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侯施琅
靖海侯施琅
一、人物簡介
琅，原名施郎，字尊侯，號琢公，明末清初泉州府晉江縣衙口人。
泉州郡城有施琅故居，即今釋雅山公園。清?道光《晉江縣誌?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宅?國朝宅》：「靖海侯施琅宅：在妙華鋪。」
墓在惠安縣黃塘虎窟口。清?道光《晉江縣誌?卷68?冢墓誌》：「靖海侯施琅墓：在四十一都天花山。」
《潯海施氏族譜》、《晉江縣誌》、《泉州府志》、《福建通志》、《清史稿》等均有施琅的記載。
施琅出生於農民家庭。「有識度，膂力絕人」，因家貧，幼時棄文習武，一邊幫助父親務農以補家計，一邊從師「習距陣擊刺諸技，於兵法無不兼精，遂智勇為萬人敵」。史書上說他精習兵法，但為人偏狹。
二、人物生平綜述
1、抗清
崇禎十年（1637年），十七歲的施琅便加入鄭芝龍的軍伍，任千夫長。（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鄭芝龍》）
《清史稿?列傳47?施琅》曰：「（施琅）初為明?總兵鄭芝龍部下左衝鋒。」
後剿捕泉州山賊有功，明廷特授游擊將軍，曾隨黃道周出關抗清。
2、從芝龍降清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曰：「順治三年（1646年），師定福建（福建的南明王朝被清軍打垮，鄭芝龍降清），琅從芝龍降。從征廣東，戡定順德、東莞、三水、新寧諸縣。」
順治三年（1646年），鄭芝龍降清。博洛回京之前，利用鄭芝龍的聲望招降其舊部，奉芝龍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濟伯鄭芝豹和部下總兵十員，兵將十一萬三千（《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四）。
鄭芝龍被博洛挾持北上後，施琅與五百名隨行者一起被留下來，強制分配到各軍營（施偉青《施琅年譜考略》）。
當李成棟由吳淞總兵奉調由浙江、福建入廣東時，清方不僅利用了鄭芝龍「平國公」的牌劄招撫了白沙、甲子等廣東東部沿海地帶，而且原屬鄭芝龍部下的總兵施郎（施琅）、梁立、黃廷、成升、洪習山還由武毅伯施福帶領率兵馬五千名跟隨佟養甲、李成棟進軍廣東，在撲滅順德縣「海寇」和鎮壓東莞、增城地區的張家玉抗清義師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清世祖實錄?卷34》）。
直到順治五年（永曆二年，1648年）三月，在李成棟指揮下一直攻入廣西東部。魯可藻《嶺表紀年》載：「□（虜）鎮撫施福、耿獻忠大小船數百號上梧州。」
3、投入鄭成功部下
由於提督總兵官李成棟對南方兵將存在歧視心理，李成棟系統的將領同隨成棟入粵的福建將領之間存在很深的隔閡。他們對鄭芝龍的舊部施福、施郎、洪習山、黃廷等人，既利用他們衝鋒陷陣，又在給清廷的奏疏里把他們貶得一錢不值。如順治四年（1647年）五月二十五日李成棟奏疏中說，從福建帶來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無資戰守」（《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甚至伺機剪滅和解散。
施福、施郎、黃廷、洪習山等人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忍氣吞聲，大有懷才不遇、有功不賞之感。施福曾給清廷上疏奏報「剿撫粵寇之績」，自稱「總督廣東陸師原武毅伯施福」，兵部「查施福原系孛羅王（博洛）發與佟養甲、李成棟酌用。今據自稱總督，且廣東經制久行佟養甲議定未到，應令將施福並議於經制之內，報部覆可也。」（順治五年閏四月兵部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八冊》）。從這件奏疏里也可以看出施福等人對自己功績、地位的評價和清廷的冷遇。
順治五年（1648年），李成棟反清復明。李成棟反正以後，意氣發舒，把廣東看成自己的勢力範圍，奏請永曆帝核准把施福等福建兵將遣送回籍。魯可藻《嶺表紀年?卷2》載，八月，永曆朝廷「改封施福延平伯，楊（敕）仍回閩恢剿。」
閩系將領跟隨李成棟反正，不僅沒有像成棟嫡系那樣因反正有功加官晉爵，反而在遣回福建途中遭到李部將領暗算，企圖加以火併收編。施德馨《襄壯公傳》（施琅《靖海紀事》）載，施郎所部「自南雄抵潮郡。適潮將郝尚久（李成棟部將，潮州總兵）者，粵師將也。陽犒師牛酒，而包藏禍心，召諸部陰為圖公（施郎）。公偵知其事，急拔眾走饒平，踞守閱月突圍出，且戰且行，連日夜間關險阻，從弟肇璉、肇序皆隨歿軍中」，勉強拖到粵閩交界的黃岡鎮才得以脫身。
順治六年（1649年），閩系將領收到鄭成功從廈門鼓浪嶼發來的邀請，決定擺脫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鄭成功。
4、再次投清
關於施琅投清公案，《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曰：「芝龍歸京師，其子成功竄踞海島（以金門、廈門為根據地，到處招兵買馬），招琅，不從。成功執琅，並縶其家屬。琅以計得脫，父大宣、弟顯及子侄皆為成功所殺。」
《清史稿》的記述並不準確。
鄭成功禮遇甚渥
清?順治六年（1649年），施琅與其弟施顯應鄭成功邀請，到安平（今安海）加入鄭成功的隊伍，受鄭成功的器重，任左先鋒職，為鄭成功部下最為年少、知兵、善戰的得力驍將。（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鄭成功》）
鄭成功待他甚好，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得力助手，禮遇甚渥，軍儲卒伍及機密大事悉與謀。
施琅也一心一意為鄭成功效勞，鄭軍自樓艦、旗幟、伍陣相應之法，均是施琅傳授的。施琅還率鄭軍攻漳浦、征揭陽，抗擊清軍，戰績輝煌。
鄭、施關係惡化
據《先王實錄》(亦稱《從徵實錄》）、《賜姓始末》等書的記載，施琅甚有才幹，但「行事微覺好勝」、「度量褊淺，恃功驕縱」（《康熙起居注?第二冊》，中華書局，1984年），屢忤成功，引起鄭成功的惱怒。鄭成功不能任人器使，不能容忍下級對他的不尊重。因此，施琅在鄭軍中沒有受到充分重視。
清?順治七年（1650年）十月，清軍攻佔廣州，南明?永曆政權危在旦夕，詔成功援廣州。同時，由於兵員激增，糧餉的來源成了鄭成功面臨的首要問題。他的叔父定國公鄭鴻逵在潮州地區籌集糧餉由於賦額太重，引起百姓反抗，又受到優勢清軍壓力，也陷入困境。鄭成功決定親自帶領主力前往潮州，留堂叔鄭芝莞率領阮引、何德部水師、藍登部陸師守御廈門。
清?順治八年（南明?永曆五年，1651年）正月，鄭成功軍到達廣東南澳，鄭鴻逵由揭陽引兵來會。兩人商議後決定鴻逵回廈門，部眾交成功統一指揮攻取潮、惠。施琅任左先鋒。此時發生兩件事，造成鄭成功對施琅日益反感及不滿。
一是鄭軍嚴重缺餉，基本上依靠擄掠，其對象說是土豪，但實際上包括了廣大老百姓。更為嚴重的是搶掠婦女，以鼓用兵。施琅強烈反對，拒不執行，還多次對鄭成功正言勸阻。
二是當時清?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藩下的軍隊已基本上控制廣東局勢，鄭成功的舟師雖可以稱雄海上，但陸戰較弱，征取糧餉必需佔領較大的地方，而且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施琅認為，廈門初定，主力遠征清方兵力較強的地方，有可能變生意外。他知道鄭成功性格剛強，不敢直說鄭軍同閩、粵兩省清軍相比兵力處於劣勢，更不便以疏間親地說鄭成功的叔父未必能保住廈門，於是，他面見成功時假託自己頭天夜間做了一個夢，預示出師前景不利，請鄭成功慎重考慮。鄭成功並沒有聽出施琅弦外之音，認為他白日說夢，心存膽怯，阻礙自己的戰略部署。
鄭成功當即下令，把施琅的左先鋒印和部下兵將移交副將蘇茂掌管，讓施琅隨定國公鄭鴻逵一道回廈門。
矛盾激化
順治八年（南明?永曆五年，1651年）閏二月二十七日，清?福建巡撫張學聖、巡道黃澍、福建右路總兵馬得功獲悉鄭成功主力南下廣東，廈門守兵單薄，調集軍隊乘坐小船渡海偷襲廈門。鄭芝莞驚惶失措，乘船逃跑。
在清軍登上廈門島形勢極為嚴峻的時候，施琅曾經率領部卒數十人奮力作戰。施琅滿以為鄭成功班師歸來將恢復自己的左先鋒職務，但鄭成功回到廈門，對施琅的傲慢跋扈卻懷有戒心，儘管肯定施琅在廈門迎戰清軍的功績，獎給白銀二百兩，並「未還其兵權」。左先鋒仍由蘇茂擔任，且提升施琅的副將萬禮為鎮將（即總兵），施琅依舊落職閑住。
施琅大為不滿，向成功報告自己心灰意懶，想去當和尚，藉以探測成功對他的態度。成功不為所動，叫他另行募兵組建前鋒鎮。施琅見難以挽回，一氣之下剃光頭髮，不再參見鄭成功。這時，施琅的弟弟施顯任援剿左鎮，也對成功的處置不滿，雙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施琅與鄭成功的個性都是衝動、爆燥的，施琅與陳斌以及右先鋒黃廷發生過嚴重的衝突，令鄭成功對施琅的印象更為惡劣，但因平時軍事鬥爭緊張，鄭成功無暇顧及解決私人矛盾問題，積怨日深，終有一天爆發了。
曾德事件
導致鄭、施公開決裂的是曾德事件。
曾德原先是鄭彩部下將領，隆武年間隨鄭彩、張家玉入贛，兵敗後改守仙霞嶺（邵廷寀《東南紀事?卷1》）。隆武二年（順治三年，1646年）六月，因巡按御史尹民興劾奏他「淫縱多端」，一度解職回京（福京，即福州），以都督楊耿接替。不久，應鄭芝龍的請求仍派曾德回守仙霞嶺（《思文大紀?卷8》）。
鄭芝龍降清後，曾德似乎不大得志，在鄭成功軍中受施琅節制。施琅既被削去兵權，曾德為求出頭之日，利用過去在鄭氏家族軍隊中的關係投入成功營中充當親隨，即所謂「恃鄭氏親昵，逃於鄭所」（《靖海紀事?施德馨「襄壯公傳」》）。
施琅聽到消息後，大為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斬首。鄭成功「馳令勿殺」，施琅悍然不顧，「促令殺之」（江日升《台灣外紀》）。
許多史籍都說曾德是施琅的「親丁」、「標兵」、「標弁」或「從將」、「逃將」，並且說他是犯了法逃往鄭成功處，看來是不了解曾德原在鄭軍中地位較高。曾德雖一度隸屬於施琅部下，無論犯法與否，也無論施琅是否已經解除兵權，施琅都無權擅自將他處斬。
劇變投清
明?永曆五年(順治八年，1651年)五月二十日，鄭成功見施琅違令擅殺鄭氏舊將，斷定他反形已露，密令援剿右鎮黃山以商量出軍機宜為名逮捕施琅之弟施顯，同時命右先鋒黃廷帶領兵丁包圍施琅住宅，拘捕施琅和他的父親施大宣。
施琅被捕後，交由忠定伯洪習山縛於一船中。在一些親信部將和當地居民的掩護和幫助下，用計逃脫，匿藏於副將蘇茂家中，鄭成功下令搜查不可得，最後竟然奇蹟般逃到大陸。施琅《都閫安侯施公行述》（庄為璣、王連茂編《閩台關係族譜資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云：「亡何，余以舊將蘇茂仗義相周旋，因集眾揚飄宵遁，賴族父武毅伯（施福）潛駕舟接□（至）安平內地。」
施琅出逃後，「去安平投施天福（施福）依芝豹（鄭成功的叔父），求為排解」(江日升《台灣外紀》)。鄭成功獲悉施琅已逃入安平（安海，時為清方管轄區）後，非但不接受調解，還派部下吳豐秘密去刺殺他。因施琅先已獲得情報，吳豐刺殺失敗。
鄭成功怒不可遏，在七月間竟將施琅的父親施大宣、弟弟施顯處斬，致使施琅對鄭成功恨之入骨，鄭、施關係不可挽回。
至此，施琅既不能回歸鄭軍，也不能久匿民間，被逼於順治八年（1651年）7月投清，與鄭成功對抗。
