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五四導致了傳統斷裂？

五四導致了傳統斷裂？

肖雪慧 

　　舊文重貼一點說明：現在談及「五四」其實指以新文化運動為標誌的時期。稱「五四」雖不確當但已約定俗成，姑且沿用。怎樣評價那個時期及其影響，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近一二十年來思想界很多人把後來發生的問題歸咎於那個時期的反傳統，對這似趨主流的觀點，我是有看法的。                                                                                   2014年5月4日

       五四導致了傳統斷裂?

　　———講傳統斷裂其實太籠統。斷裂的是有助於維護共同生活條件的傳統，有助於人格養成的傳統，使人獲得安身立命基礎的內容。至於最無可救藥的專制政治傳統，從來就沒有斷裂，但五四曾給了它沉重一擊。

　　———不論把傳統的斷裂還是把中國走向一條與民主立憲南轅北轍的道路上溯到五四，都過於輕率。這種看法無視五四影響的一些方面，而強調了另一些方面，有根據先定的結論來選擇事實之弊：也拋開了由內亂、外患，特別是由日本入侵產生的變數，漠視了這些變數給一些派別提供的機會，有讓歷史屈從於思想邏輯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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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我國部分學者傾向於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建立聯繫，並且循著這個思路把中國近百年走的彎路歸咎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這中間有些問題需要釐清。

　　一

　　我認為，把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聯繫起來，過多倚重了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資源中的某些方面。在西方，自由主義的確有相當的保守成分，特定情況下甚至可能表現為某種保守主義，比如柏克的溫和保守主義，他主張依靠歷史傳承來維護自由主義的傳統。但這結論能否普遍推廣，是需要證明的，並不具有不證自明的效力。

　　西方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聯繫，乃基於以下事實。

　　自由主義是西方一個古老而強韌的傳統。儘管自由主義是一種相當寬泛的傾向，而且不少問題上存在觀點和主張的分歧，但有一些基本共同點，這些共同點是西方古老傳統的構成要素。它們是：相信個人有能力處理好自己的事務，反對對個人的無理限制和干涉;對集體及其權力抱很深戒心，對可以支配、調動社會資源，可以支配、控制人甚至可以迫使人屈從的政府權力尤具戒心;出於對實現人的尊嚴不可缺少的那些自由和權利的維護，堅決主張監督、限制和管束政府權力以防範公權力向私域延伸，侵凌人的自由和權利。已成現代文明標誌的人權、公民自由和相應的經濟、政治制度就是在這樣的傳統中孕育和催生的。

　　其中，作為民主立憲政體主要原則的公民自由發軔於古希臘時期。它以沒有專斷權力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存在前提，這種前提得到道德傳統和信仰的支撐，不僅滲透於政治、法律觀念，而且通過立憲試驗在政治法律制度中得到體現並形成一種制度傳統，即使先後出現的幾個專制時期也沒能使其中斷。如羅馬帝國後期、中世紀教權主義盛行時期、專制主義達到鼎盛時期的17世紀，支持公民自由的道德傳統和信仰依然生氣勃勃。例如使人堅信自己有著一些與生俱來的權利和自由的傳統的自然法觀念，還有看重榮譽的道德觀，任何放棄自由和權利的行為都是違背榮譽原則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這樣的信念和道德觀相輔相成，有助於個人在國家、民族認同的同時保持獨立的自我身份認定和權利意識，有助於形成面對政府權力時健康理性的、有尊嚴的態度，這些對形形色色的專制主義起著遏製作用。多元的權力格局則提供了公民自由存在和發展的現實空間。西方在專制時期也沒有實現過東方式的一元化權力格局，至少有教權、王權並存，這種二元權力格局下，「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中世紀，在二權爭鬥的空隙中還崛起了大學的知識權威，所以還該加上「亞里士多德的歸亞里士多德」。從不曾有一種權力可以無限膨脹而不受挑戰;從不曾有一種權力可以狂妄到既統轄社會事務又支配人的思想、情感、信仰，還充當知識權威、審美權威。

　　自由主義本身就存在於傳統之中，它具有某種保守性便是很自然的。但自由主義不僅有保守性，也有審視、懷疑、批評、挑戰現實制度、法律、文化的革命性。如果當社會處於專制狀況下，人的基本自由處處受壓制，公民權利難以伸張，自由主義不能表現出這一方面，那就不成其為自由主義。當對現存一切的懷疑、批判和衝擊已經動搖到支撐自由的根本性信仰時，出於對支撐自由的傳統信仰和道德的維護，自由主義中必然興起對矯枉過正的懷疑精神的檢視和質疑，18世紀的柏克，20世紀的哈耶克、博蘭尼都是這種思潮的傑出代表。博蘭尼作為自由思想家，他相信運用理性對現存事物進行懷疑和審視是思想自由的基本表現方式，作為科學家，他重視懷疑在推進知識和社會進步上的作用。但他堅決認為，如果懷疑不止步於根本性信仰，勢必導向一無所信的虛無主義，虛無主義瓦解道德和信仰，解除人們對真理、正義、自由這樣一些人類共享價值的責任。而且，懷疑一切的虛無主義與盲信盲從兩極相通;無信仰無公共精神的冷漠者與不擇手段的陰謀家和恐怖分子兩極相通，不是成為專權的野心家，就是受其操縱充當極權制度的社會基礎。兩者都是對自由的威脅。

