有根深蒂固的懷疑和警覺，生怕權力被削弱，更害怕權力被褫奪，因為那將導致家破人亡，即使是皇帝也概莫能外，當年劉少奇同志不就是這樣丟掉性命的么？專制主義的秘密權斗之所以極為血腥，經常發生兄弟鬩牆、子弒父、夫妻反目、父親幹掉兒子的事情，正是與這種殘酷的秘密政治機理有關。

矛盾首先在搠思監總理和太平副總理之間爆發了。最早只是私人齟齬，隨後升級為你死我活的政治權斗，結果第一個回合太平贏了：1358年，搠思監丟掉了總理職務，被委派到濟南軍區當司令員；漢人太平則取而代之，成為新的國務院總理，權傾大盛。

正是所謂鬥爭正未有窮期，這次是妥懽帖睦爾家裡出了情況。

順帝的二皇后奇氏不是一盞省油的燈，這位戲子出身的皇后非常熱心於政治，雖然元順帝朝廷曾經規定其不許介入宮廷事務，然而天性不安分的她卻不甘寂寞，屢屢利用特殊身份在政治檯面上攪局。《元史》記載，1358年，奇氏背著順帝，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搞了個「紀要」滿處散發，弄得順帝很不爽，然而他對齊氏只是批評教育了幾句，並沒有仔細深究。妥懽帖睦爾在這裡犯了一個錯誤，凡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就像性慾被催動的人那樣，旁人是無法勸止的，他沒有警覺到奇氏非同凡響的政治圖謀，那就是與太子謀劃，直接奪取皇位，迫使順帝退位二線。

這是一個複雜浩繁的政治工程，沒有位高權重的人協助很難成功。奇氏找到了太平總理，公然對其做暗示和許諾。太平何等樣人，難道看不出奇氏的算計么？他心裡明鏡一樣清楚！然而在嚴酷的宮廷鬥爭中煉成精的太平在奇氏面前虛與委蛇，裝得比傻子還傻，巧妙地迴避了奇氏的招引，溜回了國務院，可以說此刻他心驚膽戰，亂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皇太后和太子謹慎地研究新的態勢。太子憤憤地說：「太平這狗東西比狐狸還狡猾！他已經知曉我們的意圖，難以保證不向皇上彙報，必須想個辦法把他治住。」奇氏安慰太子說：「兒子你甭著急上火，這件事我來處理。」奇氏馬上把中紀委副書記買住召進宮，如此這般一番。政治有時候就是押寶，買住經過周密算計，決定參與配合奇氏和太子的篡黨奪權陰謀，給皇帝寫了一封長長的奏疏，說太平當總理以後，未經中央同意，在各大部委領導崗位大量任用漢人官員（整個元朝歷史都是防備和排擠漢人的——陳行之注），尤其提到中書左丞成遵和參政趙中，說這兩個人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很陰險，不能不防。多疑的妥懽帖睦爾本能地相信了買住的話，1359年，成遵和趙中被中紀委約談，繼而被「雙規」，繼而被逮捕，最後在秦城監獄「躲貓貓」死掉了。

太平總理當然知道這都是沖自己來的，唯恐再幹下去會招禍，就像中國歷史上很多經驗老到的政治家一樣，試圖用隱忍的辦法以退為進，於是以健康為由向順帝請辭相位，打算回家頤養天年，等候時機。作為這件事的結果，1360年3月，元順帝重新啟用搠思監，接任太平的總理職務，這意味著太平與搠思監這兩個你死我活的宿敵來了一個大翻轉。

這對失敗者太平意味著什麼，還用說嗎？

搠思監果然「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處心積慮謀取太平的性命，接連向元順帝彈劾太平，說太平作為漢人高官，舊黨繁多，且素有勾結，不能讓這個傢伙留在京城。元順帝採納了搠思監的建議，降旨將太平遷徙到西藏，這意味著太平頤養天年等候時機的打算徹底破滅，更意味著他悲劇性的結局提前到來。搠思監費盡心機的本意其實是謀取太平性命，當然不滿意僅僅將其遷徙到西藏享清福了事，於是決定孤注一擲。當時，通往西藏的鐵路還沒有修築，太平的行程緩慢，從成都出發進入西藏地界沒多遠，搠思監的密令就接踵而至，太平被迫自殺，成為宮廷權斗的又一個犧牲者。