5、綜述點評
施琅的一生，證明他不愧是一位智勇雙全的將領，雖不能說他缺乏政治主見，但他忽明忽清表明他總是以個人的立功揚名置於一姓王朝利益之上，也許可以說「士為知己者用」是他信奉的行為準則。恃才傲物是他性格上的弱點，無論在明朝還是在清朝，他都表現出得意時躊躇滿志，失意時口吐不滿。然而，卻從來沒有看到他有非分之想的政治野心。對於這樣一個人物，完全在於駕馭得當，用其所長，制其所短。後來康熙皇帝對施琅就是恩威並用，深得御將之道。
鄭成功一直堅持抗清，這同施琅在政治上的反覆無常有很大的區別。但他少年得志，性格剛毅，遇事容易衝動，往往憑一時的好惡不計後果地處理問題，缺乏作為統帥人物必需的全局觀念。鄭成功率軍統屬經大小戰役百餘次。在鬥爭中，雖然每多用表揚獎勵來鼓舞鬥志，但其「用法嚴峻，果於誅殺」，常以殺立威。被鄭成功誅殺的部將，單在《先王實錄》中記有姓名的多達七十餘員，有的還殺及妻兒並全家的。被誅殺者，除了有幾起定為貪污罪外，其他多是戰場上「怕死不前」者，有的不殺會影響軍心，可也有的則是不該殺的，冤案、錯案絕非僅有。施琅叛逃之後，又株連到他的父親和兄弟，很難說是明智之舉，是鄭成功一生中最大的錯殺案。
鄭氏家族靠的是海上活動起家，清軍不習海戰，這是鄭軍能夠長期活躍於東南沿海的重要原因。鄭成功處置失當，導致施琅這樣一位傑出的海軍將領投入清方懷抱，使清廷能夠建立一支足以同鄭軍相抗衡的水師，這對後來局勢的發展關係匪淺。
同安副將、同安總兵到福建水師提督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順治）十三年（1656年），從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擊敗成功於福州（施琅隨征，攻克閩安鎮、羅星塔），授同安副將（統兵駐紮同安）。（順治）十六年（1659年），成功據台灣，就擢琅同安總兵。」
清?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十五年，1661年），鄭成功收復台灣。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二十七日），遷（福建）水師提督。」
三、主要功績
1、統一台灣
1）首征失利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時成功已死，其子錦（鄭經）率眾欲犯海澄，琅遣守備汪明等率舟師御之海門，斬其將林維，獲戰船、軍械。未幾，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等攻克廈門，敵驚潰，琅募荷蘭國水兵，以夾板船要擊，斬級千餘，乘勝取浯嶼、金門二島。敘功，加右都督。」（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鄭經》）
和談失敗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鄭成功在台灣去逝，鄭氏集團遂發生分裂。在台灣的鄭軍將領擁鄭成功之五弟鄭襲繼位，而在廈門的將領卻推鄭成功之長子鄭經繼位，雙方兵戎相見，內部陷於混亂，「每聞風聲，慌亂不堪」。
清王朝認為有機可乘，曾多次派員到廈門招撫鄭經。鄭經為了減輕壓力，以便集中力量解決內部問題，遂派人與清朝談判，交出南明皇帝賜給的敕書、印璽，作出願意歸順清朝的姿態，清庭則要求台灣人眾遷回內地，剃髮易服。
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鄭氏集團內變平息，鄭經謀求割據一方，回師金、廈，率眾窺視福建，便以種種理由，拒絕履行和談條件，和談宣告失敗。
在統一和分裂的大是大非面前，施琅最先疾呼：只要鄭經不肯接受招撫，就應用武力平台，迅速實現國家統一。
寓剿於撫
康熙的政策是「寓剿於撫」。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靖南王耿繼茂、福建總督李率泰發兵攻金、廈兩島。由馬得功、鄭鳴駿軍隊及荷蘭船隊出泉州港向金門進攻，施琅、黃梧率隊出海澄港攻廈門。鄭經部隊寡不敵眾，金、廈失守，退守銅山（今東山）。
清政(蟹)府乘機展開了大規模的招降活動。在高官厚祿的引誘下，鄭軍人心浮動。康熙三年（1664年），鄭軍自承天府南北總督周全斌、前提督黃廷、水師統帥忠靖伯陳輝以下數十員鎮將、總兵、都督共文武官員3985人降清。鄭軍損失兵力10餘萬人，大小戰船900餘艘，宿將精銳十去七八。面對全軍即將瓦解的嚴重局面，鄭經萬般無奈，只得放棄沿海島嶼，退出廈門，率殘部逃往台灣。
施琅建議，乘他率兵攻取金廈新勝，「進攻澎湖，直搗台灣」，使「四海歸一，邊民無患」。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十日），加靖海將軍。」以周全斌、楊富為副帥，率領原鄭軍水師部隊進征台灣。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間，施琅選擇冬天偏北風的季節，首次率領舟師起航攻打台灣，不料船隊航行到洋面上遇上颶風，無法行進，只得返回，連敵人的面也沒有見到。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施琅選擇春季第二次發兵台灣，自銅山（東山）啟航。史料記載：「乃於本月二十六日會同眾伯、總兵官等，率領所有舟師開駕，駛入外洋。時因風輕浪平，駛行三晝夜，尚難於前行。二十八日，暫且依山泊船汲水。二十九日，再行開駕，又通東風迎面撲來，迫於無奈，返回菲羅。」
這次出航的前3天雖然沒有碰到風浪，但是風力太小或無風，致使以風帆為動力的艦隊行進速度緩慢，進展很不順利，只得找地方拋錨休息與補充淡水，第4天船隊開拔後，氣象條件又發生變化，遇到了偏東迎面的逆風無法行進，只得折回。
此後的半個月里，天氣一直不好，休整一周後，施琅率領船隊又啟程了。施琅在給皇帝的奏摺中稱：「本月十六日，天時晴究，臣又會同眾伯、總兵官等，率領舟師開駕，進發台灣。十七日午時，臣等駛入澎湖口，驟遇狂風大作，暴雨傾注，波濤洶湧，白霧茫茫，眼前一片迷漫。」
這次出征後的天氣更加糟糕，航行中突然遭遇到如此惡劣的風暴，致使「我舟師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擊，人仰船傾，悲號之聲，猶如水中發出，情勢十分危急。」風暴把清軍船隻的桅杆刮斷裂，篷帆被風撕破，船槳折斷，船艙漏水，船隊只能隨風飄蕩。所幸颶風只是把船隊吹散了，有少數小船被風浪掀翻，失蹤人員不多，損失不是很大，連施琅自己的指揮船也被吹到了南邊的廣東省潮州地界，直到二十六日才返回廈門。
鄭氏拒撫
當時兩岸雖武裝對峙，但又都有一定的和平願望。清王朝三藩未除，經濟不穩，無力用兵海上。而台灣鄭氏，土地初辟，人口甚少，生產落後，經濟困難，急需大陸的糧食和物資供應。且鄭部大多是福建人，離家日久，思戀鄉土，私下渡海來歸者絡繹不絕。
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派總兵孔元章赴台灣議撫，答應鄭經如歸順，可封「八閩王」，鄭經猶豫不決，後以「和議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墜」（《海紀輯要》），拒絕清朝的招撫。
2）停議征台
《邊患宜靖疏》
康熙六年（1667年）孔元章議撫失敗後，施琅親赴京師面陳攻取台灣之計，上《邊患宜靖疏》，指出：「堂堂天朝，萬國賓服，豈容此余灰以滋蔓患日。」
《盡陳所見疏》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康熙）七年（1668年），琅密陳錦負嵎海上，宜急攻之。」
「密陳」一事，指康熙七年（1668年）施琅又上了《盡陳所見疏》（王鐸全校注《靖海紀事?卷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施琅《盡陳所見疏》指出：「伏思天下一統，胡為一鄭經殘櫱盤踞絕島，而拆五省邊海之地方，畫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台灣平，則邊疆寧靖。防兵可減，百姓得享昇平，國家獲增餉稅，沿邊文武將吏得安心供職，可無意外罪累。」
施琅認為，對鄭氏「遣官前往招撫，未見實意歸誠」，強調「從來順撫逆剿，大關國體」，對台灣問題提出「因剿寓撫之法」，主張征台宜早不宜遲，以免「養癰為患」。如「折五省邊海地方劃為界外」，這些地方皆「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魚鹽，最為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潤，不可以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為比。」且五省沿海長期劃為禁界，將「錢糧動費加倍，輸外省有限之餉，年年協濟兵食，何所底止。」最後將造成「賦稅缺減、民困日蹙」。只有迅速討平台灣，以裁防兵，益廣地方，增加賦稅，俾「民生得寧，邊疆永安」。
奏疏提醒康熙帝，倘若繼續招撫，將拖延時日，讓鄭經有機會重整旗鼓，組織其眾，「連結外島，聯絡土番，羽翼復張，終為後患」。那時，清軍「水師雖布設周密」，亦「僅能自守」而已。
施琅分析鄭氏之兵力，認為有三大弱點：
一是兵力嚴重不足。「故明時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台灣者有二、三萬，俱系耕漁為生。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親帶去水陸偽官兵並眷口，共計三萬有奇，為伍操戈者不滿二萬。又康熙三年，鄭經復帶去偽官兵並眷口，約有六、七千，為伍操戈者不過四千。」而多年來「不服水土病故及傷亡者五、六千」，被清軍俘虜者數千，投誠者數百人。鄭氏在台灣「雖稱三十餘鎮」，但「兵不滿二萬之眾，船大小不上二百號」。
二是兵力嚴重分散。奏疏指出，鄭軍「散在南北二路，墾耕而食，上下相去千有餘里……又且不相浹洽。……耕鑿自給，失於操練」。
三是軍心不穩。軍中「無家口者十有五六，豈甘作一世鰥獨，寧無故土之思？」且鄭軍「多系閩地之人，其間縱使有心投誠者，既無陸路可通，又乏舟楫可渡，故不得不相依為命」。
施琅總結指出，「鄭經得馭數萬之眾，非有威德制服，實賴汪洋大海為之禁錮」。在此征台有利條件下，倘若仍然「差官往招，則操縱之權在乎鄭經一人，恐無率眾歸誠之日」！反之，「若用大師壓境，則去就之機在乎賊眾，鄭經安能自主？」
而當時福建清軍「水師官兵共有一萬有奇，經制陸師及投誠官兵為數不少」，只要從中挑選勁旅二萬，「大師進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足平台灣。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召詣京師，上詢方略，琅言：『賊兵不滿數萬，戰船不過數百，錦智勇俱無。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賊勢立絀；倘復負固，則重師泊台灣港口，而別以奇兵分襲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賊分則力薄，合則勢蹙，台灣計日可平。』事下部議，寢其奏。因裁水師提督，授琅內大臣，隸鑲黃旗漢軍。」
在朝野主撫派一片雀雜訊中，康熙在看到施琅的奏疏之後，以「渡海進剿台灣逆賊，關係重大，不便遙定」為名，召施琅「從速來京，面行奏明所見，以使定奪」。
