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莫礪鋒：論黃庭堅詩歌創作的三個階段

　　 一

　　 宋人評論黃庭堅詩時，曾注意到黃詩在不同時期的變化，例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二引《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矣。」這是認為黃詩到晚期才躍入高境。而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卻云：「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這是認為黃庭堅在中年時尚能與蘇軾並駕齊驅，而到晚年則相形見絀了。由於這些議論沒有以細緻具體的分析為立論基礎，不免流為模糊影響之談。上述二論貌若有理而立論正好相反，就說明其不可輕信。為了對黃詩有較深刻的認識，有必要對黃詩在各個階段的情形分別進行分析，從而認識詩人創作的發展歷程。

　　 黃庭堅一生的經歷有明確而可靠的記載，存世的1900首黃詩也大多有明確的編年，所以對黃詩作細緻的分期研究是完全可行的，比如我們可以根據詩人的仕歷把黃詩分成入仕之前、任葉縣尉時期、任北京學官時期、任太和縣令時期、任德平監鎮時期、館閣時期、謫居黔州、戎州時期、待命荊州鄂州時期、謫居宜州時期，然而這種貌似細緻的分期法並沒有多大意義，因為黃詩的實際發展過程並未呈現如此清晰的階段性，例如詩人在葉縣尉和北京國子監教授的任期內所作的詩，無論在內容還是在藝術上都沒有太大的區別。所以我們認為對黃詩的分期宜粗不宜細，比較粗略的分期法反而有助於認清黃詩的發展過程。本文擬把黃詩分為三期：

　　 一、自青年時期至元豐八年(1085)五月，也即詩人41歲之前。

　　 二、自元豐八年六、七月至元祐八年(1093)，即詩人41歲至49歲。

　　 三、自紹聖元年(1094)至崇寧四年(1105)，即詩人51歲至去世。

　　 下面對這三個時期的情形分別作些簡單的論述。

　　 黃庭堅自幼能詩，據傳他在7歲時就以《牧童詩》而聞名遠近。英宗治平三年(1066)，22歲的黃庭堅參加省試，詩題是《野無遺賢》，主考李詢對黃庭堅卷中「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鎖煙」二句拍案叫絕。但是今本黃集中保存下來的少作寥寥無幾，絕大多數詩都作於治平三年以後，所以黃詩的第一個時期事實上是以詩人22歲那年為起點的。黃庭堅於治平四年(1067)登進士第，以後歷任葉縣尉五年，北京國子監教授八年、太和縣令三年、德平鎮監鎮一年多，元豐八年(1085)四月被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於六、七月間入汴京，其時詩人年41歲。在這20年間，黃庭堅一直在地方上擔任低級的官員。黃不是一個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和強烈的政治主張的人，雖說他在任太和縣令時曾抵制新法的鹽政，任德平監鎮時又抵制推行市易法，但那僅僅是從實際出發、反對擾民過甚，並未有意識地介入新、舊黨爭。然而由於他與舊黨中的蘇軾等人關係密切，所以也被時人目為舊黨。在這個時期內，黃詩除了唱酬贈答、題詠山水等貫穿其一生創作的題材外，也很注重反映時事政治、民生疾苦。例如在葉縣所作的《流民嘆》、在太和所作的《上大蒙籠》、《金刀坑迎將家待追漿坑十餘戶山農不至因題其壁》以及作年不詳的《虎號南山》等，對當時農民的悲慘生活作了淋漓盡致的刻劃，對封建苛政進行了憤怒的譴責。即使當他任北京學官時，詩作也並未局限於學宮書齋，例如作於熙寧十年(1077)的《和謝公定征南謠》，對北宋對交趾的戰事帶給人民的苦難、大臣好大喜功輕啟邊釁及勞民傷財的罪惡乃至「王師」殘暴殺人的真面目都有深刻的揭露。無論是此類作品的數量還是反映現實的深度，黃詩都毫不遜色於王安石、蘇軾詩。只是黃庭堅官卑名低，故其詩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當然也應該看到，黃庭堅的人生態度比較消極，他的生活遭遇不如人意：少時家境貧寒，青年時兩次喪偶，所以頗有未老先衰之態，20多歲就長出了白髮，①而且常在詩中流露出辭官歸隱的念頭。