宮廷鬥爭還在繼續，我們的述說到此為止。

盡管我們可以將上述史實歸攏到「元朝末年」，但是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離元朝覆亡其實還有十來年時間，後來宮廷內外還發生了很多事，因此很難說前面述說的事件直接導致了某種歷史後果。然而歷史有時候需要跳出來看，如果把這些事件放到歷史過程中觀察，你會發現它們作為一種因素與其他因素一起的確共同驅動了元朝走向末年之末，這也驗證了我前面指出的，決定歷史內容的是歷史發展深處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就隱藏在一個社會的政治狀況、經濟狀況和文化狀況的總體形態之中，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才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統治集團由於利益爭奪產生的內部紛爭，不是什麼別的神秘莫測的東西，正是一個社會的政治狀況的集中體現，儘管我們說個人命運只是歷史的表象，然而歷史也正是通過一個個表象才顯示出總體趨向的。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雖然秘密的宮廷鬥爭不是所有專制主義王朝覆滅的唯一原因，卻也一定是極為重要的原因。這種鬥爭在任何一個王朝的末期都必然表現為國家意志在傳導過程中被耗損，國家機器的動力機制受到阻滯，動能被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爭奪逐漸損耗和消解，其結果只能是——國家失去國家，國家失去人民，國家成為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筆下描述的利維坦怪獸。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歷代王朝的歷史景象中，這頭怪獸並不強悍，相反，它越來越顢頇，越來越虛弱，到最後甚至連自身的重量都承受不住了，到了這個時候，你還有什麼辦法？！你也就只能徒然地等著它轟然倒地，徒然地等待社會危機的全面爆發了。

所有專制主義王朝都是在類似情況下陷入危機並最終導致覆亡的。

善良的人民免不了要發問：「這些國家領導人究竟是怎麼了？難道他們掂量不來國家未來和個人利益的分量？難道他們真的無法在兩者間進行取捨和分割？他們幹嘛非要把國家弄死，結果把自己也弄死呢？」這樣，我就要說到第二點了：統治集團的政治腐爛和對社會財富的窮凶極惡掠奪，致使國家權力合法性喪失殆盡，從而在社會層面為社會變革製造了空間。

在論述這個問題之前，我想說一說權力本性。

權力和人一樣，就它的天然屬性來說是惡的。善惡之說儘管在人類不同文明時期都曾經作為思想史內容被廣泛爭論和探討（在中國就有「性善論」、「性惡論」的爭論，並且結出了與西方完全不同的精神之果），但是在人類精神史上它從來不僅僅是深奧的哲學命題，更是極為現實的與人的境況息息相關的生存命題。也正是作為人類的精神發展的傑出成果，權力惡和人性惡才成人類共識，人類才最終構想和確立了一整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法律制度，來限制這種惡，才為人類掙得了每個人本當享有的利益和尊嚴。這裡所謂的「一整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法律制度」，就是被我們很反感、很敵視，宣稱「絕不」的「普世價值」。

專制與民主的區分，簡單說來就是承認還是不承認權力本性是惡的。凡是認為權力本性是惡的地方，一定會形成限制權力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凡是認為權力本性是善的地方，一定會缺失相關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也不可能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反之，那裡一定會到處飄揚著道德的旗幟（例如儒家思想），藉以營造國家溫情，虛構國家恩典，從而掩飾權力之驕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是飄揚著道德旗幟的地方，往往越是不道德，往往越是道德淪喪。歷史常態是，失去監督的權力就像脫離束縛的野獸一樣，無情地踐踏每一寸大好河山，蹂躪每一顆柔弱的心靈，就像我們和我們的祖先共同經驗到的那樣。

元朝末年呈現出的正是這樣一幅歷史圖景，統治集團的精神肌體完全腐爛了，爛到了骨髓，散發著令人作嘔的惡臭。我們只需要指認一個事實就可以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哈麻，是一個非常善於媚上的小人，他看到順帝妥懽帖睦爾喜歡女色，就偷偷把從印度、尼泊爾等地來的僧人引進宮，教授皇帝名為「演揲兒」（漢語「大喜樂」）的房中術，誘導其沉湎於荒淫。更有甚者，在妥懽帖睦爾身邊竟然出現了一個名為「倚納」的極為腌臢的團伙，人數達到10名之多，像變態的鬣狗一樣，專門在公卿貴族和百姓家中物色美女，然後把她們帶進宮，呈奉給皇帝淫樂。

中國歷史上的皇帝為了在人民中間製造神秘和恐怖，經常利用國家輿論把自己打扮成老天的兒子（天子），給人印象是他們不食人間煙火，甚至連人屎也不拉，豈知，正是這些身穿龍袍正襟危坐、開口閉口江山社稷、人民福祉的傢伙，實乃衣冠禽獸，就品行來說連最地道的流氓也不如。史載，元順帝玩兒得最瘋狂的時候，竟然與親信大臣在宮中「相與猥狎，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於外。」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傳播淫邪之術的僧人成群結隊出入於紅牆之內，皇上則不顧君臣之別，在秘密場所大搞酒池肉林，像牲畜一樣在一起亂交和群交，把威嚴的宮廷弄得淫蕩不堪。

