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史

　　1、春秋時期： 中國人「品格清澈」

　　仔細翻閱中國歷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程如同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先說春秋戰國時期的尚武精神。那時的中國人個個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今天江浙上海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但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已在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再來看看俠義精神。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

　　說過了「俠」，再來看看「儒」。後來被統治階級作為統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誕生之際其實並不像後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有著剛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凌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

　　秦漢以下，雖然在世俗層面，士人們遵守權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已被馴化得「百鍊鋼成繞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

　　2、秦始皇：「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

　　就皇權時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稱得上偉大——生機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個民族只剩下軀殼，沒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腐爛的氣味，從上到下，人們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見底；漢唐是中游，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游，已乾涸萎縮、奄奄一息了。

　　為什麼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代以後的中國人差別這麼大？變化是什麼時候開始、如何造成的？其實，最早的改變要從秦朝說起。在當時的七國，秦國處於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靠游牧和狩獵為生，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歷過充分中原化過程，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濃烈的蠻夷氣質。草原文化中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後來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迅速統一思想，提出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

　　夏商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制。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已經形成，但商鞅的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中原文化經過長期發展，此時已經變得比較柔軟，比較有寬容度，崇尚優雅和尊嚴。但是秦國不同。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西北少數民族的生產關係比較簡單、原始、純樸，所以他們直接以追求生存、積累財富為目的，很少加以掩飾。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強權。

　　商鞅從軍爵制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制度，收回特權，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採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秦國這樣的發展模式，當時的其他國家稱之為「虎狼之國」。但打來打去，最後野蠻戰勝了文明，秦國擊敗六國，統一了天下。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凌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只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了選擇的機會，也沒有逃亡的自由，只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秦始皇確立了君憲制度，給專制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後面的歷朝歷代，繼續在專制的基礎上添磚加瓦。

　　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是秦始皇。

　　3、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會驚覺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個180度的大彎。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詩熱烈，宋詩沉思。到底發生了什麼，使得兩代面貌迥然不同？這一切，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深深恐懼。

　　也難怪，從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先是生靈塗炭的安史之亂，然後是動蕩不安的藩鎮割據，後來又是亂成一團的五代十國。以兵變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江山的趙匡胤不想再繼續這無望的惡性循環，結束它的辦法只有一個：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讓人們不再憑槍杆子，而是憑筆杆子進行競爭。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開國不久，趙匡胤就「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接著，他又在制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從方方面面限制武將的權力，降低武官的地位。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範，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設「三司」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雖然代價是形成難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趙匡胤終於排除了一切使貴族階層死灰復燃的可能，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達到「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的乾綱獨斷境界。有宋一代，繼秦朝之後，實現了專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的身家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社會發展也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對安定，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

　　4、元、明、清：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打擊

　　如果說宋朝只是使國民普遍在氣質上變得更文弱，那麼元朝則徹底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樑，對國民性的改變是摧毀性的。中國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應該說是從元朝開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較殘暴，靠暴力統治。元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層文化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下層文化或者說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雖然後來忽必烈決定以漢法治漢人，但對漢人的禮法傳統，始終不予重視。

　　由於華夷之辨獨盛，蒙古人在中國所遇的抵抗是他們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最為頑強的。事實上，南宋軍隊雖軟弱，但是也湧現了眾多鐵骨錚錚的人物：襄陽之圍，宋人堅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戰，數千守軍戰鬥至死，只餘六人，殺敵多人後才壯烈殉國。元兵圍揚州，守將李庭芝誓死堅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親自勸降也拒不接受。他們殺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書於城上。「城中糧盡，有自食其子以堅持者……」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數十年的抗元戰爭，最可怕的後果是消耗掉了漢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大面積地被消滅。有人說，在文天祥賦詩而死、陸秀夫負幼主蹈海而亡後，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體已經滅亡，「崖山之後，已無中華」。這一方面是指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也指中國的脊樑已被打斷，中華精神已經滅絕。

　　及至明朝，國民性又開始染上了「流氓氣」。其根源在於明朝的開創者朱元璋。他從社會底層起家，發明了政治流氓統治術，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一政治統治方式雖令人不齒，然而在社會中迅速蔓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復，然而他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制，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干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他認為凡是威脅到朱家統治的，皆有目的地進行清除和屠殺，往往是滿門抄斬。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關以前，經常跑到關內燒殺搶掠。清兵向努爾哈赤彙報時，是把人、馬、牛、驢混到一起的，因為滿族人是從奴隸社會直接發展過來的，所以滿族大臣喜歡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這樣一個落後的社會體系，靠暴力統治中國，殺光了有血性的男兒，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