　　 元豐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哲宗繼位，太皇太后高氏執政，舊黨人物紛紛被召入京，黃庭堅也來到汴京，主持編寫《神宗實錄》。此時許多文人學士雲集汴京，除了蘇軾兄弟與黃庭堅的岳父孫覺外，還有後來與黃一起名列蘇門的張耒、秦觀、晁補之等人。元祐二年(1087)，布衣詩人陳師道也來到汴京。他們常常在一起聚會，賞書評畫，賦詩論文。這時黃庭堅的心情比較愉快，詩歌藝術也日趨細密。但這個時期的黃詩內容則不如早期詩那樣充實，最引人注目的是題詠書畫以及紙筆等文化用品和茶、扇等生活用品的詩大量出現，其中包括《題鄭防畫夾五首》、《老杜浣花溪圖引》、《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雙井茶送子瞻》等名篇。好景不常，熱鬧的唱和活動只持續了3年多。元祐四年(1089)三月，蘇軾出知杭州，黃庭堅「遂無詩伴」（《山谷內集》卷一一任淵注）。同時黃又患了頭眩症，他在《書贈王長源詩後》（《山谷題跋》卷六）中說：「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元祐六年(1091)六月，黃庭堅丁母喪，到元祐八年(1093)九月服除，居喪期間自然也無心作詩。因此在這8年中，黃庭堅每年作詩的數量很不平均。在今本黃集中，作於元豐八年六月至元祐四年的詩達400首，而作於元祐四年至元祐八年的詩卻不足20首。這裡面固然有患疾、居喪等客觀原因，但失去「詩伴」乃至詩興大減則是重要的主觀原因。在此期的四百多首黃詩中，唱酬之作達半數以上，說明世所喧傳的「元祐唱和」確實對黃庭堅的詩歌創作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次年改元紹聖，起用新黨的章惇、蔡卞等人，開始迫害舊黨中人。黃庭堅於紹聖元年(1094)遭遇了《神宗實錄》的史禍，被召至陳留接受勘問，並被貶為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詩人於紹聖二年四月到達黔州，到元符元年(1098)又被移至戎州，在這兩處貶所住了六年多。徽宗繼位之初，舊黨命運有了一線轉機，黃庭堅也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出峽東歸，但不久就受到新的打擊，於崇寧二年(1103)十一月受到「除名，羈管宜州」的嚴厲處分，次年夏到達宜州，崇寧四年(1105)九月逝世。在這段時期內，黃庭堅作詩較少，尤其是在初貶黔州的四年間，一共只有19首詩傳世，顯然是遭遇文字獄後驚魂未定的結果。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黃庭堅的書法藝術在此時有了突飛猛進，傳世的黃書作品以及《山谷題跋》中所記錄的書法作品十有八九作於此時，可見詩人在貶所不敢多作詩而借研討書法來消磨時光。晚期黃詩的內容以抒寫人生感慨為主要特點，對蘇軾、秦觀等友人的去世皆反覆詠嘆，表達了詩人心中深沉的滄桑之感。在藝術上，晚期黃詩朝著歸真返樸的方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為了下文分析的需要，我們把現存黃詩按創作時期和詩體製表如下：

*包括四言詩和五言排律22首。

　　 **包括五言排律1首。

　　 二

　　 黃詩自成一體，這是世所公認的。但是「黃庭堅體」（也稱「黃山谷體」或「黃魯直體」）究竟形成於何時呢？這個問題直接關係著對「黃庭堅體」內涵的界定，有必要深入探究。南宋魏了翁在《黃太史文集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中說：「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其志已犖犖不凡，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眾賢匯進，博文學德，大非前比。」言下之意，黃庭堅體的形成在元祐年間，也即本文所說的中期。這種觀點很是流行，但事實上是不準確的。

　　 最早提出「黃庭堅體」的是蘇軾。元祐二年(1087)，蘇軾作《送楊孟容》詩，據王注引趙次公言，「先生自謂效黃魯直體」。今本蘇詩中的「自注」不盡出於蘇軾本人之手，但此處則確鑿無疑，因為當時黃庭堅次韻和了此詩，題為《子瞻詩句妙一世，乃雲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效、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子瞻《送楊孟容》詩云：「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即此韻。如果蘇軾沒有「效黃魯直體」之言，黃庭堅是絕不能無中生有的。由此可見，「黃庭堅體」一定在元祐初之前就已形成了。②因為一個人的詩風自成一體不是朝夕之事，而從自成一體到被旁人認識且加以摹仿，其間也還需要一段時間。而黃庭堅入官汴京事在元豐八年(1085)六月，所以黃庭堅體的形成不可能在他入京以後，換句許話，黃庭堅的獨特詩風在早期就已形成了。