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結構，是一個彼此無法切割的緻密整體，一部分人群的存在狀態，一定會在另一部分人群那裡被顯現或者被折射。國家權力腐爛，社會必然會腐爛，我們平時所喟嘆的道德畸變、良知泯滅、人性扭曲，就其根源來說，實際上淵源於國家權力的變異而非其他，它首先會在掌握權力的官員群體中表現出來。有了這種判斷，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在我們這裡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面積的官員公開或不公開的包養二奶、駭人聽聞的強姦、令人髮指的摧殘幼女了。毫無疑問，國家權力的擁有者一旦發生變異，就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反動、最野蠻、最血腥、最墮落、最卑劣、最無恥的社會力量。我曾經斷言權力罪惡是一切社會罪惡的淵藪，正是基於上述判斷，我現在仍然不改變這個觀點。就此說來，什麼「天上人間」，什麼領導幹部的不雅視頻，什麼「搞800到1000名良家婦女」的淫人計劃，什麼帶幼女開房，真的也就沒什麼可說的了——誰讓你的國家權力變異了呢，哭去吧！！！

統治集團的腐爛從來都是以對社會窮凶極惡的掠奪和財富聚積為前提的，這種掠奪和財富聚積並非僅僅是「末年」的事情，它從統治集團得到統治權的那一天就開始了。農耕社會最值得注意的掠奪和財富聚積，首先表現為通過國家權力強制導致特殊利益集團對土地資源的非法佔有。儘管我朝的特殊利益集團對土地也極感興趣，也把土地的掠奪作為聚積財富的手段（我看到一個數字，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從土地上攫取的財富達到40萬億之多），然而即便這樣，我們現在的土地資源在國民財富中的比重，畢竟不如農耕社會那麼大，所以儘管不斷有強拆事件發生，不斷有走投無路的民眾把自己燒死，有敢於公開反抗強佔土地的人被用鏟車碾死，仍然不能說我朝的特殊利益集團對社會的掠奪主要體現為對土地資源的佔有，其他諸如通過國家壟斷在金融、電信、鐵路、石化、交通、能源領域的侵佔和饕餮更加觸目驚心，只不過人們還沒有切切實實看到真相而已。

農耕社會對土地的佔有，幾乎就是對全部社會財富的佔有，因此，它所造成的財富聚集程度和速度，遠不是我們今天可以想像的。蒙古滅金以後，權貴集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圈佔大量土地作為牧場，有的竟然達到十萬餘頃；滅宋以後，中央政府首先沒收了宋朝的官田和一部分貴族的土地，作為國家財產分贈給蒙古諸王、后妃、公主和大官、將帥以及投降的漢人文官武將，這些人都得到和侵佔了大量土地，把原來在這些土地上耕種的農民抑為佃戶。由於那時候實行的還是私有制，所以我沒聽說元朝搞什麼「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之類，但是就把擁有土地的農民變為沒有土地的佃戶這一點來說，元朝與我朝上世紀五十年代施行的政策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同點在於，元朝的佃農是在給王公貴族打工，我朝的佃農是在給國家打工，僅此而已。江浙地區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幾十頃就是很大的數目了，而那時候與朝廷有千絲萬縷聯繫的特權人物，動輒就擁有成百上千乃至於上萬頃土地，使用的佃農達兩三千戶之多，可見問題嚴重到了什麼程度。我們從《元史》中可以讀到很多失地和被強拆的農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史實，整個國家可以用「哀鴻四野」四個字來形容，為了節省篇幅，我這裡就不一一敘述了。

針對對此種歷史現象，吳晗先生慨然指出：「就憑這些材料，也可以看出元朝蒙漢地主階級貪婪無厭的佔有土地情況，大量的土地被高度集中的情況，佃戶數目較過去歷史時期大量增加的情況，也是階級鬥爭的日趨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況。」（吳晗：《朱元璋傳》，三聯書店，1965年2月版）

為什麼特殊利益集團大量攫取社會財富一定會導致「階級鬥爭的日趨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況」出現呢？這是因為，任何一個社會的財富都有一個固定的量級，就像一個筐里裝著的窩頭，三十個或者五十個，是有數的。現在有10個人圍著筐子，打算愜意地享受一番，其中一個大漢卻刁蠻地護住筐子，說：「你們誰也別動！這裡的窩頭都是我的，我給你們多少是多少！」按照這個傢伙的本性，當然是把窩頭全部獨佔了去，一個也不給別人，但是皇上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江山是朕的，我憑什麼讓你一個人把窩頭都吃了，弄得很多人對我不滿意？於是就對大漢說：「呔！你佔大頭還不行嗎？快給他們分一點兒。」大漢很不高興地拿出十來個窩頭分給眾人，然後氣鼓鼓地把筐子搬回家去了。