　　無論自由主義的保守性表現還是批評、挑戰現實的激進表現，都始終為著一個核心目標：維護自由。在兩種傾向之間保持張力，無論對自由主義本身還是對社會，都是一種自我反省自我改進的力量，對個人，則可以使其在保持內心標準的同時對變革保持心靈的開放。

　　如果忽視使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存在某種聯繫的歷史條件，泛化這種聯繫，特別是把它推廣至專制傳統極其深厚的東方國家，是成問題的。

　　這些國家的整個社會制度、文化、法律都沒有為自由的發生留下什麼餘地。中國很典型，自秦以降就是一個權力高度一體化的大一統帝國。文化上，與西方對個人的重視呈鮮明對照，中國主流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整體至上」。它把一個對個體來說往往具虛幻性的宏大整體或目標抬到至高無上地位;讓某個據稱代表了這個整體或目標的特殊個人——「真命天子」或「偉大領袖」——高踞於一切人之上，成為膜拜對象。整體至上決定了我國正統道德和信仰的基調：本質上蔑視個體生命。特殊個人充當膜拜對象，則在把人的信仰需要引向歧途的同時也泯滅人的權利意識，泯滅對人格平等和自由的追求。這種基調及相應的一元化思維，與皇權大一統帝國精神上同構，功能上高度耦合。從中很難找到可以支持個人自由的內容，更沒有可以支持公民自由的內容。而且，兩千多年間，文化、法律、國家機構都沒有發生過質的變化，如果說有變化，是朝專制方向的完善和鞏固，而並沒有更新。這種局面與我國曆來有在統一思想上下功夫的傳統關係很大。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歷代最有教養的人絕大多數都皓首窮經地在對一部書的詮釋中討生活，在爭充正統思想的嫡傳後裔中耗盡智慧。這種思想上自設藩籬的精神狀態首先是我國對任何背離正統的思想和行為的懲處異常嚴酷造成的，而自設藩籬一旦成為普遍而穩定的精神特徵，本身也成了阻斷思想、文化、制度創新的惰性力量。有形的制度力量與無形的精神「自宮」相配合，使任何創新所必需的懷疑和反省都極其困難。

　　當我國日益落伍，與外界的差距越來越大，差距又以異常強烈的方式呈現在國人面前時，封閉狀態下「天朝強盛」的幻象徹底破滅，人無足輕重的卑微狀態和精神受奴役的真相也被一部分人強烈意識到，這時，對傳統的衝擊，第一，不可避免，第二是必要的，是使傳統獲得更新、能夠與時俱進的契機。

　　二

　　任何國家或地區的傳統，都是包含了許多矛盾因素的複合體，不可能在性質或功能上是單一的，即使同一因素，現實發生的作用也可能很不相同。我無意討論中國傳統，這是一個過於宏大的題目。本文只是在能否泛化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可能聯繫這一論域中涉及了中國主流傳統具代表性的一些基本特徵。我的看法是，專制的政治傳統和以「整體至上」為基本精神而展開的種種特徵對自由、人權是敵視的，希望通過回歸傳統使自由得以生長，恐怕對傳統抱了不切實際的期盼。

　　但中國傳統曾對一個持續存在數千年的偉大文明發揮了非凡作用。這個複合體中除了專制的政治傳統和與之密切相關的內容，也有大量遊離於政治之外的內容，其中那些對維繫正常、健康的生活秩序和關係持續起作用的因素是有與時俱進潛力的，但現在幾乎蕩然無存，出現了斷裂。思想學術界不少人把這歸咎於五四反傳統。其中，部分傾向自由主義的學者認為中國沿著五四反傳統時表現的激進主義一路走下來，最終走向極權主義。這個思路相當牽強。我認為，不論把傳統的斷裂還是把中國走向一條與民主立憲南轅北轍的道路上溯到五四，都過於輕率。這種看法無視五四影響的一些方面，而強調了另一些方面，有根據先定的結論來選擇事實之弊;也拋開了由內亂、外患，特別是由日本入侵產生的變數，漠視了這些變數給一些派別提供的機會，有讓歷史屈從於思想邏輯之嫌。