　　 讓我們從蘇軾的《送楊孟容》入手看看蘇軾心目中的黃庭堅體有哪些特徵，蘇詩云：

　　 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璃江。江山不違人，遍滿千家窗。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國，洪鐘噎微撞。我留侍玉座，弱步欹豐扛。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不肯入州府，故人余老龐。殷勤與問訊，愛惜霜眉龐。何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

　　 紀昀評此詩「以窄韻見長」（見《蘇軾詩集》卷二八），的確，此詩押平聲韻部中含字最少的「江」韻，而且絕不旁入他韻，分明有因難見巧的用意在內。此外，此詩句法生硬（如「寸心不自降」、「弱步欹豐扛」等），力避色澤豐華而以意取勝等，都不類蘇詩自身的風格而頗肖黃詩，可見這些就是蘇軾心目中「黃庭堅體」的特徵。黃庭堅的和詩對此莫逆於心，並踵事增華，更加強調了這些特徵，從而成為代表黃詩風格的名篇。我們認為蘇、黃對「黃庭堅體」的體認是很準確的，宋人對「黃庭堅體」雖有各種界定，其著名者如陳岩肖雲「清新奇峭，頗道前人未嘗道處，自為一家」（《庚溪詩話》卷下）；嚴羽雲「用工尤為深刻」（《滄浪詩話·詩辨》）；劉克莊雲「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江西詩派小序》），諸人對黃詩的褒貶態度和評論重點有所不同，但對黃詩風格特徵的把握卻與蘇、黃的認識相當接近。宋以後的論者也大多同意宋人的看法，不一一贅引。

　　 現在讓我們以黃庭堅早期的創作實際來說明其詩風形成的過程。

　　 從本文第一節的表格可以看出，七律在早期黃詩中所佔的比重分別是同一詩體在中期和晚期黃詩中所佔比重的3倍和2倍，可見黃庭堅在早期對七律的重視。黃庭堅30歲之前的七律情形比較複雜，首先是多刻意求奇之作，例如《清明》和《弈棋二首呈任公漸》之二中的「人乞祭余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和「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兩聯，在選事用典和造句對仗方面都別出心裁，奇特不凡，但也有刻意求奇而欠穩妥之病，金人王若虛嘲笑它們「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疏也」，「不愜甚矣」（《滹南詩話》卷三）語氣過於尖刻，但確實說中了黃詩不夠穩妥的缺點。求奇而未穩，正是少作的特徵。但是與此同時，黃庭堅的七律也呈現出成熟的趨勢，主要有三點：一是對仗有意擺脫妃青儷白而追求意遠，例如「舞陽去葉才百里，賤子與公俱少年。白髮齊生如有種，青山好去坐無錢」（《次韻裴仲謀同年》），上下句的意思相去甚遠，從而增強了詩歌內部的張力。二是語氣簡古生新，色澤淡雅，例如《沖雪宿新寨忽忽不樂》的中間兩聯：「山銜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里寒。小吏有時須束帶，故人頗問不休官」，雖然也是一聯寫景、一聯抒情的常見格局，然而景聯以清淡之筆寫蕭瑟之景，情聯更是質樸簡古，且止於述事，都給人以生新之感。三是詩意單行直下一氣流轉，例如《郭明甫作西齋於潁尾請予賦詩二首》之一：「食貧自以官為業，聞說西齋意凜然。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種木長風煙。未嘗終日不思潁，想見先生多好賢。安得雍容一杯酒，女郎台下水如天。」雖然四聯有四，在如行雲流水，流轉自如，即使在中間兩聯也未因對仗而受到拘滯，頗有運古入律之意。由於有了這些性質，黃庭堅的七律不但與唐詩相去甚遠，而且與王安石、蘇軾也不同，表現出獨特的藝術追求。