康熙七年（1668年）四月，施琅進京，歸入鑲黃旗漢軍。王源《姚少保啟聖傳》記：施琅「初以為水師提督，疑其貳，召入京，罷水師提督。」（《清代碑傳全集?卷15?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康熙撤掉施琅的福建水師提督職務，任他為內大臣，不再議武力征台之事。清王朝還懷疑這些鄭氏降將暗通鄭氏集團，下令裁撤福建水師，將所有投清的原鄭成功、鄭經的官兵，調至北京歸旗或分散到各省屯墾，戰船全部焚棄。
康熙這樣做，主要是迫於形勢。表面上看，停議征台，對施琅是貶，但實際上施琅從福建水師提督調任從一品的內大臣則貶中有褒。因為主撫派在當時佔了上峰，以鰲拜為首的中央保守勢力以「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馳驅制勝，計難萬全」為借口，把他的建議壓下來。而且部分朝臣對施琅不信任。
當時對施琅的不利因素比較多：他不僅是明鄭的降將，而且在1664年前後兩次率兵征台未果，損失兵丁，而當時清統治集團對明鄭降將又多不信任，曾下令把這些降清士兵官員遷往內地各省安插，對施琅當然也不可能例外。這種不信任當然也包括康熙在內。當13年後李光地（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李光地》）向他推薦施琅為水師提督時，康熙還問李：「汝能保其無他乎？」而清政(蟹)府當時又要集中力量解決其他國內大事，所以康熙也只好下令撤兵。
投閑十三年
康熙八年（1669年）十一月甲午，兵部議：「福建水師提督施琅自海上投誠，授為右都督，今已歸入鑲黃旗，應照例改為精奇尼哈番（滿語jingkinihafan，漢譯子爵）。但施琅投誠後，勞績甚多，請加伯銜。」從之。（《清聖祖實錄?31》）
施琅雖被任為內大臣並加「伯爵」銜，但「名為內大臣而困苦不堪」（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11》，中華書局，1995年）。
李光地《皇清誥封正一品夫人施母六十一齡懿庄張太夫人墓志銘》載，入旗之初的施琅，「宦橐素薄」，致副室張氏「鬻簪珥，親女紅，以佐家，使公無入室憂。」（康熙五十四年《潯海施氏族譜》元本，引自《施琅年譜考略》）
更難過的是，施琅受到朝廷上下的輕視和漠視。正如康熙皇帝在13年後決定派施琅征台時間所說的：「爾前為內大臣十有三年，當時因爾系閩人，尚並輕爾者。」（《康熙起居注》第3冊，第1785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當然，對比被編入旗下受到嚴密監視乃至羅織罪名被殺掉的河南地方武裝領袖李際遇、原明東平侯劉澤清、投降之際討價還價、不安其位的總兵高進忠，施琅的境遇還算是好的。閑置是降清明將的普遍境遇。
任內大臣的十三年中，施琅的苦心議諫被束之高閣，無所事事，但他仍然矢志復台。施琅認為平台是閩海第一要務，而且必須以剿逼和，是一個堅決的主剿派，不輕易放棄自己的主張。
在京之日，他密切注視福建沿海動向，悉心研究風潮信候，認真總結兩次進征台灣未果的教訓，「日夜磨心熟籌」。
同時，施琅千方百計尋找同盟軍，四處拜訪在京任職的福建籍官員，闡述其主張，以俟起用。
《靖海紀事?曾炳（晉江人）「序」》記載，康熙十六年（1677年）「吾閩先生人士在都者，群詣」施琅家，向他請教「平海方略」。
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11》記載說：康熙十九年（1680年）七月李光地返至京城、始實授內閣學士之職時，「予初補官，渠（指施琅）時在京，……使人致意雲，君來，上問將，千萬為渠留意。」「〔予〕後回京，施將軍時來說他的本事海上可平。」李光地通過與施琅接觸、交談，也終於改變以往認為施琅「驕狂，未必能成事」的看法，而知他「必非尋常」、「大服其智略。」（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李光地》）
他「嘗於朝退休閑，翻閱歷代二十一史，鑒古今成敗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諸胸中」，以致朝中同僚刮目相看，譽之「儒將」。
3）復台謀略
談判破裂
康熙親政後，刑部尚書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議，派知府慕天顏入台，宣示招撫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讓步，允許鄭氏封藩，世守台灣。鄭經則提出：「苟能照朝鮮事例，不薙髮，稱臣納貢，尊事大之意，則可矣」（江日升《台灣外記》）。
康熙則認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不能與藩屬朝鮮相提並論，答覆：「若鄭經留戀台灣，不思拋棄，亦可任從其便。至於比朝鮮不剃髮，願進貢投誠之說，不便允從。朝鮮系從未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明清史料丁編》第三本）。康熙不願台灣成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故談判破裂。
三藩叛亂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平西王吳三桂據云南叛清。十三年（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於福州，不久，定南王尚之信也在廣東反清，史稱「三藩叛亂」，中原戰火瀰漫。
遠在台灣的鄭經趁「三藩」亂起之機，與吳三桂、耿精忠勾結，從康熙十三年（1674年）起西渡入閩、粵作戰，縱橫於東南沿海達６年之久。鄭軍不斷騷擾廣東、福建沿海地區，佔領廈門與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各地，此後即以海澄、金門、廈門為據點，與清軍隔海對峙，清朝曾四次派員勸說鄭經退回台灣，均未奏效。（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鄭經》）
東南沿海百姓深受其害。
一是鄭軍的籌餉。康熙帝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十四日諭戶部說：「閩地經海孽擾害，又遭逆賊暴征橫斂，民困已極」（《清聖祖實錄?卷65》）。
二是清軍的索餉征役。清政(蟹)府為進攻鄭軍，向福建等地派駐了大批的滿漢官兵，他們索餉征役，「盤踞民房」，將弁和地方官吏趁機對百姓進行敲詐勒索，對此，康熙帝也是承認的。他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談到料理福建回京官兵船隻事時即指出：「朕聞往來官兵，所用船隻人夫，皆借端勒索，恣意騷擾，往往額外多派，折價入己，沿途生事，毒害地方。又輒將縴夫肆行鞭撻，小民深以為苦。各該籃將軍不加禁制，任其妄行。地方官復行苛斂，希圖分取，互相隱飾。種種私弊，甚為可惡。」（《康熙起居注?十九年七月十七日》）
三是再度遷界海禁。鄭軍捲土重來，迫使清政(蟹)府再度實行遷界海禁政策。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清廷決定在廣東「仍照原界嚴行禁止」通海（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編《康熙統一台灣檔案史料選輯?福全等題復尚之信請申海禁事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五個月後，康熙帝又指示議政王大臣等：「海寇盤踞廈門諸處，勾連山賊，煽惑地方，皆由閩地瀕海居民為之藉也。應如順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將界外百姓遷移內地，仍申嚴海禁，絕其交通」（《清聖祖實錄?卷72》），對鄭軍實行全面封鎖。遷界使沿海人民流離失所，生活無著。對此，康熙帝同樣是了解的，他指出：「貧苦之民，一旦遷徙，必棄田舍，難以為生，殊可憫惻」（《清聖祖實錄?卷72》）。（參見泉州歷史網、《清初遷界》、《海絲之路沒落篇?清?遷界》
康熙深知平台不是一件易事。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就要姚啟聖等遴選福建水師提督，條件「非才略優長，諳練軍事不可。」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間，姚啟聖曾先後兩次上疏，保舉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靖海將軍，但清廷都以「萬正色效力茂著、特揀補福建水師提督」為由，駁回他的題請（《康熙統一台灣檔案史料選輯?議政王等題復姚啟聖疏請施琅以將軍總統水師事務本》）。萬正色則加緊建造戰船，編練水師，準備進攻金、廈。（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萬正色》）
招降活動也從未停止，而且規模更大，條件更加優厚，如對投誠的官員保留原職或按原銜補官，士兵賞銀20—50兩不等。由於清朝的封鎖和誘降，鄭軍土地日蹙，財源枯竭，士氣低落，人心渙散，先後又有5陸鎮、5水鎮官兵共10餘萬人降清。
鄭氏退守台灣
轉戰數年，吳三桂失敗，鄭經孤軍難支。康熙十九年(1680年)，鄭經在金門、廈門被閩浙總督姚啟聖擊敗；二月，萬正色率水師攻下海壇，並乘勝南下廈門；海澄、丙州守將相繼投降。鄭軍水師著名將領朱天貴也率官員600餘人，兵2萬餘名，艦船300餘艘獻銅山降清。鄭經在大陸的最後一塊地盤失守，僅領千人逃回台灣，沿海島嶼悉為清軍佔領。
從此，鄭經沉湎於酒色，不問政事，令長子鄭克臧為監國主政。
清廷首議用兵台灣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蕃之亂基本平定，西北噶爾丹叛亂也暫告平息，社會生產有了一定恢復和發展，沉默多年的主張以武力進取台灣的意見，又逐漸抬頭。姚啟聖在清軍攻取廈、金等島後，就奏請由他統兵進征澎、台。這是施琅入為內大臣後，在清政(蟹)府內部首次提出的用兵台灣的意見。
清廷討論如何解決台灣問題，反對武力攻取台灣的人很多，如兵部侍郎溫代、刑部尚書介山、戶部尚書梁清標，水師提督萬正色更是竭力反對進攻台灣，因而引起姚、萬之間的爭論。（參見泉州歷史網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萬正色》）
《清代官書記明台灣鄭氏亡事?卷2》載：
「及提督萬正色等進兵克海壇、廈門、金門，啟聖復奏請身往澎湖、台灣攻取。上命與巡撫、提督等詳議具奏。
正色因奏言：『澎湖遠懸外洋，僅有三澳可泊，且港口迫狹，不能聯舟而進。台灣及外國荒遠之區，其隘口淺狹，僅可方舟，一人守險，萬夫莫開。卒遇風濤，駐泊無所，糧運不繼，將為大憂。今逆賊鄭錦等竄處台灣，分遣偽鎮，已扼澎湖之險。并力窮追，或成困鬥，徐行招納，必自歸誠。況閩海殘黎既遭饑饉，又苦借派，息兵休民，猶恐未靖，勞師動眾，將何以安？臣愚，竊謂今日之計，宜沿海設戍，以固疆隅，不可輕議進兵，以滋勞擾。』
啟聖又奏：『鄭錦不滅，則廣東、浙江、福建山海之寇終難殄絕。臣願親督水師進取台灣。』
上諭：『台灣應否進取，令侍郎溫代會同尚書介山、侍郎吳努春、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提督楊捷、萬正色等速行確議以聞。』
至是，溫代等奏復：『宜如正色言。』」
