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歷史深處感悟秦楚興亡

2015年10月15日 第A6版：讀書治學

到歷史深處感悟秦楚興亡

作者：丁國強     來源：學習時報      字數：3680

• 

    《秦崩：從秦始皇到劉邦》《楚亡：從項羽到韓信》是兩本耐讀的歷史筆記。作者李開元198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擔任田餘慶先生助教，從事秦漢史研究工作。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囿於學術論文的固定套路，而是將文獻梳理與實地考察結合起來，用行走訪問去體味當年的生活環境和精神風貌，衝破概念束縛，矯正歷史錯覺，用超越學院寫作的歷史敘事，給我們呈現一個活的人間世界。

歷史是一堆往事

　　李開元沿著司馬遷的足跡去踏勘古迹、採風訪古，用想像和詩情去填補歷史的空白。歷史留下了許多探究不盡的謎團、回味無窮的蘊含。在李開元看來，歷史就是一堆往事。這些往事雖然相隔久遠，卻在心靈和情感上離我們距離很近。命運的變遷、人生的結局、歧路的選擇，那種痛苦、迷惘和宿命感都令人感覺何其相似。每一個歷史人物都有他的人生地理，既記錄著他們的活動軌跡，也潛藏著成敗的玄機。

　　歷史既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也是一個敘事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是歷代人的記憶、感懷和傳說，拋開特定歷史情境的過度闡釋，只能給歷史塗上一層偽飾。歷史原本就是存在山水之間的，把歷史囚禁在書面之上，只能把自己鎖在語言的牢籠中。漢台遺址，古風尚存；淮陰城裡，雄心猶在。李開元說：「歷史的真實，常常是零零散散，在不引人注目之處，本來不是熱鬧的地方。」「溯源歷史，追述先祖，明了今我的由來，是植根於人類本性的思路。古代社會，先祖與神明一體，是今我的保護和精神依歸。」歷史是一種基因、一種精神線索，沿著歷史蹤跡能夠找到許多經過歲月洗滌、時間沖刷的真東西，其中的真知灼見、真情實感往往是今天的人們所容易忽略的。

　　歷史是一種生命存在方式。歷史性是人性的基本方面，省察歷史，就是對人自身的審視和反思。歷史敘事不是歷史學家的專利，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言說歷史，感懷歷史，在與古人游中體味歷史滄桑、感受當下存在，從而展開一段深刻的精神歷程。李開元變研究歷史為書寫歷史，從歷史材料中探出頭來進行自由呼吸，這是歷史寫作的一種革命。研究者要有寫作意識，要有文體自覺，唯有如此，才能衝破學術論文的條條框框，才能突破層累形成的曲解誤讀。《史記》開創了歷史言說的敘事方式，司馬遷重視民間傳說的搜集，那些關於神奇人物、神秘事件的種種傳聞都是歷史敘事的一種方式。李開元說：「歷史不僅是往事的記錄，也是對於往事的解讀。」歷史真實最終通過敘事得以呈現。歷史敘事是基於歷史事實的敘事，是歷史邏輯與心靈邏輯的疊合。後現代主義認為，歷史事件與實踐隨實踐而流動，是碎片化的，具有不確定性。李開元對這種碎片化敘事抱以高度警惕，雖然往事留下的信息往往是隻言片語，但是，只要用合理推測和想像去填補史料空白，就會梳理出一條精神線索，表達出某種價值判斷。

　　歷史往事不是臆想，不是假設，而是一段頑強的記憶，它不僅存在於過去的時間之中，而且也存在於口述、文獻、遺物之中。李開元為尋找秦朝崩亡的遺迹，來到秦二世戮死、矺死諸公子的上焦村，在落日黃昏、山陰地冷之時感受骨肉相殘的悲哀，「颼颼間彷彿有鬼哭神泣，不散的千年冤魂，浸染得月冷星寒」。這些冰涼的文字構建了一種歷史語境，極易引起讀者的情感共鳴。歷史是客觀的存在，並不是個人內心體驗的產物，但是，歷史中有悲喜，有長吁短嘆。深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歷史事件的精神現場，去還原歷史的來龍去脈，也是抵達歷史真實的一種方式。

歷史是最深刻的地理

　　李開元十分重視對歷史遺迹的考察，他以強烈的地理意識進入歷史，他認為，「地理是解讀歷史的鑰匙，沒有明確的空間關係的歷史，宛若一鍋迷糊的醬湯，不辨東西南北，始終暈頭轉向」。地形決定著軍事形勢、權力形勢，關係著戰略和轉機。當然，地理條件不是全部因素，必須要結合當時的世事人情才能理解歷史的走向。地理裡面所隱含的歷史規律是豐富而複雜的，其中不乏難以參透的歷史玄機。司馬遷說，「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也」。