拿到一半個窩頭的人知道自己鬥不過壯漢，而且他們還知道皇上也鬥不過他們，甚至有可能皇上與壯漢就是一夥兒的，只不過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罷了，真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只能徒然地在心裡一遍遍詛咒：「草泥馬……我草泥馬……」含著眼淚啃那半個窩頭。爺爺啃，爸爸啃，到了兒子輩兒還在啃，世世代代餓得像鬼一樣輕飄，於是兒子就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難道我還要讓我的兒子再啃一輩子窩頭嗎？！」忍無可忍，無需再忍，抄起菜刀就竄了出去，找那個大漢算賬去了。

這種情形，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與所有王朝命運相伴的農民起義，也即吳晗先生所謂的「階級鬥爭的日趨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況。」這個情況的嚴重性，其實還不在於有多少民眾到首都上訪，也不在於多少人餓死，多少人由於嚴重的環境污染和有毒食品得癌症死掉，而在於統治集團的政治腐爛和對社會財富的窮凶極惡掠奪所導致的整個社會政治系統的阻滯和失靈，換一句話說，國家政權在特殊利益集團的綁架下，合法性一步步喪失，「國家統治機器」的部件出現嚴重磨損，再也承擔不起傳送國家意志的動能了。從被統治者的角度說，「合法性喪失」描述的是這樣一種場景：一無所有的民眾從自己的坎坷痛苦命運中逐步認識到，國家權力除了給我帶來戮害和損傷之外一無所用，它存在還是不存在都跟我沒有一毛錢的關係……這就危險了！這是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權力合法性喪失，都將從社會層面為社會變革拓展出難以預料的空間。

元朝的「末年」真正到來了。

我們現在進入作為「一個社會的政治狀況、經濟狀況和文化狀況的總體形態「第三點的「統治集團妄自尊大，無知而顢頇，對群體性事件進行無理性鎮壓，從而在歷史發展層面點燃了社會革命的導火索」的考察。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考察1587年的中國歷史，這一年距離明朝滅亡（1644年）尚有57年，應該說他考察的不是「末年」之事，和我們的話題似乎沒有什麼對應，但是我很讚賞他切入歷史的角度，即他所謂的「大歷史觀」：歷史規律性在短時間內是無法看得出來的，必須把它放到一個相對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才能看得清，用黃先生的話說：「將歷史的基點推後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他在這本書的序言中特彆強調說：「本書論述明朝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16世紀的歷史而發的……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絕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世界的機緣。」（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三聯書店，1997年版）

「元末」顯示的也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面形態」，然而如果你把那些具象的「歷史的基點推後三五百年」，你就一定會感悟到，這些瑣碎的歷史細節所顯示的總體趨向，正是一場無法避免的「歷史大失敗」，「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絕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世界的機緣。」

「元末」的確到了這樣的時候。

我常常說，社會是個有機體，如果一個社會有病，每一個細胞都會感覺到疼痛。元末上層政治如此大面積的腐爛變質，必然會向社會傳導，導致出現反常的社會異象，吳晗先生描述了元朝覆亡前的這種異象——

用人不問才力，只要得到皇帝歡心，就可以做大官，一無所長的人有做到中書左丞、平章、參政的；國公、司徒、丞相也非常之多。諸王貴族隨便殺人，隨便薦人做官。地主豪門犯法該殺的，只要買通帝師、國師，就可以得到皇帝的特赦。後來索性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了。地方貪官污吏的情況，元朝末年浙江人葉子奇做了典型的刻畫，他說，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恥這回事，問人討錢，各有名目，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地方官對百姓的剝削太窮凶極惡了。元朝政府怕百姓反抗，造成民變，有時也派大員到各地方宣撫，企圖緩和官民之間的矛盾。宣撫剛出京時，地方官吏大為震動，誰知到了地方以後，還是一樣要錢，大收賄賂，和地方官「官官相護」起來了。溫州、台州一帶的老百姓，在村子邊豎起旗子，上面寫著：「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老百姓再不造反，活不下去了。（吳晗：《朱元璋傳》，三聯書店，1965年2月版）

歷史感有時候需要現實感來做佐證，反之，現實感有時候也需要歷史感來做回映。面對吳晗先生的歷史描述，我相信任何一個活在當下的中國人都會有一種似曾相識、身在其中的感覺，覺得那就是在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如果我們把現實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政治腐爛和特殊利益集團的社會掠奪與民眾生活的大面積困窘置放到14世紀的中國，我們也就會明白，為什麼那段歷史被人們稱之為「末年」了，而「末年」最重要標識，或者說統治集團的政治腐爛和社會掠奪導致民眾生活困窘的最終歷史結果，只能是激發起大面積的底層反抗，即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這同樣也是被歷史和現實佐證了的。