福建的封疆大吏對這個問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時兵部侍郎溫代、刑部尚書介山、禮部侍郎吳努春恰在福建，所以康熙帝即令他們和福建的督、撫、提一起討論這個問題。從討論的結果看，是萬正色的主張佔了上風，所謂「宜如正色言」。
姚啟聖並不氣餒，是年八月又上疏稱：「台灣斷須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揚。此款在臣必欲親率舟師剿滅台灣，永除後患。」（《康熙統一台灣擋案史料選輯?姚啟聖題為詳議平海善後條款事本》）
當時大學士明珠也是反對馬上用兵台灣的。他於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初四日奏稱：「閩疆新定，逋逃殘寇姑徐俟其歸命，再若梗化，進剿未晚。」（《康熙起居注?十九年八月初四日》）
最後，康熙帝於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初五日諭兵部：「台灣、澎湖暫停進兵，令總督、巡撫等招撫賊寇。如有進取機宜，仍令明晰具奏」（《清聖祖實錄?卷91》）。康熙帝的態度是做兩手準備：先行招撫，若不能奏效，就遣師攻取，把「剿」擺到議事日程了。
這主要是因為：
一、清軍剛剛奪取廈門、金門等島嶼，他希冀利用戰勝的餘威，以收招撫之效。
二、進攻台灣必須依靠福建水師，而水師提督萬正色則堅決反對武力進取，他的意見還取得了兵部侍郎溫代等人的支持。對大學士明珠的態度康熙帝也不能不予注意的。
三、康熙帝不熟悉海戰，而進攻鄭氏必須遠渡台灣海峽，對此，他始終持謹慎態度。後來在施琅復任水師提督進取台灣前後，康熙帝還談到「朕向於陸地用兵之處，籌算可以周悉，今海上情形難於遙度」（《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海上風濤不測，涉險可虞，是以朕不強之使進」（《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閏六月二十六日》）。
四、清廷長期以來招撫鄭成功、鄭經均遭失敗，不能寄託太大希望，所以康熙帝又必須諭命尋找戰機，準備攻台。
以撫為善之方略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二十年，錦死，子克塽幼，諸將劉國軒、馮錫范用事。」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鄭經病死，他的兩個兒子為爭奪權位而自相殘殺。二月，鄭克塽（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鄭克塽》）的岳父、權臣馮錫范與鄭經弟鄭聰等共謀，殺死鄭經長子鄭克臧，擁立年僅12歲的鄭經次子鄭克塽嗣位。實際上，權力全掌握在馮錫范手中，形成「文武解體，主幼國疑」的混亂局面。鄭氏集團已成為一個割據政權，喪失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軍事上，為了防禦清軍進攻台灣，鄭軍加緊修理戰船，增強防禦部署。以中提督武平侯劉國軒為總督守澎湖，在澎湖修築營壘炮台。以左武衛何祜為台灣北路總督，守雞籠(今基隆市)、淡水，重修西班牙人遺留下來的城堡。由於兵力不足，只得徵集鄉兵分守要口，百姓怨聲載道，變亂時有發生。
康熙帝得到姚啟聖關於台灣內部情況的密報，覺得收復台灣的時機已到。康熙排除了眾多反對意見，決定採取「剿撫並用」的方針，「底定海疆」。
康熙面對台灣海峽和鄭軍現狀（約有四、五萬軍隊）以及滿清入關後連年征戰，國力不強的情況，根據賴塔、施琅和姚啟聖的意見，決定：「恤兵養民，與天下休息」，「以撫為善之方略」，「亦因剿寓撫之指針，可先撫後剿，先禮後兵」。
關於「以撫為善之方略」是指：「不登岸受制，不剃髮易俗，不改換衣冠的優厚條件下稱臣歸來」。這是康熙歷次招撫最優厚的政策。
當時，在鄭氏政權中有主戰和主合兩種勢力：主戰派是侍衛大臣馮錫范為代表，他積極勾結日本對抗統一，企圖成立台灣國；主合派是以諮參軍陳永華和監國的鄭克臧為代表，主張接受康熙提出台灣高度自治的「三不」方案。然而，鄭氏政權卻拒絕這個方案，把自己推向滅亡。
施琅受命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內閣學士李光地奏台灣可取狀，因薦琅習海上事，上復授琅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諭相機進取。琅至軍，疏言：『賊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際，颶風時發，我舟驟難過洋。臣今練習水師，又遣間諜通臣舊時部曲，使為內應。俟風便，可獲全勝。』」
《清聖祖實錄?卷96》亦載，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廷再次任命施琅「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官，加太子少保」。
康熙此次重新起用施琅「謀划進取台灣事宜」，與施琅的同鄉大學士李光地很有關係。
據《清史稿》有關記載，康熙曾先後兩次就福建水師提督人選事徵求過李光地的意見。第一次李答以施琅「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詳細，海賊甚畏之」。第二次康熙就「命將」問題又一次徵求他的意見，他認為「計量起來還是施琅」。理由是施琅是「海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其人還有謀略，為海上所畏」。（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李光地》）
康熙讚揚施琅熟悉彼處地形、海寇情形，要「剋期統領舟師進取澎湖、台灣」。並認為如果不派遣施琅去，「台灣所不能定」。施琅離京赴任前，康熙又語重心長地說：「爾至地方當與文武各官同心協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則民生一日不寧。爾當相機進取，以副朕委任至意。」
施琅受命返回福建，相機進取台灣。
詔許專征（《密陳專征疏》）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康熙）二十一年，給事中孫蕙疏言宜緩徵台灣。七月，彗星見，戶部尚書梁清標復以為言，詔暫緩進剿。琅疏言：『臣已簡水師精兵二萬、戰船三百，足破滅海賊。請趣督撫治糧餉，但遇風利，即可進行，並請調陸路官兵協剿。』詔從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一月，施琅上《密陳專征疏》（《靖海紀事?卷上》）要求專征台灣，即軍事指揮由他獨自決策。
疏中，施琅分析：「澎湖一得……我師暫屯澎湖，扼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不戰自潰，內謀自應。不然，俟十月小陽春時候，大舉進剿，立見蕩平。」
進而就氣候與風向問題，提出乘夏季南風東征台灣的主張，指出「春夏之交，東北風為多，我船儘是頂風頂流，斷難道進……莫如就夏至南風成信，連旬盛發，從銅山開駕，順風坐浪，船得聯綜齊行，兵無暈眩之患，深有得於天時、地利、人和之全備」，鄭軍斯時「反居下風下流」，「進不得戰，退不能守」。
但朝廷內部不斷有人上疏反對說：「天下太平，凡事不宜開端，當以靜為主。」
康熙帝以「海外一隅，尚賴王化」為理由進行廷議時，大多廷臣都認為「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長驅制勝，難計萬全。」（康熙《御制文一集?卷14》）
在其意見被否決後，施琅又執意堅持，九月再次上書，力主出兵。
康熙帝雖然認為人臣不該有這樣的「妄奏」，但他還是網開一面，把施琅的意見交大臣討論。大學士明珠贊成施琅的意見，認為「若以一人領兵進剿，可得行其志，兩人同往則未免彼此掣肘」，主張「著施琅一人進兵似乎可行」。
有明珠的附和，康熙帝立即破例表示同意明珠意見。福建總督姚啟聖只管後勤供應，與施琅和衷共濟，保證施琅出征的糧食和物資供應。
康熙批准「專征」之後，施琅大受鼓舞，「日以繼夜，廢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工製造器械，躬親挑選整搠」，歷時數月，使原來「全無頭緒」的水師「船堅兵練，事事全備」。
4）戰略抉擇
先澎湖後台灣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一月，施琅《密陳專征疏》一方面提出專征台灣，另方面提出在南風盛發的五、六月出兵，首先攻取澎湖的作戰方案。
可是，在乘冬季北風或乘夏季南風東征台灣的問題上，清廷有不同意見。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等堅持九、十月北風起時兩路出擊或先攻台灣，後攻澎湖。他們認為東北風迅猛，清軍可佔上風、上流之勢。
兩派意見相反，相持不下，結果給反對進兵台灣論者提供借口，上疏康熙帝要求「暫停台灣進剿」。康熙帝征台決心沒有動搖，但卻同意了乘冬季東北風進軍台灣的主張。
十月，康熙帝諭施琅負專征台灣之職。施琅修改了分兩路進攻澎湖和上淡水的作戰方案，決定集中兵力進剿澎湖，爾後下台灣。
這是因為：
第一，「澎湖是台灣四達的咽喉，外衛之藩屏，先取澎湖，勝勢已居其半」(施琅《邊患宜靖疏》）；「我軍暫屯澎湖，扼其吭，射其背，逼其巢穴，使其不戰自潰，內謀自應」（《康檔?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一日?施琅題為鄭克塽專差齎書求託事本》）。
第二，鄭軍的主力集中在澎湖，又是由鄭軍中威望最高的大將劉國軒指揮，如果將其全殲，則「台灣可不戰而下」(李光地：《施將軍逸事》)。
第三，施琅認為台灣海峽的東北風季勢雖猛，卻驟發驟息，戰船在海上不僅容易被吹散，而且不能拋錨定泊，再加此如果從金門直接攻台灣，有二百多公里，從澎湖到台灣僅五十多公里，後援線太長，如果迂到守軍頑抗，進攻就難以持久。攻台應當採取突然偷襲，並且是穩打穩紮，逐步推進的辦法。
乘南風進兵（《舟師北上疏》）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施琅奉命率領舟師二萬一千多人，由廈門移師北上。據施琅《舟師北上疏》（《靖海紀事?卷上》）雲，十一月初三日，大軍「抵興化平海衛澳」。十二月二十三日放洋，駛往澎湖，不料海上「忽轉東風，乃止」。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軍自平海衛開駕，「又轉東南頂頭，再收平海」。
兩次實踐證明，乘東北季風東征台灣，貌似合理，但實際上是難以成功的。
鑒於以往的教訓，施琅把選擇出兵的季節、時間、風等條件作為一件大事，派專人查閱氣候資料並進行了實地海情和風的觀測，基本熟悉和掌握了海峽地區的氣象情況，得出夏季台灣地區高溫高溫多雨，能見度較好，特別是在偏南風向下，風速和緩順暢，得出了有利於舟師上橫渡海峽的氣象條件和結論。
戰前清軍將領們制定了比較周密的作戰計劃並做了充分準備。但對於選擇北風還是南風的風向出兵這樣一個關鍵問題，當時軍內也存在不同意見，眾將領之間還發生過激烈爭論。
對「總督、提督稱南風不如北風」的爭執，施琅批駁說：「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