　　 30歲以後，黃庭堅除了繼續上述藝術追求之外，又進而講求七律聲調的拗峭以避熟求生。《王直方詩話》記載說：「山谷謂洪龜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等篇？』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及『黃流不解涴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以為絕類工部。山谷云：『得之矣。』」洪朋所舉兩聯分別見於《題落星寺四首》之一和《汴岸置酒贈黃十七》，都作於36歲時，可見其時黃庭堅對拗體律詩的傾心。正如洪朋所云，黃庭堅寫拗律是受了杜甫的啟發，但杜甫的159首七律中只有19首拗體，可謂偶一為之，而黃庭堅一生中卻寫了153首拗體七律，占其七律總數的一半。而且黃詩的拗峭程度也大大超過了杜詩，從而形成了勁挺奇特的聲調特徵，例如《題落星寺四首》之三：「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宴寢清香與世隔，畫圖妙絕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戶牖，處處煮茶藤一枝。」文字之清奇簡古與聲調之拗峭剛健相得益彰，成為體現黃詩生新瘦硬風格的代表作。

早期黃詩臻於成熟的另一個標誌是意脈的表面斷裂與內在連貫相結合的結構特點已經形成。清人方東樹指出：「山谷之妙，起無端，接無端，大筆如椽，轉折如龍虎，掃棄一切，獨提精要之語。每每承接處中亘萬里，不相聯屬，非尋常意計所及。」（《昭昧詹言》卷一二）方氏此語是專指黃詩七古，但事實上黃詩各體都有類似的結構特點，不過在七古及五古中體現得更為突出。早期黃詩中共有132首七古，占其時作品總數的13%，這個比例略低於中期而大大高於晚期。然而就藝術造詣而言，黃庭堅的七古是到中、晚期才臻於高境的。早期七古中較好的作品有《還家呈伯氏》（作於27歲）、《戲贈彥深》（作於34歲）、《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作於36歲）等，雖然字句奇崛，但章法都較平直，即方東樹評最後一首所云，「亦是順敘」（《昭昧詹言》卷一二），還沒有達到伸展自如、變化莫測的老成境界。五古則不然，如作於36歲的《次韻叔父夷仲送夏君玉赴零陵主簿》、《次韻伯氏長蘆寺下》、《大雷口阻風》等，都已具有章法奇崛而又嚴整的特點，茲舉一首作於39歲的《過家》：

　　 絡緯聲轉急，田車寒不運。兒時手種柳，上與雲雨近。舍旁舊佣保，少換老欲盡。宰木郁蒼蒼，田園變畦畛。招延屈父黨，勞問走婚親。歸來翻作客，顧影良自哂。一生萍托水，萬事雪侵鬢。夜闌風隕霜，干葉落成陣。燈花何故喜？大是報書信。親年當喜懼，兒齒欲毀齔。系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

　　 開始二句突然推出一幅蕭瑟的鄉村冬景，三四句寫景物之改換，五六句寫人事之變遷，七八句複寫景物之改換，似乎歷亂無序，連一貫讚賞黃詩章法的方東樹也說：「起處亦大無序矣。」（《昭昧詹言》卷一○）其實仔細體味，不難發現其章法之妙。這是一個離別家鄉20餘年的遊子重返故鄉時的所見所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外的景色，然後認出了昔年手植的樹木，再後發現鄰舍的變化，最後上冢時發現田間的小路都非復舊貌了。這幾句既寫出了詩人迷惘複雜的心情，也把匆忙回鄉、上墳的次序交代得一清二楚，哪裡是真的「無序」？九、十句寫親戚的殷勤招待，十一至十四句抒懷，十五、十六句寫夜深人靜之景象，用以反襯白天之忙亂。雖然詩意不斷地轉折，但脈絡卻極其清晰。最後六句有異解：程千帆師認為這是「寫返家之前」，「在總體結構上，後來的情事卻反而放在前面」。（見《古詩今選》516頁）陳永正先生認為這是寫詩人對沒有一同返回故鄉的家人的思念（見《黃庭堅詩選》89頁）。我覺得這是說詩人返鄉後又獨自匆匆離去，在離家「三百里」處泊舟時思念留在故鄉的老母幼兒。因為黃庭堅元豐三年(1080)自汴京赴太和縣令任時作《曉放汴舟》詩云：「又持三十口，去作江南夢。」可是他於元豐七年(1084)到德平鎮後作《留王郎世弼》詩卻說：「河外吹沙塵，江南水無津。骨肉常萬里，寄聲何由頻。我隨簡書來，顧影將一身。」任淵注又引其與德州太守書云：「客宦不能以家來，官舍蕭然如寄。」可見詩人赴太和縣時是帶著一家老小的，但他赴德平鎮時則未帶家人同行，而是讓他們留在江南故鄉了。從匆匆還鄉寫到匆匆離鄉，各層意思之間跳躍變化，但內在的章法則嚴謹有序。此詩題作《過家》而不是《歸家》，真是名副其實。除了語言生新之外，此詩草蛇灰線、似斷實連的章法正體現了黃詩的特徵。類似的結構特點在其他詩體的早期作品中也有體現，例如作於40歲的五律《次韻劉景文登鄴王台見思五首》、作於41歲的七律《寄黃幾復》等，限於篇幅，不一一細述。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黃庭堅入官汴京之前，獨具一格的黃庭堅體已經形成了。

