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特區起步時

05-30

經濟特區起步時

丁東

創辦經濟特區已經被公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一環。這一步是怎樣邁出的？在創意和決策過程中有誰起過什麼作用？這都是值得探尋的問題。最近，我讀到楊繼繩先生的《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述評集》一書，感到吳南生的相關敘述，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歷史的原貌。

現年94歲的吳南生，當時是廣東省委書記兼省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併兼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在創辦特區的過程中，是最重要的歷史當事人之一，也是十八大以後習近平在深圳會見的四個老同志之一。吳南生在2007年10月18、19兩日接受楊繼繩和肖冬連的採訪，詳述了他親歷的經濟特區決策過程。

吳南生說，創辦特區的建議，最早是新加坡商人羅新權提出來的。羅新權是廣東省人大副主任羅明的同村侄子，原來是計程車司機，後來做生意發財了。文革期間中國開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石油勘探船，美國不讓賣給中國，羅新權幫忙從新加坡轉道買了專利。1979年初，吳南生請庄世平等香港老朋友到汕頭會面，為大陸擺脫經濟困境出主意。吳問「有什麼最快的辦法」？羅新權說：「你敢不敢搞自由港？這樣是最快的。你看香港、新加坡、台灣能夠那麼快的發展起來，也是靠這個，台灣叫做『出口加工區』，香港叫自由港。」於是，吳南生在1979年2月21日給廣東省委寫了一封信，說汕頭利用外資和擴大對外貿易潛力很大，應當下放一些權力，讓他們放手大幹。他回到廣州以後，又和卓炯等經濟學家一起討論了辦經濟特區的想法。

這時，習仲勛到吳南生家，聽他談了這些想法。習仲勛說：「我贊成，明天開會你說吧。」第二天，吳南生在省委會上說：「希望搞一個點，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頭作為試點吧，因為汕頭有兩個條件，一是汕頭對外貿易比較多，二是汕頭華僑比較多。」習仲勛說，「要搞都搞，全省都搞。」吳南生說，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後商量，在汕頭、深圳、珠海三個地方搞。習仲勛說：「寫個報告給中央，4月初中央開會，我帶去，當面給中央提出來。」吳南生問，「那是國務院召開的經濟會議，你參加幹嘛？」習仲勛說：「我還沒有做結論呢。」習仲勛原來是國務院副總理，1962年因小說《劉志丹》案挨整下台，1978年才恢復工作，出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這只是落實政策的第一步，尚未官復原職。他要趁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機會，爭取為「利用小說反黨」的冤案做結論。

1979年4月5日到28日舉行了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4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聽取各組召集人彙報時插話，表示支持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說「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這樣搞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我們賺的錢不會裝到華國鋒同志和我們這些人的口袋裡。」吳南生說，這個會不是鄧小平而是華國鋒主持的，是華國鋒最後同意、贊成了廣東的建議。習仲勛回來傳達，都是講的華主席。講鄧小平只是講過一句話，說：「小平說要殺出一條血路來，我看他對改革開放也是很積極的。」

《鄧小平年譜》上說：1979年4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對習仲勛、楊尚昆提出的在鄰近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以及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的意見，表示贊同，並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這種說法相當流行。編電視劇也以此為根據。但年譜里把這段話的時間籠統地說成是1979年4月，沒有具體說是哪一天。其實，鄧小平除了17日參加政治局集體聽彙報時插話，是否在4月份還另外聽取過習仲勛、楊尚昆關於辦特區的彙報？值得研究。吳南生說，有些材料說是習仲勛向鄧小平彙報，沒有那回事。谷牧給小平說：「廣東有這樣的思想，先走一步，劃一個地方出來，搞改革開放，然後全面推開。」小平很贊成。谷牧說：「但是名字定不下來。」鄧小平說：「那就叫特區吧！」《谷牧回憶錄》是這樣說的：「1979年4月下旬，中央召開專門討論經濟建議的工作會議。廣東省委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較多的自主權和機動餘地，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及屬於重要僑鄉的汕頭舉辦出口加工區，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對這個設想表示贊同。為此，黨中央、國務院責成我幫助廣東、福建兩省省委、省政府進行研究論證，提出具體實施方案，提請中央討論決定。」谷牧於當年5月11日到6月5日率工作組前往廣東、福建調查，和包括吳南生在內的兩省領導幹部討論，形成了實施的思路。他說：「回京後，我除向黨中央、國務院寫了書面報告外，還面報了幾位中央領導同志。我向小平同志彙報時，談到準備划出辦區的四塊地方，應當如何命名等。我說，國外有的叫「出口加工區」，有的叫「自由貿易區」，有的叫「投資促進區」等等，我們究竟叫什麼合適？小平同志很贊成辦這類區，並且明確地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

谷牧和吳南生都是歷史當事人。他們的回憶互相補充，互相印證，更為可信。把鄧小平1979年6月對谷牧說的話，變成4月對習仲勛、楊尚昆說的話，並不靠譜。

1980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先後誕生。吳南生作為深圳市第一把手，成為特區建設的一線指揮。特區創辦之始，最大的困難並不是資金的缺乏，也不是工作條件的艱苦，而是政治上的非議。1982年前後，東南沿海出現走私潮，有人認為經濟特區就是走私的通道。為了嚴厲打擊走私，中央把廣東、福建兩省領導班子召到北京開會，圍繞特區的進退存廢，當地領導人遇到了空前的壓力。而擺脫壓力的最好辦法，莫過於尋求最高權力的支持。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到了深圳。市委書記梁湘請他做指示。他說：「我現在不說，等回到北京再說。」市委一班人很緊張。鄧小平29日到珠海，題寫「珠海經濟特區好」，並於當晚到廣州。消息傳到深圳，市委領導人更加焦慮，珠海經濟特區好，是不是深圳特區不好？於是趕快派深圳接待辦主任張榮想辦法。張榮到廣州找了楊尚昆、王震，又請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幫忙。2月1日，在廣州珠島賓館鄧小平的住處，把紙鋪好了，墨也準備好了。鄧小平散步回來，鄧榕說，人家是專門趕來的，要請你來題個字，給他們寫一個吧。吳南生原來準備的草稿是：「實踐證明中央關於辦特區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鄧小平稍微改了一下，寫了「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將落款寫為離開深圳的一月二十六日。有了這個題字，總算拿到了「尚方寶劍」。吳南生感慨：「這算是一次成功的公關。」

吳南生認為，說中國的開放改革是哪一個人發明的，哪一個人先提出來的，我不贊成這樣說法，應該說，是黨內、社會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他的見地頗有道理。歷史的進步，應當是合力推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