面對有的將領主張採用北風進兵，他多次向皇帝上書陳述自己的意見，就南風和北風對航海軍事的影響優劣做了比較。他說：「乘夏至南風成信，當即進發搗巢。蓋北風剛硬，驟發驟息，非常不準，難以預料；南風柔和，波浪頗恬，故用南風破賊，甚為穩當。」這在當時世界氣象科技尚不發達的17世紀是十分難得的，最終他說服了其他將領。
施琅經過了長期對氣象和氣候規律的觀察摸索，了解和認識到夏季裏海峽洋面上颱風發生率雖高，但是並不是天天都刮狂風，只要能夠避開颱風等惡劣天氣的襲擊，就可以挑選出一段良好天氣順利出航進行作戰。
鑒於以往遇到大風浪的失敗教訓，他在挑選出兵季節上反覆斟酌，最終重新提出於夏季農曆六月份出洋，乘南風進兵的主張。由於有十二月兩次乘東北風的失敗，持東北風論者也就沒有什麼理由反對施琅的持南風論了。因此，乘南風進兵的方案得到清廷批准。
可是，施琅的乘南風攻取澎湖的決策，仍然處處受制。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施琅完成征台的一切準備工作，寧海將軍喇哈達、侍郎吳努春，「會同督臣姚啟聖，統率舟師開駕至銅山，以俟夏至後南風成信，聯舡進發」。可是，姚啟聖突然以「進剿海賊，關係重大之旨」為由，「隨轉意不前，而三軍側聽，一盡解體」。
此時，寧海將軍喇哈達、侍郎吳努春二人卻密陳兵部，顛倒黑白誣告施琅「稱南風不如北風」，欲陷施琅於欺君之罪的境地。
5）澎湖之戰
鄭軍陣勢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劉國軒得知清軍即將進攻台灣，乃進一步加強防禦。以忠誠伯馮錫范為左提督，守鹿耳門。
五月，劉國軒再增兵澎湖，總兵力達2萬餘人，並有大小炮船、鳥船，趕繒船、洋船、雙帆船船等戰船近200艘，分戍澎湖各要地。
此外，在娘媽宮、風櫃尾、雞籠山、四角山、內外塹、西嶼頭、牛心灣和醵嶼等處，均添築炮城十四座。在便於登陸的地段，還築造了二十多里的女牆壕溝短牆，派兵把守。
戰略決戰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月，康熙帝見招撫不能成功，遂命施琅進兵。
六月，在清收復台灣之戰中，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水師於澎湖與鄭經水師進行戰略決戰。
關於這場決戰，《清史稿?列傳47?施琅》的記載是：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琅自桐山攻克花嶼、貓嶼、草嶼，乘南風進泊八罩。國軒踞澎湖，緣岸築短牆，置腰銃，環二十餘里為壁壘。琅遣游擊藍理以鳥船進攻，敵舟乘潮四合。琅乘樓船突入賊陣，流矢傷目，血溢於帕，督戰不少卻，總兵吳英繼之，斬級三千，克虎井、桶盤二嶼。旋以百船分列東西，遣總兵陳蟒、魏明、董義、康玉率兵東指雞籠峪、四角山，西指牛心灣，分賊勢。琅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隊，以八十船繼後，揚帆直進。敵悉眾拒戰，總兵林賢、朱天貴先入陣，天貴戰死。將士奮勇衝擊，自辰至申，焚敵艦百餘，溺死無算，遂取澎湖，國軒遁歸台灣。克塽大驚，遣使詣軍前乞降，琅疏陳，上許之。」
銅山誓師出兵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晨，在姚啟聖準備了充足餉需的支持下，已經63歲高齡的施琅在福建銅山（今東山）誓師，率領大型戰船300餘艘、中小戰船230餘艘，以提標署右營游擊藍理（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藍理》）為先鋒，在夏至前後的西南風風輕浪平時出發，二萬多水師分三路向澎湖進擊。
軍抵西嶼
經過一天一夜航行，六月十五日，清軍到了澎湖的第二大島西嶼（今漁翁島）的西南邊的貓嶼、花嶼和草嶼等島嶼，夜泊澎湖南大門八罩島。
在海上巡邏的鄭軍哨船發現後，即報知劉國軒，劉國軒聞訊，急命鎮守獅嶼頭、風櫃尾、雞籠山、四角山、內塹、外塹、東峙、牛心灣等各要點之將領，把大炮移到海岸，以防清軍寄泊，傳令各水師將領駕駛大煩船、鳥船、趕繒船，環泊於娘媽宮前和內塹、外塹、東峙、西峙各要口，準備迎戰。
宣毅左鎮請求乘清軍遠航疲憊，立足未穩之機主動出擊，遭到拒絕。劉國軒認為炮城嚴密，清船無處可泊，只待風暴突起，將不戰而潰。時值天晚，清軍戰船灣泊八罩以西的水墳澳。邱輝又欲進攻，劉國軒仍堅信日內必有大風，按兵不動。
澎湖初戰
十六日晨，施琅直取澎湖本島，兩軍在澎湖海面初戰。清先鋒藍理率7船沖陣，擊沉和焚毀鄭船數艘。標右營千總鄧高勻等駕船5艘，又擊沉鄭船3艘。
時值南潮初發，清軍數船爭先，未能保持好戰鬥隊形，互相衝撞，不成行列。有幾艘船被潮水沖近炮城，鄭軍乘機齊出包圍，右武衛林升率船隊奮勇衝殺，清軍稍卻。施琅親督諸船沖入敵陣，與興化鎮吳英前後夾攻，救出數船，力戰得脫。
因天色將晚，清軍水師收攏後，在西嶼頭洋中錨泊。邱輝又建議乘勝連夜出擊，劉國軒寄希望於颱風，坐失戰機，不敢乘勝追擊。
經一天激戰，鄭軍損失兵將2000餘、船隻16艘，清軍損失小於鄭軍，施琅右眼負傷。當晚，施琅率舟師泊於西嶼頭。
十七日晨，施琅率舟師駛回八罩水垵澳灣泊，嚴申軍令，查定功罪，賞罰官兵；並議每鎮督大鳥船6隻，各配精兵，於十九日再戰。
十八日，施琅率師出戰，總兵吳英進取虎井、桶盤二嶼。
十九日，施琅率羅士珍、張勝、何應元、劉沛、曾成等坐小趕繒船，深入鄭軍腹地內塹、外塹偵察。
二十日，施琅遣使招降劉國軒，被拒絕。
二十日、二十一日，用趕繒、雙帆艍船分作兩股，佯攻內塹、外塹，以分敵勢，麻痹鄭軍。
在十六至二十一日6天的戰鬥里，多數時間內都刮著柔和的偏南風，使處於上風方向的清軍可以趁風勢揚起風帆快速前進衝擊敵人。起初戰鬥雙方互有勝負，但鄭軍始終處於逆風被動不利的態勢，具備了與守御澎湖的鄭氏集團主將劉國軒決戰的條件。
總攻決戰
清軍經過3天的休整和準備之後，於六月二十二日（1683年7月16日）發起總攻。
戰鬥打響後，清軍得用西南風優勢，分前、中、後三路進攻守軍。隨征都督陳蟒、魏明、副將鄭元堂等領趕繒、雙帆艍船共50艘，由東畔直入雞籠嶼、四角山，為奇兵夾攻；以隨征總兵董義、康玉、外委守備洪天錫領趕繒、雙帆艍船共50艘，由西畔內塹直入牛心灣，作疑兵牽制；施琅與朱天貴、吳英等率船56艘，分作8股，每股7船，各作3迭，居中主攻。
對中路主力船隊，施琅周密部署。將其分為8股，每股7艘戰船，又各分作3疊。施琅居中率一股，興化鎮吳英領一股居左，平陽鎮朱天貴、前營游擊何應元合領一股居右，金門鎮陳龍領一股在次左，署中營參將羅士珍、署右營游擊藍理、署後營游擊曾成合領一股在次右之右，署銅山鎮陳昌領一股在次左之左，海壇鎮林賢領一股在末右，廈門鎮楊嘉瑞領一股在末左。以上三路清軍船隊同時向守島鄭軍發起總攻，直搗娘媽宮。另有80餘只戰船留為後援。
第二次大會戰開始。此時，劉國軒聞外塹山頂嘹望炮連發，卻一反常態，立即指揮各船齊起帆碇，從娘媽宮出而迎戰。當時澎湖守軍數量略少於進攻方，但鄭軍佔據澎湖各要點，雖佔有優勢卻處於逆風逆水地位。
鄭軍戰船分為炮船、鳥船、趕繒等數種，其中炮船安設紅衣大炮1位，重三四千斤，船頭兩邊安設發煩20餘門、鹿銃一二百門，有很強的攻擊力。但清軍士氣高昂，按照施琅制定的作戰方針，迅速變換成「五點梅花陣」陣法，以5艘戰船攻敵船一艘，集中兵力各自為戰。「巳刻，南風大發，南流湧起，(施琅)遂下令揚帆聯進。風利舟快，瞬息飛駛，居上流上風之勢，壓攻擠擊，一可當百；又多用火器、火船，乘風縱發，煙焰彌天」(阮曼錫《海上見聞錄》)。
兩軍酣戰竟日，聲聞數百里。從早晨到下午「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點，煙焰蔽天，除尺莫辨。」
劉國軒見清軍各用命爭先，便令劉明督其右鎮尤俊、龍驤左鎮庄用、侍衛中鎮黃德、右鎮蔡智、驍翊協蔡添、領旗鎮林亮、勇衛前鎮曾遂、中提督總理陳國俊、右武衛隨征二營梁麟、水師二鎮前鋒鎮營李富、左營張欽、水師三鎮右營許瑞、水師四鎮右營林耀、折衝左鎮左營陳勇、右提督後鎮左營王受等，乘鳥船、炮船、趕繒船、雙帆艍船，合艅齊擊。
鄭軍以數船圍一，接連擊沉邱輝、曾瑞、黃德、吳遜、吳福、王受等船。劉國軒發火箭噴筒，毒焰衝天。激戰中，清總兵朱天貴戰死，林賢前來援救，被困於下風，清軍數只戰船齊來，與林賢內外夾攻，擊沉擊傷鄭船2艘，鄭軍退。游擊蘭理中炮「腹破腸流出，為掬而納諸腹，持匹練縛其創。理呼殺賊，麾兵進」（《清史稿?卷261?蘭理傳》）。
施琅督清軍拚死力戰，東西兩翼清軍戰船亦至，施琅命3路齊進，以眾擊潰，用火船乘風縱發。
當天，共焚毀、擊沉和俘獲鄭軍大小戰船近200艘（其中大貢船三十七艘，大烏船五十二艘，其他船一百零七艘），鄭軍死傷各級將領300多名，殲滅鄭軍主力12000多人，繳獲許多船隻和武器裝備，很快攻克澎湖列島。澎湖陸上守備將領果毅中鎮楊德等165人、士兵4853人投誠。清軍官兵陣亡329人，負傷1800餘人，船隻無損失，可謂大獲全勝。
劉國軒慘敗，浮屍遍海。吼門水淺，清軍未加堵御。劉國軒見諸軍已喪沒大半，恰遇水漲風順，只是因地形熟悉，劉國軒才率領小炮船3艘、小鳥船2艘、趕繒及雙帆船26艘和幾百名將士從水淺礁險的吼門島嶼遁逃回台灣。施琅令陳蟒率快哨追擒。陳蟒港路不熟，未及。時至黃昏，施琅鳴金收軍，打旗招降。
勝敗分析
此戰，交戰雙方的兵力大體相當，鄭軍經營澎湖多年，設防據守，以逸待勞；清軍渡海作戰，遠來疲憊。鄭軍處於有利態勢，而結果卻一敗塗地，全軍覆沒。除政治腐敗，士氣不高以外，指揮上的失著應是一個重要原因。
首先，是防禦部署上的錯誤。鄭軍只注意防守八罩水道以北的北大山、西嶼、北山等大島，而忽視了在八罩水道以南的八罩、虎井、桶盤、花嶼、貓嶼等諸小嶼設防，使南來的清軍水師得以乘虛入據，成了清軍駐泊、休整和出擊的前進基地。
其次，是消極防禦，貽誤戰機。
當清軍水師經過30多小時的航行，抵近澎湖時，鄭軍宣毅左鎮邱輝對劉國軒說：「乘彼船初到，安澳未定，兵心尚搖，輝願領煩船十隻，同左虎衛江勝貫陣卻之。」建威中鎮黃良驥也說：「先發制人，半渡而擊，正合兵法。」劉國軒卻說：「炮台處處謹守，彼何處灣泊?當此六月時候，一旦風起，則彼何所容身?此乃以逸待勞，不戰可收全功也。」遂按兵不動，使清軍水師得以順利到達澎湖，環泊花、貓二嶼。
邱輝又建議「乘夜潮落，沖舟宗擊之」，又遭拒絕。
十六日，清軍出戰不利，千帥受傷。邱輝建議乘勝夜襲，劉國軒仍以等待颶風使彼自覆為由未予採納。邱輝說：「兵法有云：半渡可擊，立營未定可擊，乘虛可擊；今敵患三者，而不乘其勢，若早晚無風，合萬人為一心而死戰，將奈何?」
劉國軒不聽部屬的合理建議，三次放棄殲敵的有利戰機，把取勝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可期而不可必的風暴上，結果是風未至而兵已敗。《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及戰，雲起東南，國軒望見，謂颶作，喜甚。俄，雷聲殷殷，國軒推案起曰：『天命矣！今且敗。』」
第三，是冒險決戰，全軍覆沒。鄭軍的作戰方針本來是以澎湖為重點設防固守，劉國軒本人也不願主動出擊，而是指望海上風暴會使清軍不戰而敗。既然如此，那末就應該充分利用防禦工事，保存有生力量，避免與清軍決戰。劉國軒見不及此，當施琅發起總攻時，亦率全部海上兵力迎戰，終於全軍覆沒。
清軍之所以取勝，除戰船裝備精良，將士作戰勇敢之外，也是與作戰指揮的正確分不開的。《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琅治軍嚴整，通陣法。尤善水戰，諳海中風候。」在指揮上有許多獨到之處。