　　 三

　　 蘇、黃之間的唱和並不始於元祐年間，早在元豐元年(1078)，34歲的黃庭堅就寫了兩首古風投寄給蘇軾，以表仰慕之意。蘇軾隨即復書和詩，對黃極表推獎。從那時開始，蘇、黃之間有了唱和活動。從黃詩《次韻子瞻春菜》、③《見子瞻粲字韻詩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輒次韻寄彭門三首》和蘇詩《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粲字韻詩四首今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和答之》等可以知道，他們的唱和注重在押險韻等方面爭奇鬥巧。可是由於兩人不在一地，又經常改變官所（蘇軾在元豐二年遭遇「烏台詩案」），所以還未能頻繁地唱和。到了元祐年間，蘇、黃以及與他們關係密切的一大群詩人云集汴京，大量唱和的時機就成熟了。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中提出了「元祐體」的名稱，且注云：「蘇、黃、陳諸公。」我們知道蘇、黃、陳（師道）三人的詩風各具特色，而且蘇、黃兩人的詩早在元祐之前已自成一體，所以「元祐體」只是一個含義很寬泛的概念，其時間界限也不能限於短短八年的元祐時期。但無論如何，元祐年間詩壇的繁榮景象確是重要的文學史實，蘇、黃等人的唱和尤其值得注意。那麼，元祐年間的唱和活動對黃詩有哪些影響呢？有一種意見認為元祐唱和促成了黃庭堅體的形成，例如王若虛云：「魯直欲為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滹南詩話》卷二）王氏所指當然不限於元祐時期，但肯定包括這個時期，因為蘇、黃在詩藝上爭相馳騁主要是在元祐年間。但是如上文所述，黃詩的特徵在元祐之前已經形成，所以元祐唱和不是黃庭堅體形成的必要背景。黃詩在元祐年間的實際情形說明黃庭堅在此時雖在「旁出樣度」方面仍有所發展，但更重要的變化則是向著細密工穩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

　　 由於次韻是元祐詩人唱和時最常用的方式，所以當他們切磋詩藝并力爭上游時，首先便在押韻方面傾注心力，黃庭堅與蘇軾更是爭勝於毫釐之間。例如蘇軾《送楊孟容》中「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以「降」字為韻腳，甚為奇特。黃庭堅次韻曰：「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元人孫瑞曰：「山谷作詩，有押韻險處，妙不可言」，「只此一『降』字，他人如何押到此？奇健之氣，拂拂意表。」（見劉壎《隱居通議》卷八）又如蘇軾《送顧子敦奉使河朔》（作於元祐二年）有句云：「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劍履。」黃庭堅《次韻子瞻送顧子敦河北都運》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蘇詩用《晉書·王導傳》中「劍履上殿」之語，黃詩則用《左傳·僖公四年》中管仲之言：「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顯然，黃詩的用法比蘇詩更為奇特。所以宋人傳說：「東坡見山谷此句，頗忌之，以其用事精當，能押險韻故也。」（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九）蘇軾「忌之」云云，恐出於傅會，但說黃詩「能押險韻」則是確實的。押險韻而能穩妥精當，正是這兩首黃詩的過人之處。由於黃庭堅能穩妥地押險韻，當他遇上較常用的韻腳時，就遊刃有餘，層出不窮了。例如作於元祐二年的《雙井茶送子瞻》、《和答子瞻》等八首詩，皆押「書、珠、如、湖」四字，《博士王揚休碾密雲龍同事十三人飲之戲作》等五首先同押「豐、翁、空、同、風、籠」六韻，再同轉押「椀、本」二韻，都能做到變化無窮甚至後出轉精，前一組中的第七首《戲呈孔毅父》，後一組中的第四首《戲答陳元輿》，都是字妥句穩的佳作，好象絕未受到多次次韻的束縛。