　　《秦崩》《楚亡》貫穿著對秦漢遺迹的造訪。李開元叩訪信陵君故宅、夷門故址、芒碭山、坑儒谷、大澤鄉、咸陽宮、淮陰老街、漂母祠、漢台、龍門、滎陽城、成皋台、鴻溝、烏江、垓下城等古地，去獲取身臨其境、觸景生情的歷史體驗，進行現在與過去的對話。歷史遺迹不僅是興亡成敗得失之跡，也是察風俗、識古今、通人情的思想空間，更是慨嘆英雄遲暮、美人凋零、人生苦短的感傷之地。李開元發出如是慨嘆：「歷史不可以迴轉，歷史卻可以體驗，現場考察的實感，可以超越時空，再現歷史的影像，誠然信矣！」回到歷史現場，回歸歷史地理，是讀史方式的革命，體現了主體意識的自覺。中國古代文人把讀史放在經術之後，將經術中的義理作為判斷和評價歷史的標準。黃庭堅說：「要以經術為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這種讀史傳統造成了讀史主體的迷失，誰在歷史現場？誰在追問、誰在沉思、誰在撫今追昔？李開元說：「歷史需要不斷地再敘事。只有再敘事，才能重回歷史現場，讓歷史復活。」讓歷史敘事者以自己的方式去體悟歷史、表達歷史，歷史書寫才不會千篇一律、千孔一面。

　　李開元從沛縣的山川地理中探究劉邦的帝王英雄的成長軌跡。豐邑是劉邦取天下的根基之地，劉邦身上有一種揮之不去的豐邑情結。李開元似乎在向讀者暗示：讀懂了沛縣，也就讀懂了劉邦。沛縣生活似乎是漢高祖生活的原型，深深打著劉邦的性格烙印，決定著他的命運結局。因此，要讀懂漢史，首先要讀懂沛縣風土人物。秦始皇的嚴密統治並沒有徹底扼殺底層的自由和抗爭，沛縣便是滋長抗爭與自由之地。

　　楚漢之爭充滿了地理智慧。韓信暗度陳倉，巧妙利用古漢水水系，由漢中還定關中，創造了軍事上的奇蹟，也使劉邦集團獲得了戰略主動。地理設計了歷史，改變了歷史。彭城之戰，劉邦雖然慘敗，卻奪得了關中及關東部分地區，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項羽失去了主宰天下的絕對霸權，為垓下慘敗埋下了伏筆。關於徐州的地理重要性，清人顧祖禹有言：「淮甸者國之唇，江南者國之齒。」守淮之道，既是用兵之道，也是謀大事之道。韓信的背水之戰，既有兵法，又有地理上的較量。李開元認為太史公太浪漫，「著《史記》沒有《地理志》，《史記》中的交通路線、地名地理的錯亂比比皆是」。司馬遷過於迷戀宏大敘事，執著於「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以至於忽略了地理上的細節。其實想想，司馬遷的這一疏忽也算不上什麼大不了的錯誤，因為地理上的種種精打細算，似乎都逃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定理。

歷史是一種相遇

　　劉邦在咸陽修建阿房宮時撞上秦始皇盛大出行場面。《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李開元認為，這次偶然相遇，不僅給劉邦留下了永遠不曾磨滅的印象，而且深刻地影響了將來的歷史進程。秦始皇的君臨天下的風采給劉邦以強烈震動，也激發其政治抱負。這一視覺事件最終演變為心靈事件。一個工地上的服役者因這次相遇改變了人生走向。在後來的戰國復活的大潮中，劉邦之所以不甘於為王，一心一意要做皇帝，也與這次相遇播下的皇帝夢密不可分。項羽與秦始皇的相遇，也是司馬遷所津津樂道的。《史記·項羽本紀》這樣描述：「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秦始皇對這兩次引發心靈震動的相遇渾然不覺。反抗的種子悄悄萌發於遙遙相望的一瞬間。

　　趙高與李斯的相遇，原本是一種博弈、一種較量，但最終化為李斯的一聲嘆息。李斯最終無法阻擋趙高的奪權計劃，沙丘之變把李斯的帝王之術送上絕路。李斯與趙高都是入世求功利之人，前者通過學以致用，後者則不擇手段。在卑鄙無恥的趙高面前，李斯的政治理想和抱負變成了一腔廢話，而趙高與李斯的對話本來就是不平等的，幾近於脅迫。從廁鼠到倉鼠，李斯官至丞相，爵封列侯，卻最終無法逃脫小人的暗算。

　　秦帝國的速亡，源於嚴刑峻法、勞民過度而導致政權機器運轉的急促和紊亂，頻繁的徭役和出征，使「國家和人民陷於超負荷的泥潭」。苛暴的秦政製造它的掘墓人。反秦是從戰國時期就開始累積的力量和情緒。呂思勉說：「六國夷滅，總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滿懷著報仇的憤恨和復舊的希望；加以大多數人民的困於無告而易於煽動，一有機會，就要乘機而起了。」所謂「亡秦必楚」是說不盡的歷史恩怨，也是秦漢史最耐人尋味的話題。民國才子張蔭麟在他唯一專著《中國史綱》中這樣寫道：「始皇能焚去一切《詩》《書》和歷史的記錄，卻不能焚去記憶中的六國亡國史；他能繳去六國遺民的兵器，卻不能繳去六國遺民（特別是一班遺老遺少）的亡國恨；他能把一部分六國的貴族遷到輦轂之下加以嚴密的監視，卻不能把全部的六國遺民同樣處置。」當上上下下人心離散，秦崩便是歷史註定的結局。

　　《秦崩》《楚亡》凝結了若干個歷史性相遇。韓信經過淮陰街市的胯下之辱，也是一種相遇。帶劍獨行的韓信從惡少胯下穿過，創造了忍辱負重的經典一幕。蕭何追韓信，也是一種相遇。寒溪夜漲，成就了一段識才用將的佳話。晚近後人在拜將壇遺址題詩：「沛公帝業今何在，不及淮陰有將壇。」這段相遇最終以「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終結，讓人唏噓不已。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