最初，反抗是零散的，往往只體現在生存層面。譬如，世代居住的房子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被朝廷僱傭的蒙面歹徒夷為平地，一個女子向朝廷討要說法，朝廷不給說法，還揚言「再鬧就把你狗日的抓起來」，結果這位性格剛烈的女子就把自己活活燒死在衙門跟前了，很多人說不值。在這很多人裡面，就有一個叫朱元璋的傢伙，看問題頗為深遠：「敵人是誰，現在明白了，如要活命，就得改變這局面，把吃人的朝廷推翻！」（吳晗：《朱元璋傳》，三聯書店，1965年2月版）當時他只是心裡這樣盤算，並沒有把話說出來。也是，一個在寺廟裡討生活的行童，能有多大的膽量呢？

然而信念是這樣一種東西，只要它在一個人的心目中萌發，就一定會牢牢地紮下根來，並最終外化為行動。做了皇帝的朱元璋後來用詩意語言回顧了當時的心境：「眾各為計，雲水飄揚。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窮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凄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朱元璋「御制皇陵碑」碑文）

一個面對世事「心滾滾乎沸湯」的人，不大可能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他一定會想方設法把探詢的目光向更高遠的地方延伸，了解眼前這個世界的真實面貌。結果，這個因為家鄉鬧SARS而親人幾乎死光、為了活命不得不到皇覺寺當和尚的年輕人，利用雲遊四方的機會，廣泛接觸社會，目睹了形形色色的群體性事件，形成了諸多同齡人不具備的社會洞見。

朝廷妄自尊大，無知而顢頇，必然會對群體性事件進行無理性鎮壓，從而在歷史發展層面點燃社會革命的導火索。朱元璋的社會洞見之一，就是認為如果想活命，除了持續地用暴力反抗暴力之外，再也無路可走。我們當然不認為朱元璋具備了現代政治哲學意識，但是他對歷史的直覺是準確的。

美國政治哲學家庫利曾經指出，如果為社會制定公平正義的政治規範、經濟規範和文化規範的國家權力發生變異，那麼，處在社會過程之中的個體的良心便無法形成，個體的違規行為也必將得不到懲罰，這往往是社會混亂開始的標誌。

依據庫利的觀點，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貪官污吏的惡劣行為絕不是偶然的，他們一定是受到了群體的不良規範的支持，我們當然不能指望他會良心發現，說「我不應該貪污，不應該掠奪，不應該姦淫幼女……」我們也不能期望他所屬的那個群體會限制他的行為，這是因為，群體的性質決定了個體的性質，這兩者是一種共生的、誰也離不開誰的關係。

在此種情況下，「對之進行譴責和懲罰的責任，就必須由更大的社會來承擔，如果有可能，應該解散支持他們的不良群體。」（查爾斯?霍頓?庫利：《社會過程》，華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人民再也不會把現存的制度看成是自然和合法的東西了，人民也一定會使用暴力來反對國家權力的暴力。中國歷史上的所有農民起義，都是在類似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

朱元璋所直覺到的也正是這個東西。

我們前面已有交代，由於元朝是蒙古入侵中原建立起來的非漢族王朝，整個元朝時期，蒙古人、色目人都將漢人視為異己，這不僅體現在對國家領導人的遴選上著眼於正統和嫡傳，更體現在最廣泛的社會階層的命運之中，漢人上升的通道被完全堵死，漢人遭受的政治、經濟、文化壓迫也最為殘酷，統治階級往往利用軍事力量壓制漢人的訴求，而這也就意味著習慣性地使用國家暴力維護秩序，習慣性地使用國家暴力鎮壓反抗，其辦法就是解除漢人武裝，由朝廷分兵駐防各地，建立社甲聯保制等等。

據《元史》記載，早在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軍入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時，就曾下令收繳民間兵器，據說買一把菜刀都要實名制，老百姓連鐵尺都不能放在家裡，需要上交街道居委會或村委會，只要發現有人私藏鐵器，馬上就會被逮捕，有的甚至會被處死。更有甚者，漢族軍人出征時所用的兵器，打完了仗也要交給上級軍官入庫保管，即使是漢人將領也不得隨便持有武器。各路、府、州、縣抓捕盜賊使用的弓箭也被嚴格限制了數量，規定路10副，府7副，縣5副。漢人之「不許」更是名目繁多：不許打獵，不許學習武藝，不許集眾祠禱，不許祈賽神社，不許到集市買賣物品，不許學習蒙古、色目文字……總之，老百姓完全喪失了人的尊嚴，成為了地地道道的被管制的物品。

可以斷言，元朝完全被蒙古人、色目人組成的特殊利益集團綁架了，換一句話說，統治集團的政治腐爛和對社會財富的掠奪，終於導致國家權力合法性喪失殆盡，在社會層面為社會變革製造了空間，從而走上了「末年」的不歸路，其歷史表現就是：一向沉默的群體開始用暴力的方式反抗朝廷的暴力控制。