　　 蘇、黃等人都是讀破萬卷的學者，當他們在館閣中作詩唱和時，豐富的腹笥自然會使他們技癢難忍而較多地運用成語典故入詩，所以元祐詩壇最典型地體現了宋詩「以學問為詩」的特色。黃庭堅的五律名篇《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便作於元祐元年，任淵注此詩已引古書達18種之多，楊萬里《誠齋詩話》中又補充了一種《論語》，用典密度之大，無以復加。然而紀昀評曰：「點化甚妙，筆有化工，可為詠物用事之法。」（《瀛奎律髓匯評》卷二七）再如《戲呈孔毅父》中「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二句用了韓愈《毛穎傳》、《後漢書·班超傳》、魯褒《錢神論》、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等四個典故，可謂無一語無來歷，但句意靈活自如，形容自己的境況也很貼切、生動。南宋許凱說：「凡作詩，若正爾填實，謂之點鬼簿，亦謂之堆垛死屍。能如《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加書。』又如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明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許彥周詩話》）從紀、許二人的評價可以看出，黃詩用典的妙處在於密度大而又能精當、穩妥、細密，而這一點在元祐期間表現得最為突出。

　　 上文說過，早期黃詩在結構上具有意脈似斷實連如草蛇灰線的特點，這個特點在元祐年間又有所發展，尤其是七古的章法之細密在此時已臻極高的境界。例如作於元祐元年的《送范德孺知慶州》，全詩18句，平均分成三節，分詠范德孺之父、兄及其本人，又以長於治國用兵這個中心題旨貫穿全詩。尤其精妙的是，此詩前八句押平聲庾韻，後八句押平聲魚（虞）韻，中間二句則押仄聲語（虞）韻，不但前後對稱，而且在中間一節之內轉韻，韻轉而意不轉，所以既跳動變化又貫若連珠。清人翁方綱贊曰：「三段井然，而換韻之法，前偏後伍，伍承彌縫，節奏章法，天然合筍，非經營可到。」（《七言詩歌行鈔》卷一○）其實此詩並非沒有「經營」，而是匠心細密，故不見斧鑿之痕。又如作於元祐二年的《次韻子瞻題郭熙畫秋山》，詩意曲折而有序，意脈似斷而復連，轉韻與轉意也互不同步，方東樹評曰：「曲折馳驟，有江海之觀，神龍萬里之勢。」（《昭昧詹言》卷一二）此外，如《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次韻子瞻武昌西山》、《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干馬因論伯時畫天馬》等作於此期的七古也都具有相似的結構特點。

　　 上面的論析說明，元祐時期黃詩的最大特點是在繼續追求新奇的基礎上進而追求詩藝的細密工穩，這與元祐唱和的背景有很大的關係，因為黃庭堅與詩友切磋詩藝時即主要措意於此。至於在風格方面，蘇、黃等人在元祐年間都有模信別人的情形。由於黃詩的風格個性最為鮮明，所以蘇軾有不少模仿黃詩的作品，除《送楊孟容》外，還有《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次韻黃魯直赤目》、《和黃魯直效進士作二首》等。黃庭堅沒有明顯模仿蘇詩風格的詩，但此時黃詩的句法、章法都比早期詩更為流暢自如，顯然是接受了蘇詩的影響。兩位大詩人在數年間相聚一處，互相唱和或同題共作，交流心得，切磋詩藝，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年輩和才力都稍低的黃庭堅從中得到很大的益處，這是不言而喻的。