在渡海時間上，他一反在東北風季節渡海的傳統，選在西南風始發的六月中旬。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將出師，值光地請急歸，問琅曰：『眾皆言南風不利，今乃刻六月出師，何也？』琅曰：『北風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戰克。風起舟散，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尤靜，可聚泊大洋。觀釁而動，不過七日，舉之必矣。即偶有颶風，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鄭氏將劉國軒最驍，以他將守澎湖，雖敗，彼必再戰。今以國軒守，敗則膽落，台灣可不戰而下。』」
這種選擇曾經遭到姚啟聖等人的強烈反對，但施琅始終不為所動。實戰證明，這一選擇是正確的，它保障了清軍水師在發起總攻前的安全錨泊。
在渡海航路上，以往從大陸到台灣，都從金、廈出航，而施琅一反慣例，把出航點選在靠南的銅山島。因為水師從銅山出航後可利用西南風，直取澎湖以南鄭軍未設防的諸島嶼，以作為前進基地，然後向北轉入澎湖海域，這樣便始終處於順風順流的有利陣位。實戰證明，這種選擇是正確的，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在戰術上，集中兵力，速戰速決。澎湖海域六月多風，深諳海情的施琅是知道的，在初戰小挫之後，便立即抓緊再戰準備，並不失時機地發起總攻。施琅除分兵二路，從東、西兩個方向進行佯動和箝制以外，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56艘主力戰船，並以五船合攻一船，逐次殲滅了鄭軍主力，而清軍水師卻無一船損失，這在海戰史上是不多見的。
政治爭取
此後，施琅又一面加緊軍事行動，一面對鄭氏集團施以大義，進行招撫。
澎湖戰敗，鄭軍幾乎全軍覆沒，鄭克塽等極為恐慌。施琅進行政治爭取工作，澎湖海戰結束後，有人向施琅進言：「公與鄭氏三世仇，今鄭氏釜中魚、籠中鳥也，何不急撲滅以雪前冤？」施琅卻說：「吾此行上為國，下為民耳。若其銜璧來歸，當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與有？」還與將士「焚香戒約，一不妄殺」。（施琅《靖海紀事?富鴻基序》）
他還向鄭氏手下聲明「斷不報仇！當日殺吾父者已死，與他人不相干。不特台灣人不殺，即鄭家肯降，吾亦不殺。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報私怨乎？」（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11?本朝時事》）
他對鄭軍官兵無論是歸順的，還是被俘的，一律採取優待安撫政策。「所獲敵卒，悉放歸弗殺；帶傷者濟以醫藥，給以口糧」（施琅《靖海紀事?富鴻基序》），有欲歸見妻子者派小船送至台灣。800名傷殘者醫治之後，釋放回台，令他們宣示招撫之意。對澎湖居民，除多方撫慰之外，還宣告免除3年徭稅差役，以利休養生息。所有這些，對安定台灣的民心士氣，起了重要的作用，台灣民眾「莫不解體歸心，唯恐王師之不早來」（《海上見聞錄》）。
施琅以澎湖為據點，整船治軍，擬於八月或十月，乘北風進軍台灣。台灣聞鄭軍在澎湖慘敗，人心惶惶，兵無鬥志。此後，清廷對台灣加緊招撫，對台灣鄭氏集團的上層人物，開展了政治攻勢，把重點放在鄭軍的統帥劉國軒身上。
施琅對殺他子侄的劉國軒，施琅在俘虜中找到劉國軒的親信，對他說：「我決不與為仇，他肯降，吾必保奏而封之公侯，前此各為其主，忠臣也。彼故無罪，吾必與之結姻親，以其為好漢也。」甚至還當場「折箭立誓」（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11?本朝時事》）。促使劉國軒極力主降，並派兵監視鄭氏子孫。
6）鄭氏納降
在施琅大軍壓境之下，鄭氏已無抵抗能力，台灣出現「眾志瓦解，守也難，不如舉全地板圖以降」（江日昇《台灣外紀?卷6》），於7月5日遣使到施琅軍中奉表納降。駐守上淡水的虎衛鎮何義也向施琅投降。
康熙帝接到奏報，召集百官商議，有大臣建議誅滅台灣鄭氏九族，以報鄭成功舉兵抗清之仇。康熙帝嚴厲斥責道：「君子以德報怨，不可耿耿於懷於舊隙。台灣兵民同為炎黃子孫，理應共樂昇平。」於是傳旨施琅：「澎湖已克，台灣蕩平似秋風之掃落葉。如能誠心歸降，則既往不咎，可將前罪盡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務令所得。」
七月十九日，施琅派人到東寧出示軍民髡髮及各項投降清單。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琅統兵入鹿耳門，至台灣。克塽率屬薙髮，迎於水次，繳延平王金印。」
八月十一日，施琅留水陸官兵3000名、大小戰船30艘守澎湖，親率舟師開往台灣。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領舟師進入台灣，到達台灣鹿耳門港（今台南市西北），登陸台灣。劉國軒等帶領文武官員軍前迎接，各鄉社百姓亦沿途「壺漿迎師」。十五日，舉行受降儀式，鄭克塽率領已經髡髮的東寧王國文武百官投降。二十三日，施琅率吳英、劉國軒等巡視台灣南北兩路。
施琅攻取台灣之後，疏請朝廷禮待投降的鄭氏幼主及其將帥。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初六，施琅派船遣送鄭克塽、馮錫范、劉國軒等並眷屬由台灣至泉州，並把他們送往北京。
十一月二十二日，清軍班師至澎湖。二十七日返抵廈門，台灣遂告統一。
7）報捷
施琅從1662年上疏議請復台，至1683年統一台灣，20餘年百折不撓，終酬夙願，卒成大業。康熙把台灣的歸附看成是施琅為清朝「掃數十年不庭之巨寇，擴數千里未辟之遐封。」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台灣平，自海道報捷。疏至，正中秋，上賦詩旌琅功，復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賜御用袍及諸服物。琅疏辭侯封，乞得如內大臣例賜花翎，部議謂非例，上命毋辭，並如其請賜花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初十日，康熙晉封施琅為靖海侯，世襲罔替，令其永鎮福建水師，「鎖鑰天南」。
他在施琅封侯的「制誥」中，對施琅大加表彰，指出：「以爾忠勇性成，韜鈐夙裕，兼能洞悉海外形勢，特簡為福建水師提督，前往相度機宜，整兵征進（台灣）……」「（台灣）自明朝以來，逋誅積寇，始克殄除。海外遐陬，歷代未錄疆索。自今初辟，悉入版圖。此皆爾矢心報國，大展壯猷，籌劃周詳，布置允當，建茲偉伐，宜沛殊恩。」准許在澎湖大山嶼媽宮城內及台南城內樣仔林街建生祠，稱為「施將軍祠」，並賜以在台灣廣大的勛業地稱為「施侯租田園」、「施侯大租」的收納統歸清朝在台衙門代行，並保送至北京轉交施琅世襲業主。
台南縣的將軍鄉即因施琅將軍而得名。
2、台灣棄留之爭
廷外的爭論
施琅征台之前，清廷早有台灣棄留之爭。清廷多北方人，對台灣的歷史、地理、物產全然不了解，更不知台灣在國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憚於海上艱險。清廷所以要略取台灣，其根本原因在於要消滅鄭氏政權，以杜絕後患。
鄭氏政權滅亡、台灣剛統一的那年，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年底，朝廷內外便發生了一場關於台灣棄留的大爭論。
廷外的爭論，發生在福建。《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遣侍郎蘇拜至福建，與督撫及琅議善後事。有言宜遷其人、棄其地者。」
《恭陳台灣棄留疏》
在台灣尚未統一、時機還不成熟的時候。施琅對台灣棄留問題只表示「但二穴克掃之後，或去或留，臣不敢自專」（《靖海紀事?卷上?飛報澎湖大捷疏》）。
但是，鄭克塽投降、台灣回歸後，面對蘇拜等人放棄台灣的主張，施琅堅決反對，力排眾議，力陳留台的重要性，堅持保有台灣。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施琅呈《恭陳台灣棄留疏》（全文見《靖海紀事?卷下》，《清史稿?列傳47?施琅》有摘要），全文如下：
「太子少保、靖海將軍、靖海侯、兼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務、臣施琅謹題。為恭陳台灣棄留之利害、祈睿裁事：
竊照台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離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余遙。查明季設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余遙。
台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為海寇時，以為巢穴。及崇禎元年，鄭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為海逆鄭成功所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命，挾誘土番，荼毒海疆，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六十餘年，無時不仰廑宸衷。
臣奉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薄，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逆孽乃一旦凜天威，懷聖德，納士歸命；此誠天以未辟之方輿，資皇上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
夫地方既入版圖，土番、人民，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
此地若棄為荒陬，復置度外，則今台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一行徙棄，安土重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實非長策。況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使渡載不盡，苟且塞責，則該地之深山窮谷，竄伏潛匿者，實繁有徒，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之逃軍閃民，急則走險，糾黨為祟，造船制器，剽掠濱海；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固昭然較著者。
甚至此地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能鼓惑人心。重以夾板船隻，精壯堅大，從來乃海外所不敵。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若以此既得數千里之膏腴復付依泊，必合黨伙竊窺邊場，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慮。至時復動師遠征，兩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未易再建成效。
