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向真理低頭的法學家

編輯部向我推薦江平的這本書，要我寫點讀後感。江平教授是我熟識和讚佩的朋友。這些天，我趁在醫院一邊「打點滴」、一邊可看書的「優勢」,對這部40多萬字的「口述法史」通讀了一遍。讀後第一感是「親切」,因為我們經歷相似，「左」禍同嘗；第二感是「共鳴」,因為我們秉性相似，心靈相通。

這本書有一個重要特色是用「口述歷史」的體例，江平講，其學生陳夏紅博士記錄並整理。它的真實性、詳實性和生動可讀性，都是古板的傳記體所不及的。它屬於民間普通公民知識分子直抒胸臆和忠於史實的「稗官野史」，不同於需要刻意打扮或隱瞞的官方「正史」。它也不單是記述了江平個人為人為學豐富的人生經歷，而且折射出他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和中國法學與法治的艱難曲折。

崢嶸歲月，赤誠奉獻青春

我同江平教授是同輩人（我長他兩歲），生活在同一時代，有相似的經歷和命運。

解放前，我們雖無緣相識，卻同是戰鬥在「第二條戰線」上爭民主自由的戰友；解放後不久，我們又同陷「陽謀」，成為「五七難友」；當今，我們和李步雲教授一起，被法學界並稱為「法治三老」，繼續為爭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而努力，又回到「戰友」位置。

解放前的1948年，他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學生，我是清華大學電機系的學生，我比他早一年上大學，但差不多同時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外圍組織（他參加「中國民主聯盟」，我是「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還參加了地下黨）。在學生運動中，清華、北大、燕京是一家，互相支持，共同戰鬥。而清華與燕京校園（即今北大）是近鄰，有時我們清華學生還到燕京大學去聲援他們，結隊一同步行到城內遊行示威，面對坦克車和機關槍也無所畏懼。記得歡迎解放軍入城和參加開國典禮時，我們是在凌晨同燕京同學一起乘敞篷火車進城，可能我們就是同車。這些情節，本書都有記載。書中提到的他在崇德中學和燕京大學的校友、地下黨員的名字，有些我也認識。談及他演《陞官圖》、參加「高唱隊」，當糾察隊拿起棍棒「護校」，解放後報名參加南下工作團、青訓班、團市委、第一批留蘇學生……等等，也都是那個時代的常見詞。讀到這些記述，其情景歷歷在目，使我又回到了當年我們參加革命的崢嶸歲月和赤誠為黨為民的青春年華。

燕京大學的校訓是「為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清華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清華學生中最早的「准共產黨員」進步社團「超桃」的格言是「真理所在，即趨附之」。應當說，那時候我們滿懷激情參加革命活動，就是為追求真理和自由而不惜冒生命危險，奮鬥不息。

刻骨難忘，求真墜入陷阱

可是，誰會預料到，在1957年那場「陽謀」中，由於堅持真理，敢說真話，我們竟不約而同地墜入「陽謀」陷阱，赤誠為國的革命青年倒被打成「敵人」，由不相識的戰友成為同命運的「難友」。

書中說，他剛從蘇聯留學歸來，心情激動地喊道：「啊，祖國，我回來了！」但祖國歡迎他的是「一頂冷冰冰沉甸甸的『右派』帽子」！那種「撕心裂肺」的「極限的精神傷痛」，成為他「一生最難忘的刻骨銘心的經歷」。更無情的是，「被劃右」後，新婚才一月的愛妻被迫「劃清界線」，離他而去（這實際上是政治迫害的延續）；而他在「勞改」中因搬運重物又被捲入火車頭下，壓斷了一條小腿（這是繼精神創傷後的肉體摧殘）。真是三禍並行，情何以堪？人生逆境，莫此為甚！

但青年江平並沒有被這些接踵而來的打擊而消沉自棄。正如他當時給自己寫下的座右銘：「困難只對怯懦者存在。」「人生最痛苦的事都已經歷過了，其他還算什麼！」這個被打入「賤民」行列、被拆散了新婚之家、被壓在火車底下九死一生、從心靈到肉體受到最大摧殘的書生赤子，就這樣開始了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苦難的歷程」。