事情到了這一步，也就很難辦了。

任何一個朝代的「末年」景象都必然體現為對思想的極度恐懼，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思想對於進入「末年」的任何一個朝代都是極為危險的，因此，如何撲滅思想、限制思想的流動，往往會成為統治階級殫精竭慮思謀的一件事情。如果說當代最危險的思想是自由、民主，是憲政意識，那麼，古代農耕社會最危險的思想就是各種「邪教」教義了，因為這些教義往往具有一種潛在的社會動員能力，會導致民眾地地道道的政治行為的出現，從而危及統治集團的統治。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宗教或者說思潮，散落在元末民間社會的主要是明教和彌勒教。我們單說明教。明教實際上早在唐代就出現了，也叫「摩尼教」，據說是波斯人摩尼創建的，當時唐朝似乎還容忍其存在。明教認為世界上有兩種不同的力量，為明、暗二宗。明是光明，是善，是理；暗是黑暗，是惡，是欲。這兩種力量彼此對立和鬥爭，要經過初紀、中紀和後紀三個階段。初紀，雖然還沒有天地，卻有了明暗，明性知慧，暗性痴愚，形成對立狀態；中紀，暗的力量發展擴大，侵佔和壓迫明的力量，造成大患，明王出世，經過鬥爭，戰勝黑暗；後紀，明、暗二宗各複本位，明既歸於大明，暗亦歸於積暗。明教的這種見解，當然很不利於社會穩定，因此，在長達數百年時間裡，朝廷出於維穩的需要，總是採用各種殘酷手段進行打壓，對於宣揚明教思想的公共知識分子尤其警覺，很多人上了黑名單，據說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將其全部活埋。

然而思想是很難被撲滅的東西，儘管朝廷想盡了一切辦法禁止明教思想的傳播，但是它同樣也在長達數百年時間裡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信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從來沒有絕跡。到了元朝末年，作為統治階層倒行逆施的一種社會後果，明教信仰更加盛行了起來，在貧困的鄉村城鎮，很多人不辭辛苦地宣揚著教義，解釋權力為什麼如此猖獗，解釋民眾苦自何來，他們引導無助的人們互相幫助，提倡素食薄葬，節儉消費，一家有事，同教的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就是有人被官府捉去坐牢，也是大夥出錢幫助打官司……多少年來，這些社會底層的人從來沒有享受過做人的尊嚴，現在竟然得到了他人的呵護，一貫利用國家宣傳機器宣稱「愛民如子」的皇上和號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朝廷，顯然減輕了分量，變得不那麼神聖了，再加上切身感受到的被劫掠、被剝奪、被欺壓的現實遭遇，人心所向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本來不含有什麼政治動機的宗教，也被人賦予了政治意義，成為自己的精神和物質訴求的歸宿。

明教在元末獲得空前感召力，突變為聚攏民眾的社會政治力量，正是與民眾這種生活困境和無以附著的精神嚮往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其本身就是這種困境和嚮往的產物。

吳晗先生這樣描述當時的歷史情境——

明教和彌勒教都不滿現狀，都主張改變現狀，都相信不久以後會有而且必然會有更好或最好的世界出現，這幻想的標識，就是明王和彌勒佛出世，這樣，明王或彌勒佛出世就成為煽動農民參加武裝革命的最通俗、最簡明的號召了。這一號召有力地吸引了陷於貧困絕境的樸素善良的農民，他們用竹竿鋤頭武裝自己，進行英勇的不屈不撓的反抗暴力壓迫的正義鬥爭。雖然每一次起義都被具有完善組織和威力強大的政府軍隊所鎮壓，他們失敗了，但是農民是永遠不會屈服的，跌倒了，揩乾凈血跡再爬起來，再反抗，永遠反抗下去，「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要封建壓迫存在一天，農民的各種形式的，特別是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鬥爭，便永不終止。在廣大被壓迫被奴役農民的思想深處，儘管不懂得階級壓迫的道理，卻都痛恨地主官僚的無情剝削、虐待，都憧憬著美麗而又富饒的遠景，相信總有一天會翻身，「明王」和「彌勒」會出世。（吳晗：《朱元璋傳》，三聯書店，1965年2月版）

你看，人們越來越相信，現在雖然黑暗勢力佔據優勢，但明王一定會出現，光明一定能夠戰勝黑暗。一闋廣為流傳的小令道出了當時民眾的心聲：「堂堂大元，奸佞當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精神力量轉化為社會力量不需要更複雜的條件，既然期盼中的明王在焦急地等待著出世，我們為什麼不做一點兒事情，恭迎他的到來呢？結果這件事就和反抗壓迫和剝削聯繫了起來。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江淮流域各地區的貧苦農民（元朝蒙漢地主階級所特別歧視的南人）短衣草履，腦袋上包裹著紅色頭巾，擎著鮮紅的大旗，扛著竹竿鋤頭，長槍板斧，殺官僚，占城邑，開倉放糧，打開牢籠釋放囚犯，自立名號……如此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對於元朝意味這什麼，不言而喻，而它在民間的引發的響應，更是波瀾壯闊。最早出現在群體性事件中的代表人物是韓山童、劉福通，隨後又有方國珍、張士誠等，朱元璋的出現還要晚一些。正是這些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敲響了元朝政府的喪鐘。所有這些事件，都被後來人納入到「紅巾軍起義」這一歷史概念裡面了。