如僅守澎湖，而棄台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於台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灣則所以固澎湖。台灣、澎湖，一守兼之。沿邊水師，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況昔日鄭逆所以得負抗逋誅者，以台灣為老窠，以澎湖為門戶，四通八達，游移肆虐，任其所之。我之舟師，往來有阻。今地方既為我得，在在官兵，星羅棋布，風期順利，片帆可至，雖有奸萌，不敢複發。
臣業與部臣蘇拜、撫臣金鋐等會議之中。部臣、撫臣未履其地，去留未敢進決；臣閱歷周詳，不敢遽議輕棄者也。
伏思皇上建極以來，仁風遐揚，宜聲遠播，四海賓貢，萬國咸寧；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臣服。以斯方拓之土，奚難設守，以為東南數省之藩籬？
且海氛既靖，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以之分防颱灣、澎湖兩處。台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共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參、游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升內地，無致久任，永為成例。在我皇上優爵重祿，推心置腹，大小將弁，誰不勉勵竭忠？然當此地方初辟，該地正賦、雜餉，殊宜蠲豁。見在一萬之兵食，權行全給。三年後開徵，可以佐需。抑亦寓兵於農，亦能濟用，可以減省，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
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台灣一地，雖屬多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勿謂被中耕種，猶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即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挽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惟去留之際，利害攸系，恐有知而不言。如我朝兵力，比於前代，何等強盛，當時封疆大臣，無經國遠猷，矢志圖賊，狃於目前苟安為計，劃遷五省邊地以避寇患，致賊勢愈熾而民生顛沛。往事不臧，禍延及今，重遺朝廷宵旰之憂。
臣仰荷洪恩，天高地厚，行年六十有餘，衰老浮生，頻慮報稱末由。熟審該地形勢，而不敢不言。蓋臣今日知而不言，至於後來，萬或滋蔓難圖，竊恐皇上責臣以緘默之罪，又焉所自逭？故當此地方削平，定計去留，莫敢擔承，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
會議之際，臣雖諄諄極道，難盡其詞。在部臣、撫臣等耳目未經，又不能盡悉其概，是以臣於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自行詳細披陳。但事關朝廷封疆重大，棄留出自干斷外，台灣地圖一張，附馬塘遞進御覽。緣系條議台灣去留事宜，貼黃難盡，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朝庭內的爭論
朝中也出現了關於台灣棄留問題的激烈爭論。《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疏（施琅《恭陳台灣棄留疏》）入，下議政王大臣等議，仍未決。」
廷議大多傾向「棄台」，認為「此一塊荒壤無用之地耳，去之可也」（《靖海紀事?卷下?恭陳台灣棄留疏?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臣。」「孤懸海外，易藪賊，欲棄之」。連康熙帝也一度認為：「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清聖祖實錄?卷112》)。
甚至極力支持施琅統一台灣的內閣大學士李光地也認為「應棄」，「台灣隔在大洋以外，聲息皆不相通」，可以「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納款通貢，即為賀蘭(荷蘭)所有亦聽之」(《榕村語錄?續集?卷11》)。
台灣被納入中國版圖
在施琅等人的力爭下，康熙權衡利害關係，最後贊同施琅的意見，決定留住台灣，說：「台灣棄取，所關甚大。棄而不守，尤為不可」（《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清廷經過八個月對台灣棄留之爭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二十一日，「福建提督施琅請於台灣設總兵一員，副將一員，參將二員，兵八千；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鎮守其地。」經過大臣們的商議，認為台灣應當設兵守衛為宜。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上召詢廷臣，大學士李霨奏應如琅請。尋蘇拜等疏亦用琅議，並設縣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台灣第一次被納入中國版圖，設台灣府與台灣、鳳山、諸羅三縣，隸屬福建省，設官治理，與廈門合設道官1員。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琅又疏請克塽納土歸誠，應攜族屬與劉國軒、馮錫范及明裔朱桓等俱詣京師，詔授克塽公銜，國軒、錫范伯銜，俱隸上三旗，餘職官及桓等於近省安插墾荒。復疏請申嚴海禁，稽核貿易商船，命如所議。」
康熙優待鄭氏，稱：「爾等從前抗違之罪，全行赦免。仍從優敘錄。」（《清聖祖實錄?卷111》）。鄭克塽受封正黃旗漢軍公，劉國軒授天津衛左都督總兵。
3、治台
《祭鄭成功文》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廿二，施琅特地備辦祭品，親自廟祭鄭成功，「親為文，祭成功，語簡要，得大體，而微寓其不仇故主之意」(《靖海紀事?施襄壯受降辯》)，留下有名的《祭鄭成功文》。文曰：
「自南安侯（鄭芝龍）入台，台地始有居民（大量泉、漳移民)。逮賜姓（鄭成功）啟土，世為岩疆，莫可誰何！今琅賴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應為「父弟」）之職也。但琅起卒伍，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與賜姓，剪為仇敵，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是而已！」
祭文短小精悍，情深意摯，坦率表白施琅的三點態度：（一）肯定鄭成功三代開基、光復、建設，台灣才成「岩疆」，誰也無法否定。（二）說明自己擔當風險，不怕失利滅家之誅，專征台灣，是要效忠朝廷，並雪父弟之仇。仰賴康熙領導，將士用命，才獲全勝。（三）敘述自己與鄭成功原有「魚水之歡」，雖因「中間微嫌」，「釀成大戾」，「剪為仇敵」，但「情猶臣主」。殺降報仇，江湖之士「義所不為」。不殺鄭氏子孫，使其歸順清朝，服從祖國統一大業，是存「公義」與報「私恩」，也只能這樣做。
祭文表現了施琅坦蕩的胸懷，產生極大的政治影響，使台灣人心安定，迅速統一，得到康熙好評。
《收用人才疏》
台灣初定，對鄭氏遺留人員，清政(蟹)府曾下一道「一刀切」的命令，規定「康熙十三年（1674年）以後，凡投誠功未至八等者，追札歸農」。為此，施琅上《收用人才疏》（《靖海紀事》），力陳此非用人之道。
施琅提出：「善用人之道，用之不可以拘例，棄之尤不可以驟促。」「若以功未至八等，循例而棄之，已至八等循例而用之，是徒循資格以待人」。「未至八等者，其才略未必皆遜於已八等之員；已至八等者，其才略未必能勝於未至八等之員。」
施琅提出用人之道必須是「唯擇其精練勇敢者而蓄之」。
施琅又指出，倘若按未至八等者棄之，那麼「於台灣新附人員，亦有勇敢、歷練者。一旦棄之，未免屈其已效之力，而辜其已歸命之心」，是不利於台灣社會穩定的。
是故，施琅建議由督撫、提將在閩省「親行考驗」，擇優錄用，「洪開格外隆恩」，充分發掘人才，以人盡其用，「於國家未必無少裨也」。況乎前者「鄭克塽現蒙優加公爵，馮錫范、劉國軒現授伯爵，國軒更叨天津總兵之任」。
加意撫綏
施琅率師到台灣後，在《祭台灣山川后土文》中說：「（台灣）幅員既入輿圖兮，版籍已登廟堂。」在《諭台灣安民生示》說：「念（台灣）土地既入版圖，則人民旨屬赤子，◇保撫綏，倍常加意。」規定「官兵不許佔住民居，弁目不許包鄉社」，「市肆買辦，照依民價無虧」，「斷不允供稱官辦應用，一絲一毫侵取民間」。並發布《嚴禁犒師示》等三個告示，嚴申紀律，嚴禁騷擾，嚴禁犒師，買賣公平，減租四成。
對鄭氏遺留的士卒，依其「系外省者，分發外省各府縣原籍安插；系本省者，即交各府縣原籍安插」；「願歸農者，則聽其歸農；願逐伍者，則暫撥在從征各鎮營農伍。」
同時，「以台地肥沃，土曠人稀，奏設官莊，召民開墾，按其所入，以助經費。」（連橫《台灣通史?卷8?田賦志?官莊》，商務印書館，1983年10月）
通過這些措施，深得台灣人民（尤其擁鄭臣民）和原住民的歡迎，對安定民心起了良好的作用。因此，「市肆不驚，耕耘如故，士民壺漿簞食以迎」（《靖海紀事?襄壯公傳》）；「各鄉社百姓，以及土番，壺漿迎師，接踵而至……咸皆欣欣踴躍。」
力請蠲減租賦（《壤地初辟疏》）
台灣統一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七、八月間，即令福建當局議定台灣錢糧數額，大多認為「其地沃饒，賦宜厚。」工部侍郎蘇拜等也堅持「所議錢糧數目，較偽藩鄭克塽所報之額，相去不遠。」
為此，施琅上《壤地初辟疏》（《靖海紀事?卷下》），主張「輕賦薄斂」，核減數目。
施琅據實指出，台灣初定，鄭氏的「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人去業荒」。
他堅決否定工部侍郎蘇拜等的意見，認為「在鄭逆當日，偽稱一國，自為一國之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餉賦，未免重科。」
對於蘇拜提出興販東洋之台灣白糖一事，施琅指出，台灣興販東洋白糖一項，歲定額二萬石，「不足之數，聽其在本省(福建)之內採買」，運抵台灣，再由台灣興販東洋。「何本省(福建)而不可興販(東洋)，必借台灣之名，買白糖赴彼(東洋)興販？」施琅直接點破，此皆蘇拜等「慮彼(台灣)中之錢糧不敷，婉為籌度湊足良法」。由此可見，台灣「錢糧一時未能裕足故也」。
施琅認為，台灣初定，即加重賦稅是行不通的。現在如若重征賦稅，則「道府責成所系，必奉行催科」，兼以鄭氏時所征「乃時銀，我之所定者乃紋銀，紋之與時，更有加等」，其結果終難「保無釀成地方之禍」。因此力主「海邦新造，正宜輕稅斂，以示國恩。」
最後，施琅指出，他所以議守台灣，「非以因其地而可以加賦也」，守台灣實屬「關係數省地方安危」。目前對台灣的「留心安集撫綏，俾回民樂業，億兆歡戴」，正是為了「數年後，人戶盛繁，田疇悉易，賦稅自爾充溢，斯時有增無減，豈待按數而征哉」!