這個風雨歷程竟然長達22年！其創深痛重，盡見江平自作《臨江仙·悲歌》一詞中：

千言萬語滿胸臆，欲訴欲泣無從。長吁三聲問天公，為何射日手，不許彎大弓？！

翻雲覆雨人間事，過耳過目無窮。誰主浮沉與枯榮？欲平心中憤，唯唱大江東。

讀之也不由得想起我當年的《五七吟》：

一、人問   拍案橫眉欲何求？書生問政實堪羞。痴心紅盡壯士血，俯首白了少年頭。

千夫妄斥斯文死，獨木何支大廈憂？屈子騷歌徒自擾，白雲千載空悠悠！

二、自解   芳草天涯是所求，皈依正果有何羞？世事幾曾無黑手，人生哪個不白頭？

任你輪番摧冬夏，笑他顛倒寫春秋。我自升沉安足論，不盡長江滾滾流！

真可謂「同是天涯蒙難人」，言情抒憤、造句遣辭也異曲同工。而之所以「被劃右派」，在江平，是因他批斯大林和誣指他追求「資產階級」自由；在我，是所謂「堅決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針」，抵制「陽謀」。都罪在堅持真理，敢講真話，要民主自由。

對這種遭遇，如江平的另一首詩所說：「非是過來人，誰解其中味。」而這恰是我作為「過來人」讀後倍感親切的緣由。

奔走吶喊，佈道護法維權

不僅此也。即使在「被改正」、走出陰影、步入順境以後，江平也仍然沒有停止堅持真理的初衷，繼續為爭民主自由和人權法治而奔走吶喊。他曾官至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長、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主持和參與國家重要基本法律的制定，特別是如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公司法、合同法、物權法，等等，主持重要的國家法治課題研究和編撰一些外國法學譯著文庫。他到處演講佈道，為私權吶喊，為民辦企業爭權，為律師維權支招，為建設法治國家獻策……

改革開放初期，政治與學術環境尚且艱難曲折，他的這些活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仍然遇到折騰甚至打壓，仍然需要有堅持真理的精神和披荊斬棘的勇氣。為保護學生，他與學生一起在校門口席地而坐，力勸學生不要上街，說：我做校長，要對你們的安全負責，對你們的家長負責。如果你們硬要出去，你們就從我身上踏過去！

這是何等的正氣和愛心！

他坦然面對每一挫折，曾效法陶淵明《歸去來辭》中說的：「田園將蕪，胡不歸？！」再次筆耕舌耘時，他說：「站在講台上，有一種返樸歸真的自然感覺。」

在他《六十抒懷》詩中，有句云：

「殘肢逆遇未曾摧，烏紗拋卻田園歸。……長夜寒冬無聲處，信有大地響風雷！」

同聲相應，爭取憲政人權

在教學與學術上，江平是中外知名的民法學大師，但他的活動卻超越了本專業領域。本書第五卷的標題和內容是「為法治吶喊」。他近年出版的兩本書的書名也是《我所能做的是吶喊》和《私權的吶喊》。他的「吶喊」，也不限於民法學範疇，而是將私法、私權提升到憲法、憲政與人權、法治的高度，聯繫到當前的政治改革這個「大局」和「普世價值」上來。

我是從事法理學和憲法學研究的，於民法是外行，但在法的本質和法治的基本理論觀點和維權願景上，與他有廣泛的共同語言和共識，也都在同一戰線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在非政治性的學術研究中，也會遇到一些來自「左」的或保守的思潮的干擾。本書第三卷和第四卷記述了他的教學與學術研究及參與許多重要立法的事迹與成就。作為法學界推崇的一位民法學大師和公認的法學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有不勝枚舉的成果、經驗和事迹、貢獻。其中也有許多不同觀念的紛爭。書中作了詳細的記述。這些部分是很值得後起的中青年法學家仔細學習、研究和汲取的。