　　 四

　　 紹聖元年(1094)，蘇、黃一起受到嚴酷的政治打擊，從此走上充滿艱辛困苦的最後一段人生旅程，同時也開始了璀燦絢爛的晚期詩歌創作。

　　 說到蘇軾的晚期詩歌，世人無不交口讚譽。但是說到黃庭堅的晚期詩歌，人們的態度便是褒貶不一，甚至貶多於褒了。朱弁說蘇軾「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為不幸，乃魯直之在不幸矣。」（《風月堂詩話》卷上）這種觀點廣為流傳。我們認為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看法。事實上，蘇、黃晚年的生活遭遇是極為相似的。紹聖元年四月蘇軾被加上起草制誥「譏刺先朝」的罪名貶至惠州，同年十二月黃庭堅也以修《神宗實錄》「誣毀先帝」的罪名被貶至黔州。紹聖四年(1097)蘇軾再貶儋州，次年黃庭堅也被移至戎州。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今四川宜賓）雖然不象儋州遠在海南，但在當時也是蠻荒僻遠之地。當黃庭堅前往貶所時，經過了三峽天險和名為「蛇倒退」、「猢猻愁」的險峻山路，九死一生。「投荒萬死鬢毛斑」（《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之一），便是他日後痛定思痛的感嘆。元符三年(1100)，局勢稍有好轉，蘇、黃俱得內遷。當蘇軾在次年七月在常州去世以後，黃庭堅又經受了更大的政治風浪（崇寧二年詔毀蘇、黃等人文集，立「元祐奸黨碑」等），且被貶往更加荒遠的宜州（今廣西宜山），最後卒於貶所。所以黃庭堅晚年雖未「過海」，但他經受的磨難並不少於蘇軾。

　　 在詩歌創作上，朱弁的說法也是不確切的。誠然，黃庭堅晚年在詩歌創作上一度處於低潮，尤其是貶謫生涯的頭四年間，作詩很少，不像蘇軾在惠州那樣詩興不減。這裡有多方面的原因：黃庭堅在政治上不如蘇軾那樣堅定，在人生觀上也不如蘇軾那樣曠達；而且蘇軾早已經過「烏台詩案」的磨鍊，有了「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心理準備，而黃庭堅卻是初次受到如此的迫害，不免驚魂未定。但是元符三年黃庭堅出峽東歸以後，詩歌創作隨即恢復常態。在生命的最後六年中，黃庭堅作詩335首，年平均產量不減元祐年間。更重要的是，晚期黃詩在藝術上也實現了新的突破。

　　 人們初讀黃集時往往會產生如下疑惑：黃詩的風格特徵是新生瘦硬，廉悍奇峭，但黃在理論上卻常常表現出相異的傾向，他說：「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安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與王觀復書》之一，《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一九）又說：「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與王觀復書》之二，同上）雖說作家的創作傾向與理論觀點不盡一致是常見的現象，但象黃庭堅身上這種南轅北轍的矛盾現象不免使人難以索解。其實，只要我們把黃庭堅的創作與理論按不同的年代予以考察，上述疑惑就渙然冰釋了。正如本文第二節所說，黃庭堅體的形成是在早期，為世人矚目的黃詩特徵在早期表現得最為鮮明。而黃庭堅主張詩歌要「自然」、「平淡」的觀點卻出於晚年。即以上引二書而論，它們都作於元符年間貶居戎州時。④而晚期黃詩也確已歸真返樸，向著「自然」、「平淡」的方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們先從比喻和模仿古人這兩個角度考察一下這種變化。

　　 黃庭堅早年作詩，在形象之奇特、語言之生新上狠下功夫，尤其喜用別出心裁的比喻。這種求新精神在晚期黃詩中也有體現，但已達到爐火純青、形跡盡泯的境界。例如作於元豐六年(1083)的《王主簿家酴》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作於元符二年(1098)的《寄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採薇瘦。」前者以美男子喻花，後者則以志士仁人喻竹，兩者都是用典故作比喻，且都是以人喻物而不象通常那樣以物喻人，手法極為生新。但前者有「不求當而求新」之病（王若虛語，見《滹南詩話》卷三），而後者卻妥帖平穩，可謂「理安而辭順」。