由於施琅極力堅持，康熙帝不但批准裁減台灣當年應納稅谷十分之四，而且次年又減賦額十分之四。從而使台灣賦稅較鄭氏時期幾乎下降百分之六十（山田伸吾《台北縣下農家經濟調查書》）。從而使台灣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有力地刺激了當地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促使台灣經濟迅速復甦。
通商興販
台灣統一後，隨著海疆的開發，人口的增加，農業生產的發展，台灣商貿活動也日益興盛，紛紛出海貿易。「台灣商船皆漳、泉富民所造，渡海貿易，以博贏利，一時商務繁盛」（連橫《台灣通志?卷20?糧運志》）。台灣大商人「人置漁舟，家有商舶」（徐懷祖《台灣隨筆》，載《水方壺齋輿地叢書》）。
當時台灣頗負盛名的「三郊」、「郊商」，「各擁巨資，以操勝算。」「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庄、煙台、上海，舶艫相望，絡繹於途，皆以安平為往來之港。」（連橫《台灣通志?卷25?商務志》
反對「遷界」
施琅一向關心沿海百姓的安寧，一開始就堅決反對「遷界」。他說：「自古帝王致漢，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可惜，他的這一高見，一直到1683年他率兵統一台灣後再「請於朝」，沿海遷民才「悉復其業」。
於是被棄的民田「漸次墾闢」，從福建到廣東，沿海「禾麥」，「一望良疇」。
民眾無限感激，稱：「台灣未平，此皆界外荒區。平後，而荒煙野草復為綠畦黃茂，圮牆頹垣復為華堂雕桷。微將軍（施琅）平海，吾等無以安全於永久也。」
立嚴規以限開海（《論開海禁疏》、《海疆底定疏》）
在海禁問題上，施琅先是他主張開海禁，海禁既開，又要求嚴加限制。連橫《台灣通史?卷7?產役志》（商務印書館，1983年10月）記：「克台之歲，旨下福建督撫，凡渡台者禁帶家眷，而琅亦請申海禁，不許惠、潮之人入台，故多漳、泉人。」
施琅「請申海禁」，見之施琅上康熙帝的《論開海禁疏》和《海疆底定疏》（《靖海紀事》）。
施琅《論開海禁疏》認為，「安不忘危，利當思害，苟視為已安已治，無事防範，竊恐前此海疆之患，復見不遠。」「台灣、澎湖新辟，遠隔汪洋，設有藏機叵測，生心突犯，雖有鎮營官兵汛守，間或阻截往來，聲息難通，為患抑又不可言矣！至時必有以禁止貿捕之議復行。」因此建議對出海貿捕相應進行必要的管理與限制。
在《海疆底定疏》里，施琅一方面肯定「深念海宇既清，生靈塗炭多年，故大開四省海禁，特設官差定稅，聽商民貿捕，群生感沛之均沾」。另方面卻主張立嚴規以限開海，即所謂「展禁開海，固以恤民裕課，尤須審弊立規」。
其理由如下：
其一，防止鄭氏殘餘勢力與沿海商民勾結捲土重來。
施琅說，「海禁既展，沿海內外多造船隻，飄洋貿易、捕采，紛紛往來，難以計算，水師汛防無從稽察。」特別是鄭氏殘餘勢力尚存，如「南之柬埔寨，尚有偽鎮楊彥迪下餘孽黃進，聚艘百餘號；北之浙江烏洋，尚有房錫鵬殘黨及撫而復叛之劉會，集艘數十隻」。
施琅認為海禁既開，「內地人民、奸徒、貧乏不少」，若隨意赴海外，則內地人口「漸見日稀」。因此提出，「赴南北各省貿易並采捕漁船」，要由督、撫、提「畫定互察牽制良規，以杜泛逸海外滋奸」。施琅且以「前此海疆之患，復見不遠」為警語，提醒康熙帝重視。
康熙帝接受施琅的奏請，如連橫《台灣通史》所云的「旨下福建督撫，凡渡台者禁帶家眷」；「不許惠、潮之人入台」；入台人員需經廈、台的海防同治批准、給照。
這種消極政策，皆源於預防大陸人民與鄭氏殘餘勢力的勾結。開始時，主觀上以為單身渡台人民「皆無妻孥……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萌異念」。但是時間一長，弊端也就出來了，所謂「客庄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無室家宗族之繫纍，欲其無不逞也難矣。婦女渡台之禁既嚴，又不能驅之使去，可為隱憂」。（蔣炳釗、田鈿點校：藍鼎元《鹿洲全集?卷11?粵中風聞台灣事論》，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
因此後來，藍鼎元籲請「凡民人慾赴台耕種者，必帶有眷口，方許給照載渡，編甲安插」。（蔣炳釗、田鈿點校：藍鼎元《與吳觀察論治台灣事宜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
其二，關於商民出國貿易問題。
施琅提出必須壓制中小商民自由進行海外貿易。
施琅說，海禁既開，「販洋貿易船隻，無分大小，絡繹而發，只數繁多，資本有限，餉稅無幾。不惟取厭外域，輕慢我非大國之風；且借公行私，多載人民，深有可慮。」即商民自由出海貿易是有傷國體，特別是怕商民與鄭氏殘餘勢力勾結。
施琅認為，「台灣難民，尚荷皇上德意，移入內地安插。今內地之人，反聽其相引而之外國，殊非善固邦本之法」。再三強調「雖許其貿易，亦須有制，不可過縱」。
最後，以警言上康熙帝：「我朝御極以來，凡有梗化，精騎一到，率土咸服；獨此海氛，積年負抗，調撥勞費，動關億萬，未獲削平」，所以應該「思患預防，不可一日廢弛。」
穩定台局
施琅的父親和弟弟為鄭成功所殺，其後，在鄭經時代，他的家族又有70餘人死於鄭氏之後。但施琅不修舊怨，正確對待鄭氏後裔和部屬，從未對鄭成功的後代採用過任何的報復手段，不殺鄭氏一人，鄭氏人眾俱得妥善安置，穩定台灣的社會和經濟秩序。
《清史稿?列傳47?施琅》也記載：「人謂琅必報父仇，將致毒於鄭氏。琅曰：『絕島新附，一有誅戮，恐人情反側。吾所以銜恤茹痛者，為國事重，不敢顧私也。"」
入台後，施琅果不食言。不僅不殺鄭家一人，見到降清的鄭克塽等人時，與之「握手開誠，矢不宿怨。」將鄭克塽、劉國軒和馮錫范等鄭氏重要官員，以及晚明宗室，一併載入內地，送督撫妥善安排。對劉國軒等有功人員授予爵秩，予以重用。「禮待優厚，出鄭氏望外」（《靖海紀事?施德馨「襄壯公傳?施襄壯公受降辯」》）。
4、駐防廈門
在福建水師提督任上，施琅先後兩次向康熙提出年老退休要求，康熙兩次挽留。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入覲，溫旨慰勞，賞賚優渥。上諭琅曰：『爾前為內大臣十有三年，當時尚有輕爾者。惟朕深知爾，待爾甚厚。後三逆平定，惟海寇潛據台灣為福建害，欲除此寇，非爾不可。朕特加擢用，爾能不負任使，舉六十年難靖之寇，殄滅無餘。或有言爾恃功驕傲，朕令爾來京。又有言當留勿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尚用爾勿疑，況天下已平，反疑而勿遣耶？今命爾復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琅奏謝，言：『臣年力已衰，懼勿勝封疆之重。』上曰：『將尚智不尚力。朕用爾亦智耳，豈在手足之力哉？』命還任。」
施琅不但善於征戰，而且高度重視建設，駐防廈門時，創下不少業績。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軍佔領廈門，總督李率泰令墮島城，廈門一片荒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灣統一後，施琅除上表《恭陳台灣棄留疏》籌措開發台灣外，還及時上表奏請重建廈門城、開通海禁開展海上貿易，為把廈門建成為通商口岸作出貢獻。
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683—1685年），施琅重建並拓展廈門城，恢復廈門的生產秩序，使廈門「圮牆險垣復為華堂雕桷」。該城於1919年拆除，現在工人文化宮後尚存城垣一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施琅在鷺江海濱闢建海關大館，在原塔仔街闢建廈門海關監督署，俗稱戶部衙門，佔地數千平方，依山而築，規模宏偉，高處可以觀海。民國初年由末料武狀元黃培松（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黃培松》）改建為江夏總堂。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施琅除在島上部署兵營外，又在城中心建成福建水師提督署，還配建有「足觀堂、澄心堂、八風亭、方池怪石」諸景觀，署前巨榕成蔭，無數白鷺巢棲其上，是廈門稱為「鷺島」的標誌。
施琅還在提督署後「鑿海築提，引流入池」，「因地高下，為齋為亭……」，闢建了一座「各極幽曠」的大型賓館「來同別墅」。從當時鄭糹贊祖的《來同別墅記》，可以看出施琅又是一個園林設計師。來同別墅除接待往來官員外，同時接待「外國之梯航來此者」，可謂廈門最早的國際賓館。現在廈門的新華路與大同路交界處的民巷中，仍可找到來同別墅的斷柱殘礎。
施琅還是廈門各重要旅遊景觀的保護者和建設者。據《廈門志》載，廈門南普陀，「初名泗洲，宋?治平（1064一1067年)間改普照院，元?至正間廢，明?洪武間毀於兵……國朝康熙間，靖海將軍施琅重建，改名南普陀，左右有鼓山鐘山，有洞名『六月寒洞』；左有雲巢，又有石筧以引水。」可見施琅當時重建南普陀已初具規模。
廈門萬石植物公園最重要的景觀，即萬石岩，「國朝康熙間，施琅建寺」，即今之萬石蓮寺。
施琅平台凱旋後，在廈門城西建朝天宮崇祀媽祖，原址已毀。（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媽祖》）
施琅晚年致力於公益事業，還於晉江、泉州、廈門等地修橋造路，興辦學校。他在廈門今將軍祠路興建施氏宗祠和施氏家塾——鷺津書院，在家鄉興建施氏大宗祠（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祠堂?衙口施氏宗祠》）等。
四、身後評價
《清史稿?列傳47?施琅》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一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農曆三月二十一），卒於官（廈門任上），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傅，賜祭葬，謚襄壯（命官3次諭祭，並於泉州府學前建祠祀之）。子世綸、世驃，自有傳；世范，襲爵。」（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施世綸、施世驃》）
康熙帝在三次諭祭中，分別評價施琅為「忠勇性成」；「果毅有謀，沉雄善斷」；「材武性成，謀猷夙裕」。（《靖海紀事?卷下?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三次諭祭文」》）
施琅葬在惠安黃塘虎窟口（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古墓?施琅墓》）。
其時，「兩島八閩皆頃德」，紛紛為之樹碑揚譽。泉州府城陽義鋪立康熙制詩句「上將能宣力，南紀盡風【蟹】流」坊，石獅「南邦寄重」坊，廈門今將軍祠路「勛高大樹，愛永甘棠」坊（已圮），廈門鎮南關「功敷海表，澤普天南」坊（已圮），同安「績光銅柱」坊等，表彰施琅的豐功偉績。他的後人把他戎馬生涯中的奏摺文章輯成《靖海紀事》一書傳世。（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碑坊》）
楊海英《施琅史事探微》（《清史論叢》2006年號）對施琅的評價是：「施琅一生中最大的業績是爭取台灣。當他奉命出征時，是在清朝入關三十多年、明鄭政權進入後期，鄭經『已無復西征之意』，抗清復明目標消失，陷入『封建割據』。清朝則不僅消滅了大陸上的南明政權，而且也基本平定三藩，人心嚮往和平安定，發展成為當時歷史的主旋律。施琅的舉動順應了歷史潮流，他在清朝的建樹與洪承疇（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洪承疇》）在清朝的作為，並非五十步效百步，兩者不能同日而語。」
許在全《如何正確評價施琅》〔泉州社科規劃資助課題〕認為：「從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觀點評價施琅，施琅的最主要歷史功績，是他堅持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持國家的統一。他為中華民族爭取到212年的時間，即從1683年統一台灣，至1895年不平等的「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在這二百多年的時間內，台灣人口從20萬人增至320多萬人；行政區域從一府三縣，增至一省、三府、一州、十六縣和六廳。施琅為多民族統一的封建國家的建立，為台灣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百度爭議
反方觀點：
施琅是明之貳臣而非英雄。就當時情勢論，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國正朔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於文化上是棄夏歸夷，於政治上是明正統之叛臣，施琅與鄭氏恩怨不能成為其降清託詞。施琅大節既虧，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後有何功績，士大夫名節已壞，餘事皆不足論。儒家不以成敗論英雄，若施琅是英雄，其如蕺山一堂師友自裁殉國何？夫子不與以德報怨，其理正與此同。至於施琅統一台灣，實與文不與而如其仁。雖然，又豈可因之而洗卻貳臣污名耶！
正方觀點：
（一）氣節道德。明之貳臣，雖然可以說氣節有虧，談不上不光彩，但是，因此就不對其一生行事做具體分析而全盤否定其人，不能說是歷史主義。毛(蟹)澤(蟹)東說自己一生幹了打敗蔣介石、發動文化大革（蟹）命兩件事，後人以三七開論功過。「士大夫名節已壞，餘事皆不足論」不僅是理論上的極端道德主義，也是方法論上粗暴的簡單化。在此基礎上引出「蕺山一堂師友自裁殉國」並立為圭臬，更是脫離實際。蕺山固然可贊可嘆，但用來作為一般標準，則不免陳義過高，責人太苛。即以明末三大儒論，船山隱逸，自不能比；默許學生子弟入朝為官修史的顧、黃更是污名難洗。以信仰審判歷史，結果只會導致歷史虛無主義――「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沒有一日得行天地之間」的歷史，豈非萬古長夜？實事求是的說，施琅不會因收復台灣的功業而成為道德上的聖賢，也不應因降清（且不說背景複雜）的品格污點而動搖其作為國家功臣的地位。
（二）再說夷夏之辨。首先是語境不同。在我看來，滿漢之爭跟歷史上的「中原逐鹿」一樣，是權力之爭，文化的意義倒在其次，這在後來的有關政策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眾所周知，孔子的理想是王道和禮治。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以社會秩序代政(蟹)府秩序，以文化組織代政治組織。由於其思想體系中沒有也不可能有近代國家概念，強調突出文化的邊界意義是自然的、必要的。但是，我們所處的今日中國，是一個在世界近代史進程確立的多元一體之「五族共和」的政治架構。如果無視這一基本事實，株執夷夏之辨的文化中心主義，將民族文化的差異可以放大凸顯，只會是仇者快而親者痛。如果真有什麼「政治不正確」，應該就是指這種情況吧？各部族之間的征戰自然會產生各民族的英雄傳奇，它的歷史意義是不朽的，其精神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義。但是，作為居於主幹地位的漢族，在處理這些歷史人物時顯然需要更多的細心和謹慎；具體到在面對施琅平台這一個案的時候，顯然更應該把版圖、利益這樣的概念放在思考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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