研究、引進羅馬法，這在當代中國是一件填補空白的大文章，江平教授對此作出了超越前人的卓越貢獻，並藉此在中國弘揚被忽視或排斥的私法與私權的精義。但對只墨守所謂「大公無私」教義的理論界，卻是一大衝擊，受到他們無端質疑。恰逢我正擔任《中國法學》總編輯，就特意約他在1995年第1期上發表了他論《羅馬法精神在中國的復興》一文。不想有人卻批評說，這是在宣揚甚至是企圖「復辟」封建主義甚至奴隸社會的東西，是大倒退云云。其實，如江平指出的：「羅馬法精神的實質就是私法精神，而私法精神實際上就是人文精神、人道精神、人權精神。」我也曾在《如何看待法學領域中的姓社姓資問題》中，援引恩格斯的話（有時為了駁斥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謬論，是需要借用原汁原味的馬恩理論的）：「人們可以把舊的封建法權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來，並且賦予這種形式以資產階級的內容，甚至直接給封建名稱加上資產階級的含義。」人們也可以「以同一個羅馬法為基礎，創造像法蘭西民法典這樣典型的資產階級的法典。」於是我引申出：「資產階級可以這樣利用封建的或奴隸制的羅馬法，難道無產階級就不可以賦予資產階級法權形式以社會主義內容嗎？」其實，不止羅馬法的形式，而且內容（如私權規範）中也有許多普適於今人的東西。我們共同把否定羅馬法精神的胡說擋了回去。後來，羅馬第二大學為表彰江平在中國倡導羅馬法精神，特授予他榮譽法學博士的學位，義大利總統還授予他二級騎士勳章。

又如我提出「權力多元化與社會化」和「社會權力」的理論，在日、韓等國理論界引起較大的反響，國內應者卻寥寥。而江平慧眼識珠，緊相呼應。在他的一次學術演講中，首次以《社會權力與和諧社會》為題，對社會權力作了新的發揮，他指出：「在我國法學界，郭道暉教授最早提出了建立三種權利（力）的觀念，即除了國家權力和私人權利之外，還要建立社會權力。」應當說，他這次演講也是首次從民法角度對社會權力作了深刻的發揮。他精闢地概括這三類權力/權利的本質：「私權的核心是自由，社會權力的核心在於自治，國家權力的核心是強制力。」他把社會權力的理論運用於民間社會的私權領域，指出「無自由無以形成私權，但是，私權已經不是絕對的了，有些私權因為具有某種共同的關係，個性越來越少，社會性越來越多。」從而擴展了社會權力的研究空間和社會價值。

在本書中，我注意到他再次簡潔、精闢地概括了社會權力的理論價值：「計劃經濟的本質是承認國家權力至上；而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承認社會權力本位。」「以前是國家權力從社會權力中分化出來，今天是社會權力從國家權力中解放出來。這一變化必然引出法律觀念的轉變，引起立法指導思想和法學觀念的轉變。」（240頁）

我們就是這樣相互切磋借鑒和共同吶喊支持的。

「法治三老」，高舉兩面旗幟

記得在一次比較法學研究會年會上，一位主持會議的中年法學家特別提醒大家：「今天我們最感榮幸的是，我們法學界的三大『右派』自由分子都一起坐在我們的主席台上了！」他指的是我和江平、李步雲。而另一位中年法學家則在互聯網上把江平和我們都歸入「黃（金）派」法學家一類，其特點是「能將法學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極有價值的改革建議，從而有力推動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司法體制改革的法學家。他們善於聯繫實際，善於運用法學原理進行現實批判，關注民生，力主改革。他們不僅著述豐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們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黃金般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主要觀點和主要主張。」（匡克：《世紀之交的中國十大法學家流派》，見「法大在線」www.fadaonline.com，2002年11月12日。）近年，法學界對我們又有所謂「法治三老」的稱譽。

江平教授不但弟子滿門，博士成林（多達百餘人），學術名氣蜚聲海內外，且多次被評選為改革開放的「風雲人物」、「傑出人物」、「中國夢的踐行者」，等等。

「天地有正氣」，「丹心照汗青」。古有「以天下為己任」、特立獨行的「國士」，今之江平教授，亦堪稱敢於秉持正氣、堅持真理的「公共知識分子」。正如他在本書自序中說的，他從他所推崇的兩位至友李慎之和吳敬璉先生身上，「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個品質：一個是獨立的精神，敢於獨立思考；一個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學術良心，敢於批判現實。在人生已屆80歲時，我唯一的希望是切切實實地繼受這兩個品質，高舉獨立的旗幟，高舉批判的旗幟。」江平教授確實無愧擁有這兩種可貴的精神和品質。

我願與江平兄共守和共倡這兩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