　　所謂五四反傳統，應該指大約發生於1915-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雖然明末清初李贄、黃宗羲等人就開始了對傳統的質疑和批評，19世紀末，第一代接觸了西學的知識分子也對傳統進行了批評，但使傳統受到巨大衝擊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然而，衝擊了傳統不等於摧毀、中斷了傳統。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提供有說服力的歷史事實來證明，有哪個國家的什麼傳統是被來自民間的批判摧毀了的，除非它自身已經喪失存在理由。

　　五四時期在反傳統這個表象下有著多元的思想淵源和訴求，當時持反傳統立場的人後來也分化很大，至少有三大派別：自由主義、向傳統回歸的保守主義以及可以歸入現代極權主義的無論在野還是在朝的那些主義。各自都以自己的方式詮釋五四。但一個基本事實是不應漠視的：五四時期對傳統最激烈的批判集中在專制政治傳統和與之難分難解且制度化的禮教上，在這方面，五四表現了出色的啟蒙作用。經過五四的批判，我們這個數千年來民匍匐於皇權的國度，帝王思想、專制主義聲名狼藉如過街老鼠，而民主、自由、人權甚至公民權利的思想得到了傳播並且在步步深入人心。這是五四影響的主流。全盤否定傳統的極端傾向是存在的，由此也產生了某些破壞性作用，但一些批評誇大了這一面。實際上，並沒有有力證據表明五四反傳統反掉了維繫社會正常關係和狀況的傳統成分，倒是有充分證據說明，五四一代知識分子連同第一代接觸了西學並質疑批評傳統的知識分子中，一大批優秀人物相當成功地把保持傳統與接納和傳布自由、民主、人權的現代價值觀結合了起來。在這種結合中，其實展現了中國傳統最有希望的前景。例如，五四之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一脈，許多人身上傳統積澱極其深厚，卻絲毫沒有妨礙他們對自由、民主的全身心接受，在他們身上，傳統士人的拳拳報國心轉化成為推動中國朝向一個符合現代文明標準的國家的精神力量。他們活躍在廣泛領域，一直致力於傳播自由、人權的理念，致力於推動憲政。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尤其在堪稱自由主義重鎮的教育、新聞、出版業等領域，由於他們的努力，成功地使教育獨立、學術自由、新聞言論出版自由等現代理念成為這些領域的基本共識，並確立起了相應的新傳統。以活躍在報業的自由知識分子為例，他們堅持新聞「有聞必錄」，堅持對政府及其官員的監督職能，為「文人議政、言論報國」傳統翻開了嶄新一頁。這個很有意義的現象說明，人權、自由、民主這些並非本土資源的價值觀不僅可以在中國立足，而且可以成為促使傳統更新的因素。

　　真正造成傳統斷裂的並非五四，而是1949年以後對傳統的舉措。鑒於種種舉措與五四時期反傳統有一系列重大而根本的區別，有充分理由認為非但不是五四精神的延伸，而且是對五四精神的反動。舉要如下。第一，從制度、法律、精神、文化，包括人的思想、情感、心理以及是非、善惡甚至美醜判斷標準等進行全方位顛覆。顛覆不僅全面、系統，而且數十年不間斷。更重要的是憑藉了政權強制力，不僅以不斷的政治運動來強化，還調動了包括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手段，這完全不是五四的文字批判可比的。第二，清末以來包括五四在內，反傳統的觀點和思潮從來沒有居獨尊地位。圍繞對傳統的態度，始終有多元的觀點和立場在激烈論戰。但1949年以後，只容許一種聲音存在，不同觀點和立場的論辯局面不復存在。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區別在於，顛覆是全方位的，卻是有選擇的。而選擇是逆向的——如果以五四伸張的「人的解放」和相應條件為坐標的話。凡是可能支持獨立精神和人格的，凡是可能有利民間自治的資源都遭到無情剷除，甚至連良心、信義、公正、同情、人性、母愛都成了批判、禁絕對象。而給以最徹底顛覆的，是從清末直到40年代末包括五四一代在內幾代人歷經艱苦摸索和挫折磨難而取得的成果以及這過程中形成的新傳統。徹底推翻了幾次制憲的成果，從理念、目標、任務到體制連根拔除了教育、新聞、出版業等領域形成的傳統。但「整體至上」的基本精神、扼殺個性、蔑視個體生命、不容異見的一元化思維模式、等級制、(變相但也變本加厲的)皇權崇拜，還有文字獄、株連法、告密制度等等，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就是說，徹底破壞掉的是傳統中維繫健康的共同生活條件的內容，是使不同文明之間彼此溝通的內容，更是有五四影響參與形成的自由主義這一脈新傳統;與此同時「暗度陳倉」，強化了傳統中與政治結構關係最密切的方面。這些方面恰恰是五四反傳統的重心。

　　由是，認真說來，講傳統斷裂其實太籠統。斷裂的是有助於維護共同生活條件的傳統，有助於人格養成的傳統，使人獲得安身立命基礎的內容。至於最無可救藥的專制政治傳統，從來就沒有斷裂，但五四曾給了它沉重一擊。

　　2005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