　　 黃庭堅重視「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的手法，在借鑒前人的藝術經驗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他在早期主要是模仿前人的辭意，例如作於元豐二年(1079)的《和陳君儀讀太真外傳五首》之二：「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總傷心。」曾季狸《艇齋詩話》中指出此詩「全用樂天詩意」，因為白居易《和思歸樂》（《全唐詩》卷四二五）有句云：「峽猿亦無意，隴水復何情？為到愁人耳，皆為斷腸聲。」又如作於元豐七年(1084)的《寄家》：「近別幾日客愁生，固知遠別難為情。夢回官燭不盈把，猶聽嬌兒索乳聲。」史容注引韓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全唐詩》卷三三七）中「嬌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前，耳若聞啼聲。」雖然也有推陳出新之處，但畢竟模仿之跡未泯。晚期黃詩則改從構思方式上借鑒前人，宋人陳長方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雲『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步里客談》卷下）又洪邁云：「杜子美《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棋，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歿也。黃魯直《荊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客齋續筆》卷二）他們提到的黃詩分別是《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為之作詠》和《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之八，都作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顯然，這種借鑒古人之「體」的手法更好地體現了學古而能變化的精神，所以沒有損害詩歌的自然。

　　 晚期黃體最突出的新氣象是出現了平淡質樸的風格。早期黃詩中並不是完全沒有語言平易的作品，例如作於元豐五年(1082)的《登快閣》，但此詩以豪縱之筆寫兀傲之情，仍給人以健拔之感，難稱平淡。只有到了晚期，黃詩才進入了平淡質樸的全新境界，⑤部分佳作已達到他所追求的「不煩繩削而自合」的水準。例如《和高仲本喜相見》、《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等七律，語言質樸平易，對仗疏宕而有古意，已達到以剝落浮華的境地。再如《書摩崖碑後》這首七古，以平直嚴謹的章法表達出曲折開合的意緒和跳蕩起伏的氣勢，以古樸平易的語言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敘事和縱橫恣肆的議論，可謂深入淺出，爐火純青。為免詞冗，且看一首短小的五古：

　　 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跋子瞻和陶詩》）

　　 此詩不但沒有一句景語，而且沒有一句情語。全詩用極其質樸的文字、極其平直的句法直敘其事，然而字裡行間卻包蘊著深刻的思考和深沉的情感。第二句直揭「時宰」的險惡用心，既點明那是路人皆知的陰謀，也暗示了對此輩小人的蔑視，語雖直截而意甚深刻。唯其如此，表面上質木無文的三、四句使蘇軾在惠州的行事及其高超的人品凸現紙上，因為在如此的環境中尚能「飽吃飯」且「細和詩」，需要何等的胸襟！後四句從正面立論讚頌蘇軾，措辭嚴正，意味深長。這樣的詩不但詞淺意深，以簡馭繁，而且完全打破了以情景交融取勝的傳統詩法，真正達到了「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老成境界。

　　 由此可見，黃庭堅晚年的詩歌創作與其詩論其實是桴鼓相應的，這與蘇軾晚年的美學追求也是朝著同一方向的。由於早期黃詩生新奇峭的獨特風格在人們心目中先入為主，所以晚期黃詩的風格轉復往往被忽視了，有的論者甚至完全無視晚期黃詩的存在而一味指責黃庭堅求奇過甚。事實上黃庭堅在晚年的創作實踐中已經以質樸平淡的風格追求消減了早期的缺點，從而達到了精光內斂的老成境界，這是我們評價黃詩時必須注意的。

　　 注釋：

　　 ①黃於熙寧二年(1069)作《次韻裴仲謀同年》，有「白髮齊生如有種」之句，次年作《河舟晚飲呈陳說道》，有「由來白髮生無種」之句，當為實錄。

　　 ②蘇軾《送楊孟容》詩，王文誥繫於元祐二年，而任淵卻系黃庭堅和詩於元祐元年，二者孰誤，待考。但無論如何，這兩首詩不遲於元祐二年，則無疑義。

　　 ③《次韻子瞻春菜》在《山谷外集》中繫於熙寧十年(1077），史容注云：「蓋未通問時，先和此詩也。」但蘇軾的原唱《春菜》作於元豐元年（從王文誥注），疑史注有誤。

　　 ④王觀復即王蕃，當時在閬中作官，常向在戎州的黃庭堅投書問學。參看《山谷內集》卷一四《和王觀復洪駒父謁陳無己長句》等詩及任注。

　　 ⑤晚期黃詩中有《次韻雨絲雲鶴二首》（作於元符二年），語言華美，精雕細琢，是為特例。據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七，此乃「山谷在戎州，代史夫人炎玉作。山谷外兄張祺子履之妻，張祉介卿之嫂也。」所以此詩不宜作為分析晚期黃詩風格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