人們通常把「紅巾軍起義」視為導致元朝滅亡的群體性事件的標誌，然而有必要指出，這只是一個概略的說法，是人們進行歷史敘述經常採用的符號性表述，就真實的歷史進程來說，導致元朝覆亡的是無數個不同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彙集而成的全國性群體事件；就地域來說，也不是全國到處開花，而是首先在被元朝蒙漢統治階級壓榨最為殘酷的南方地區燃起火星，對具有相同遭遇的人形成招引，火勢才逐步向全國蔓延，最終形成了作為歷史概念的「紅巾軍起義」。

考察歷史，我們簡直可以直接感受到血雨腥風，我們看到，元朝政府對危及統治的群體性事件的鎮壓殘酷而又血腥，正因為這樣，紅巾軍起義經歷漫長的十數個年頭，才最終完成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過程。

我們前面說到的元朝政治家和軍事家脫脫几上幾下，固然有宮廷權斗的因素，然而與此同時也一定與元王朝岌岌可危的歷史處境有關。元順帝妥懽帖睦爾愚蠢的是，在錯誤的時間做了錯誤的事，把脫脫殺掉了，於是偶然性進入了必然性，「脫脫之死」成為了元朝走向覆滅的轉折點。然而如果我們不放棄對歷史必然性的追索，我們就會發現脫脫之死並不像人們津津樂道的那樣具有重要意義，換一句話說，即使妥懽帖睦爾很聰明，即使脫脫不死，沒落的元王朝也仍然無法避免覆亡，其原因就隱含在我們前面從元朝末年政治狀況、經濟狀況和文化狀況的總體形態歸納出的三種狀況之中，這是一條沉甸甸的邏輯鏈，它的起始、延續和結局都是被歷史必然性鑄就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改變和阻止一種必將消亡的歷史力量走向消亡。

1966年，當中國在國家意志煽動下，整個民族都捲入到反人類的歇斯底里之中的時候，在遙遠的大洋彼岸，有一個叫巴林頓?摩爾的美國社會歷史學家卻在冷靜地沉思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命運，並且把中國歷史納入到了他深邃寬廣的視野，寫作了足以與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埃米爾?塗爾干《論自殺》相提並論的偉大著作《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

摩爾對中國社會歷史的關注主要集中在清朝晚期，然而他的歷史著眼點卻幾乎涵蓋全部中國文明史，他在本書「中華帝國的衰亡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勃興」一章中提出：「在中國社會中，上層階級是如何與佔壓倒多數的農業勞動者發生聯繫的？他們的權力和威望是完全建立在都土地財產的控制上呢，抑或這種權力和威望本身就是他們壟斷官僚政權的結果？也許這是兩者的混合？那麼，這種混合體的本質又是什麼呢？」

可以說，摩爾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全部考察都是基於此的，而這些問題與我們對元朝末年的關注又息息相關，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我們前面所做的考察，必然要引出摩爾提出的問題，幸運的是，我們從摩爾那裡幾乎得到了所有問題的答案——

政權和財富通過血緣家族聯繫起來，這可以說是中國社會面貌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正是帝國的官僚機構，保障了地主有效地控制了土地。只有在政府維持秩序、保障地主的財產、確保正常收租的情況下，人口壓力才能成為對地主有利的因素，這正是帝國官僚機構要做的事情。人口壓力的結果，反而使得勞動力牢牢束縛在土地上，所有這一切確實都發生了，而且加劇了原有條件的惡化。這種高度剝削的體制從社會榨取的財富遠遠大於它對社會的補償。

社會系統中缺少有效率的機構來制止官員的壓榨行為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中最基本的結構性弱點之一。受賄的誘惑使得每一個官員都盡其所能地中飽私囊，只要營私舞弊的惡名不張揚出去以至毀了自己的前程，他們就什麼事都幹得出來。馬克斯?韋伯曾舉例道，官員非正常收入的總數，大約是他正常薪俸的4倍，現代的一位調查者提供的數據顯示，受賄數多達正常收入的16到19倍。精確的數字大概將成為歷史的秘密。這種做法削弱了中央政權有效的控制能力。

不管有多少孔夫子的訓誡和禁止奢靡的法令，也不能掩蓋一個簡單的事實：賺大錢的人能夠有福享，甚至能買到別人更大的敬重。如果這種情形被放任以至失去控制的話，那麼一切得之不易的經典文化都將變得毫無用處且顯得陳腐不堪。這種文化和價值體系的衝突，深深地植根於強大的物質利益基礎，對於那些想在孔夫子的經典著作尋找公正根據的人來說，傳統屏障畢竟太脆弱了，貴族們總是相當敏銳，在短時期內就能看出事態趨勢並對之加以控制，在國家壟斷機構佔據最有利可圖的位置。

隨著帝國機構的腐敗，它吸收和控制商業因素的能力無疑地下降了，即使帝國系統仍然具有充沛的活力，也不能阻擋新興勢力的侵蝕，這股貪婪的勢力只有當它被同樣貪婪的對手遏制時，其鋒芒才會收斂。

中國社會的地產不能輕易地從政治機構中分離出來，充當一種基本的政治力量，因為地產正是憑藉政治機構而獲益的。不僅如此，帝國體制還是直接增加地產的手段。各種環境都排除了貴族作為自由反對派出現的可能性，這一事實使得中國在面對新的歷史挑戰時缺乏靈活性，這也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中央政府幾乎完全分崩離析了。

滿清政府在其統治的最後半個世紀里風雨飄搖，險象環生，一方面，為平息內亂和對付外敵急需巨額的稅收，另一方面，不摧毀整個貴族特權體系就不可能得到這筆稅收。指出在19世紀的環境下進行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並不意味著政府沒有做出任何努力。無論政府還是貴族，都不甘心被歷史的浪潮席捲而去。統治者確實做出了改革的努力，他們的失敗，只能歸結為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

我曾經很驚訝巴林頓?摩爾這些寫於半個世紀之前的文字，我感覺他不僅是在考察歷史的中國，更是在描述我們身在其中的現實的中國。其實細想起來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歷史之所以能夠被敘述，就是因為其內在機理蘊含在可以追溯的邏輯鏈之中，否則，它就不是歷史而是無法解釋的靈異事件了。同樣，過去之所以能夠被今人所理解，也是因為它能夠被我們現在的感覺所證實，是因為數百年乃至數千年以前發生的事情能夠沿著邏輯鏈延伸到我們眼前，喚起一種現實的感覺。巴林頓?摩爾的文字正是在這一點上讓我們警醒的。

唐貞觀十七年（643年），敢於直言諫上的魏徵病死，唐太宗李世民痛哭失聲，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李世民之所以這樣說，就是因為他充分意識到了歷史鏡像對於現實的重大意義。

梁啟超在1896年曾經感嘆：「今有巨廈，更歷千歲……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及，則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卧，漠然無所聞也。」（梁啟超：《飲冰室合集》）「酣嬉鼾卧」四字可謂道盡了清王朝的末年景象，誰在「酣」？誰在「嬉」？誰在「鼾」？誰在「卧」？這是值得辨析清楚的事情。

面對晦暗的中國歷史，有人無奈地滑向歷史虛無主義，慨嘆說：「中國歷史從本質上說是沒有歷史的，有的只是一個王朝對另一個王朝的更替，幾千年的中國簡直就是一個大賭場，土匪惡棍輪流坐莊，老百姓永遠只是祭壇上的犧牲，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

我認為這話說重了。

我相信歷史具有一種向善的本性，相信天空總有一天會變得湛藍，相信大地總有一天會變得葳蕤，相信橫行人間的惡魔總有一天會被降服，相信被排斥在社會過程之外的人民總有一天會莊嚴地宣布說：「夠了！只有我們才是社會和歷史的真正主人！」那是什麼時候呢？簡單說，那就是人民用選票（而非被強制）選擇自己的代表的時候，那就是中國實行憲政的時候，那也是中國放棄「絕不」，秉持普世價值觀，理直氣壯地融入世界的時候。

真的會有那樣的時候嗎？會有的。

辛亥革命前夕，幾乎沒有人相信，幾個月以後清帝就將退位，大清帝國灰飛煙滅；1988年初，只有3%的西德人認為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德國統一，然而不到一年時間柏林牆便轟然倒塌，次年東西德就實現了統一；1991年12月25日之前，即便是世界最頂尖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學家，也完全沒有預料到蘇聯這個龐大的帝國會在眨眼之間土崩瓦解……這是因為，就像我前面說過的，沒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更改歷史的必然性鏈條，它只是在等待一個或然性機緣罷了。

元末，一個王朝走向崩潰的歷史鏡像，會讓人想到一些什麼嗎？

2013-5-27，北京

（載《領導者》總第52期，2013年7月）

五柳村2013年7月11日收到，據作者博客文本。

作者簡介

陳行之，現居北京。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文學創作，發表各類體裁文學作品一百餘萬字。九十年代後期著力進行小說和隨筆創作，相繼出版《危險的移動》、《當青春成為往事》等長篇小說，近幾年發表大量社會學、歷史學、哲學和文學隨筆。歡迎轉載本博客作品，轉載時務請註明出處，保留作者姓名，保持作品完整；紙媒使用本博客作品，必須得到作者授權。陳行之聯繫方式：chenxingzhi200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